（历史真相）[转贴]前苏联的代理人战略：苏联提供援助创立黄埔军校 [复制链接]

由于孙中山先生对于苏联革命的成功给与相当好的评价，并且有意借鉴苏联的成功经验，以加速完成中国的革命与统一大业，在中苏合作的关系上奠定了相当有利的基础。苏联不断派遣各种身份的代表前来中国作试探与接触，如民国十二年十月六日抵达广州的鲍罗廷（MikhailBorodin）。

    国民党和苏联当局在建立军事合作的关系上在民国十二年似已有了一些协议，其中创立黄埔军校便是这种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开端。美国驻华武官的看法是，创立这所学校的构想和学校订定的各种组织系统及规章，都出诸苏联顾问之手，所以“黄埔军校的创立，应视为是苏联主导的结果。”[7]对于这一点，对方的观点不免言过其实，从军校校务的领导与贯彻中国革命任务，实现三民主义及国家统一之目标来看，军校的创立理念和主导权仍操之于国民党人之手。

    美国驻华武官的报告中，一再强调苏联军事顾问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办以及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与建立党军的事实，但报告中并未有具体事例的举证。根据张玉法引用韦慕庭（C.MartinWilbur）的研究，[8]在顾问人员方面，除鲍罗廷以外，在黄埔军校开学时，初有苏联军事教官四人，后增至三十人。民国十四年（1925）二、三月间，军校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时，有加伦（Galen）率领的二十个苏联军官参加。同年十、十一月间二次东征时，各师参谋部都有苏联军官参加。到民国十五年一月，广州地区约有一百四十余苏联军官。根据研究中国现代军事史的刘馥估计，民国十四年时，除了由二十四位高级军事顾问组成的顾问小组派驻广州协助国民党外，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团的总人数约有文武官员一千人。[9]关于代表团的人数记载不一，颇有出入，不过苏联在这段期间派遣数目可观的军事顾问人员参与黄埔建校与协助党军训练作战的事实，应该是无可置疑的。

    关于金钱方面的援助，美国驻华武官的报告曾引述苏联高级顾问在一篇《广东政府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黄埔军校创校之初，所需经费乃仰赖我方（苏联）的援助基金。”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七日由莫斯科发给苏联驻华武官的信函中并且提到：“高级军事顾问加伦曾以十万卢布拨交黄埔军校作两个月的补贴之用，至于未来之需，则另行评估呈报。”[10]另据张玉法的叙述，民国十二年三月间，苏联政府曾表示要援助广州政府二百万元，民国十三至十四年间，苏联曾援助黄埔军校建校经费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经费一千万元。[11]苏联对于国民党的金钱援助，虽然因资料不全，很难作正确的计算，但由各方面的记载看来，在军事与财经的援助，在经费筹措十分困难的国民党而言，的确也提供了相当的助力。

    关于武器的援助，美国驻华武官的报告中曾说明苏联政府提供黄埔军校所需之大部分军事装备，包括美国雷明顿（Remington）工厂制造的全新三线步枪（3-linerifles）和苏联制造的马克西（Maxim）机枪，但是校内官生对于这些新式武器的使用与维护还不太熟悉，尤其对于弹匣与枪管擦拭每多疏忽，枪管爆炸的意外事件时有所闻。[12]参照张玉法著书中之叙述，民国十三年十月七日，第一批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枝步枪（或云一万二千枝），十二月运到的又有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夹、机枪二十架、大炮五十八门，另有机枪弹及炮弹等。[13]

    苏联以人力、金钱与武器大量的给与国民党援助，其用意当然不仅是单纯的援助一个邻邦的新兴势力而已，付出之后，必然会希望得到更多的回收。美国虽然是一旁观者，其驻华武官设法搜集有关资料，向国务院作了详尽的报告，也可证明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十分的注意。

苏联、共产国际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创办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刘翠英指出：“最初考虑把军校设在苏境内，后来决定由苏方派出军事顾问，在中国境内建立”。在蒋介石访苏期间，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创办军校问题，并让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廖仲恺等人负责筹办。谈方指出，国民党一大闭幕后，鲍罗廷随即将首批苏联军事顾问推荐给孙中山，“帮助设计”黄埔军校。随后，苏联又应孙中山要求，先后向广州派了几十名顾问。当时，“苏联顾问的活动中心就是创建黄埔军校，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创建军校做出了贡献”。黄埔军校的发展也离不开苏联的大力帮助。王强指出：“黄埔军校宣告成立后，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在这关键时刻，苏联给了黄埔军校以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援，帮助黄埔军校渡过难关”。据统计，除派遣军事顾问外，苏联为军校提供了25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并“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枝，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
    
    苏联对黄埔军校的影响是巨大的。唐正香认为：“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影响，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王强认为，黄埔军校显著的教育成绩，“是与苏联顾问在教学实践中的帮助分不开的”。“他们帮助制订教学计划，提供苏联红军最新资料，重订各科教程，在教学中亲自示范和教练”，“为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提供了保障”。
    
    在政治方面，王强指出：“黄埔军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从黄埔军校开设的政治课中，也可看出深受苏联的影响。在苏联顾问的直接参与下，军校开办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员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员灌输马列主义思想”。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
    
    蒋介石为何能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刘翠英认为，蒋对孙“表现得很忠诚，又学过军事，有一定才能，当时只有30出头，可说年轻有为，因此就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虞宝棠指出，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是多种因素的组合，造成了这一历史的必然”。首先是国民党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毛遂自荐”，要求出使苏俄，从而促使孙中山做出了这一决定。丘挺、郭晓春则指出：“关于校长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又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在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对蒋介石的黄埔治军思想与实践，学者也进行了探讨。季云飞指出：“蒋介石此时期治军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苏俄红军的治军原则”，其主要体现在“分别编制，勤以训练，厚以教养，严以军纪，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五个方面。韩胜朝认为，蒋介石的治军思想“从客观效果上讲，对军校及军中良好作风的形成，对军队政治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他的特殊职位极力推行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主义、旧式军阀思想与方法”。
    
    者们普遍认为，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为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创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宋桂林指出：“周恩来一到任，马上就对原来班子进行整顿，增设组织机构”，并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王宗荣、王素梅指出，周恩来还“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其次，重订政治教育计划，提高政治教育分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陈伙成、王建强认为，周恩来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定政治教学计划”；“二是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围和内容，并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三是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第三，指导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强和扩大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陈答才指出：“周恩来到职后，重视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发展迅速”。第四，把政治教育同实地作战相结合，开展战时政治工作。金冲及认为，周恩来对黄埔学生官兵所进行的战时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包括“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等。总之，学者们认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黄埔军校毕业生
    
    黄埔军校毕业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历来备受人们关注，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期间招收的前六期学生，更是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据周兴统计，黄埔军校“在首次国共合作期间共招收六期学生，其中的前五期毕业计7399人”，“其第六期学员4400多人于1926年7月至10月分批入校，经历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人离校各奔前程，到1929年2月毕业时仅剩下718人”。刘红指出：“在国民党军界中只有前六期最有地位和影响”，但“在前六期内也讲究资历，前后期之间界限分明，高一期压死人，低一期自甘屈就”。这使学者对黄埔一期又给予了特别关注。赵金康对黄埔一期学生的生源、家庭状况、文化程度、入校年龄、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黄埔一期“学员分布广，利于他们互相交流学习和取长补短”；学员出身各种家庭，但“以来自农民家庭的学员居多”；“学员所具备的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便于他们接受新知识”；年龄大多“在19到25岁之间，处在受教育的良好阶段”；“大多数学生无宗教信仰，为三民主义迅速成为他们的理想提供了有利条件”。曾庆榴则进一步对黄埔一期师生中的中共党员人数和特点作了考订和分析，认为学员中有中共党员88人，教职员中有中共党员15人。他们“多是不同凡响的人物”，这主要体现在：入党时间比较早，有的还是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文化程度比较高，最低是中等以上学历；阅历十分丰富，多数是各地革命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军事基础比较好，一些人曾从事过军事工作。这批共产党员经过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和磨练，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