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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文化)整合冰山一角——庸国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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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3-03-19


[文摘]《巴史别观》书稿第一章《整合冰山一角——庸国》




故国神游之一:庸国


  故国神游(2004.8)——摘自《巴史别观》书稿第一章《整合冰山一角——庸国》第十四节
  作者: 张良皋,男,80岁,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国际知名学者,建筑学家。


上庸地图

  庸国,我们眼皮底下的神秘王国,这里有开启中国古史宝藏的钥匙。庸国是中国的庞培,但不是被火山灰所掩埋,而是被历史的迷雾所遮盖。人们无须到新疆去找楼兰或尼雅,也无须到西藏去找勾格古堡或香格里拉,只要围着武当山转一圈,便可发现庸国、感受庸国、甚至触摸庸国——一个真正的古国,而且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古国。

  武当山供玄武、兴道教,被称为“太岳”,地位高出五岳之上。人们常以为始于明朝之大建武当,而不去设想自鸿古而已然。明朝给武当山过多地抹上了政治色彩,反而形成历史迷雾,使武当山的古史面貌成为虚幻。武当山就在上庸地区,紧挨庸国首邑,该不该把武当山的历史与庸国古史联系起来,合并考虑,别开生面,让“武当山现象”作为—个巨大文化现象的一部分,重新认识,另作评价呢?

  2004年初,笔者受命参加(武当山古建筑》—书的编撰,向当局提出了环绕武当山亦即古上庸巡行一周的要求,得到热情支持。自2004年8月19日至8月25日,首尾七天,经十堰、郧阳、上津、郧西、白河、蜀河、旬阳、安康、平利、竹溪、竹山、房县、保康、谷城等市、县、镇,回到武当山,行程共经1100公里。此番收获,就远远超过前番的“上庸访古”,宏观地考察上庸当今面貌,大大地有助于移情入古,启发无限遐思。


故国神游之二:庸国首邑·方城·汉水·艮山



  我们巡行庸国一周的最重要印象就是庸国国境地貌相对独立而完整,足以立国,而且在当时众多的“小国寡民”中必是大国众民。庸国南境应是江汉分水岭的神农架,北境就是汉水,紧沿汉水南岸是武当山脉。武当山脉之西端接巴山,东端接荆山。四山环抱,中间是一东四狭长的盆地。盆地中,西有堵河,东有南河,二河之间的分水岭不高,但把盆地分成了两部分。若令现代城市规划家代庸国古人选定首邑位置,必定会在这个分水岭上,而庸国古人正是心同此现。明本{湖广郧阳府志·古迹·废上庸县·方城山》记述:


  在县治东三十里(清本《〈府志·竹山县·山水·方城山》称“东四十里”),古作县治,遗址尚存,又名庸城山.山上平坦,四面险固,围护如城,故名.《方舆胜览》云:山南有城,周十余里,春秋庸地,楚使卢戢黎侵庸方城是也。


  方城山和古城遗址的方向和距离都很清楚,《方舆胜览》成于宋代,照说方城山应该无恙,古城遗址也未必全然泯灭。有心人如果到此地找到古城遗址,就会捡拾到中国悠久的城市建设史久已亡佚的“首页”,补足终天之恨。


  高明的风水师到这里会赞赏刑庸国先民找到了中国第一块“营国”的风水宝地:以武当山脉为“座山”,
以神农架为“望山”,以荆山为“左青龙”,以巴山为“右门虎”,除堵河、南河两处“水口”,真正四面环抱,“闭风藏气”。此乃后话,当年四山环抱的盆地地貌,水源充沛,久经冲积,必然沼泽化,生物资源丰富,古人可享天惠。待沼泽逐渐干涸,就会从“隰皋”变成“衍沃”,适宜自发展农业。所谓“闭风藏气”,也隐含易守难攻,有安全感。这作用,到春秋前期就已突现。齐桓公称霸,纠合“八国联军”,攻打蔡国,顺路“教训”楚闷。楚成王派屈完去对付,屈完作了一番有名的“外交辞令”:


  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四年,656B。)

  屈完借用了一句庸国口号。这个“方城”,指的是庸国方城,而非楚国方城。众所周知的楚国方城,时间在战国,距屈完发言时间起码晚二百多年;地点在河南,距汉水最近也有一百多公里。而且“城池”连言,决无“城”在“池”外之里。-上文已叙:庸国首邑就有方城山,首邑城垣遗址周围十余里,很大。庸国迳以城庸名其国,筑城是庸国的看家本领。令庸国人自豪的还不止于一座人工的筑城的首邑城墉,那首邑背后的“座山”——武当山脉和随武当山脉绕行一大弧线的汉江才真正是“带砺山河”的金城汤池。在庸国古人眼中,汉江无疑是天下第一大水,它不但大于北而的渭水、黄河,在沿武当山脉的这—段也汪洋浩瀚,气派远远超过南面的长江三峡。那时人们无从比较水量,也不知现代地理学上的“河源从远””’。我们只须知道古人把汉水上拟“天河”,称天河为“河汉”“银河”,便知汉水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是“天下第—大水”,当然会令庸国古人以拥有“汉水为池”而骄傲。既然以汉水为池,庸国的方城就必有广义一面:以武当山脉作为一道天然防线。这里有一串以“方”为核心的地理辞汇:方城、防渚、房陵。方、防、房是一个意思:都是“防御”“城防”之义。〈〈竹书纪年显王》:“十八年,齐筑房以为长城”,《史记·正义》引作“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房陵就是“长城之山”“方城之山”。房陵、武陵、武当也是一个意思:天然防线。武当就是武挡——“当”之于“挡”“裆”,亦犹“方”之于“防”“房”,义为阻拦、遮盖、隐蔽。庸国人曾否沿武当山筑长城,有待深考:但设置关隘,稽征商旅,在春秋时期已是常事。作为国防警备,也很自然。


  早在公元前8至前10世纪之问的楚国熊渠时代,开拓江汉之间,有“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之举,得手之后,“乃立其长子康为句庸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长子康毫不客气地占领了庸国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此时庸国尚存,但不能不让楚国分享庸国的金城汤池,所以二百年以后的屈完敢于口出大言。后世楚囤诸王自称或被称“庸王”,也有熊康之先例在。


  在我们得知武当山脉对庸国的重要性之后,便不难理解武当山天柱峰对庸国的重要性。天柱峰海拔1612m,尽管已经比泰山玉皇顶(1532m)高,但比起“左青龙”荆山上的聚龙山 (1582)、望佛山(1946)、庞家山(1962)和“右白虎”巴山上的苍浪山(1825)、圣母山(1817)、葱坪山(2680)来,就不算太高;更勿论南而“望山”的大神农顶(3105)。但天柱峰巍峨壮丽,无与伦比,成为标志,毫无争议,必然很早取得神性,被庸国古人公认为“镇山”。庸国古人如果要画一个以庸国首邑为中心的“后天八卦”来描述他们的国家,他们会毫不犹豫在东北方向画一座“艮山”,就是武当山。


故国神游之三:中国最古的金锡之源——西方庚申金




  在我们“故国神游”途中,陆续搜集到一些文献资料,其中明《湖广郧阳府志》开卷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郧阳府(郡名)南丰(唐名)。


  《禹贡》豫雍之域,秦韩之交,古麋国地。春秋曰“锡穴”战国属韩楚,汉为锡县,属汉中郡。


  在“土产”条中又举出“锡”(还有“沙金”),使我们眼睛一亮。后来陆续知道,“锡穴”之名,包括郧县、郧西、竹山、竹溪,一直到安康。这里不但产锡,也产铜,各县都有铜矿,郧县五峰乡还有春秋古铜矿。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铜锡共生矿区。今大沿汉水都见到采砂金的机船,安康古名“金州”,有金矿,至今产山金。竹山产银,银洞沟银矿在湖北省名列前茅。铁矿无须逐一列举,各县都有。这一巨大矿区,可谓五金俱全。


  这使笔者对庸国是“铸钟大国”的推理得到强大支持。笔者的推理根据主要是从古文字学上认山“庸”是钟形,而庸国铸钟之铜从何而来只能谦称“学竹未逮,委之高明”。万万不曾料到庸国境土就是“锡穴”,就是“锡冶”,此处为中华文化提供青铜铸出第一口钟,更待何处?以往在资料上也见到“锡穴”之名,但未引起注意,直到身入锡穴,耳闻众口相传,这才猛然惊悟: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认定金州锡穴是中国最古的金锡之源,能破解一系列历史疑团。我们但知最早开发“匡山(庐山)之铜”而拥有铜兵器的是蚩尤氏,因而推论鄂赣之交为中国最早进入铜石并用的地区。但令人踌躇不安的是:黄帝族如果不曾拥有同样乃至更先进的铜兵器,何以能战胜蚩尤?金州锡穴提供了答案:这里有青铜。以地缘之近,这里的青铜进入中原几乎肯定比匡庐之铜、吴越之铜或云南之铜更早。何况按照笔者看法,湖广盆地西岸之开发比东岸要早的多。黄帝所能拥有的铜器完全可能比蚩尤的铜兵器更先进,更完善,所以能操胜券。黄帝族战胜蚩尤之后,立即,与巴人通婚,他自己就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正妃,实就是与当时最先进的巴文化联姻:黄帝战胜蚩尤乃食巴人之赐。我们重读《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刑山下,”必然大有解悟:南阳盆地周围都是荆山,黄帝铸鼎处就在庸国边上,庸国的铸铜技术帮助黄帝打败蚩尤。


  楚庄王八年(406B.C.),伐陆浑之戍,观兵于周郊,问周鼎轻重。周定王派王孙满对付楚庄王,支吾一番,庄王口出大言:“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鼎”(《史记·楚世家》)楚国拥有大量铜源,几乎到了垄断程度,乃至对中原实行“禁运””。铜源何在?自从黄石古铜矿考古发现之后,这个问题近乎完满解决。但在我们认出金州锡穴铜源之后,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又深入了一步。楚庄王三年兼并了庸国,他此时拥有的铜源就不止大冶一处,而是至少两处,几乎割断了中原全部铜源,更加强了楚国的武器装备。楚庄王十七年(597B.)楚国人大败晋师,武器和国力之占上风,当然是楚国战胜的主要原因。回顾楚国之所以兼并庸国,也未必不为了争夺制源而采取的战略措施。


  〈〈战国策·韩一》有苏秦对韩宣王的—段说辞:


  天下之强弓劲弩, 皆自韩出(韩国的兵器工业发达)。子少府、时力距来(两种品牌的强弩),皆射六百步之外(约800米,相当于现代机枪射程)。韩卒超足而射(以足开弓,后世称“蹶张”),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墨阳、合伯、邓师、宛冯(都是剑戟等兵器产地)。龙渊、太阿(名剑),皆陆断马牛,水击鹊雁,  当敌即斩坚。甲、盾、?(革履)鍪(头盔),铁幕(“以铁为臂之衣”)、革抉(钩弦之具“射抉”)、?(音筏)芮(系盾的带子),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持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据元吴师道注本)。


  韩国地狭民寡,四面受敌,在“七雄”中似乎最弱,但也能够长期成在,最大优势在于武器装备精良,为七国之最。有人甚至说宛地(南阳)是七国时期的国际武器交易市场。可见南阳地区武器精良不虚。宛在战国属韩,但距“朝秦暮楚”的上庸很近。人们但知宛地在西汉有铁官,逆推到战国,可知宛地有铁。但战国时期青铜兵器仍然是主体,要问宛地青铜兵器的材料基地何在,显然是一道“刁题”。若知上庸盛产青铜原料,则宛地为战同时代的国际武器交易市场之谜就不难破解。


  颇有一些史家主张青铜之出现代表文明之萌生。庸国就在金州锡穴,完全有可能在中国第一个拥有青铜,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早于五帝立国。这—结论当然有待地下青铜文物支持。承郧阳博物馆惠告,此地出土春秋文物有的属于古糜国,铭文有疆国、绞国:离县城西一百公里的五峰乡发现“唐”。从国名的文字看,唐与庸关系密切,唐器可以代表庸器。


  庸国人如果要发明五行,用金来代表西方,完全有着落——后文还要论到。


故国神游之四:梁州和兑泽




  我们自郧阳溯汉而上,直达安康,笔者这这才惭愧,自称汉阳人,日饮汉江水,竟不知我们的这条“母亲河”不仅慈祥,而且美丽。所经河段,平旷开阔处不亚大江,峻峭雄奇处有似三峡,娴静优雅处胜过钱塘。水流消澈,林木葱郁,时见成群白鸥,自在翔泳。我们只惜观之不足,只恨知之太少。


  这一带古属梁州,引起我的注意。《禹贡》叙:“华刚黑水维梁州”,与“荆及衡阳维荆州”同例。衡阳就是衡山以南,《禹贡》时代的“衡山”就是桐柏山、大别山。衡山以南就是湖广盆地,荆山是西面的界山。华阳是华山以南:黑水何指,并无定论,《通典》甚至说“孔郑通儒莫知其所“。《水经注〉〉指为泸水。笔者以为:够格作为华阳西界的大水应首选岷江,与《水经注》并不冲突。〈〈华阳国志》的作者、晋人常璩正是如此理解的,所以他所指的“华阳就是华山以南的广大地域,包括汉中和四川两大盆地和贯通与两大盆地之间的“陆梁”大巴山脉。《禹贡》命名此地为“梁州”,是看中大巴山脉这一宏观地标,把华山以南的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视为整体,而以横贯共其间的陆梁来命名。如果八卦中的“兑”卦取得了“泽”的意义,由庸国人来画出他们的“方隅图”,他们必然把兑卦画在西面——他们正是这样干的,所以笔者断言“后天八卦”是庸国的方隅图,兑卦为泽的方位是一重要根据。


  研究中国古地理的人必须注意“梁”字。很多地名带“梁”字,是因为沼泽地区,人们常须沿山梁行走。最著名的梁有东西吕梁。东吕梁即从南京、扬州一直连通到泰山的连绵刁不断的山丘,是百越古人北上的通道;西吕梁,即黄河与汾河之间的山梁,是氐羌古人南北穿行的通道。《禹贡》梁州之梁,其确指应该就是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之间的山梁,即大巴山脉。战国魏迁大梁之梁地,一望平衍,不见山丘,也必有黄河冲积较高的沙丘绵亘,便于行走,才能被魏国选为都会。我们只要看看大禹治水时所用的交通工具,“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栅(舆)”(《史记·夏书》),便知当时很多沼泽处于半干涸状态,特别是干涸较晚的扬州和刑州,“厥土惟泥”,所以川得着“橇”这种“泥行”交通工具。敝邑汉阳,一直足沼泽地带,牛拉泥橇,称为“拖子”,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犹非罕见。所以若有山梁可以沿麓行走,便成天然坦途。古衡山(桐柏、人别)处中州大泽云梦大泽之间,是当年东西交通的一道重要陆梁,其实也是一座“梁山”。“衡”通“桁”,就是横梁,所以衡山就是梁山,不过享有“衡山”美名专利。由此可见梁州在古代交通史上,也就是在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古庸国全境都在梁州冲要之区,其在文化史上的地缘优势实在应该刮日相看。


故国神游之五:四灵·五行·八卦利道教源头




  几乎没有人认真寻觅过四灵、五行和后天八卦的原生地点。这些事物,都有方向性,照说都该有个中心,或曰原生地点。若依拙见,四灵、五行和后天八卦都是庸人的创造,其原生地点在庸国。道教盛言四灵、五行、八卦,也因道教的原生地点就在庸国。


  本节前文已谈到武当山够格充当庸国的艮山,汉中和四川盆地够格充当庸国的兑泽,八卦已经画出两卦。本书第二章《图象巴史》有关八卦的一节将按方位逐一填充其余六卦。乾为父在西北,是因为庸人的父系氏族来自西北;坤为母在西南,是因为庸人的母系氏族来自西南。坎卦之水在北,依次有汉水、渭水、黄河充任;离卦之火在南,北半球都有愈往南愈暖的现象,而且庸国愈往南丹霞地貌越多,红色象火;熬盐、制陶、铸金是庸国祝融氏用火的当家本事,愈往南愈见繁荣。巽卦表示美食,庸国东南是产粮区,甚至有地以巽命名。东方震卦之雷表示恐怖和敌对,庸国的世仇商、楚都居东方,都奉雷神,所以庸国人把震卦置于东方示警。这后天八卦图就是庸国世代相传的方隅图。又相传楚国的先祖——其实也是庸国的先祖鬻熊是周文王之师,文王所演的后天八卦显然受之鬻熊。


  五行比八卦简单,其中北方壬癸水和南方丙丁火与八卦之坎、离二卦一致。东方甲乙木不难,自庸往东,荆山、桐柏、大别,有的是树,何况南阳和云梦泽中古代生态恐怕也不亚于今日之亚马逊热带雨林。唯西方庚申金十分苛刻,并非处处有之,但庸国西方恰有锡穴、金州,五金俱全。黄色的中央戊己土本来不算难题,奇巧的是庸国堵水之傍恰有鲜黄之土。《水经注》卷二十九堵水条:


  堵水之傍,有别溪,岸侧土色鲜黄(旧本作“解黄”,孙云:“当作蟹黄”),乃云可食。


  如此鲜黄的土,黄到像蟹黄一样,竟令人说成可以吃得,这种上来充当五行的“中央戊己土”,比黄土高原上任一处的黄土恐怕都要胜任愉快。庸国能提供如此稀罕的西方庚申金和 中央戊己土,其发明五行的条件绝非他处可及。


  “四灵”见于〈〈礼己·礼运》记孔子之计言“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何谓四灵?麟、 风、龟、龙,谓之四灵。”“四灵”也见于《三辅黄图·未央宫》:“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礼记》和《三辅黄图》都是汉代著作,难分早晚。但〈〈礼记》对四灵只充饮食,而《三辅黄图》则制宫阙殿阁,似乎更隆重些。玄武在屈赋《远游〉〉中即已出现,连类而及,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一套似乎资格更老,更具原生性。玄武在屈赋中地位并不高,屈原就有资格“召玄武而奔属”,玄武只能充任后卫, 跟在后而跑,但也大小是个神。屈原是庸国后裔,他召的神当然是庸国的神;而庸国“艮山”武当山所供奉的神正是玄武。武当山脉是庸国的天然防线,与汉水配套,正是“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玄武这位“黑色甲士”的主体是龟,没有进攻性武器,头尾四肢一缩,全副防卫姿态。置于武当山,正是防卫的象征。进攻有青龙白虎之坚牙利爪,斥猴有朱雀之高飞远望,这一套阵势符号,是不是庸国人最先发明的呢?有武当山与玄武的紧密联系,其实已可锁定四灵的首创者是庸国。右白虎或曰西方的白虎,在庸国是可以落实的。庸国母系来自四南巴族板椭蛮必以防守型武器板栅(盾)之使用见长,所以与玄武的防守精神也合拍。至于左青龙或曰东方的青龙,庸国也有近在南阳盆地的“西鄂”地区,那里必然有大量鳄鱼,才得以“鄂”名地。鳄鱼就是苍龙的原型。在庸国的南方补农架地区找“朱雀”也不会为难,有了北、西、东三方交叉锁定,四灵的中心必在庸国,能否找到朱雀已无关宏旨,何况神农架有的是雀。


  我们先难后易,由繁入简,从八卦经五行说到四灵,不过为了叙述方便。如果要认真排个先后,我们的叙述顺序恐怕恰恰是由近及远的倒叙;其实四灵最早,五行次之,八卦最晚。


  四灵仅是动物图腾。这些动物甚至可能先于人类而存在。灵乎不灵,是人类的认识。人类学早已宣示:即使未曾跨入文明的野蛮时代,人类也可能产生动物图腾崇拜。


  五行则不全然。木、水、火、土是自然事物或现象。比如火这种燃烧现象,固不待人类发明而在自然界久已存在。唯独金,不经人类加工就无法出现——自然金、自然铜很稀罕,不会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学术界有人很强调人工冶炼金属特别是青铜,乃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在中国,青铜之出现早不过黄帝蚩尤时代,青铜出现才催生五行。所以五行之出现必晚于四灵。


  八卦的纯自然因素只有坎水离火,与五行同;其余六卦的人文因素都很强烈。光是方向感,从“四正”到“四隅”总共为八,已跨了一大步。乾父坤母就有伦理观念,父西北、母西南就有族源意识。西方为泽,表示当时古人不但有本事绕行汉中盆地一周,而且有本事绕行四川盆地一周,足以宏观地认出汉中盆地与四川盆地可视为一体,中间大巴山脉不过是一道陆梁跨越二者,于是将“泽”抢先注册归于汉中四川而定位于西方。至于湖广盆地和中州大平原当时还是“海”,人们尚无能力窥其涯际。东北艮为山,那是已产生了山岳崇拜。东方巽为风是已知风向与农事的关系:巽为美食,是谷物生产已足够取代吃人这样的“美食”。正东为震特别费解,是人已分群,产生恐怖、掠夺,乃至战争以后的事。庸国之恐商恐楚,早不过夏代,晚可到周初,所以后天八卦若作为庸国方隅图,其时限必比四灵、五行要晚,称之为“文王八卦”相当确切。


  人类的一切精神文明都产生于对物质环境的认识。或者说,认识物质环境的努力会催生精神文明。庸国人如果对物质环境予以条理化,发明了四灵,五行和八卦,他们就已经跨入精神文明。宗教是一个巨大领域,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情不自禁地跨入,而四灵、五行、八卦就为庸国人准备了跨入宗教领域的阶梯。从后果来证前因,道教比九流十家(包括道家者流,是“家”是“流”而非“教”)中任一流、任一家都更热心谈四灵、五行、八卦,表示他们本来就是这些精神文明符号的创造者。学术界对道教主要来源是巫早有共识,巴域就是巫的原生地和聚集地。上庸、房陵本是古“巫中”地。三国时,上庸附近有巫县,晋、宋、齐时,改称北巫县,属上庸郡。可见庸国本是巫的地盘。庸国的氏族属祝融,他们祖先的世职是“祝”,巫和祝都是“绝地天通——天与地的中介”的“专业神职人员”,这是一个富有宗教气息的氏族,在这个氏族中产生道教再也自然不过;武当山在八卦中占据艮位,早具神性,在这个地点产生道教也自然不过。武当山号称“三十六岩”,这些岩穴最宜清修,早成“神仙窟宅”。可以相信,在张道陵祖孙三代(子张衡、孙张鲁)在汉中创立道教以前,他的信徒基础必定分布汉中盆地,而武当山早已是信众的中心地带。一旦张氏教着出头,立即“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后汉书》一O五)。《水经注》卷二十九叙“沔水”:
  

又东,曾水注之,水导源县南武当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参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荆州图副记》曰:  山形特秀,异于众岳.峰首状傅山香炉,亭亭远出,药食延年者萃焉。晋咸和中,历阳谢允,舍(抛弃)罗邑宰,隐遁斯山,故亦曰谢罗山。

  《水经注》成于北齐人郦道元,所记多南北朝及其以前现象。武当山是“药食延年者”的集中地,也是隐士们的乐园。作为道教中心,当然久历年所。我们故国神游,  目的之一是追寻道教与庸国的关系。道教与武当山的直接关系已有前人做过很多工作,,而道教与庸国并通过像四灵、五行、八卦等文化符号来追寻关系则很少前闻。用这种方法取得成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当然还有待学界贤达严格检验。我们不妨率先应用“庸国疑史”《山海经》来检验本段文章所引用的《水经注》中透露的武当道教史,似乎立即奏效,请看下文。


  武当山又名“谢罗山”,《水经注·沔水》提出了解释:“晋咸利小,历阳谢允,舍罗邑宰,急遁斯山,故亦曰谢罗山。”以—个不见史传的隐士之姓,合其所宰并不煊赫的小邑之名,来命名一座“异于众岳”的大山,实在不伦不类,难于取信。试比较《山海经》第十六《大荒西经》: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肋、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谢罗山”分明就是巫谢、巫罗之山。庸国古来就是“巫中”,三国有“巫县”,晋、宋、齐为叫“北巫”,是巫文化的中心地;《山海经》说“百药爰在”,正好解释《水经注》之“约食延年者萃焉”。说武当又名“谢罗山”是因庸国古代或曰“山海经时代”有“巫谢、巫罗”在此活动,比因区区罗邑谢允隐遁斯山而命名要可信得多。


故国神游之六:巴师八国七“附庸”




  巴师八国庸为首,其余七国全是“附庸”之国,都在庸国附近周边,或者说都在庸国一段汉水河谷盆地。这是此番帮国神游的重大收获。


  我们进入陕西境,过白河不远,就有一条小河汇入汉水,地名“蜀河”,这地方当然与蜀人有关,值得注意。后知汉刘邦在此设县治(兴晋),—直到近代都相当繁荣。这个地方,古代必曾是蜀人的聚居点。


  我们后来又得知,南郑之西,有宁强县,旧名宁羌。这里当然是羌人的聚居点,否则无“羌”可“宁”。


  髦公认就是苗。苗人很像古代西亚和欧洲的犹太人:文化水平高,善于适应,踪迹遍于各地。丹水是苗人集中地之一。《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丹水之浦以服南蛮(通常指苗)。”《帝王世纪》:“诸侯有苗氏处南蛮不服,尧征克之于丹水之浦。”丹水即今丹江口一带,参加武王伐纣的苗人完全可能来自庸国东北邻境。


  微国可以肯定紧邻庸国。西晋武帝改魏建始为微阳,微阳故城在竹山县西(《十堰市建置沿革》P45)。这个微阳极其可能是微人故地,濒临汉江。因为江北郧阳是古麋国地,微(wei)——(美)——麋(mi),一音之转。《水经注》卷三十八另有例:“湘水左,则沅水注之,谓之横房口,东对微湖,世或谓之糜湖口。“微”就是“麋”。微人应该在竹山、郧阳之间夹汉立国。


  卢在南漳,称为中卢(或庐),是古卢国,很少歧见。有人认为卢在河南卢氏,那也离庸不远。但正宗卢戎之国与庸实密不可分,所以唐中宗李显被武后废为庐陵王安置在今房县。


  彭人足迹几遍天下,但距庸最近的彭人聚居点在南河下游,南河因此又称彭水。巴帅八国所称彭人,以此处最为合乎情理。


  濮人分布也很广,楚庄王三年出现的百濮,与庸相邻。那一次庸人主动攻楚,兵分两支:“庸人帅群蛮以叛楚,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庸人所率的“群蛮”应是丹水一带的苗人,而麋人所率的百濮聚于选,是巽方,也就是庸国的东南方,应该在今保康一带,按《保康县志·概述》:“保康之域,春秋属麋国防渚,战国属楚,……”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巴师八国全部是从汉水河谷这—文化老区结盟出发的。这符合当时势态。武王伐纣出兵两次。第—次纠合了八百诸侯,人多品杂,武王本事再大,也指挥不了这一大群乌合之众,赶快见机收兵。第二次筛选了巴帅八国精锐,这才有坚强的组织性利战斗力,足以打败纣王。而且庸国为首,其余七国都亲附庸国,更便于武王驾驭。其实“附庸”之国何止七个?  “群蛮”“百濮”都不知建了多少国,都听命于庸,可见“附庸”之国不少。我们还可说,唐也是“附庸”之国:唐用“庸”字上半截作为国号。周也是附庸之国,周用“庸”字下半截作为国号——不怕他后来成了“天子”。可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之外,别有“附庸”,其来源盖于此。看似不可思议,人们还可争辩:附庸不过是“附城”“附郭”,那也终归是从“附庸”而来。


故国神游之七:武陵何处觅真源?




  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本是寓言,纯属虚构,由于写得太美,引起人们无限遐思,都渴慕在世间找一个合乎《桃花源记》理想的人寰仙境。常德当仁不让,以其汉高帝五年置武陵郡的历史根据,抢先宣布对桃花源的领有权;当代人又为邻近常德的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风景名胜区注册为“武陵源”。其他仿冒者虽多不胜计,看来难与常德争驰。


  至今很少有人注意,湖北竹山(连同竹溪),拥有更大优势来争夺武陵真源的称号。竹山是汉武陵县,同样是汉高帝五年所置,属汉中郡;而汉中郡是秦代所置,汉承秦制,汉武陵县完全可能在秦代甚至更早在楚困、庸国时代就已存在。流过竹山的堵河古称“武陵水”,至今竹山有桃源村,竹溪有桃源乡。竹山到桃源村要通过“八里峡”,竹溪到桃源乡要通过“十八里长峡”,风景奇丽,地貌更像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


  竹山既有武陵水,本当有武陵山,但似乎被“武当山”“房陵”所掩盖,因而史载不显。但像“大庸县”连同县西的“大庸溪”,史乘所纪,乃借自庸国。澧水又名“武陵江””,分明也借自庸国的武陵水——堵河又名庸水。


  笔者曾见《施南府志》载隋朝曾名施南府为“庸州”,怀疑施南曾否属于庸国。为此询之十堰市旅游局李华山局长:“既有上庸,有无下庸?下庸何在?”答案出我意外:“下庸在湖南”。施南府位于上庸下庸之间,其属于庸国范围自然不在话下。


  北有上庸,南有下庸;北有庸水、武陵水,南有大庸溪、武陵江。联系到北有糜国、微阳,南有麋湖、微水;北有衡山,南也有衡山;祝融氏居北而祝融峰在南……这里显然有过相当规模的地名大搬家。按照石泉先生的研究:“湘、资、沅、澧诸水,自亦当在今荆门、钟洋一带寻究。……今湖南省境内同名诸水,共得名恐在后,当是楚人南迁后,把原居处的河流名称移植于源远流长、水量大得多的新址诸水的结果……”(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36页)


  若依拙见,这一带的地名搬家在楚人南迁之前早已开始。最早应由于庸人的开拓。庸国作为祝融氏的老根据地,五帝时代就有高阳、高辛之入主中原,夏代有陆终六子环处中原,他们不会不往南发展,一直到湖广盆地中段边缘沼泽化了的地段。常德一带发现不少古城遗址,应是庸人劳绩。这是最早的庸人开拓,同时也必有地名搬家。第二批应该是庸人逃楚。楚国兼并庸国,手段比较温和,所以多数庸人采取了合作态度,例如屈原所管的屈、景、昭三氏。屈原并不回避他是庸国后裔,连楚王也乐于自称庸王,可见楚之兼并——我们不说灭亡——庸国相当成功。但是不能说庸人一概拥护楚国,也必有一部分不愿服楚的庸人南迁,因而带来庸国文化,包括地名。第三批,也是最大一批,才是楚人逃秦。秦楚怨仇甚深,互相屠戮,必定惨烈。结局秦人得势,楚人只有深避逃死。武陵地区,北抵汉水,南抵乌江沅江,山高林密,正是避秦奥区。近年在湖南里耶发现大量秦简,表示秦人曾在此驻重兵,目的必是严防楚人遗孽。我们知道乌江、沅江之间的分水岭相当平夷,抗日战争期间曾是川湘“秘密通道”。里耶正在乌江、沅江分水岭附近,西距乌江入江口、东距沅江入湖口,都不过200公里,正是防堵要冲,所以秦人严加戒备。由此我们也可觉察:武陵地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东临湖广盆地,西濒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北沿汉江,南沿乌江、沅江,围成一座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的大岛。汉高帝的“职方”大臣有足够识力,看出地理自然,承认历史人文,精当地统名之曰“武陵”。


  武陵真源,不分南北,但若论先后,则较早的显然在北不在南。北面汉承秦制保留汉中郡和所属上庸县武陵县,是强调历史人文,而让地理自然退居次要。南称武陵郡是强调地理自然,隐含南面历史人文不如北面古老。沿堵河上溯,找到的是武陵真源,因为此河古名庸水、武陵水;沿澧水上溯,找到的也是武陵真源,因为澧水古名武陵江,上游还有大庸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堵河”不是—个现代名称,而是资格很老。“堵”字的金文在春秋“吕钟”上出现,右而“者”是音符,左边是意符,在甲骨文中就是“庸”字。堵河之名,包含着甲骨文时代的历史信息,至今留在竹山,南方未及搬去。再说,更明显的历史过程是楚所兼并的庸国在北,地名搬家是可能自北而南,断无逆行之理。


  回到本节的开头,人们不免追问,那陶渊明文章中的“武陵人”,究竟是汉小郡的武陵县人?还是南面的武陵郡人?回答:肯定是汉中郡的武陵县人。武陵县之名,在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代仍存在,而且一直保留到南齐。从情理而言,汉中郡所辖的上庸地带正是秦楚交兵、反复争夺的地带,“秦难”深重,桃源人的先世避之唯恐不及,当然就近躲入深山。陶渊明的文章没有明说,但透露的信息是秦汉汉中郡的武陵县——晋朝已立上庸郡,而武陵县属上庸郡,治今竹溪。陶渊明记渔人出桃花源之后,“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郡下”,是上庸郡,就在竹山,很近,所以太守容易派人打探。


  最后—段更明确:
  南阳刘于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文章摇曳生姿,余味悠然,本郡太守未能打探成功,还要请出邻郡的一位“高尚士"来。南阳郡与上庸郡的武陵县近在咫尺,当时连武当山都属南阳郡,所以尽管刘子骥的路程比本郡太守稍为远一点,也打算欣然命驾。如果陶渊明指的武陵竟在今湖南常德,从南阳跑到常德来未免太远。陶公完全可以虚构一位“长沙某先生”来就近猎奇探胜。


  竹山有桃源村,竹溪有桃源乡,当然也是虚构,是附会《桃花源记》,表示此地前人也注意到《桃花源记》,也有过抢先注册的打算。现今的“二竹”当局,相当大度,未作计较。不过由于南水北调,堵河乃是必经的水道,这古庸水、古武陵水将获得新的机遇,这里的武陵源也将不让湖南武陵源专美。我们热望整个“大武陵”成为世界的“大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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