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盘古的后裔
黄清泉
(一)沅水流域是盘古子孙发迹之地
俗话说:“树大分杈,人多分家”。据有关资料,两平方公里山林的果实与动物,只能养活一、二个人。盘古子孙多了,需要食物量随之增加,而山林的果实与动物相对减少。在这种情况下,盘古必然会带领一些子孙走出盘古洞,到远处的山林、平地或水边,寻求发展,开辟新的生活空间。起初不会离老家太远,应该是在沅水、酉水、深溪、怡溪以及一山之隔的资水流域开拓,不过仍然过着采集、打猎、捕鱼的生活。然后,经过几代、几十代繁衍后,形成一个又一个小部落。于是,从这些部落又分出一部分人继续迁徙。根据当时的地理位置,沿着沅水及其主要支流“五溪”转移是吉首方向。下达桃源、常德、洞庭、长沙,上达酉水、辰水、湃水、巫水、渠水流域定居开发,滋蔓繁衍,以致成为这些地方的人类始祖。“五溪”历有“巴蜀兄弟,‘五溪’之长”的传说。《中国神仙大演义》载:盘古子孙“遂杂居椭溪(今渠水)、湃溪、雄溪(今巫水)、辰溪(今辰水)、酉溪之中。五溪(蛮)之源,皆出沅陵县”。
盘古子孙发迹于沅水流域,可以从出土文物得到证实。到2004年止,考古学家在沅水流域发掘旧石器遗址113处,出土文物1000余件。其中,湃水流域37处、渠水43处、溆水9处、巫水2处、辰水l处、酉水2处、沅水干流19处。1976年,新晃打石坡发现古动物化石点,暴露层长约20米,宽0.7~1米,厚O.3~O.6米,清理出大量动物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专家鉴定,有熊猫、东方剑齿象、巨蜥、中国犀、猪、牛、豪猪、鹿、熊、竹鼠等10余种动物化石,其时代为更新世中晚期,距今150一70万年。1992年,津市窑坡渡董家村虎爪山发现一处远古人类遗址。在第四纪网纹红土中,挖掘出大量打制石器,有石片、石核、石锤、石球、砍砸器、尖状器等,经鉴定属旧石器早中期,距今约30万年。1972年,在贵州桐梓九坝云峰岩灰洞,发现了更新世中晚期的地层中内有两枚人齿化石,分属于早期智人青、老年两个人体,称为“桐梓人”。同时出土石制品20多件,其加工技术继承观音洞文化,采用直打击法。动物化石分属25种,其中19种为现生种,6种为绝灭种。有两块兽骨经过烧灼,学者认为“桐梓人”文化与“观音洞文化”有一定渊源关系,其时代与“大荔人”大体相当,距今约10万年。2004年10月,中方县丁家乡梅树村大蒲口发现两件石刀、石斧样品。据专家鉴定,距今系约10万年前旧石器遗物。1987年,在湃水两岸的第一或第二阶地发现37处旧石器遗址,即在新村、黄家溪、沙湾、石鸟溪、长乐坪、江口、石家坪(新晃)、过马塘、小河口(芷江)、岩屋滩、荆坪(中方)、卜顺、龙船塘(洪江)、青石浪(辰溪)等。其中岩屋滩出土旧石器350余件,小河口出土118件,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核等,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距今10万~5万年。
沅水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更多,已发掘出遗100处,出土遗物5000余件。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可分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以洪江高庙、新晃姑召溪和麻阳烟墩坡、常德八十当等遗址为代表。姑召溪和烟墩坡遗址出土遗物大多为打制石器,只有个别石器刃部有磨制的痕迹。其时代当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或旧石器与新石器之交——中石器文化时期,距今1万年左右。在姑召溪遗址中,出土有两件很具特色打制成锄状的砍砸器。一件呈舌状、长条形,器身稍弯曲;另一件似铲形,上部呈肩状,刃部成形。此两件为农业生产工具,说明当时已有原始农业生产。尤其是那件有肩的石器,肩上有明显的被绳索捆绑的痕迹,说明先民已在石器上安有木柄。这样不但减轻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当时这一微小改革,对于原始人类来说,都是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从1986到1997年,澧县在文物普查时,在梦溪乡八十当远古人类定居遗址,发现数以万粒计古栽培稻谷,经过漂洗、筛选,得到的稻谷有许多不同于现代稻谷的特点。北京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专家用常规碳14和原子加速器质谱碳14两种方法测定29个数据,认定这数万粒稻谷距今“8000多年”,命名为“八十当古稻”,毫无疑义,八十当遗址是一处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在洪江岔头乡高庙发掘出土相当数量的造型奇特的斧、罐、缽等陶器及罕见的稻碳化谷壳、猪骨、象骨、鱼骨等。2004年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贺刚研究员又带考古队到高庙遗址挖掘出白陶片、象牙、鹿角以及大量磨制石器。经鉴定,高庙遗址是沅水一级台地上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贝壳遗址,距今7400—7000年左右。尤其是白陶残片质地好,做工精细,上面有禽兽动物各种图案花纹,极为精美,还发现有神亭、神塔及傩祭场地;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祭祀活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2005年3月,省文物考古所对高庙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因属铜湾电站库区),掘出一对夫妻墓,距今5700年前,墓中存放极为精美玉器。如玉璜、玉钥、玉块等,属全国罕见。专家推断为远古部落酋长夫妻墓。
沅水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以中方高坎垅、贵州天柱清水江和新晃大洞坪等遗址为代表。2004年秋,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在清水江沿岸(沅水上游)发现四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首先在烂草坪发掘出土灰坑、小窑等人类居住生活遗址,内有绳纹罐、绳纹陶片、陶器残片、瓷片和石刀、石斧、骨器等磨制石器数十件。其次,在江东油榨溪、白市仙人洞、清水江上的小岛一辞兵洲发现三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遗址,出土绳纹陶片、打制和磨制石器。其中有一件磨光有孔的石器和一件磨制石斧。发现的若干瓷片,具有明显的巴蜀文化特色。还出土青铜器100余件,其中兵器较多,如青铜剑、青铜矛、青铜钺、青铜镞、青铜斧、青铜印章、青铜鱼钓等。青铜器的出现当在5000年之前。新晃大洞坪、辰溪征溪口和台坎、麻阳高垅、中方荆坪等石器遗址,与“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居家岭文化,”时期相当,距今6000~5000年。这些文化遗存特点,一是遗址都位于“五溪”沿岸的台地上,证实原始人群已从山林向河谷平地转移,开始定居生活,住房多为用泥糊的竹笆构造的地面建筑。二是石器多,品种齐全,常见的有斧、锛、刀、镰、铲、锄、凿、石片、石球等,几乎农业生产工具样样皆有。三是出土大量的陶器(片),陶质以夹砂褐和红陶为主,灰陶次之。品种有罐、壶、盂、盆等。陶器,大多为手制,少量的为轮制,烧制新技术已有相当高的水平。而且陶器大多有纹饰且形式多样,有细绳纹、乱绳纹、篾点纹、戳印纹、水波纹、锯齿纹、网络纹、圆圈纹和弦纹等。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四是发现有稻谷粒或稻碳化谷壳和夹有稻谷羼的陶片,说明在8000~6000年前,沅水流域人类已开始种植水稻,饲养猪牛狗。这不仅证实原始农业已实现新跨越,而且与北方原始人类种植旱粮有明显的不同。
沅水流域新石器晚期文化以靖州斗篷坡、通道大荒、麻阳步云坪和上洲、中方老茶地、沅陵青云包等遗址为代表,其时代大体与“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同期,距今4000~3000年。此期生产工具有较大改进,多为穿孔石刀、扁平穿孔石斧、长条形小刀、棱形石箭镞、长矛等;陶器制品出现三足器。靖州斗篷坡遗址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出土各类器物3030多件,清理出房屋地基54处、墓葬483座、窑址7座、灶坑3座,还有一批碳化的果核和种籽等植物标本。充分说明这是一个氏族的聚居区或古城遗址;先民的居住条件有较大改善,住房多为土筑墙壁、干栏式建筑;食物已由生食改为熟食;住区边缘有氏族公共墓地,随葬品除生产工具、陶器外,还有玉器,且有好坏之分、多少之别。
上述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应该是盘古子孙开发沅水流域留下的遗迹。沅水流域各族人民为感其恩德,各地大都设立盘古庙宇,供奉盘古为始祖,每逢民间的传统节日,人们都要到盘古庙去上香、烧神钱、点蜡烛、进供品,其俗代代相沿,长盛不衰。泸溪、麻阳等地建有盘瓠庙,麻阳县至今仍保留盘瓠庙18座,每年举祭一次,这在全国罕见。新晃、会同、通道、绥宁、城步亦有盘古庵、盘古庙,香火不断,而且留下不少关于盘古的传说故事。由此可以推断:盘古是沅水流域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关于这一点,许多史志资料皆有明确的记载。《水经注》曰:“今武陵郡即盘瓠之种落也”;范晔著《后汉书?南蛮传》载:“盘瓠死后,其后滋蔓,号曰蛮夷,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唐代张守节释注《史记?苏秦传》说:“楚黔中郡……皆盘瓠之后也”;《元和郡县志》云:“辰,蛮夷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宋代朱辅所著《溪蛮丛笑》说:“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沅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瑶,曰猫,曰獠,曰童,曰狍佬,风声气习,大略相似”;清人魏祝亭的《荆南苗俗记》载:“荆南辰州,崇冈万壑,绵亘二百余里。中悉为苗窟,苗系出盘瓠”;《文献通考》说:“盘瓠种,长沙、五溪蛮皆是也”;《大明一统志》云:“辰州沅陵壤杂苗獠,祖皆尊盘瓠”;清代史学家陆次云曾到辰州、沅州考察时留有《五溪杂咏》诗:“崎岖幽谷里,尽是碧云河。祖每尊盘瓠,祠皆祀伏波……”。这些记载,都无可争辩地说明沅水“五溪”地区的各族人民与盘古氏一脉相承。
沅水流域范围甚广,东接洞庭,南达巫渠二水,北连湖北恩宣、来凤,西至重庆黔江、秀山及贵州铜仁、镇远、黔东南广大地区(约占贵州省总面积的一半),总流程3267公里(不含100公里以内溪河),流域面积146922平方公里。境内群峰林立,山峦迭嶂,森林茂密,溪河纵横,丘谷平地广布。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极利于动植物生长。盘古子孙深入沅水流域开拓发展,可谓得天独厚。他们每到一地,一般以地为姓,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辛勤经营,繁衍很快,人口不断增多,以致形成一批批原始人群或小部落。而由于湃、渠、巫、辰、酉溪流域地理条件存在着差异,导致这些原始人群或小部落的风俗习惯略有不同。盘古子孙在沅水流域的发展,经历了从使用旧石器到发明和使用新石器,进而开始青铜器、铁器的使用之过程。从采集和渔猎经济,进而过渡到生产经济,学会饲养动物(畜牧)和种植水稻。从原始人群向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的演变,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人类的进化,经历了从原始人群渐进而有氏族的组织,从有部落及其联盟的组织,再进到有部族的建立,直至交通发达,共同的经济生活逐渐形成这样的过程,而近代所称的民族也渐渐出现。“五溪”地区的盘古部落,最初称盘古氏,伏羲之前,称浑沌氏。《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卷83引《补衍开辟》载:“天人诞降大圣日浑敦氏(一说浑沌氏),即盘古氏,初天皇氏也。”到炎黄时期即氏族社会发展后期,盘古部落称有苗氏。后与盘古另一部分子孙漂泊到长沙、湖北、江西等地繁衍的后裔,组建三苗国,然后又与南方其它部落联盟会合,称南蛮集团(一说江汉民族)。与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形成中国古代民族三足鼎立之势。
(二)盘古是南蛮的始祖
盘古氏如何走出沅水流域,到更远、到能适应人类生存的方开辟新天地,谋划寻求更大的发展呢? 掌握的资料不多,即使知道一些也很零碎,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难度很大。《中国古代史》云:“盘瓠为南蛮之祖……。”《宋书》九十三卷载:“西南溪峒诸蛮,皆盘瓠种”。《地理坤鉴》云:盘古“龙首人身”,而今成都、淮安、京兆皆庙祀。据此推测盘古为南蛮的始祖有一定道理。战国时代末叶,伏羲、女祸是南蛮之祖先,或称为三苗的始祖。谁是南蛮始祖?表面上看来、似乎有问题,其实并不矛盾。严格说来,盘古时代是无民族之分的。他所处的时代是原始社会早期,盘古到伏羲,是一个漫无边际的过程,至少几十万年,中间肯定会发生特大毁灭性的变故,如四次冰河袭击,“齐天洪水”灾难,使得人烟绝迹。幸存的伏羲、女娲兄妹自配婚姻,延绵人类。而这个传说的原型在沅水流域,沅水流域是盘古氏的发祥地,至少可以说,伏羲、女娲是盘古的后裔。沅水流域的民族主体是苗族,因而说伏羲、女祸是苗族的祖先,或南蛮始祖并非不可。
关于盘古后裔的迁徙与演进问题,古人未曾研究过,因而未见诸于文字。今根据各地考古出土文物和部分文献对一些氏族的祖先源流于五溪苗瑶的记载,试厘定一条路线图,以备同仁继续研究,予以肯定。
盘古后裔迁移和发展的主要路线有四条。
第一条路线:沿舞水而上迁入贵州的玉屏、平溪、镇远、三穗、施秉、凯里、福泉等地;溯清水江迁入锦屏、天柱等地;沿渠水,经靖州迁入黎平、从江、古州等地;顺辰水迁入铜仁、桐梓、松桃、江口、石阡、印江等地;然后再由贵州转移至广西、云南发展。春秋之时,贵州有牂柯古国;战国之世,又有夜郎国雄据,其大部分先民当属盘古子孙,牂柯古国势力范围集中在盘江流域,当系盘古后裔迁入此地发展,以姓名江。《苗族简史》载:“夜郎即是后续盘瓠”。《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水经注》称“大夜郎国”。《华阳国志》载:“夜郎的主体先民是濮人”。而商周时期,濮人活动中心在五溪地区,并在沅陵建立濮国。因而夜郎国的濮人是从沅陵及五溪地区迁徙出去的其本上可以肯定。又据《汉书?西南夷传》载:“滇、黔濮族后裔,有李、赵、龙、方、张、石、罗,总称西南七藩”。1975年贵阳市州西部兴仁县墓葬出土一铜器上,雕刻有摇钱树、彩带飘带和一体态肥硕大梅花鹿等,作为陪衬,一上身赤裸,下系叶裙,手持长矛、腰插匕首,摆出一副作战姿态的狗首人身的骑兵斗士形象。这一文物形象说明这里的老百姓是盘古的后代,他们世世代代都祭祀祖先。总之,贵州崇尊盘古的遗迹甚多,如天柱县有盘古庵 、盘古庙、贵州崇尊盘古的地名,有盘县、松桃的盘信(姓)镇,普安县的盘水镇,贵定县的盘江镇,等。
第二条线路:沿酉水北行,经龙山入湖北来凤、宣恩、及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还有一部分由贵州的松桃入四川的涪陵、沿河、务川等地,这些地方均在四川东部(今属重庆市),春秋之季称巴蜀。盘古子孙在此地开发、繁衍后代,史书上多称巴东蛮。《搜神记》载:“盘瓠种,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巴东蛮田、雷、李、冉、向、邓、蒙叔孙等姓,皆盘瓠后裔”。《元丰九域志》:“广陵有盘古冢、庙”。《录异记》载:“成都之庙有盘古三郎之目,庸俗之妄”。《益州名画录》引《益州学馆记》云:“南帝光平元年,陈留腾高为益州太守,更葺成都玉堂石室,东别创一石室,自为周公礼殿,其壁上图画盘古、李老及历代帝王之像”,“是知以盘古作图,汉末蜀中已流行之”。说明迁入四川的盘古后裔繁衍很快。盘古神话于东汉已广为流传。
第三条路线:沿渠水,经通道进入广西地区,迁入广西北部及中部的多属贵州牂柯、夜郎的濮人;还有一部分盘古子孙沿巫水(雄溪),经城步、永州、迁入广西东部及广东、南海地区发展。《桂海虞衡志》:“岭南瑶民本五溪盘瓠之后”。广西的瑶、畲民祭祀祖先,神龛均设有盘古版位。《搜神记》载:“两广之司,其先皆盘瓠之裔”。“桂林之兴安、义守、柳州之怀远界瑶”,“庆远府、无河、思想又有伶、僚、姆姥、佯、良、侗之属皆盘瓠种”;“广西德归州、果化州、忠州等皆盘瓠百洞蛮”;“水、佯、伶、壮、瑶皆盘瓠后裔”;“氐人自称盘瓠之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载:“盘瓠为南蛮之祖,……南海独有盘瓠墓,桂林又有盘古祠。”《述异记》也说:“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而生物始于盘古”。说明盘古子孙确实迁徙到了广西、广东及南海一带(一说洞庭湖)
第四条路线:顺沅水下游,经常德、长沙、洞庭进入江夏、庐江等地,1954年,在今武汉郊县发现一座距今3500年前的古城——盘龙城;或沿澧水流域西行,迁入荆州地区(汉水流域)定居发展。这些地方自然条件相对要好,繁衍较快,应是盘古子孙迁移的重要地方。因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史学家,把三苗国定位在江汉地区。如《战国策?魏策》载:“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其实三苗国的主体民族类有苗氏在南方,祖先是盘古,是女娲、伏羲。中原史学家把苗氏的祖宗都忘记了,以偏概全,实在遗憾。但我们不能责备他们,因为当时他们的研究活动在中原,对南方情况一无所知。至东晋干宝著《晋记》载:“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每每常为害。参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俗称赤髀横裙,即其子孙”。《南朝宋会要》云: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事也,种落布在诸郡县。湖北神农架的史诗《黑暗传》有对盘古的描述:“盘古大豪杰,说话成雷鸣,眨眼变闪电,呼吸成风吹,眼泪变雨水,顶天久身死,头发变草木,皮肉成泥土,骨头变山坡,东南十二山”。这是沅水流域苗歌对盘古记载的翻版。湖南、广西瑶族的《过天榜》中哉:“昔时天地不分,世界混沌,乾坤不改,无日月阴阳,不分黑白昼夜,是时忽生我盘古。圣皇首先出身置世,凿开天地,置水土,造日月阴阳”。《西般秋雨庵随笔》有“荆州以十月十六为盘古生辰”,“始兴县南十三里有盘古之墓”、“郴州有盘古仓、会昌有盘古山、湘乡有盘古堡、雩都有盘古庙”等记载。
至于迁居浙江、福建一带的盘古后裔是畲人。一是由长江东迁江西,再迁闽浙皖等地发展。二是由湘水、资水,经湘南转迁粤北、粤东潮州凤凰山后,再向福建、赣南、赣东、浙南、浙西以及皖南一带迁徙。据《粤西琐谈》载:“盘古本人为苗人之祖,原为盘瓠之转”;《搜神记》云:“晋时盘瓠在浙江,一在沅陵(五溪)”;“浙东会稽一带畲族,皆盘瓠后裔”;“浙江、福建畲民,与汉杂居,颇为融洽,其俗亦祀盘瓠等”。这显然是受犬盘瓠荒诞传说的影响。据谢肇《五溪杂俎》载:“吾闻山中有一种畲人,相传盘瓠种也,有盘、蓝、雷三姓”。徐规的《畲族的名称、《畲族的名称、来源和迁移》说:“畲族是出于唐宋时代在五岭东端的瑶人,而远源于汉晋时代的五溪蛮(盘瓠蛮)……瑶人的一支。约在唐初进入粤、赣、闽三省交界地区”。又据江西畲族宗谱《重修盘瓠祠铁书》载:”盘瓠总祠在广东潮州凤凰山。祖祠计直二十四丈,横十八丈。前至雷家访,后至观星顶,左至会稽山,右至七贤祠。四至开具明白,以为盘、蓝、雷、钟四族永远同据”。这一线以盘古各地和遗迹更多。如衡南的盘古岭、江华与兰山的盘的盘古洞、在县的盘古皇、高要的盘下墟、平乐的盘古岭、浦北的盘古庙、岑溪和贵县的盘古寺、淮安的盘古庙、会昌的盘古山、杨州的盘古庙和祠、潮洲凤凰山的盘古祠等等,如此多的遗迹,不能说是巧合。
另据有关资料介绍:“匈奴和诸戎亦是夏族之苗裔”,“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左传》)。《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 ,名曰苗民”》南方苗蛮怎么到了西北方?对这个问题,古籍已有记载《尧典》:“分北三苗”。“分”是说分散它的人民,“北”是说把他们迁到北方。此时为尧舜禹时代与三苗冲突,结果三苗大败。三苗族的一部分迁到西北方的三危或瓜州。夏商时期,又有部分苗裔被随畜迁徙,避居北野。《史记?匈奴传》:“夏桀无道,汤放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熏粥妻桀之从妆,避难所中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氐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放)四凶,徙三危,河关(县名)之西南羌地是也“。据此,可推断姜姓本出苗蛮,以后才到西北方。此说本出于《左传》。《左传》屡次说到姜戎,并且《襄公九年传》又明说:“先王居梼机于四裔以御魑魅”,所指的都是姜戎,如是,姜姓属于三苗可以成立。又据《搜神记》记载:“西蕃种类,盘瓠之裔”,“今吐蕃其先皆盘瓠之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说,盘古子孙到春秋国时已散布于全国各地。盘古的根在沅陵,沅水流域是盘古传说的发祥地,南方是盘古神话的密集区;盘古后裔迁徙到哪里,同时把盘古文化带到了哪里,他们迁移一处,必建造盘古祠或盘古庙,有难求盘古,有福谢盘古,逢年过节祭祀盘古。他们和其他远古人类不断地改造生产和生活条件,改造世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盘古神话是中国古代本体思想的具象表达
盘古神话的文献资料具有晚出的特点,因而带来盘古神话是否起源于中国的疑问.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难以用实证的方法加以确证。但是,从神话是哲学观念的产生土壤和原始文化载体的角度来看,盘古神话无疑是中国古代本体思想的具象表达。
[ 陈世珍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