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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医(精品)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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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0-02-22
— 本帖被 admin 执行置顶操作(2010-02-23) —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她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也曾领先世界医学界千余年,为中华儿女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为世界人类的繁衍和健康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在现代中医却广受质疑,有许多专家在讨论有关中医的问题,有的说要取缔中医;有的说要废医存药;有的说要原汁原味地保留中医。许多善良的百姓也纷纷加入战群,各抒己见。反对者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是保守的代名词,不思进取;更有甚者直接称中医就是巫术!支持者则针锋相对,称中医是超现代科技的;中医的先贤已经解决了现代科技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有人称中医是艺术!但是如果大家能静下心来想一想,自己对中医究竟了解不了解呢?中医的实质又是什么呢?中医一词又是怎么来的呢?中医与西医又有什么区别呢?中医与传统医学,西医与现代医学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您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就可以说根本就不了解中医,更谈不上认识她的本质,而基于此基础上对她说三道四,是否有失公允呢?
  虽然学过几年中医,也干了十几年中医临床,但也不能说完全了解中医。但还是想结合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从医史、现实、中基、诊断、中药、针灸、养生、误区以及未来等方面对中医进行一个全面的整理,供大家参考、指正,敬请诸位耐心看完后,再对中医发表评论。

医史篇
  有人说学习中医不能抛开中国的文化。个人认为这并不全面,学习中医还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这样才能站在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了解中医。因为文化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她的产生必将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不考虑这些因素,只是钻在中医的故纸堆中去研究,则很可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有两句经典的话,一句是:历史可以告诉未来;另一句是: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所以个人认为要想了解一个事物的本质,最好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她的历史,因为历史将在她的现在和未来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虽然喜爱历史,但毕竟不是搞历史的,所以只能结合中国历史讲中医史,不足之处敬请谅解。中医课程中的《医史》课并不受重视,本人也不例外,因为他听起来似乎很乏味,而且好像与临床治疗也不搭界,没什么用。但现在却觉得中医之所以搞不好,之所以不被一些人认同,恰恰就是因为不了解中医史,所以还是请大家耐心看下去,可能您会发现中医似乎和印象中的并不一样,可能会对中医有新的认识!
  医和巫同源,这不仅出现在中国,恐怕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最晚在周朝,我国的医和巫就已经开始分离,中医们还被分了科室,和现代的内、外、妇、儿相似。因为没有什么专业的典籍流传下来,所以很难判断当时的医疗水平。
  谈到中医典籍,就要谈到中医的四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和《温病条辨论》,其中《伤寒论》和《金匱要略》都是被称为医圣的张仲景所著,而且两者之间也有联系,所以又合称为《伤寒杂病论》(现在的课本中对四部经典有了新的定义,它们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因为作为晋升考试内容之一的四部经典用的还是以上四本书,所以从俗还是以它们为主线吧)。既然是讲历史,就离不开英雄人物,下面就围绕着这几部著作和历代的名医来简单谈谈中医史。

中医基础理论的奠定——《黄帝内经》、《难经》
  《黄帝内经》被列为四部经典之首,被后世医家称为“医家之宗”,有人说她的地位就像道家中的《道德经》;儒家中的《论语》,现代中医学子们的启蒙课《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源于此书。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灵枢》主要讲的是经络和刺法;另一部分是《素问》主要讲的是基础理论。著作的作者不详,成书年代不详。书中以黄帝和大臣(主要是岐伯)一问一答的形式著成,是为了增加知名度和在士大夫阶层的地位。但是效果并不好,在《四库全书》中,纪晓岚毫不客气地将它编入了《子》部而不是《经》部。此外据《汉书 艺文志》中记载,还有《黄帝外经》三十七卷,但已失传,其中的内容也无从考证,许多专家怀疑里面记载的是当时的各种治疗手段但无凭无据,总之它的失传是件十分可惜的事情。
  许多专家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进行过考证,结果是众说纷纭,有说是先秦的;有说是两汉的;有说是非一人一时所著。非一人一时所著是有道理的,因为后世医家在整理这部巨著时,经常会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最典型的就是唐代的王冰,一般认为《素问》中的七篇大论和六节脏象论中有关运气的一段都是他加入的。
  但是《内经》总要有个蓝本吧,这个蓝本又是成于什么年代呢?因为在西汉成帝时期(公元前32-6年)编著了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原书已跌),但《汉书 艺文志》中保留了其中的内容,《七略》中记载的医书就有《黄帝内经》,所以《内经》应该成书于此之前。但究竟在此之前多久呢?结合中国历史,个人认为是西汉中叶。
  首先,西汉为《黄帝内经》成书提供了历史环境。我国历史虽然悠久,但是夏、商、周三代几乎没留下多少文字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思维异常活跃,在总结先人知识的基础上,各抒己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毕竟是乱世,想要静下心来总结这些思想恐怕是没有机会。到了西汉年间,特别是经历了“文景之治”后,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为总结前人的经验提供了物质基础。于是有了史家司马迁的《史记》、道家刘安的《淮南子》等,本来应该会有更多,但是由于儒家独揽大权后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其余各家纷纷消亡,这些总结的书也就胎死腹中。只有和儒家沾亲带故的纵横家走后门出了一本《战国策》,但想作为独立的团体想参与政治是万万不可能的了。百家中有的消亡了;有的栖身于儒家成了小弟;“死敌”道家出了个张道陵张真人,使道家摇身一变成为道教,才得以幸存。有些家实在不可或缺,如法家、兵家,再重人治也得有个标准吧,哪个朝代又能不打战呢?但绝不重用,给个省部级就倒头了(宋朝倒是给了个副总理级,但只有一个领导是真正的武将出身)。医家算不上百家之一,他以其实用性和对政治的不感冒(给个局级头衔就行了)而保存下来,利用这段盛世总结先秦以来的医学知识,编著成《内经》也不足为奇。
  其次,从文体上看,有人考证过《内经》中有的语言与《史记》、《淮南子》相近。所以宋朝的聂吉甫、明朝的郎瑛都认为《内经》是与《史记》、《淮南子》同时期的作品,甚至认为其作者就是刘安。这点确实可能,刘安是汉初淮南王,高祖刘邦之孙厉王刘长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叔父。他作为主编组织一些门客(主要是道家)著书立说,以对抗改革派儒家。编辑中夹杂了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其中阴阳家中有些人可能怕刘安这个编辑部并不牢靠,于是考了行医执照,准备转行,在百忙之中哪有时间完成规定的版面?索性将复习材料给主编交差。所以在《淮南子》中留下了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整体观念,疾病的病因、治疗原则,药物的采集和炮制,养生术等诸多医疗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和《黄帝内经》的内容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刘安谋反失败自杀后,树倒猢狲散,他的门客各奔东西,那些考下行医执照的阴阳家们马上改行开始挂牌行医;而那些没能考下行医执照的则只能靠给人看风水度日。但是刚刚整理的《淮南内经》则只能改名《黄帝内经》了。当然这是笑谈,世上绝对不会有《淮南内经》出现的,因为刘安编辑部里的一些小编辑在《淮南子》中已经泄了底“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鸿烈解•卷十九》)因为这句话甚至让我们有理由怀疑《神农本草经》也是出于他们之手?
  
 再次,在《内经》中方剂很少,只有十三个方子,被称为“内经十三方”。这十三个方子药味组成都很简单,所用药品也很常见,这与东汉晚期的《伤寒论》中的方剂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既便如此也要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复杂多样。十三方中有一个叫生铁洛饮的方子,是以炼铁时锤落的铁屑入药。如果没有发达的炼铁业,就不能产生大量的铁屑,这个方子也就不可能运用于临床。而我国进入铁器时代较晚,秦始皇是靠拿着青铜兵器的大军统一六国的,为了炫耀武力,他用从六国收缴来的青铜兵器塑造了十二个铜人。虽然也有先秦的铁器出土,但数量很少,所以很难有生铁洛出现,就更不要说入药了。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现了几座汉墓,其中在3号墓中发现了许多医疗典籍,这些典籍经过考证后被认为都是《内经》之前的作品,这为《内经》成书于西汉中叶提供了旁证。例如此次出土的我国最早的关于经络记载的竹简——《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十一经),大家知道在《内经》中记载了十二条经脉,《十一经》少了一条经脉,而且也没有把每一条经脉与身体的一种内脏器官联系在一起。马王堆汉墓3号墓主人是在公元前168年下葬的,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68年《内经》很可能还未问世。淮南子刘安是于公元前121年自杀的,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医的先贤们对《十一经》进行了补充,而后著成《黄帝内经》。
  最后,从内容上看,《内经》中有许多解剖学知识,例如在《灵枢•骨度》中记载:“头之大骨围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三寸。…此众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经脉之长短也。”在《灵枢•肠胃》中记载:“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叠积其注于回肠者,…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这些知识都是来源于真杀实砍的尸体解剖,其中的一些内容生理学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内经》中提出营血循行是“营周不休…如环无端”(《灵枢 营卫生会》),这种循环的观念西医直到十七世纪初才有人提出。所以《内经》的解剖、生理知识甚至可能是来源于对奴隶牺牲现场的实地观察。在封建社会逐渐完善,儒家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团体后,这种科学的研究方式被抑制,此后有史可查的记载不过三、四次,所以在东汉后期的著作(如《伤寒论》)中就已经无法找到这方面的内容了。
  因此《内经》可以看作是西汉医家在古代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以及相关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基础上,对先秦及汉初的医学知识的总结。在其中可能会有全篇照抄的现象,所以有些篇幅中的文字、音韵、方言上接近于战国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认为《汉书 艺文志》中记载《内经》有十八卷,当时的卷就是篇,果真如此的话,现行的本子中最多也就有九分之一的内容是出自于原著的。这样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一部书中会有诸多矛盾之处了。因为缺少证据,可能谁都无法说清《内经》真正的成书年代;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哪些内容是出自于原著了。
  以上均为个人浅见,但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黄帝内经》内容的理解、认识和学习,尤其是一些有争议的、前后矛盾的、和现代医学成果不符的内容。
  讲到这里,有的朋友是不是会说“你们中医总是在讨论两千多年的东西”,客气的会说“这样可能会妨碍中医的发展。”不客气的则会说“中医就是这个样子,只能靠两千多年前的东西混饭吃”。其实这些话是有些道理的,我们现代的中医学习《内经》究竟是学习她的什么呢?治疗手段?就那十几个原始的方子?不要说是现代,即使在五百甚至一千年前的中医就已经不再使用了!诊察手段?在《内经》中提到的诸多古老的脉法,在《难经》出版时就已经被淘汰了!解剖生理病理知识?《内经》中的这些知识如果在两千多年前还算得上是领先的话,那么在如今和现代的解剖生理病理成果比起来就是天壤之别了!
  那么笔者还要费这么多笔墨讲《内经》做什么呢?这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其实中医和西医真正的区别恰恰就是来自这部《内经》,书里讲到的中医理论才是指导中医不断发展的基础,才是我们现代中医学习的方向。
   《内经》中记述了: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养生和运气、预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整体观念、阴阳五行、藏象学说和治未病学说成为中医的基础理论,对后世医家的影响最大。
  现代有许多人说中医的理论多是不科学的,已经无法指导现代的临床治疗。这是因为对中医不了解造成的,《内经》中有一段话“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晩乎!”仅凭这一段话《内经》就足以被称为不朽之作。正是在这种“治未病”(未病先防)思想的指导下,中医十分重视对预防医学的研究,从饮食、运动、药物到免疫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全人类的繁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在晋朝中医就有了免疫学思想的萌芽,在明清两代“种痘术”已经日臻成熟,并沿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在此方法的影响下西医发明了牛痘,开创了免疫学的先河,“种痘术”则被誉为免疫学的鼻祖(后面将有详细介绍)。这一理论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医生所重视,尤其是国外的大腕西医,他们正沿着这条路大踏步前进。现代医学发现许多疾病的病因是人体基因造成的,如果改变基因,这些疾病就可能消失,这难道不是“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圣人所为吗?可惜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既不是中医,也不是中国的西医!
  在《内经》出版前的欧洲出了一位名医——希泼克拉底,他被称为医学之父,他的誓言成为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宣言(当然要除去不给妇女打胎药这一句)。他提出的医学理论和《黄帝内经》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他把世界上的物质分为空气、水、火和土四种元素很像中国的五行,甚至有人说这两个学说是孪生兄弟,其实两者有很大的区别,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能说真正明白什么是五行学说(具体在《中基篇》中再讲)。此外希波克拉底认为,人的肌体是由血液、粘液、黄胆和黑胆这四种体液组成的。疾病正是由四种液体的不平衡引起的,而体液的失调又是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似乎很像中医的调节阴阳平衡。看起来在这一时期,中、西医之间似乎是完全可以相互交流、相互贯通的。但实际上,中西医产生的一切分歧正是源于此,如果把医学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中西医这两个最茂盛的树枝正是从这时分叉的。
  许多人指出学习中医不能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中医的发展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大影响。其实西医也是一样,它的发展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无论是传统的西医还是现代的西医。西方传统文化中对西医影响最深的应该就是原子论了!原子论起源于古希腊,这个理论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一种最后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它的基本属性是“充实性”,每个原子都是毫无空隙的。虚空的性质是空旷,原子得以在其间活动,它给原子提供了运动的条件。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西医更注重微观的、单一的方面进行研究,总是希望能够找到单一的一种致病因素;单一的一种化学成分作为药物;单一的一种药物用于临床治疗。而中医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提出了整体观念,更多的在宏观的、综合的方面进行研究,指出人是一个整体,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所以在医疗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局部,还要上升到整体水平,甚至要考虑到整个自然界的影响。现代医学甚至已经研究到夸克的水平;而中医则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将某一局部的症状和全身联系到一起,并扩展到整个自然界甚至是全宇宙。这是我能够找到的中西医之间最大的区别,大概也是唯一的区别!(具体内容将在《中基篇》中介绍)这也是为什么中、西医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几乎都停止了对解剖学的研究,西医碌碌无为,而中医却欣欣向荣的原因。而中医整体观念这一基础理论的确立恰恰是来自于《黄帝内经》这本书。
 虽然上面所提到的内容十分重要,但完全可以用现代汉语以较短的篇幅向现代中医师进行介绍,可是现代却有众多的中医师在阅读原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晋升考试有这方面的内容。其实笔者也主张阅读原文,但不是为晋升,而是为更正人们对中医的一些错误认识!
  例如:虽然在《内经》中有许多解剖学的内容,但许多人认为:解剖学是现代西医发展的基石,中医的医学理论体系特殊,没有以解剖知识为基础。否认中医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古代解剖知识的基础上的,那么中医理论体系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从神仙那学来的?这种认识的实质只不过是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罢了。
  《内经》中的藏象学说就是在古代解剖学基础上,通过临床观察并加以总结而形成的对人体内部器官解剖和生理的认识。其中许多内容是已经被现代医学所证明,例如:肺主气;心主血脉…。
  作为两千多年前的东西存在争议在所难免,最著名的就要数争论了两千多年的“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的问题了。每一位中医学子,在进入中医院校的第一学期都要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书中对神有两种解释,一种称为广义的神,即指整个人体生命活动中的内在变化和外在表现的结合;另一种是狭义的神,即指心所主的神态,即人的思维意识活动。藏象一章中白纸黑字写着:心主神志,即心主神明,亦称心藏神,是指心具有主宰人体一切生理活动和人体意识思维活动的功能。因为现代中基将神明解释成思维意识活动,所以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的问题也就变成了是心还是脑在主思维意识活动了。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争论过。可能是因为后世医家更崇尚中心位置,所以把精神活动这一重任交给了更位于中心位置的心脏;或许后世的医生观察到人们受到情志的刺激时往往最先表现的是心脏跳动加快,然后是昏厥,而心脏的疾病会导致患者迅速死亡,往往不给医生抢救的时间,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中、西医都更倾向于心主思维意识活动的判断。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心主思维,这一“定理”直到公元十六世纪才由近代解剖学的奠定人维萨留斯加以更正。
 在中医方面虽然在明清两代也有众多医家如李时珍、王清任等提出脑主思维意识活动这一正确的论点,但现代心主思维意识活动还是中医教科书上的内容。据称这些观点都是来自于《内经》,出于对先贤的“尊重”,中基才会坚持心主思维意识活动这一观点。但在现代,思维意识活动是脑的功能而非心这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无论是否认同,中医学子们都要这么记、这么背!
  中医导师们为了纠正学子们的这种科学常识不得不做出:1、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不一样,中医的脏相当于西医的一个或几个系统(这显然是对解剖学、生理学认识不清所致,在两千年前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放到现在是否可以原谅?);2、心可以给脑供氧、供能所以主神明(那么没有肺进行气体交换氧从何来?没有消化系统能从何来?这样一来,岂不是哪一个脏器都能主神明!?);3、心可能就是主神明,因为现在有报道说换过心脏的患者出现了捐献者的部分思维(这种现象还需要更多的科学证实)等解释,但都难以服众。总之现代医学证实无论如何作为循环系统的主要器官——心,也不可能拥有指挥神经系统的能力。至少在现在的科学条件下已经证明心主思维是错误的,现代的中医为什么就不能改正呢?即使改错了,有朝一日确实证实心主神明是正确的,中医再改回来,可不可以呢?现代西医就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中进步的,中医是否也应该借鉴?但是现代的一些老中医、老专家却表示坚决不能改,因为怕一改就乱了。事实上,中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争论,甚至分成了心主神明派、脑主神明派、心脑共主神明三派,他们不也没能使天下大乱吗?
  为什么会有心主神志这个观点呢?只不过因为《内经 灵兰秘典论》中的一句话:“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但问题是《内经》作者的本意真的是认为“神明”一词就是指思维活动吗?因为在《内经》中神明一词多次出现(不包括目录中的共有十四次),这里面有的是指广义的神,有的是指狭义的神(如《脉要精微论》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但许多地方用这两种解释都是解释不通的,如《阴阳应象大论》中记载“阴阳者…神明之府也。…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
 而《素问 脉要精微论》中记载“头者,精明之府也。”一些医家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五脏六腑的精气(或精华)皆上会于头面部,其中尤以人的眼睛,其外观的神态及光华,最能反映脏腑的机能状况,故名”。这样的解释,使得脑和思维活动就拉不上关系了,从而更加巩固了心主思维的地位。但是这种解释实在牵强,人们经常把意识思维活动说成精神活动,一个神,一个精,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究竟哪一个指的是思维意识(精神)活动呢?
  我们就来看看神和精究竟有什么区别,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对精的解释也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其中构成人体的部分叫“生殖之精”(即“先天之精”),维持生命活动所必需的为“水谷之精”(即“后天之精”)。这两种说法也是来自于《内经》,但同样,在《内经》中也有许多地方提到的“精”不能用这两种解释说清楚。那么“神”除了广义的神和狭义的神外是否还会有第三种解释、第四种解释呢?“精”除了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外是否也有第三种解释、第四种解释呢?我们还是先查查字典吧!
  在现代汉语字典里对精和神有许多种解释,这些解释多是汉语在几千年流传过程中派生出的引申意,这显然不是《内经》作者的本意。《内经》成书于两千年前,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更接近于文字的本意,那么精和神的本意又是什么呢?在《说文解字》中对精的解释是:择也。而神的解释是:天神,引出万物者也。两者合在一起是:选择引出万物的东西,即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维意识活动。个人理解精的抉择功能来源于后天,而神的引出万物功能来源于先天。我们再来看看这样的解释是否符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现代医学证实人类的后天思维活动是靠大脑的支配,但不与生俱来,新生儿是没有这样的功能的,需要后天的培养训练;而心脏的自主跳动则是与生俱来的,甚至在未出世时它就开始了跳动,它是靠窦房结控制的,不会因为大脑下达停止的命令而停止,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先天的东西呢?(仅代表个人观点,希望不要误导中医学子,对中医古医籍可以有自己的理解,但考试的标准答案却只能有一个,谁让我国是应试教育呢。)
  但既然精和神两者都出现在《黄帝内经》中,说明作者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研究了,他很可能将先天和后天的主宰分别交给了心和脑,因为如果没有心的先天作用,脑根本没有机会发挥后天的作用,所以把君主之官交给了心。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他并没有认识到其他的先天功能并非全由心所主,例如平滑肌的运动也无需神经系统的指挥,胃肠道的蠕动也是与生俱来的功能。现代医学认为先天的东西来自于基因、DNA,在古代中医自然不会认识到这些,所以将这一功能交给了心。所以心未必能主神明,但脑无论如何也是主不了神明的,而心主思维意识活动则更是大错特错!在十六世纪西医彻底的否定了心主思维意识活动这一理论,与此同时许多中医也对此提出了质疑,但中医至今仍未能改正这一认识。《内经》作者如果泉下有知,不知道会有多么失望,他居然有这么多的后世子孙以偏盖全,以未必正确的理解来解释他的经典著作。那些中医专家们忠贞不渝地捍卫的“真理”,则完全可能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解上的!这一结论不但没有科学依据,在中医临床方面也没有任何指导意义,坚持这一观点只会增加人们对中医的误解,使人们认为中医不科学、知错不改、保守等等。此外还有诸如:经络、臧象等许多类似的内容将在后面的《中基篇》、《针灸篇》中加以详细介绍。
 在人们的心目中,手术似乎是西医的专利,中医似乎根本就不应该和它沾边。但早在《内经》中就有关于手术的诸多记载,其中提到了痈疮成脓后要切开排脓;坏疽的病人要及时截肢等内容(《长刺节论》、《九针论》),在《灵枢》中还记载了世界上第一次腹部穿刺术用于腹水的引流。顺便提一句,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已经有关于痔、瘘手术方法的记载,术式之高超,设计之巧妙令人叹为观止,据称这些技术西医是在公元十四世纪才开始试用的。
  前面讲过《内经》的编辑里可能有许多阴阳家,所以阴阳五行的内容出现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方面的内容也将放到中基篇中再讲。
  关于五运六气一节,因为多数人认为是唐朝的李冰补入的,加之有唯心之嫌,所以并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最近网上有许多人称周围有这方面的高手,运用此学说推算出许多事情,甚至是一年的天气预报,据说准确率很高,甚至超过了气象台。因为周围没有这样的高人,所以无法考证。果真如此的话,到想给这些高人出个主意:不要说自己是运用五运六气推算出一年的天气,假说自己有能够预测未来天气的特异功能,然后找一个叫司马南的人,经受他的测试,如果通过的话,就可以得到他提供的一千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接着让他带领到美国去接受另一个测试,如果还能通过的话,能得到一千万美金的奖励,虽然美金在贬值,但两项奖金加在一起也有近七千万人民币!这样既可以弘扬祖国文化;又可以拉动我国的GDP增长;还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总之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何乐而不为?
  现代有人认为西医是科学,中医是巫术,说这些话的人真应该好好看看《黄帝内经》,因为其中有一句话“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 五藏别论》)。这说明中医早在《内经》成书之时就已经宣布和巫术决裂,因此那些搞巫术的人绝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
  总之《内经》是一本伟大的巨著,即使其中有错误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这样也绝不会抹煞他的伟大成就。而那些不顾事实真相,拒不承认错误,胡乱进行解释才是真正可耻的事情,这也正是中医现代被人们误解、受到质疑的重要原因!
  在先秦时期最著名的医生应该数扁鹊了,他是第一个正史有传的中医师(最早被载入史册的应该是秦国的医生缓,他被载入《左传》,并为我们留下了病入膏肓的成语),《史记》中有扁鹊的列传。列传中记载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下面就讲几个活跃一下气氛。扁鹊医术高超,而且是全科大夫,内、外、妇、儿他都擅长,每到一国他都会根据那里人们的习俗而变换自己的专科。在虢国他精确地判断出太子只不过是休克,而非真死,于是留给我们医活死人的故事。扁鹊见齐桓公(史学家多认为是蔡桓公)指出他有病,桓公不信,因为讳病忌医,最后导致命丧黄泉,这个故事不但为我们展现出扁鹊医术高超的,预测疾病转归防微杜渐的一面;也为我们指出自负、不相信医生的恶果。在此基础上司马迁总结出医生难以医治的六种情况:“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史记•扁鹊传》)。这六种情况中第四、第五为危重病,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肌注、静脉输液等方法)使得部分病患已经可以医治。但其余四种情况则需读者注意,如果不加以自查,可能后果严重。有人将某影视女明星不幸英年早逝的罪过也归咎于中医,本不想对逝者多加评论,更何况也没有看过她的病例,但既然有人兴师问罪也就不得不辩解两句。她的病例没有对外公开,具体情况大家都不清楚,即使是像某些人说的因中医误诊所致,也不能以此作为全盘否定中医的证据(毕竟西医误诊的也不少)。而且从她最后出家这一举动来说她就已经主动放弃了任何治疗,已经被列入中医不治的范畴了。中医治疗癌症的方法很多,不但有药物,还有各种功法,陈撄宁先生(原中国道教协会主席,有当代太上老君之称他的事迹在后面还将提到)的妻子吴彝珠女士就是一位乳腺癌的患者,而且她本身就是一位西医,她清楚地知道西医治不好她的病,于是她向自己的丈夫学习养生功法,即使在条件恶劣的抗日时期她还带癌生存了十年之久,当时乳腺癌患者生存时间不过三、四年(摘自陈撄宁自传),所以许多疾病治疗的关键在于患者不放弃!还是回来说扁鹊,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的他却有个悲惨的结局,他高超医术遭到了同行的嫉妒,在他将要进入秦国时,秦太医令李醯(音西,醋的意思真是人如其名)因技不如人,派出刺客谋杀了扁鹊,看来善未必有善报。
  《史记》中在扁鹊传的下面还并列了一个太仓公传,太仓公的原名是淳于意,但现代人之所以能记住他,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而是他有一个好女儿——缇萦!缇萦救父的故事广为流传,而《史记》中对太仓公医术的长篇记载却鲜为人知。
 《内经》之后有一本可以和她齐名的著作《难经》问世,常被医家合称为“内、难诸经”。其作者署名为秦越人,就是扁鹊,但在《七略》和《汉书 艺文志》中都没有这本书的记载,所以现代学者大都认为这本书是东汉的作品。在书中第四十二难记载“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常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回肠大四寸,径一寸半,长二丈一尺,受谷一斗,水七升半。广肠大八寸,径二寸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故肠胃凡长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谷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肠胃长短,受水谷之数也。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主藏魂。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凡八叶,主藏魄。肾有两枚,重一斤一两,主藏志。胆在肝之短叶间,重三两三铢,盛精汁三合,胃重二斤一(二)两,纡曲屈伸,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盛谷二斗,水一斗五升。小肠重二斤十四两,长三丈二尺,广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左回叠积十六曲,盛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大肠重二斤十二两,长二丈一尺,广四寸,径一寸,当脐右回十六曲,盛谷一斗,水七升半。膀胱重九两二铢,纵广九寸,盛溺九升九合。口广二寸半,唇至齿长九分,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十二两,广二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喉咙重十二两,广二寸,长一尺二寸,九节。肛门重十二两,大八寸,径二寸大半,长二尺八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这段记载不由得使人想起《后汉书 王莽传》中的一段记载:王莽命令处决一个叫孙庆德的人,并让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同进行尸体解剖,对五脏进行实际测量,用竹筳对血管进行穿导以认识血脉的走向。十分可惜的是这个图谱并未流传下来。《难经》的这段记载是不是太医尚方对孙庆德的解剖成果呢?已经无法考证了,但尚方则可能是有史记载的中国解剖第一人(妲姬不算,因为她不是出于医学目的)。现代许多人都在说: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不是一回事,这种认识不知从何而来,但从《难经》的这段记载来看,似乎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
 随西医的传入,许多中医对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开始对中医的经典著作进行了重新的解释。例如民国时期的恽铁樵先生从维护中医、发展中医的角度出发,倡导中、西两种医学沟通。在他的著作《群经见智录》中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这一观点已经成为现代中医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如果说《内经》之五脏不仅包括脏器本身,还包括它的功能的话,这种解释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古汉语中经常会出现名词作动词用的现象。但现代有许多中医以此为根据,肆意加以引申,变成了“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不是一回事”,来故意模糊中医经典中的错误,拒绝接受现代科技成果。这样才真正是“现代的中医已经不是真正的中医了”,真正是在“侮辱中国的传统文化”!
  从《难经》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解剖技术已经颇有水平了,虽然学过现代解剖的人会说这些东西和现代解剖学不能相提并论,但这些内容是两千年前的成果,显然是经过实际测量后记载而成的。当看过一千多年后清朝人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后面将有专门的介绍)后,我们就会更加肯定当时的解剖技术(此后关于尸体解剖的记载要等到南北朝的宋朝才会再次出现)。随着封建社会的完善,关于解剖学知识的记载越来越少,可能是因为人们对殡葬越来越重视,医生解剖尸体被视为对死者的大不敬,要得到用于解剖的尸体,就只能等处决谋逆这样十恶不赦的重犯的时候才有机会。在解剖尸体被禁止后,如果还想得到这方面的知识,历代医家可能只有从“内、难诸经”中去找了,这很可能也就是历代医家如此重视这两本书的真正原因。
  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第一部中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也问世了。这部书的作者不详,成书年代不详,但肯定是受到了《内经》中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故将药品分成酸、苦、甘、辛、咸五味,而且将药物分别归经。书中人为的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并以朝中的君臣地位为例,来表明其主次关系和配伍的法则,明显是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其中上品收录药物120种为君,无毒,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据称还会清身延命;中品120种为臣,无毒或有毒,主养性,具补养及治疗疾病之功效,下品125种为佐使,多有毒,不可久服,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其实被收录入上品的药物中也多有不宜久服之品,下品中疗效突出的品种却比比皆是。由于《神农本草经》在中药界中的地位无以伦比,所以这种分类方法几乎被认为是古代中药唯一的分类方法。其实当时很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别的分类方法,例如已迭失的《吴普本草》很可能就是按自然属性分类法分类的药物学专著(吴普即华佗的徒弟,从一些其他的书籍中还能看到《吴普本草》的概貌)。后世本草沿用这种分类方法已成为传统,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虽然将自然属性分类法结合入三品分类法之中,但直到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出版才将这个传统彻底打破。《神农本草经》至少是当时药学家们对此前中药学一个流派的总结,为后世的医生们提供了药学指导,尤其对《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医实用内科学——《伤寒杂病论》
  在理论和中药学的指导下经历几百年的临床实践后,东汉末年中医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就是以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实用医学著作的诞生。
  在公元200年前后中西方各自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医生——盖伦和张仲景,他们分别被称为现代医学之父和医圣。当时的欧洲还处在奴隶制社会,社会制度虽然落后,但对于医学发展却是有利的。盖伦则可以继续解剖学的研究,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为后世的西医奠定了证实论的基础,也就是必须通过检验证实事物的存在。而我们的医圣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随着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解剖学被逐步禁止,塞翁得马焉知非祸?中医的先贤们不得不从基础研究转入到对临床的研究,而且只能通过外在的表象和已有的脏腑知识来推测机体内在的变化。其实他们都是受到了中西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原子论的影响下西医希望找到最基础的物质,所以盖伦更注重解剖学的研究;而在整体观念的影响下,张仲景发明了辨证论治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西医之间的区别就越来越显著!
  前面讲过学中医不能抛开中国的历史,所以学习《伤寒杂病论》首先也要知道当时的历史情况。张仲景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死于建安最后几年(约公元215~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无论在《后汉书》还是《三国志》中都没有他的传,他的事迹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直到《晋书 皇甫謐传》中他的名字才第一次被提及,与名医华佗相提并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很少。唐代有个叫甘伯宗的人写了本《名医录》,其中记载了张仲景的生平事迹,现已经失传,宋朝的医家为《伤寒论》写序时,引用了部分内容,流传至今,这部分内容也被载入了《河南通志》。文中记载:“汉张机字仲景,湼阳人,学医术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灵帝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所以他有张长沙之称,因曾在大堂上给患者看病,所以给后世的中医师留下了“坐堂大夫”这个别名。
  张仲景身处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战乱,民不聊生,各地接连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张仲景刻苦学习古医籍,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其内容类似于实用内科学。
  搞清楚了作者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作者以“伤寒”作为书的题目了。在当时伤寒这个病是人们的最大威胁,它的危害甚至超过了战争。有一点需要说明,伤寒并非指现代人们常说的伤寒病,而是对具有发热症状的疾病的统称。伤寒在《素问 热论》里下的定义是:“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而《难经 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难经》的这条记载给伤寒进行了分类,就是中风、伤寒、湿温、热病和温病这五类。其中提到两个伤寒,第一个伤寒当然是广义的伤寒,也就是《素问 热论》讲的伤寒;后一个伤寒是狭义的伤寒,就是感受外寒侵袭而发的疾病。而《伤寒杂病论》书名上的伤寒,当然指的是第一个意义上的伤寒。
  我们想想发热这个症状在什么病里最常出现呢?当然是各种致病因素导致的感染。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将这感染性疾病分为由浅(表)入深(里)的六个阶段,即确立了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揭示了疾病的发生、发展、结束及转归的过程,从而受到历代医家的尊崇。现代医学也常将疾病划分成几个阶段,虽然在具体划分上有出入,但是总的原则并没有什么区别。
  《伤寒杂病论》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本原则,只是现代许多中医把这一原则理解为了“辨症论治”。“证”简单的说,可以理解为是疾病的本质,包括疾病的各个方面,而“症”只是疾病表现出的症状,是证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中医现代落后于西医的重要原因之一(详见诊断篇)。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这和《内经》中那简单的十三个方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张仲景具有非常客观的科学态度,他在条文中尤其是有方剂的条文中经常用的文体是:某某症状用某方,而很少进行解释。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虽然观察到这些方剂对某些症状有效,但并不敢确定其中的原因,所以只是客观的将真实情况记录下来。
  中医有许多世界第一,作为医圣的张仲景自然也不例外。他是记载药物灌肠的第一人,他创立蜜煎导方、猪胆汁方、土瓜根方(已佚)用于灌肠通导大便。张仲景还是记载胆道蛔虫症状的第一人,他创立的乌梅丸经现代科学实验,已证明可以起到使蛔虫安伏的作用,从而有利于蛔虫从胆囊排出。此外他还可能是发明心外按压的第一人,在《外台秘要》中记载:“仲景云:自缢死…被卧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微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如此一炊顷”。因为在《金匮要略》中没找到相关记载(不排除在流传过程中遗失的可能性),所以不敢完全断定。《外台秘要》是唐朝时对此前医书的总结,所以最晚在唐朝,中医就已经在使用心外按压这一技术来抢救危重病人了。文中记载“如此一炊顷”,和最新的指导意见提到的抢救十二分钟的规定也十分相近。但现代的中医只注重对张仲景方剂的研究,而对以上这些世界第一却总是一带而过,甚至干脆归于西医范畴不予宣传。
 张仲景和盖伦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两位大师思想的教导下,东、西方分别出了许多名医,但也许是他们教学方式的不同,所以后世的徒子徒孙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张仲景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全在个人,所以虽为一师之徒,但两个中医几乎不可能给一个病人开出相同的方子;而盖伦则是手把手地教徒,即使是批评纠正他错误的西医也使用的是他传授的方法,所以两个西医给一个病人开出同样的方子则是完全可能的。
  后世许多医生对《伤寒论》进行了批注,据教笔者《伤寒论》的老师说:因注解《伤寒论》而成名的医家就有三百多位。不要说把这些书都看过来,就是把这三百人的名字都看一遍也要花不少时间吧!他们靠什么来解释方剂有效的原因呢?他们没有现代科技的指导,也没有科学的验证方法,只能靠内、难诸经中一些解剖、生理、病理的知识加以推理进行解释。这样就有可能将原著解释得面目全非,曲解了作者的原意,把科学的东西解释成了伪科学的。
  举一个例子:记得看过一本中医古籍,上面记载了一个用蝉蜕治疗小儿夜啼的方子,后面的注解是:因为蝉白天叫,而晚上不叫,所以取其这个特性治疗夜啼,并且特意指出要用蝉蜕的前半部,因为蝉发声器是在前半部。现代医学研究小儿夜啼的原因除了缺奶、尿床等生理情况外,最常见的就是缺钙了。蝉蜕是蝉退下的外壳,钙质含量一定不低(非常遗憾笔者无法查到它的含钙量),所以用来治疗小儿夜啼应该是对证了。那时的医生不可能认识到缺钙的问题,而他又非要解释一下其中的奥秘不可,于是就有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上述注解。
  所以有人提出学习《伤寒杂病论》最好的方法就是背原文,再到临床上去套有类似症状的患者。因为机会已经错过,所以本人已经无法达到这个境界了,希望后面的学弟吸取教训,少走弯路。因为《伤寒论》中并没有对病因的解释,所以为我们用循证医学的方法证明中医有效提供了课题设计方案——只要找到具有某些症状的患者,再运用《伤寒论》的方剂进行对症治疗,最后进行T检验就可以了。
  《伤寒杂病论》也是有局限性的。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同事开玩笑,他说如果张仲景到现代,一定会限号的。我却说:“他未必有你的号多,因为在动乱的三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并不长,能有四十岁就不错了(因为在生产力大大发展的解放前,人们的平均寿命不过四十多岁),现代对人们威胁最大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在当时都是疑难杂症,张仲景的经验绝对没有你多,而他擅长的感染性疾患现在看中医的又少得可怜。”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 其实在青霉素未发明以前,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欧洲的同行们,他们在一千八百年前没能写出了如此系统的专著,也没能创立众多的行之有效的方剂(盖伦去世后,医疗活动被欧洲的教会所把持,在黑暗的一千年间传教士们无论对什么患者只给他们喂一种据说是盖伦发明的“包治百病”的药丸)。
  总之张仲景不愧医圣的称号,现代的中医们不能用现代的方法去研究《伤寒杂病论》是中医的损失,而现代医学不去研究则将是全人类的损失(详见现实篇))。
 其实在张仲景的时代最出名的医生并不是他,而是我们熟悉的华佗,即使在现代表扬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时还是用“华佗再世”这个词。他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都有传,但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准确地知道他的生辰年代,只能大体推断和张仲景的生辰相差不多。在他的传中记载了许多病例,但是并没有我们所熟悉的为关羽刮骨疗毒和要为曹操做开颅手术的两个病例。在《三国志 关羽传》中确实有刮骨疗毒的记载,但那只是一个普通军医做的手术,并非华佗亲自主刀。刮骨疗毒大致相当于现代外科的清创术,因为关羽的伤口中有脏东西,导致伤口假愈合,一个普通军医就可以做这样的手术,可见当时这项技术是十分成熟的。我国的外科技术当时还是很发达的,在《三国志 魏志 贾逵传》的注中引用了《魏略》中的记载:(逵)在弘农,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理,乃发愤生瘿。后所病稍大,自启愿欲令医割之。太祖(曹操)惜逵忠,恐其不活,敎谢主簿: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逵犹行其意,而瘿愈大。从这段记载上看,贾逵很可能是得了甲状腺瘤,当时中医外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手术,这种手术在没有消毒措施的情况下,成功率不高也是正常的。至于曹操的开颅问题,因为没有任何的相关记载,也就无从考证了。但是华佗用麻沸散麻醉病人后,行开腹手术却是有正史为证的。据《华佗传》记载:在华佗临刑前,他想把自己的著作送给狱卒,但是狱卒没敢接受,他也不勉强把书烧毁了,所以他的著作没能像《伤寒杂病论》一样流传。试想一下,书中可能会有大量的中医外科内容,很可能它就是一部和《伤寒杂病论》互相补充的实用外科学著作,两本书本可以交相辉映的,这本书没能流传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即使这本书能够流传,在“肌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的儒家思想统治下,这种手术的方法也很难流传。麻沸散被换名为蒙汗药,只能造福于盗贼们了。万幸的是华佗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华佗夹脊刺和五禽戏,仍能为中华儿女们服务!
  随着儒家的一统天下,中医外科学逐步受到抑制,不得不转入内治法的研究,但在外治法方面中医并不像人们印象的那样碌碌无为,相反在这方面中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曾经远远领先于西医。中医外科甚至还曾涉足到矫形外科的领域,据《晋书 魏咏之传》记载:“魏咏之字长道,任城人也。家世贫素而躬耕为事,好学不倦生而兔缺(兔唇)。”当他成人后,听说“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便借贷前往求治,荆州刺史殷仲堪见他谈吐不凡,便替他找来了医生,医生看后说:“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 魏咏之欣然同意,经过细心照料他的兔唇得以痊愈,此后他官运亨通,不知是不是巧合,竟也坐到荆州刺史这个职位,并卒于任。多亏他能有所作为,在正史上留下了传记,使我们得知早在晋代中医就能够完成兔唇的矫形术,但为他解除痛苦的医生,靠着雕虫小技则在正史上是无法留下姓名的。这段记载据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兔唇修补术的记载,据说这种手术方法一直流传到十七世纪,甚至流传到了流球国,为国王的孙子解除了痛苦。但现代如果有人说中医要开展整形外科的话,不知有多少人会当笑话听,又会有多少人跳出来说:那是西医的东西,中医不能搞!真搞不懂,一千多年前的中医搞的东西,为什么现代却不能再搞了!
  晋朝时期的中医还对针灸学进行了总结,皇甫谧著成《针灸甲乙经》十卷,一百二十八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方面。书中校正了腧穴654个(包括单穴48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

 中医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
  随着中医的不断发展,中医开始了对急救医学的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代表就是神仙级人物——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肘后”是指这部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肘上随身携带,类似现代所说的“手册”,“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救手册”。这部书里的治病药方,都是容易得到的随处都有的草药,又便宜、又方便,更重要的是灵验有效,所以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正如《肘后备急方》序中所写的“苟无良医师,安所适从?况穷乡远地,有病无医,有方无药,其不罹夭折者几希!”所以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这部书就更显珍贵。
  葛洪(284~364)字稚川,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为东晋的道士,著名的炼丹家、医药学家、化学家。他出身于江南世家,其祖父、父亲都在三国时的吴国做官,吴灭亡后,其父归晋,曾任邵陵太守,卒于任,当时葛洪年仅十三岁,从此家道中落。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家又遭了火灾,所存书籍全部烧毁,这大概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吧。葛洪十分好学,他靠打柴赚钱来购买纸笔,然后到别人家里去借书阅读、抄写。对物质生活他要求得很低,史书中记载:因为他没时间去打理自己的院子,使得里面杂草丛生,每天他都是披星戴月拨开草丛出入家门的。他入仕后,曾经上过战场,因功加官进爵,但他对升官发财并不感兴趣,所到之处不是搜刮民脂民膏,而是忙着搜寻书籍阅读来积累自己的知识。大概是受到先人葛玄(三国时期著名的方士,世称小仙翁,葛洪为其侄孙)的影响,葛洪不久就辞职回家,专门从事医学和炼丹学(化学)研究。因为他取得的成就过于辉煌,所以道家、医家争相将他纳入门下,他的《肘后备急方》成为医家名著;而《抱朴子》则成为道家必读。
 葛洪从小喜欢读有关医药、保健和炼丹制药的书,还很留心民间流行的一些简便的治病方法。他主张修道先学医,也许这就是道家讲究内外双修的起源。葛洪把在广大的民间搜集到的验方,结合自己学到的医药知识相结合,编纂完成了《肘后备急方》。
  书中最大的成就是对各种急性传染病做了初步的认识,此前的古人认为传染病是“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则认为:瘟疫可能是中了外界的疠气而至。现代医学证实,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体和病毒等)引起的。陈独秀曾经批评中医说:“(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中医是人不是神,那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在还没有发明显微镜的时候如果能认识到菌毒传染那就该是神了!中医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指出传染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不能总拿现代科技来苛求古人。
 此外葛洪还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书中写到:“其病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怳怳黙黙,不的知其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大致意思是说这种病千变万化,染上的人搞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会丧命,而且还会互相传染。有医学常识的读者一定会想到这些症状和我们现代所说的结核病十分相似。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医家。后世医家将结核病称为痨病,认为是痨虫传染而得的,在生物学分类不是很发达的古代,细菌被划入虫类也不为过吧!中医对痨病的治法是杀虫,在没有显微镜的古代中医真是伟大!
  作为神仙级的人物仅仅拿个全国第一是远远不够的,世界第一对他来讲也是司空见惯。葛洪是发现恙虫病的世界第一人,《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着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着人,便钻入皮里”。现在已经弄清楚,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 “立克次体”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患病发烧。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认真的观察和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指出了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这个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一个葛洪并不认识的疾病“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葛洪不认识这种病并不足为奇,因为它就是后来令人谈虎色变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而葛洪德记载比雷撕斯还要早500多年,所以他不认识这种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此后的中医们发明了“种痘术”,为彻底灭绝这种疾病做出了贡献,也被欧洲医生认为是开创了免疫学的先河。
  如果把免疫学的鼻祖算作葛洪也不为过,因为他治疗狂犬病的方法中已经含有免疫学的思想萌芽。狂犬病是由感染狂犬病毒的狗咬伤人后所致的一种疾病,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为百分之百(据称古今中外只有一位患者幸存),绝对是人类的超级杀手。《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意思是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被狂犬咬过病人的伤口上,患者就不会再发病了。一千年后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法国的巴斯德发明了狂犬病的疫苗,他的方法是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狂犬病,再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狂犬病,这种方法是否与葛洪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否可以说是葛洪方法的现代版?葛洪对疯狗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实质是免疫学思想的萌芽。
 有人考证过除了最先发现了天花和恙虫病外,葛洪还首次记载了脚气病,特别是对脚气病重症的记载和现代医学记载不谋而合。首次记载了腰间盘突出的症状,并指出发病和风、寒、湿有关。此外他记载的许多医疗技术,例如:导尿术(竹管导尿)、洗胃术、痈疮引流术、咽部异物剔出术、器物灌肠法、口对口呼吸抢救法(配合上张仲景的心外按压就是现代心肺复苏术)、指掐按压术、捏脊疗法、隔物灸法、救溺倒水法、舌下含药治疗心脏病法等,都是世界首创。俗话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但搞过临床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导尿术,被尿憋死个把人绝对不是什么新鲜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小腹满,不得小便方中记载:“若小腹满不得小便者,细末雌黄,蜜和丸,取如枣核大,内溺孔中,令半寸,亦以竹管注阴,令痛朔之通。”他不但以竹管导尿,而且还用蜜作为润滑剂,“令痛”则可能是通过前列腺时引起的疼痛(有的西医认为这种方法是无法给男性导尿的,尿下来只不过是尿路刺激证的结果,现代是无法进行这样的实验了,也没有必要进行这种实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方法至少可以给女性导尿,这已经足够了)。葛洪还对《内经》中腹穿的方法进行了改进,发明了放腹水的手术方法。葛洪还是位美容专家,他最早提到美容美发问题,首次记载了很多治疗损美性疾病的方药和美容妆饰方。加上孙思邈在《千金方》中引用的葛氏口内颞颌关节脱位的整复方法、夹板骨折固定术(现存的《肘后备急》中并没有这几条,但在《千金方》中孙思邈记载这些方法都是葛洪的专利),这么多的世界第一,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葛洪在炼丹过程中炼制出来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药物,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运用这些药物他创立了不少治疗骨、外科疾病的外用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有特效的。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如果当时有诺贝尔奖的话,不知道多少年后别人才能染指生物医学奖!不但生物医学奖,化学奖也将是他的囊中之物。葛洪在炼丹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等一些化学变化的规律,因此成为现代化学的先祖。 正是因为葛洪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他死后竟被神化,成为葛天师被人祭拜。
 在南北朝时期的南宋,中医界还出了一位布鲁诺式的英雄,而且是一位女英雄,为了用实证的方法探求病因,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现代许多人中国的科技没有进入实证论的指导,不知到他们对这段史实如何评价)。因为是一位女性,所以她的故事就注定比布鲁诺更凄婉和绚丽,但布鲁诺已经流芳百世,而她却默默无闻鲜为人知,她就是世界病理解剖第一人——张氏。据《宋书》和《南史》的《顾觊之传》(非画龙点睛的画家顾恺之)记载:在公元457年,南宋沛郡相县人唐赐到邻村彭家饮酒,回家后发病,口吐虫子,不治身亡。在他临死前嘱咐妻子张氏在他死后进行尸体解剖,以便了解他的死因。张氏忍住悲伤,在儿子的帮助下亲自主刀对她的丈夫进行病理解剖,发现丈夫内脏都已糜烂(今人推断是类似急性弥漫性腹膜炎致死的病例)。南宋的地方官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对大逆不道的母子,便上报朝廷,经过大臣们讨论,南宋武帝刘骏决定对这种忤逆不孝的做法严惩不贷,这对母子就这样为科学现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由于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她们母子的结局,所以也有人认为子被处死,母被监禁,但无论如何她们是受到了严惩)。张氏母子比1303年发生在欧洲罗密欧瓦利那所做的中毒死亡者病理解剖早了800多年,比1660年2月,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的布鲁诺早1200多年。讲究以孝治天下的刘骏却生出了刘子业这样的儿子,若论起不孝、荒淫来,在汉人皇帝中他绝对可以名列三甲,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报应。
 现代的戏剧大师们把她们母子的故事搬上了舞台,在京剧、豫剧中都保留有剧目《大明魂》,张氏取名张秀姑,她的丈夫也从死于腹膜炎变成了传染病,张秀姑为救其他百姓而忍痛剖夫,其所作所为被年号为大明的南宋武帝刘骏所不容,要处斩张秀姑。戏剧中把素未谋面的科学家祖冲之和张秀姑联系到一起,剧情中祖冲之数次为张秀姑求情,并计算出处斩张秀姑的那天午时三刻会有日蚀,按律当大赦死囚,但刘骏命令提前行刑,张秀姑从容就义。剧情跌宕起伏、凄婉动人、感人至深!
  此后在中国还进行过一次病理解剖,《本草纲目》中记载:《广五行记》云:唐永徽中(李治的年号,公元650-655年),绛州一僧病噎,不下食数年,临终命其徒曰:吾死后,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苦我如此及。死其徒依命开视,胸中得一物,头遍体悉似肉鳞,安钵中跳跃不已。不知是不是因为此次解剖为出家人所做,所以并没得到政府的追究。
  因为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而证代表的是疾病的全部而非症状,所以此后中医们开始了对病因、病理学的深入研究,出版了世界医学史上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著——《诸病源候论》。这部书主要以论述各科疾病因和证候(以内科为主)的专著,又称《诸病源候总论》、《巢氏病源》,共50卷,为隋代巢元方等撰于大业六年(610)。该书总结了隋朝以前的医学成就,对临床各科病证进行了搜求、征集、编纂,并予以系统地分类。全书分67门,记载证候1739条。叙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等,诸证之末多附导引法,但没有记载治疗的方药。《诸病源候论》内容丰富,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口齿、骨伤等多科病证,对一些传染病、寄生虫病、外科手术等方面,也有不少精辟论述,对后世医学影响较大。既然是世界第一,书中自然少不了世界首创的内容,但以内科为主的书中,却夺得了许多外科史上的第一,如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的记载,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外科手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世如《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医学著作中的病因、病理分析,大多依据此书。
  随着实用内科学、外科学、针灸学、急救学和病因病理学专著的完成,中医基本完成了从理论总结到临床实践的总结。

  得到政府资助的唐宋时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进入到封建社会的高峰——唐、宋时期。在这一时期,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的重视程度。在隋朝政府建立了太医署来管理医疗事物,唐朝继承并扩充了这一机构,其实质是世界上第一所官办的医学学校。世界上所谓最早的医学校是萨勒诺医学校,成立于11世纪。这所医学校不但年代比唐代的太医署晚了500多年,而且组织、规模等方面也差得多。宋朝时政府对卫生事业更加重视,成立的卫生机构就有:太医局、翰林医官院、熟药所、惠民局,此外还有养济院、安济坊、福田院、慈幼局等福利设施,其中熟药所又称官药局,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宋徽宗时期,医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重视程度,有人甚至建议将医学和太学、律学、武学同级,直隶国子监(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皇帝批准于当年(公元1102年)在国子监成立“医学”,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当官。
  唐、宋政府不但加大了对医疗机构的投入,还开始组织人力进行医书的编纂工作,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唐朝政府出资编撰发行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级药典——《唐本草》;宋朝时国家出资搜集民间验方编辑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制定的药物制剂规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在唐朝诞生了药王——孙思邈,他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他在《大医精诚》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至今虽仍被中医学子们传颂,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能达到“苍生大医”标准的中国医生肯定为零(其中一个决定因素并不是在于医生本身,而是由于诸多的制度不健全,肖志军拒绝签字,致使一尸两命便是典型的例子)。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备急千金翼方》,记载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和治疗方法,其中记载了利用葱叶作为导管进行导尿或作为胃管进行喂食的方法。书中写道:如果遇到小便不通的患者,用葱顺着尿道插入膀胱,然后吹口气,尿液就会被导出,这个方法是对葛洪的竹管导尿术的改进,记载也更为详细,葱管显然比竹管对尿道的损害小,而且是在压扁的情况下通过前列腺的,所以减少了阻力,但不可否认这项技术要求施术者有极高的操作技巧。当遇到中风后神志昏迷不能进食的患者时,孙思邈则折断患者的牙齿后,用葱叶插入口中,通过葱叶进行喂食。或许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下胃管术(只不过现代不用折断患者牙齿,而从鼻腔下管)。又导尿又下胃管,这与许多人心目中经过望闻问切后再开汤药的老中医形象肯定不符。孙思邈还认识到新生儿不哭,可能因为难产导致呼吸道不畅通,为防止窒息,应该采取捋后背、或轻轻拍打后背的方法。孙思邈是位全科大夫,他的许多方法在当时都是创举,而现代则被西医继续广泛运用于临床。
  这些记载是否可以给我们两个启示呢?首先,导尿、下胃管、外科的清创术、腹部手术甚至是整容术,中医的先贤们都运用过,甚至这些现代医学常用的手段有可能是中医最先发明的,但现代在这些方面中医明显落后于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的从业者是否应该自觉有愧于先人呢?普通百姓认为这些是西医的专利还情有可原,但一些中医从业者也认为应该对这些“西医的东西”敬而远之,是否也可以原谅呢?如果华陀、葛洪、孙思邈他们泉下有知,是否会被这些不肖子孙再气死一次呢?
 宋朝大概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有人说仅小小的南宋当时的社会生产总值就占世界的一半(计算方法不得而知)。但宋朝的皇帝们却个个是小人,他们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则防范甚严,赵光义就曾经说过:“国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 (《宋史 宋绶传》)。宋朝的皇帝们最怕的就是自己的皇位被篡夺,但又不体恤民情,挥霍无度,正如苏辙指出的:“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敌国岁币之奉,海内穷困,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宋史 苏辙传》)。因对内横征暴敛,所以农民起义不断,为了镇压,官员们往往实施残酷的刑罚,在对“叛逆”者实行死刑后仍不满意,还要把他们开膛破腹,并将过程记录下来以警世游。这样就便宜了医家,他们往往被邀请一同进行“解剖”和记录,于是有了《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的问世。
  史书记载欧希范是个不走运的知识份子,他中过宋朝的举人,本想报效朝廷,因为恃才傲物得罪了长官,一怒之下回乡另起炉灶扯旗造反,宋朝多次派兵镇压未果。最后派出一名叫杜杞的官员,他假意招安,将欧希范及数十名小弟诱骗来,大摆鸿门宴招待他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图穷匕首见,杜杞一声号令,伏兵四起,将欧希范和他的小弟一网打尽。第二天,杜杞下令将这数十人一起开膛摘心,并请医生和艺术家制作解剖图谱。但不知当时的医生们是已经很久没做过这件事了;还是当地的医生水平太低;还是因为胆战心惊没用心观察,总之这些图谱错误很多,例如图中说人喉间有水管、食管和气管三个喉管,水和食物分别经水管和食管传送,如果是汤类,也要在咽部进行过滤,然后分走两管。六年后杜杞暴毙,传说他一天突然摔倒,鼻口出血,起来后他说“欧希范以拳击我”,三天后便一命呜呼,年仅46岁,因为他是能吏,所以欧阳修还为他写了墓志。
  此后在北宋末年,宋朝官员又进行了一次“解剖”活动,这次活动将《欧希范五脏图》中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因为书中记载不一,所以无法断定是谁下的命令),图谱留传至今。但其中也有许多费解之处,例如其中记载“心个个不同,有窍、无窍、有毛、无毛、尖者、长者。”如果有人说心脏中是长毛的,不知道有几个人会相信?无独有偶前面提到的《难经》四十二难中也提到心有“七巧三毛”,得知心中有毛是来源于中医典籍中的记载时,不知会有多少中医反派们会跳出来说:瞧!中医居然说人心脏中长毛,多么不科学啊!但古人是不会为这种事撒谎的,他们没有晋升、没有稿费、也不为出名,撒谎显然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血淋淋的尸体摆在那里,不由你不信!心脏里长毛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在多方请教专家后,得出两种可能:一是某些罕见的疾病(真菌感染等)导致,但很难想象这些病入膏肓的人还能自强不息地去做强盗,最后被朝廷正法!由于概率太低可以忽略不计;二是因为当时解剖技术的不发达及对解剖知识的认知不足,导致割断了心脏中的腱索(连接心脏瓣膜和心室壁上的乳头肌,可以防止血液倒流回心房,外形像小树,顶端分叉),被误认为是毛,反之则无毛。为此笔者身边的老西医专家还为笔者出示了一些他早年留下的心脏B超照片,其中一张清晰地照到腱索的横切面,如同一棵棵分叉的擎天柱。此后笔者又特意买来羊心,对其进行“解剖”,当用刀挑断腱索后,确实像附着在心脏上的一根分叉的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实践一下。同理解剖到心室、心房、主动脉等,则被认为是有窍的,只解剖到心肌则无窍。
  从内容上看,这些记载虽然比《难经》中的记载要简单得多,但对当时的医家却受益颇多。在此两次解剖前,就有北宋针灸铜人问世,这些铜人为北宋天圣五年(1027)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所制造,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可见当时的中医不但解剖技术了得,而且在医疗教具的研发上也是遥遥领先的。
  宋朝皇帝们为防止大臣造反,尽量减小他们的职权,将地方上的行政、财政和司法三权分立,这样就使得有一部分士大夫阶层的人不得不从事刑侦专业,经过百余年的经验积累,结合上面提到的解剖知识,最终由南宋的宋慈搜集整理成专著,这就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录》,为我国灿烂的文明又添入了光辉的一页。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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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0-02-22
 新学肇兴——金元四大家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似乎都应该是利国利民、造福桑梓的好事,但令编纂者万万想不到的是此举差点毁了中医!因为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出版后,许多医生采取了一个超近儿的方法——背方子。尤其在社会动荡的北宋末年至元代的北方,众多的中医没有心思去认真钻研医术,有的仰仗着祖传世医的名声,不思进取、墨守成规;有的靠着背熟几个局方,便四处行医,他们往往并不清楚患者的病因病机,只会套用成方,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对于新生的理论更是高叫“异端”一棍打死。
  无疑中医事业偏离了正确的主航道,如果继续下去必然会走向灭亡。既然偏离了航道,就要有人纠偏,第一个站出来纠偏的便是刘完素。刘完素字守真,自号通玄处士,因久居河间,故人称刘河间。他生卒年代不详,有人推测他出生于靖康耻前后,卒于十二世纪末。据称刘完素少年家贫,母亲病重,三请医生不至而亡,从此他立志学医。开始时他云游四方,广拜名医,后定居河间为百姓治病。
  刘完素对当时社会上的医风很不满,他批评依仗祖传之名墨守成规的医生说“今见世医多赖祖名,倚约旧方,耻问不学,特无更新之法,纵闻善说,反怒为非”(《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自序》);批评“汤头大夫” 时说“今人所习,皆近代方论而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素问玄机原病式 自序》)。他认真钻研了《内经》三十余年,并跟据自己多年行医的经验,创立了“火热论”,成为温病学派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所谓“火热论”实际上是对疾病病因的一种认识,即刘完素认为疾病的病因多是由于火热之邪所致。早在《难经》中中医就提出了六淫的概念,即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来的致病因素。刘完素认为这六种致病因素中火热之邪最重要,首先,六淫之中热邪最多,暑、燥和火三邪都是热邪。其次六淫都和火邪有密切相关,例如风邪,刘氏认为“火本不燔,遇风烈乃焰”(《病机气宜保命集 病机论第七》);“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凡言风者,热也”(《病机气宜保命集 中风论第十》)。暑、湿、燥、火四邪都好解释,唯独寒邪似乎与火邪无关,但刘氏认为至于寒气,除阴盛阳衰而为“中寒”(即里寒)者外,他如感冒寒邪,或内伤生冷,“冷热相并”,均能使“阳气怫郁,不能宣散”而生热。在治疗用药时,刘氏多运用寒凉药物克制热邪,固此被称为寒凉派。
  很明显刘完素想改变当时的医风,但十分有意思的是一个改革家说的却是寻求古训!这不禁让人想起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明明是想改革当时的文风,却打着恢复古文的旗号,这大概就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刘完素的“火热论”主要针对的是《局方》流行,医生嗜用辛热温燥的药物治疗热性病而形成的,他的理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和张仲景的《伤寒论》向悖的,但他却十分推崇张仲景,称其为“亚圣”(只是后世将张仲景晋升为医圣了)。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刘完素确实很佩服张仲景,所谓英雄敬英雄,虽然他们的学术思想有所不同,但医疗技术还是令人钦佩的;其二,他们同是改革家,他们都有感于当时医生屡有误治,造成十分严重的医疗后果才奋笔疾书的;其三,刘完素也可能是迫于时事,当时运用辛热温燥的药物治疗疾病是主流,所以刘氏只能处处以张仲景为标榜,不敢过于标新立异,自立门户。

  后人对刘完素提出“火热论”的原因也作出了分析,还是离不开历史环境的影响。刘氏虽然生于乱世,但在他的大部分人生却是在金国最稳定、发展的几十年中渡过的。在这一时期,金国统治者对百姓是十分宽厚的,遇到灾荒可以免税;矿山任民开采也不用缴税;流离失所、老弱病残的人政府会出资赡养,军队的军纪也很严明,完颜亮南侵时还发生过士兵因为烧毁南宋的民房而被斩首的事情(恐怕比宋军的军纪还强)。所以刘完素虽然主要面对的是战乱后经常发生的瘟疫,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现象并不常见,而且瘟疫的性质也多为热性。尤其是当时的北方在游牧民族的统治下,饮食结构必然会发生变化,牛羊肉和奶、酪等食品摄入会增加,导致居民湿热内盛。
   因为受到历史的影响,所以刘完素注重五运六气也就不难理解了。前面讲过五运六气是王冰补入《内经》的,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并没受到重视。到宋朝因为受到理学的影响,运气学说才受到重视,并成为宋朝太医局考试科目之一,所以刘完素学习研究运气学说也就不足为奇了。现代有许多学者批评运气学说,指出其:不但使中医理论带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而且这种随意推论的作风,也给后世带来很不良的影响(《中国医学史略》)。但刘完素已经认识到教条化得运气学说存在许多牵强附会、不切实际的现象,所以他提出了名同而实异的解释,甚至批评所谓正统的运气学说:“观夫世传运气之书多矣,盖举大纲,乃学之门户,皆歌颂钤图而已,终未备其体用,及互有得失,而惑人志者也。况非其人,百未得于经之一二,而妄撰运气之书,传于世者,是以矜己惑人而莫能彰验”(《素问玄机原病式 自序》)。
  刘完素所遇到的现象在今天仍然普遍存在,大家想想,是不是周围有许多自称拥有祖传秘方的人在打着中医的旗号给人看病?他们往往不懂现代医学,却在治疗现代医学发现的疾病,什么骨刺啊、高血压啊、高血脂啊…!这些病名出现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他们少则说祖传三代,多则在七、八辈以上,真不知道他们的祖上是神仙,还是缩短了生育周期?事实上他们对这些现代医学的成果是一知半解,胡乱解释,当别人提出质疑时却以我是中医为借口蒙混过关。当一些人对中医中的部分内容提出质疑时,便以你们不懂中医甚至是不懂中国的传统文化为由加以搪塞(但愿他们能懂得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医业内人士要求改正中医中的错误认识时,就说你们把中医变味了,弄得中医中不中、西不西(但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医)。
  许多好心人会对现代的中医学子说:“好好研究几个方子,将来能吃一辈子!”他们确实是出于好心,但其结果无非是世上多几个“汤头大夫”,他们或许能解决饭碗问题,甚至早日步入小康,但对整个中医事业又能有什么好处?中医的现状比刘完素的时代更糟,那时还没有竞争,现代中医面临着强大的西医的挑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刘完素式的英雄人物,再次出现新学肇兴的局面?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如果评选中医界的猛人,张从正无疑首当其冲。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生卒年代略晚于刘完素,生平事迹不详(虽然在《金史》中他和刘完素都有传,但实在简略几乎没有生平介绍),从他的著作里只言片语的记述中可以大致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
  张从正是中医世家,家境宽裕,自幼读过许多医书,年轻时服过兵役,到过宋、金的边境。复员后,回到家乡行医。他喜爱读书、作诗、旅游,经常外出,夏天还要找地方避暑。嗜酒,经常跑到军营里饮酒,但似乎酒量不佳,经常醉卧他乡,害得找他看病的人要“强呼之”。因为声名远播,被召补为太医,但看不惯太医们的所作所为,不久便辞职回到民间。他与同行的关系恶劣,辞去太医职务的事竟然被诽谤为“医杀二妇,遂辞太医之职而去”。虽然张从正不重名利,但声誉还是要的的,在《儒门事亲》中他为自己平了反,昭了雪。张从正还大胆使用人才,他经常让家中女童替自己开方子,如果外出,女童还替他接诊,宛如他的弟子。张从正就这样在读书、作诗、游玩、行医、著书、饮酒中渡过了一生。
  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放荡不羁的人,甚至是一个纨绔子弟,但他怎么能被称为一个猛人呢?其实上过中医院校的人都知道他有多猛,因为张从正的《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被选入了《医古文》教材,他看病只用汗、下、吐三法,着实骇人
 张从正认为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用这三个方法治疗,这和大部分人甚至是大夫们心目中的治疗方法不符。据《金史 张从正传》记载:“(张从正)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刘氏既然认为疾病多是火热之邪外侵所致,那么张氏自然就要给这些邪气一个去处。汗、下、吐三法正是他对疾病理解的集中体现,他认为疾病无论是外感还是内生都是邪气所生,所以要速攻之。因为在用药上多有偏激,所以后世对他质疑之声不断,连朱震亨也称之为孟浪。但他还是为我们提了一个醒,在人体正气未虚时,不要总想着补,还要想着泻。正如他所讲:“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可乎?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可也。及其闻攻则不悦,闻补则乐之,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世间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 儒门事亲 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这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外邪袭人,可速攻之,留着行吗?愚笨的人也知道不行。但是听说要攻下就不高兴,听说是补益就喜欢,现代的医生说:应该先巩固人体的元气,元气充实则邪气自然离去。世上这样的糊涂人是这么多啊!邪气袭人,轻的可以自愈,重一些的则难以自愈,更重的则会致命。如果先要巩固元气,用补益药物,真气还未强盛,邪气已经无法控制了。大家想想是不是有道理?
  张从正还为中医开创了一个新的医学领域——心理治疗。在《儒门事亲》中他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病例,例如:一女因为遇到强盗打家劫舍而受惊,从此每有声音便惊倒,家人不得不蹑手蹑脚走路,不敢大声说话。张从正反其道而行之,让女子坐在椅子上,令两人按住,在前面放一个茶几,他拿一个木槌猛敲茶几,开始女子大惊,张从正说:“我以木击几,你有何惊?”过一会再击,女子惊惧不如先前,数次之后,就不再惊惧了。一两天后,即使是打雷,也不害怕了。这样的病例还很多,但张从正自己都未意识到重要性,如果单独列为一法,岂不是开创“精神疗法”的鼻祖?
 此外张从正还十分重视体检,在《儒门事亲》中他记载了一个病例:武阳仇天祥之子病发寒热,诸医作骨蒸劳治之,半年病愈甚,以礼来聘张从正,张氏诊其两手脉,关脉独大。认为是痈象。问乳母是否有痛处,乳母说:无。张氏令患者脱衣,举其两手观其两胁下,右胁稍高,以手侧按之,儿移身乃避之,按其左胁则不避。张从正说:“此肺部有痈也,非肺痈,若肺痈已吐脓矣。”但仇天祥将信将疑,张从正见此,对他说:“此儿之病若早治者,谈笑可已,今已失之,迟然破之后方验其生死矣,若脓黄赤白者生也,脓青黒者死也”然后离去。不久其子果然死亡,因为怀疑是肺痨所以其家人要火化死者,仇天祥怀疑死因,当点燃火时,用杖戳破死者胁下,果然流出青黒脓一碗,天祥仰天哭曰“诸医误杀吾儿矣!”
  这个病例是否挺悲惨的,我们还是透过这个病例看看深层次的问题吧!首先,张从正的诊断方法似乎与中医传统的诊察手段不同,他注意到患者有强迫体位,并进行了两侧对比,得出正确的判断,这种方法更像近代西医所为。其次,在入土为安思想严重的中国,却对此死者要进行火化,说明当时中国在结核病预防上已经有相当的认识。最后,这一事件很可能是世界上首例通过实证方法得出因医生误诊而导致死亡的病例(我们虽然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一事件的具体年份,也不能说这一事件是一次病理解剖活动)。
  张从正似乎只给我们留下了汗下吐三法,而他的精神疗法和新颖的诊察方法却未被大家熟知,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宝物被埋没在书山文海之中。张从正就在饮酒、作诗、看病、写书中潇洒地渡过了余生,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死于何时,就像我们不知道他生于何时一样。
 大家都看过《三国演义》吧,谁还记得第一句话?对,就是“论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金元时期是中国的乱世时期,刘完素、张从正的运气好,他们生活在一个乱世中的治世,但我们下一位主角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第三位出场的主角叫李杲,字明之,河北真定人,自号东垣老人,后世常称之以李东垣。他学医的原因和刘完素相近,也是因为母亲不幸去世,才发奋学医的。但不同的是李东垣的成分明显高于刘完素,他家境富裕,请了不少“名医”为母亲治病,但“名医”们众说不一,最后到死李东垣也不知道母亲所患何病,于是立志学医。有钱好办事,他一掷千金,拜易州名医张元素为师。张元素是中医易水学派创始人,《金史》有传称其给刘完素看过病,他重视脏腑辨证及扶养胃气的思想形成以后,经过诸弟子及后代医家的继承、发展、在元代成为与“河间学派”具有不同学术风格的一大流派,两派相互争鸣,又相互促进,最终带来整个金元医学的繁荣,他对李杲创立以“补土”为特色的系统的脾胃理论有重要影响。
  李东垣经过四、五年的学习后,回到汴京,不久便成为名医,救人无数。有意思的是《元史 李杲传》中称:“(李)家既富厚,无事于技,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资性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谒也”。说明李东垣并不靠行医为业,应该算是个票友,而且很少给士大夫看病。
 当时的金国已经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北面的元、南面的宋、西面的夏都和金有战事,加上国内的农民起义,契丹后裔的叛乱,真可谓四面楚歌!在公元1232年,金国的首都汴京被蒙军包围,数月间城中百姓粮尽,甚至有人杀妻子儿女食之,所有皮制器物都被煮食。在这次战役结束后,紧接着瘟疫流行。李东垣说城中百姓不得病的万无一二,十二个城门,每天都有少则一千,多则两千死者被送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李东垣为什么这么重视脾胃的原因了。他所谓的脾胃是指广义的脾胃,也就是指人体的消化和吸收系统。在李东垣的理论体系中,胃占据了绝对的中心,他影响了其他各脏器的生理功能。大家都知道人是恒温动物,为了维持体温的恒定,就必须消耗能量,而食物在正常情况下是能量的唯一来源,所以消化吸收系统无疑在人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李东垣的影响下,中医形成了以脾胃为中心的后天派。
  李东垣还针对当时医生不考虑患者脾胃虚弱,只顾祛除外感邪气而导致患者外邪未去,正气已伤的情况,分析了外感病和内伤病的区别,从脉像、寒热、手心手背、口鼻、气少气盛、头痛、筋骨四肢、渴与不渴、恶食不恶食等九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李东垣的观点明显不同于张从正,这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如果张从正也遇到如此乱世,面对如此多的饥寒交迫的灾民,恐怕他也不会再说仅用汗、下、吐三法就可以把所有的疾病都治愈了吧!
 天下就是这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第四位主人公出场时天下再一次统一了。朱震亨生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字彦修,因家乡有条小河名丹溪,故后世尊称其为朱丹溪。如果称李东垣为票友,那么朱丹溪则是票友中的票友了!因为在《元史》中他的传(如果那也算传的话),被放到了儒学篇中而不是方技篇中,全文只有短短的三十三个字,而且只字未提医。如果把他放到方技篇中,以他的贡献至少应该占据几百字的篇幅,但作为一介儒生,就只剩下这区区的三十来个字。因为在明朝儒生刚刚翻身,他们刚从臭老九变成香老三(据称元朝按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将人从事的职业分为十等,医生是第五等,儒生是九等,比妓女还低一等,只比乞丐高一级,也有人认为并无此规定),所以把一些和儒沾边的人都罗列了进来,这样一位医之不朽之人,就只能在儒学中增—伪席了。
  朱丹溪学医的目的也很个别,有人说是因为他本来想去考功名,但遇到一位算命先生连卜两卦都不利,于是放弃仕途,该行做老师。朱丹溪的老师许谦病患缠身,希望朱丹溪学医为自己解除痛苦,于是他该行学医,开始读《和剂局方》,但认为“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苟将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必也《素》、《难》诸经乎?”于是出游,寻访名师,在定州,他看到了刘完素的《原病式》和李东垣的方稿,有顿开茅塞之感。后到杭州,听说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居此,便上门拜师求学。但罗知悌非常保守,不愿相见,朱丹溪便拱手立于门前,不避风雨,皇天不负有心人,罗知悌终于被感动,收他为徒,倾囊相授。朱丹溪学业有成,归来后终于不负老师所托,为许谦解除了病患,也算许谦是慧眼识英雄吧!
 朱丹溪在四大家中所出最晚,有人说:“求其可以万世法者,张长沙(张仲景)外感、李东垣内伤、刘河间热证、朱丹溪数者而已。然而丹溪实有贯通乎诸君子,尤号集医道之大成者也”(《医籍考》)。说他是集其他三家于大成者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医学思想的核心理论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因为他注重滋阴,所以被称为滋阴派。
  究其根源,他继承了刘完素的火热论,只不过他认为热主要来源于阴之不足,造成的阳气过盛。所以在治法上他更喜欢滋阴以降火。
  对于张从正,他则批评为“孟浪”。张从正虽然也作诗著书,但毕竟出身行伍,为人又性格豁达,所以他用药治病必然喜欢大刀阔斧。加上他所针对的患者虽是三教九流均有,但多以北方普通百姓为主,他们虽然没有锦衣玉食,但天天劳作,身体多强健,经得住浚药猛下。而朱丹溪出身儒门,受中庸思想影响较大,所以治病多守“王道”。加上他的病人多是生于南方的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儒生,他们不稼不穑、不耕不猎,身体虚弱,怎能经的起虎狼之药,所以张、朱虽“师出同门”但用药风格却截然不同。
  至于李东垣补益的方法虽然是朱丹溪所喜欢的,但补益的方向却南辕北辙。李东垣面对的是一些战后的灾民,他们急需补充的是衣食,所以补脾是主流。而朱丹溪面对的是士大夫,他们锦衣玉食,缺乏锻炼,年老肾衰最为常见。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又何尝不是时势造名医呢?就此金元时期的四大家:寒凉派刘完素、攻下派张从正、补土派李东垣、养阴派朱丹溪全部出场完毕。他们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用自己的认识来解释前人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这一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称为“新学肇兴”。 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改革家,甚至可以把他们说成当时中医界的叛逆,但他们以精湛的医术证实了自己。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金元四大家的学说标志着中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对后来的中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为明清时期中医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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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0-02-22
不朽的名著——《本草纲目》

  有了总结,有了尝试,到了社会相对稳定的明朝,改革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但首先吹响改革号角的并不是来自中医界,而是中药界,我们所熟知的药圣——李时珍。在我国等级森严的两千多年封建史中,明朝大概是最民主的了,平等的观念开始在一些人心中自发的萌芽,李时珍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李时珍虽然在《明史》中有传,但内容十分简单,对他的生平记载很少。我们只能大致了解到:李时珍出生于中医世家,他祖孙三代都是名医,但当时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他父亲经常受到当地权贵的欺辱,所以希望他能够考取功名,以光宗耀祖改换门庭。但李时珍对求取功名并不感兴趣。虽然在十四岁时,就考取了秀才,但此后在他三次参加中考(考举人)均落第后,便拒绝再参加科举,而一心从医。李时珍之所以下定决心弃文从医,和他的亲身经历是分不开的。在他第二次参加中考时,不幸身染重病(很可能患的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肺痨),使他几乎丧命,多亏他父亲对他精心调护才转危为安。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悬壶济世。他父亲见他态度坚决也只好答应了,但要求他必须全力以赴,不能半途而废。
 在三十岁时,李时珍已经是当地的名医(中医绝非越老越值钱),三十八岁时,因为治好了楚王世子的怪病,而被召到武昌楚王府任“奉祠正”(相当于县级的七品芝麻官),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就职于太医院。当时太医院被一些保守势力把持,炼丹求仙之风盛行,在那里李时珍的才华是无法施展的。本来进太医院做御医应该是一位医生无比荣耀的事,但对李时珍和他的后人来说,这种荣誉却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甚至李时珍的后代都没将这件事记入他的墓志。一年后,李时珍便炒了皇帝的鱿鱼,重新回归民间,做他喜欢的事情。但在这一年中,李时珍并非全无收获,他很可能有机会接触到了一本书——《本草品汇精要》。从唐朝以后,由政府组织人修本草已成惯例,明朝也不例外,明孝宗于弘治16年(1503)8月下诏太医院编修一部国家药典。经历一年半的修订后,药典编纂完成。全书共收药物1815种,正文用朱墨两色分写。正文之前绘有精美的彩色写生图,达1358幅之多,这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绘图书。但是,此书完稿后仅两个月,明孝宗暴死,其死因成为千古疑案。参与该书编纂的49人中有12人因涉嫌谋害皇帝,遭到查办,于是这部明代药典一直封藏在宫中内库里,后来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于1877年被藏入罗马国家图书馆。直到近五百年后的2002年,该书才得见天日,由中国文化研究会全文影印出版。李时珍很可能是在看过这本书后,发现临床上的许多问题书中并没有解决,才下定决心重修本草的。
  李时珍回到民间,并没有马上动手重修本草,因为他知道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虽然他已经翻阅了近千本中草药的专著,但还是开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地考察历程,历经近十年的实地考察,他搞清楚了许多过去本草书中的谬误,为《本草纲目》的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时珍虽然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实证论思想,但他和许多中医一样自觉地进行了实证研究,他实际观察了穿山甲、蕲蛇等动物;亲自以身试药,辨别药物的作用。再经过十余年的编著和修改,《本草纲目》正式定稿,《明史 李时珍传》中记载“(李时珍)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
 著书难,出书更难,李时珍的改革自然会受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当他儿子李建元,将《本草纲目》献给朝廷后,朝廷只是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七个字,就把这部巨著搁置一边。李时珍不得不拼尽余生之力为这部巨著的出版而奔波,他虽年过花甲,但还是两下南京,和书商谈判。并顺便拜访了当时的名人王世贞,拜托他为这部书写序。王世贞是明朝的文学家、史学家,做过高官,当时拥有众多的粉丝。不知为什么这位名人一个序竟写了十几年,直到他去世前才终于完成。在序的最后王世贞夸奖李时珍道“味太元如子云者”。子云是杨(扬)雄的字,他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太元是指杨雄模仿《周易》写的书《太玄》,是他表达自己宇宙论、本体论的哲学思想的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当时医生的地位低下,把一个臭大夫和一位名儒相提并论,不知王世贞是不是咬了咬牙,才仗着胆子写下这句话的。但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后世人的眼里这实在是高抬了杨雄,而且也多亏这个序,才使许多后人认识了他。在南京的私人刻书家胡承龙的刻印下,于李时珍死后的第三年(1596年),《本草纲目》才得以出版。公元1603年,《本草纲目》又在江西翻刻,从此这部书在国内得到广泛的传播,据不完全统计,《本草纲目》在国内至今有三十多种刻本。公元1606年《本草纲目》首先传入日本,1647年波兰人弥格到中国,将《本草纲目》译成拉丁文使之流传到欧洲,后来又先后译成日、朝、法、德、英、俄等文字。
 《本草纲目》全书共16部、52卷,约190万字,收纳前人记载的药物1518种,增收药物374种,合计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方剂11096则;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在吸收历代本草著作精华的同时,还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书中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本草纲目》不但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而且是当时我国最系统的动植物学专著,正如其子所说“虽命医书,实该(包括)物理”(《进本草纲目疏》)。
  李时珍还在中医基础理论上提出了改革,他指出主精神意识活动的是脑而非心。他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人之头圆如盖,穹窿象天,泥丸之宫,祖灵所集”(卷52)还说“脑为元神之府”(卷34)。
  当然李时珍也不是神仙,他也会犯错,在《本草纲目》中也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内容,但并不能因为这些东西就全面否定他。一些网友提出:“烂草鞋、房檐水都可以治病,然后一样可以通过风水理论来验证这些东西的可行,比如说烂草鞋属木什么的,这有意义么?”笔者想指出几点:第一,《本草纲目》中有错误的东西这无可争辩,就像今天的真理在明天就可能是谬误一样,但瑕不掩瑜;第二,谁又能证明烂草鞋、房檐水就不能治病吗?青霉素是怎么发明的,还不是从长了霉菌的食物中提取的?所以没有被证实的东西我们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无论是对还是错。至于元宵节偷富人家的灯,放在床下可以求子,则大可不必一试,毕竟这是犯罪行为。总之书中有些错误在所难免,而且《本草纲目》最伟大的成就并非仅在于此。
 著名的中国通李约瑟在评论李时珍时认为:明朝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达到了与伽利略、维萨留斯(近代解剖学的奠定人)的科学活动所隔绝的任何科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李约瑟认为在没有受到伽利略影响的科学家中,李时珍是最伟大的。《本草纲目》即使再多发现几百味药;再多记载几千个方剂,恐怕也难以得到这个评语吧!
  事实上李时珍的真正贡献在于另一个方面——这本巨著出版前,所有的《本草》都是按上、中、下三品分类法,人为的将药品分为三六九等,很像封建社会的阶级制度。前面讲过在《神农本草经》出版前可能就有按自然属性分类的本草问世,但因为早已失传,所以影响很小。即使是中医界里的另一神仙级人物——陶弘景也是在保持上、中、下三品分类法的基础上,把每一品的药材再按自然属性分类的。而李时珍则彻底打破了这一观念,他按照药物的自然属性将它们分为:矿物类、植物类和动物类,这种分类法,已经过渡到按自然演化的系统来进行了: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种分类法在当时无疑是最先进的。尤其对植物的科学分类,要比瑞典的分类学家林奈早二百年,这为欧洲的自然科学家们开阔了思路。正是因为这样,《本草纲目》才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称为“1596年的百科全书”!而且达尔文在他的论文中多次引用了《本草纲目》中的记载,将这本百科全书上的内容作为论据使用。
  李时珍也未能摆脱世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的儿子李建元、李建中并没有子承父业而是考取了功名,李建中还做过四川蓬溪知县,但光宗耀祖的显然是他们的父亲——李时珍!
 在明朝中医发展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个人观点),这一时期不但有前面提到的《本草纲目》,还有《瘟疫论》、《外科正宗》等书籍问世。
  《外科正宗》由明代陈实功编著,成书于1617年,是当时最详细最权威的一本中医外科学专著。这本书的主要贡献是:第一内外兼顾,注重外治,常用刀针相腐蚀药清除坏死组织,以扩创引流,在护理上主张加强营养,反对无原则禁忌,在当时外科普遍重视内治法的大环境下,这些主张明显具有革新倾向。
  第二创造和记叙了当时多种外科先进技术,如截肢、鼻息肉摘除、气管缝合、咽喉部异物剔除术,以及用枯痔散、枯痔钉、挂线法治疗痔屡等方法。前不久在读《明朝那些事》的时候,看到一段内容:在明朝可以买通刽子手,让他们在砍头时手下留情,只是砍伤犯人,虽然看上去血肉模糊,但回家后经过调养,不但能保住性命,甚至仅留下一个歪脖的后遗症。因为不是研究历史的,无法得知出处,也没时间去考证,如果属实,则正好佐证《外科正宗》提到的喉部手术。有一点要说,如果没有好的医生的话,犯人家里花了大价钱的结果也只不过是让他(她)能死在自己家中的床上。即使到现代,外科遇到这样的患者也会是十分棘手的事情。干过骨科的人都知道做颈椎手术,如果有的选,大夫们宁愿舍近求远从前面下刀,也不会从后面来,因为那里血管和神经十分丰富。某些反中医的人看到这一内容,又会说“在没有无菌操作、没有抗生素的时代,气管缝合是不可能的。”但要指出的是:这部书已经提出了换药室要“净几明窗”,对患者冲洗疮口应注意卫生,可见无菌观念已经开始萌芽;而且中药中的许多清热解毒药物中都含有抗生素成分,例如黄连、黄柏中含有大量的黄连素,所以这些手术并非不可能。
  最后书中载方丰富,集唐以来外科外敷内服方药之大成。而且书中记载多种肿瘤,其中对乳癌的描述和预后判断,全面具体,切合实际。书中所创的和荣散坚丸、阿魏化坚膏,能缓和恶性肿瘤“失荣”患者的症状,延长患者的存活期。
 《瘟疫论》是明末清初医家吴又可的著作,成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此书的出版不但标志着:瘟疫证治,有绳墨可循,而且还将温热与瘟疫论,逐步合为一家,充实了中医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吴又可认为瘟疫的病因是无形的“戾气”,从口鼻侵入人体。戾气有多种,各有“特适”性和“偏中”性,即不同戾气具有侵犯一定脏器的特异性,人或动物对某种戾气也具有不同感受性。提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原则。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既可形成流行之疫,也可出现散发之疫。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看到这些内容是否给人一种在看西医传染病学的感觉?吴氏所创论外感瘟疫病因及传受途径,实是开我国传染病学的先河。但清代温病四大家并未按他的思路继续探索,而是返回中医传统思维方法之中,使吴氏学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而且在明朝中医最伟大的发明,已经问世。有的国外学者甚至指出:这一发明所救的人,和中国人另一发明——火药所杀的人大致相等。我们无法准确地统计出死于火药的人数,想想至少也有几十亿吧?恐怕不会少于现代地球人口的总和,那么中医仅这一项发明所救的人就有多少?!这项发明就是——“种痘术”,“种痘术”是人痘接种术,有人说起源于宋朝,但有确切记载是在明朝,由于这项技术成熟、输出于清代,所以在后面再讲。
 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本不想说的事情)
  我也知道这个贴子会有许多争议,本不想再添是非,讲述下面这段话。但帖子在论坛中发过之后,才知道如果不说,大家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今天衰落的原因,既然必然会引起争议,也就不怕再多一个,于是决定写出这些内容。
  有人称人类历史上有两次思想上大的飞跃,一次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相对应的是欧洲希腊哲学的兴起,还有印度、埃及,似乎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一下子开了窍,他们相继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并为各自的文化打下烙印。第二次是欧洲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而这一次与上次的百花齐放不同,似乎只有欧洲一枝独秀。那么在这一时期,科技、文化领先了世界千余年的中国就真的毫无作为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明清两代是中国没落的两代,在这两代欧洲全面超越了中国,中国在这两代几乎是原地踏步,毫无作为,成为了一条公理。但当我们拂去史书上的尘土,却发现原来历史可能是这样的。
  文艺复兴带给我们的主要是民主和科技这两方面的进步,在这两面大旗的指引下,欧洲列强相继发生了革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前面讲过明朝很民主甚至民主到首辅可以封还皇帝的圣旨,使得金口玉言变成废纸一张。更有甚者,明朝的言官竟以给皇帝提意见为荣。甚至雒于仁在年底给万历皇帝上《酒色财气疏》,骂得皇帝一无是处,搞得万历连春节都过不好,万历自然是气不过,但最后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雒于仁告老还乡、寿终正寝、名留青史,想打雒仁兄的屁股出出气都不行。
  明朝还出了一位圣人,他就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他创立了“心学"体系”,尤其是在他的思想下形成的泰州学派,更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泰州学派中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启蒙解放的先锋——李贽。李贽是中国历史上反封建传统、反封建礼教、反权威主义,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对后人反传统权威、反君主专制、反封建礼教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他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人类平等;反对封建礼教;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和“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而且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如果中国能够顺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恐怕会成为和孔、孟比肩的圣人,但中国毕竟没能够顺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们的名声甚至比不上程、朱。
 在明朝科技十分发达,当时虽然理学盛行,但已有许多文人墨客开始注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徐霞客以一己之力游历祖国山川,然后著成《徐霞客游记》与李时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图文并茂、注重实际、重视实践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技著作,被欧洲学者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书中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了工艺技术的成就,其中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天工开物》是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的系统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它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关于制墨、制铜、养蚕、用竹造纸、冶锌、农艺加工等等方法,都对西方产生了影响,代表了中国明代的技术水平。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伟大,但都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支持,他们如果在欧洲,不知道有多少国王会对他们垂青,而在中国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不过在明朝末期,崇祯皇帝改正了错误,他重用徐光启等人,虚心向欧洲学习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取得了一定得成就。
  即便如此,在中学历史课本中仍然给出了一个近代欧洲科技已经超过中国的结论。我不想挑战教科书,但即使结论正确,这一比较也是在拿中国和全欧洲来比,如果单一的欧洲国家还是无法与明朝相抗衡的。而且谁也不可能永远领先,关键是能看到自己落后的一面,并正确对待,在这方面明朝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火药大概是最令中国人痛心疾首的发明了,欧洲列强就是靠着中国人的这项发明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有人甚至说: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拿来做烟花,外国人看到火药拿来做武器,其实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有多幼稚。中国人自从发明火药后就开始用于战争,但到明朝嘉靖年间,造炮技术的确已经落后于欧洲,当时葡萄牙的军舰开到中国在广东沿海大肆掠夺。万历初年皇帝命汪鋐进行剿灭,明军第一次战役就因为葡萄牙战舰船坚炮利大败而归。但汪鋐并未灰心,他坚信必须师夷制夷,用欧洲先进的武器装备部队才能获胜。于是他派出密探策反为葡萄牙舰船服务的中国人,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制造了大量的火炮,一举消灭了侵略者。汪鋐还将缴获的葡萄牙舰炮运往北京,建议朝廷加以研制并配备给军队。当时的国防部长李承勋并不配合,万历一怒之下撤换了李的职务,由汪鋐接替。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明朝已经做到了火炮的国产化,制造了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部队,著名的关东铁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配备三连发火枪纵横关外,谁与争锋?!到抗倭援朝的时候,明朝的火器更是让倭寇吃尽了苦头,碧蹄馆之战,数万日军包围了四千明军,血战一上午,不但没有吃掉对方,反而损失惨重,最后被一千明朝援军解围,从此斗志全无。海上就更不要说了,李约瑟博士说:“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在世界海战史上明军第一次使用了水雷、舰对舰导弹等先进武器,使日本人成为了“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有人考证过,鼎鼎大名的努尔哈赤就是死在明朝自制的红夷大炮之下的,据说国产化的大炮性能甚至超过了进口产品。
  不仅在军事方面,在天文和数学方面明朝和欧洲都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在崇祯皇帝(没有任何人称他为爱好科学的皇帝)“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的思想指导下完成了天文学专著《崇祯历书》,基本反映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学水平。所以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明朝灭亡的那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这才是中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落后不怕,我们会努力、会迎头赶上。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科技即使暂时落后,在不断交流、学习中也会赶上,而像欧洲列强一样步入近代进一步进入现代化。
 十分遗憾的是在这一时期,医学方面中西方的交流太少了,而且主要表现为对外的输出,例如《本草纲目》。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来中国的欧洲人主要是传教士,他们之中懂得医的本来就凤毛麟角,而且这凤毛麟角的人带来的不过是过时的西坡克拉里和盖伦的老古董。直到1643年,才有耶稣会士邓玉函等据包因(Gaspara Bauhin)《解剖学》编译的《泰西人身说概》由毕拱辰润色后出版。可惜的是在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明朝就灭亡了,使得这本书没有广泛流传,据说在北京医科大学还存有手抄本。但从像王清任这样,致力于解剖学研究的职业医生都没有看到这本书,甚者可能都未听说过这本书可想而知这部书的影响之小。崇祯时期出版了汤若望编著的《主制群征》,里面“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六对),以及其中五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三十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引自《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在十六世纪中叶近代解剖学的奠定人维萨留斯还被迫害致死,所以这些书在当时的欧洲出版可能都有困难。似乎明朝中医对新事物的学习欲望大大超过了现代的中医。而康熙和他的大臣则认为:“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所以在《四库全书》出版后,这些书就销声匿迹了。
  这一时期唯一给中医留下的影响的就只剩下药学方面的著作了,由石铎琭主编的介绍西方的各种药物《本草补》一书,据说在道光年间尚存,后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多有引用。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熊三拔《泰西水法》的出版。在《泰西水法》的第二篇是《药露说》,熊三拔开西药制作术传入中国之先河。他介绍了炼制药露的方法,成为当时药品的一个新的剂型。“时医多有用药露者,取其清冽之气,可以疏瀹灵府,不似汤剂之腻滞肠膈也。”对于吃惯了丸散膏丹的国人来说,对药露所带来的新鲜感和时髦的追求,恐怕要远远大于药效的本身。熊三拔(1575-1620年)是意大利人,公元1606年来到中国,曾与徐光启合译行星说。他在所著的《泰西水法 药露》中说:“丸散皆干药合成,精华已绝。又须受变于胃,所沁入宣布,能有几何?其余悉成糟粕下坠。”明确指出了药露作为一种新的中药的剂型,较之丸散膏丹药性清灵、易于消化和吸收的优点。值得一提的是,熊氏论述的泰西药露的功效的机理,是在中国传统医学脾胃升清降浊、肺主宣发的脏腑功能理论的基础上阐发的。他认为药露可以在体内“流通宣越,沁入筋脉。”这种医药理论的融会贯通,正反映了明朝时中西方科学文化互相渗透的同化大趋势。如果中西方科技文化进一步交流,不知道会不会演变出中药提纯的情况?从而出现对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这一新学科。但总体而言,中医和西方医学的交流仍然没有摆脱仅仅是药物的引入和某项技术的引进这一范畴。
 有人曾经讨论过:万历几十年不上朝中国虽然不能说繁荣昌盛,但毕竟没有出什么大乱子(顺便还收拾了一下日本人),这样下去会不会使中国进入君主立宪制?而后面的党锢之争最后会不会双方妥协,演变成两党轮流执政?
  总之在明朝中国曾经无限接近于资本主义,有时我甚至怀疑明朝的灭亡是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结果!?在明朝中、后期,流民现象似乎是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也是明朝政府无法解释的。有人统计过,在明末崇祯时期有耕地783万顷,而顺治16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549万顷,乾隆31年(1766)到741万(虽然疆域增加了不少),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满清文献通考》田赋所载)。即使是土地兼并严重,地主也需要大量的雇农来耕种才对。所以流民产生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村也因为生产力提高产生了剩余劳力,于是自然产生了人口流动的结果。早在南宋时期,我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当时的制瓷业、丝绸纺织业和海运业都十分发达,到了明朝这些产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英国封建领主们为了追求利益,出现了“羊吃人”的悲剧(领主们为了获取利益更高的羊毛,而将雇农耕种的土地改为牧场,使许多雇农无家可归,史称圈地运动);在中国也有人想改农田为桑田,以增加丝绸的产量,但被“以人为本”的政府拒绝了。当生产力大发展时,这些劳力会得到妥善的安置,但如果是经济危机到来时,这些无产阶级自然就成为社会上最不稳定的因素。
  大家知道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过剩,生产出的产品不能被社会所消化。不单在明朝,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解决办法无非是加大内需和扩大出口。在明朝出口贸易十分发达,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更是惊人的。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满清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远远低于明代(美国的弗兰克《白银资本》)。但在明朝末年,欧洲列强的战舰已经开到了东南亚,他们将这些地方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这些地方恰恰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对象。仅以西班牙为例,他们在1571年占领吕宋(菲律宾),1603年至1686年曾经数次屠杀中国商人,可想而知当时的出口贸易可能受阻。而国内又遭到了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在明朝最后的二十年间,连年灾荒,不是旱就是涝,内需也别指望了。生产出的产品销售不出去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当时明朝政府又没有处理经济危机的经验,所以亡国在所难免!
 问题出在明朝的继任者,大清王朝建立后这一切全都改变了。首先是民主问题,在一个连留什么头型都不能自己做主的国家里还能谈什么民主?给皇帝提意见也只能出现在刘宝瑞的相声里,当笑话听。不搞民主,专心研究学问可不可以?还是不行,因为有文字狱,庄廷龙修《明史》,结果庄家一族全部被屠。清朝初年从事西学的汉人,统统被斩头,以至于徐光启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大批汉人的西方数学、天文专家,被彻底消灭扫荡干净,就连汤若望也差点被凌迟处死。
  纪晓岚以编著《四库全书》为名,毁书无数,前面讲的《天工开物》就是在当时被毁掉的。民国初年,有人发现《云南通志》里说冶炼铜矿的地方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他想看到这本书的全貌,于是到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结果都没有找到,又去询问各个藏书家,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也就是说在经过清朝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彻底从中国消失,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后来这个人偶然在一个日本朋友家发现这本书的日文版,于是他到日本的图书馆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这本书居然英国,俄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有翻译本,而且法国的还有全译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惟独中国没有这本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本都没有,后来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天工开物》的明朝最初的原刻本,而这个原刻本是所有版本中印制最精美的。然后按照这个原刻本,《天工开物》才在中国又广为刊行,重见天日。
  军事方面不说大家也知道,火药只能去造烟花,谁能造大炮,就发配谁,结果当然是恶有恶报。
  清朝极度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上都是遥遥领先的,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永乐年间的铁产量就高达9700吨,超过当时欧洲诸国总和。但到“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康乾盛世结束不久的1840年,满清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耕地没有增加,工商业受到抑制,人口成倍增长,其结果自然是人民穷困潦倒,我们看看外国人眼中看到的事实吧!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这样记载中国:“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军队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
  
 更有甚者在满清的最后100年,赚钱肯定是不要想了,光赔钱给外国就有10亿两白银之巨,把中国五千年的积累赔个干干净净底朝天,割地也像是家常便饭。赔点钱、割点地还不算什么,钱可以再赚,土地还可以再夺回来,但最关键的是清朝赔掉了中国人的骨气,和传统美德。
  在明朝中国人很有骨气,尤其是明朝的皇帝们,他们做过俘虏,做过亡国之君,但没有亡国奴。他们在敌人的屠刀下也没有丢到尊严,也就是俗话说的没掉份儿!即使是南明的几个皇帝,他们东奔西走颠沛流离,直到永历帝被缅甸王出卖,他们也没有一个怕死投降!清朝皇帝是什么样的,大家都知道。
  在清朝,开始妄自尊大,以天朝大国自居,当欧洲列强的战舰打开了大门的时候,一下子又变得妄自菲薄,不行的自然是不行,行的也变成了不行的。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拒绝开放、拒绝学习,在祖宗成法不能变得口号中可耻地走向灭亡。
  清朝还改变了中国实事求是的传统,明朝民主,所以皇帝的丑事被如实的记载,并被别有用心的人无限夸大,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最终让人们相信明朝的皇帝贪玩的贪玩;不上朝的不上朝;残暴不仁的残暴不仁,明朝就是一个破烂的腐败的王朝。清朝专制,所以皇帝都成了勤政爱民、爱好科技的典范,有人甚至说清朝没有一个暴君、一个昏君、一个顽君,也不知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狱这些都是谁干的?逛妓院、染性病,上朝只做要重修圆明园一件事还不是昏君?致天下于不顾,非要出家做和尚还不算顽君?看看即使是所谓的“康乾盛世”都不过如此,就知道清朝哪有一个好皇帝!
  在清朝科技的交流停止了,自己不能搞,向外国学习也不行,当欧洲列强突飞猛进向着现代化迈进的时候,中国却在睡大觉。例如在医学方面,有人考证过,法国传教士曾经用满、汉两种文字翻译过《解剖学》进献给康熙,满文本藏于北京文渊阁、畅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汉文本则秘藏不许刊行,而且有证据表明不许这本书刊行的命令就是爱好科学的康熙大帝本人(《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从后世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中看,他完全没有接触到西方解剖学,而是在中医传统解剖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爱好科学的康熙大帝只是在作秀罢了,《解剖学》只不过是供他一人解闷的罢了。
 民主和科技这两位老先生就此在中华大地销声匿迹,辛亥革命后当他们再次回归中国大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他们“儿童相见不相识”了,陈独秀甚至给这两位先生起了外国名字“德先生和赛先生”。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变了味道,逐渐偏离了自己的航道。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呢?笔者曾经问过自己: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概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你会选哪个?结果选的是朴素,而一些朋友也选择了相近的词质朴啊、古朴啊、朴实啊…。汉语真的是太丰富了,一个相近的意思居然有这么多的词藻来形容!这些词里都有一个朴字,朴在《说文解字》中的意思是树皮,后引申为没有经过细加工的木料,她包含了实用和自然两方面的意思,无论是树皮还是木料无疑都是有用的,而朴则是在实用基础上更接近于自然的,(正是这种对自然的追求使我们中华民族染上了追求大而全的习惯)。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来源于春秋战国,当时人们的思维异常活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代的哲学理论在当时都能找到影子。在当时天下大乱,一方面是军阀混战引起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是各国从奴隶制度进入封建制度引起的思想意识上的混乱,正是因为如此,那一时期产生的、对后世有影响的思想家们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与此同时又不忘对自然的崇拜!无论是保守的道家;还是激进的儒家;还是更激进的法家、兵家,他们的主张都存在着这一特点,而这些家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受这一特点的影响形成了自己更注重实践的特点,往往是通过实践再去总结经验,如中国绘画、园林、京剧、武术、中医…无一例外地继承了这一特点。而欧洲人更重视理论的研究,讲究先研究理论再指导实践,所以他们的文化和中国文化迥然各异。欧洲绘画讲究透视原理;而中国画则是看到什么画什么,突出景物的特点,追求那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不知道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不是悟出了中国画精髓后的作品?)。欧洲园林以建筑物为主体,大到山川河流小到花草树木都要服从于主体建筑;而中式园林则以自然为主体,于是亭台楼榭、蜿蜒曲折生趣盎然。欧洲的歌剧和芭蕾舞是两门艺术,歌剧要分出高、中、低音;而中国京剧讲究唱念做打,将歌舞有机的融合,在演唱上讲究气的运用;膝、肘的攻击在欧洲的拳击运动中是禁止的,而在中国你如果说武术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一定会受到嘲笑的,牙齿本来就具有攻击性,中国的武术大师们甚至已经武装到了头发(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这些也影响到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欧洲的医生要求必须有理论才能指导临床;而中医则更注重实践,经常是先去实践,再去总结理论。中医认为人和自然界相统一,所以更注重整体观念;西医则更注重微观的研究,希望从中找到致病因素。例如同为一个局部长有痈疮的患者,西医第一考虑的是先查查是什么病菌感染,再选用合适的抗菌素,局部吗?用点酒精外敷一下,又消毒又有点麻醉作用,脓成后切开排脓,痈疮好了身体还虚弱的嘱咐休息休息、补充些维生素、加强营养就行了;而中医则要考虑到全身的情况,是不是因为饮食不节,导致的疾病?即使是外来的致病因素也要考虑一下对全身气血经脉的影响,早期内服外敷清热解毒中药,成脓后则内服和营透毒的中药外用切开排脓手术,术后则还有提脓祛腐、生肌收敛的外用膏药,痈疮好了,对于体弱者还要调补气血。两者间仅在切开排脓一点上相同,其余各阶段都似是而非,从效果上看也都不错,但中医似乎更人性化,治疗的更彻底、治疗手法也更丰富。在解剖研究被抑制甚至被禁止的封建社会,西医一千多年间无所作为,而中医则蓬勃发展,担负起人类医疗保健的重任。但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科学研究得到飞速发展,不断有新的理论被提出和被否定,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西医进行了临床实验,在得出结论后,再进一步进行理论研究,于是进入良性循环。而中国封建社会结束得太晚,没能够充分地将实践经验进行理论的总结,所以科技也从领先到落后,医学也是如此,一个又一个的新理论被西医发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其他领域的科技成果运用到医学上,现代物理学、现代化学、现代生物学、现代统计学…,现代医学确实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而反观中医则似乎是死气沉沉,毫无进展,还是那些旧的理论、旧的治疗方法,一点进步都没有。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性和对自然崇拜的特性,所以必然具有实事求是、虚心学习、知错必改、海纳百川的态度。但在清朝这些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谎话连篇、知错不改、或狂妄自大、或妄自菲薄。令人遗憾的是现代的中医正是这些思潮的最大受害者,现代有人无视中医的疗效和对人类的贡献,认为中医就是骗人的垃圾,什么作用也没有;而另一部分人无视中医落后的现实,称中医是艺术、是超科学的,仿佛可以凌驾于现代科技之上!当有人提出改革后,他们就用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来搪塞,拒绝中医的现代化,其实他们所谓的传统不过是变了味的传统,他们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敌人!
  中国的科技无法与外界交流进入近代化,并进一步进入现代化,中医也第一次失去了近代化的机会,没能像西医一样进入近代化,并向着现代化迈进。历史就像看病一样,只有一次机会、无法重复,我们无法将历史推倒重新来过。我们也不必过于追究过去的事情,讲这些东西也不是想让大家对清政府口诛笔伐,只是想说明一些问题,分析一下失败的教训,正视落后的原因。关键是今天我们怎么做,毕竟我们还要对未来负责!争取尽快重新回到真正的我国传统文化的轨道上。还是回到现实,继续讲医史吧!

 增补实用内科学——《温病条辨》
  李时珍在中药界吹响了中医改革的号角后,临床医学也迎来了变革的时代,在明末清初瘟病学派就悄然兴起,叶天士和薛雪“继承”了吴又可的衣钵。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这一新的辩证体系,而薛雪则被一代文豪袁枚称为“天生一不朽之人”。关于叶、薛俩人的故事很多,相传他俩开始并不和,叶天士的书房提名“踏雪”;薛雪也不示弱将书房命名为“扫叶”,据说他们两个最后还是和解了,并被合称为瘟病学派的创始人。这里插一个故事:薛雪老年时百无聊赖,于是赶时髦,看了些理学方面的书,也写了几篇关于理学的论文,不想在薛雪死后,其后人在他的墓志中只字不提医,而说他是研究理学的。墓志寄给袁枚,袁枚曾经病危,薛雪使他起死回生,所以心存感激。当看过墓志后义愤填膺,发出:“自是而一瓢先生(薛雪的号)不传矣,朽矣!…在理学中未必增—伪席,而方伎中转失一真人矣。岂不悖哉!岂不惜哉!”的感叹。这个故事看似跑题,但笔者还是讲出来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科技领先上千年后,在清朝被欧洲赶上甚至超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社会地位低下,而研究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的人却窃据高位,中国传统文化朴实的特色遭到了破坏,动摇了其发展的基础。
  叶、薛的后辈、清朝名医——吴鞠通因参与《四库全书》医书部分的抄写检校工作,而解决了北京户口。不久正值北京地区“非典流行”,当时的医生墨守伤寒治法不知变通,致使许多患者因治疗不当而死亡。吴鞠通运用叶天士之法奋力抢救,挽救了数十生灵,因而名声大振。此后他撰写了《温病条辨》七卷,对温病学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吴鞠通在张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和叶天士创立的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大胆地改革,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学说,是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三焦辨证”法:就是将人体“横向”地分为上、中、下三焦。上焦以心肺为主,中焦以脾胃为主,下焦则包括肝、肾、大小肠及膀胱。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人体脏腑归类方法,这种方法十分适用于温热病体系的辨证和治疗,诊断明确,便于施治。吴鞠通还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如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常用的。《温病条辨》是针对流行病学提出的,是对《伤寒杂病论》这一实用内科学的补充。吴鞠通对中医学的贡献,在于对中医立法上的革新和理论上的完善,不但有理论发挥而且留下了诸多有效的方剂,可以说使得中医的基本治法在外感病和热性病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其实质是中医对流行病学的研究成果。因为《温病条辨》实用性很强,加上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论,立足点只不过是对《伤寒杂病论》的补充,(而且他彻底脱离了吴又可的思路,返回到中医传统的思维方法中,使吴氏学说未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并没有受到过多的争议,并且被列入了中医四大经典著作。
  但这一说法似乎很牵强,首先从时间跨度上看,另外三部距今都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而《温病条辨》只有两百年;其次从篇幅上看,《内经》最长,《伤寒杂病论》约占《内经》的一半,而《温病条辨》只有十分之一多些;最后从内容上看,《温病条辨》虽然也创立了三焦辨证的理论,但和《内经》、《伤寒杂病论》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将他剔除出四部经典也不无道理。
  在清代,中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科技上欧洲都在超越中国。但是在医学上,此时因为有瘟病学派的兴起,加上“种痘术”这一预防天花技术的日臻成熟,可以说在当时中国的医学还是领先于世界的。
  “种痘术”是人痘接种术,有人说起源于宋朝,有人说是明朝,但关于这方面的专著在是在清朝才出现的。种痘术有四种方法: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和水苗法,其中痘衣法成功率很低,痘浆法危险性很高,经常出现与自然感染没有区别的症状,所以遭到淘汰。后两种方法又分成两派,一派是湖州派,取患者痘出较为顺利者为苗进行接种;另一派是松江派,他们以人工接种的痘痂为苗,而且认识到苗传越久,毒性越低,并将七次传种之后的苗称为熟苗,几无毒性,显然松江派的技术最为先进,其效果与牛痘相近,只是采集较为麻烦。公元1682年时,康熙皇帝曾下令各地种痘,并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数量也随之迅速膨胀。
  后来此技术传到欧洲,被发扬光大,成为现代免疫学的鼻祖。十七世纪中、后叶,沙皇俄国专门派人来学习这项技术,此后这项技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土耳其。1718年英国贵族梅林夫人将此技术带到英国,但并未获得取熟苗的技术,她带到英国的只是过时的、在中国已经被淘汰了的技术。尽管如此当时欧洲的一些保守势力仍极力反对这项技术的推广,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公元1694年~1778年),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听说100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英国医生琴纳据说最初就是一位种痘医生(可以肯定至少是受到种痘术的启发),因为发现人痘种植后仍可产生严重的病情,于是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在1796年第一次种植牛痘成功,因此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他被称为“免疫学之父”。而给他以启迪,发明种痘术的中医现代却被称为不科学的垃圾!
 牛痘在十九世纪初传入中国,并逐渐得以推广,但从推广速度、和传播费用多以民间组织承担看,清朝的种痘局并未起到真正的作用。直到民国初年,在上海种痘、牛痘和药物预防仍然并存。在传播过程中,除极少数以种痘为业的人和药铺出于自身利益而阻挠外,主流的中医界对此项技术是持肯定的态度的。有人就发出过“既种之后不受沾染,由一人而至于百人,积百人而推之天下,久久则天壤间永无痘患,岂非大快事哉”(《牛痘新编》),至今这一快事已经成为实现。顺便说一下,在《牛痘新编》中记载,在我国山东也出现过取牛苗接种的事情,但因缺乏史料记载故难以考证,如果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现代免疫学之父的荣誉是否也该属于中医?
  随着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欧洲的同行们战胜了封建保守势力的阻挠,重新开始了某项医学研究,从而为医学方面步入近代化进而进入现代化,为全面超越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项研究就是——现代医学解剖学研究!
  其实与吴鞠通几乎处在同一个时代的医生王清任,已经认识到解剖学的重要,他开始了对解剖学的研究并完成了著作《医林改错》。因为他的言辞激烈,加上自身存在的问题较多,所以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回击,甚至被戏称为“医林改错越改越错”。
  其实中西医之争纯粹是利益之争,尤其是西药厂商为了自身 的利益,对中医药的围剿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甚至有些主流“精英”发出了废除中医药的呼声,理由无非是中医不科学,是伪科学,甚至中医治病是靠碰巧、甚至说纯粹是靠心理暗示。把一些中医药发生的毒副作用无限夸大,以某些中医药发生的毒副作用作为由头,全盘否定中医药的地位,污蔑中医药的声誉。试问,西医药就没有毒副作用?如果有,那么是不是也连西医药一并废除为好?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呢?这正是某些主流“精英”不愿意面对是现实。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不正是某些主流”精英”的惯常伎俩吗?
   举个实际的例子给大家评判:我的孩子两岁时,有一次出现了腹泻,前后泻了将近两周,刚开始腹泻的时候去看西医,就是吊针吃药。吊完针倒是维持了几个小时不泻了,但是过了几个小时以后还是腹泻不止,这样反反复复了十几天,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小孩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连哭的声音都很微弱。一家老小越来越害怕,眼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妈去找一个中医大夫,开了四味不知名的草药,回家煮了当茶喝,才喝了两次就马上见效,小孩的腹泻停止了,食欲上来了。后来再喝了三四次,腹泻就完全痊愈了,全家老小松了一口气。
   中医和西医都是人类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出现的两种不同的探索途径和方法,不应该互相排斥,而是应该携手共进。也许当一种途径行不通或者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难题,说不定另一种途径正是通往坦道的呢?所以没有必要争的那么激烈,这个世界保持多样性不是更好吗?
   中医药要不要发展?这个问题其实无须多辨,当然要发展,但是怎么样发展,的确是广大中医界人士深思的命题。

 越改越错的《医林改错》
  还是不能抛开历史来看待事物,王清任写医林改错也是有着历史背景的。在清朝人口的寿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康熙、乾隆年间都搞过千叟宴,在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的一次,与宴者竟达三千零五十六人。再加上平均寿命超过男性的妇女,可想而知当时仅在北京周围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比比皆是,七十岁也已经不再算什么古稀了。老年人的增多必然会造成老年病的增加,过去的疑难杂症逐渐成为了常见病。其中脑中风病人的数量必然会明显增加,中风后患者出现偏瘫、语言不利、口眼歪斜、甚至神志不清等症状直至死亡。如果是心主思维意识活动的话,那么这些症状就应该是心出了问题,但事实上显然并非如此。
  王清任在临床上遇到了许多这类问题,他为此翻阅了大量的医书,但结果令他十分失望,他在《医林改错》中写到“半身不遂一症,古之著书者,虽有四百余家,于半身不遂立论者,仅止数人,数人中并无一人说明病之本源,病不知源,立方安得无错?”当他“遵《灵枢》、《素问》、仲景之论,治之无功;继遵河间、东垣、丹溪(即金元四大家中的刘完素、李杲和朱震亨)之论,投药罔效。”也就是说他运用《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以及金元四大家的理论和治则治法都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古医籍里关于解剖和生理的记述中存在着许多错误和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他开始怀疑经典著作的正确性。其中最有趣的便是他关于二便来源问题的疑问了,他书中写到“言饮食入小肠,化粪下至阑门,即小肠下口,分别清浊,粪归大肠,自肛门出,水归膀胱为尿。如此论尿从粪中渗出,其气当臭。尝用童子小便,并问及自饮小便之人,只言味咸,其气不臭。再者食与水合化为粪,粪必稀溏作泻,在鸡鸭无小便则可,在牛马有小便则不可,何况乎人?” 于是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来揭开实事真相,真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角色。
 王清任认为人的脏腑结构对医疗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人夜行”(其实对于一个全盲的人来说,夜行和昼行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想通过解剖尸体来证明古医籍中的错误,这和大部分人心目中中医不用了解现代解剖学知识的认识大相径庭。但在当时解剖是违法的,他只能多次到疫病暴死者的乱葬岗中,观察那些被野狗啃噬过的尸体。而这些尸体的内脏结构很可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他一直被一些问题所困惑,例如:胸腔中纵膈的走向。这时他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位可怜的妇女要被判凌迟处死,她因为精神疾患发作而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和公公,在现代她应该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而在当时她则是十恶不赦。这位不幸的妇女给了王清任揭开谜团的一个最佳机会,他跟在犯人身后,准备一探究竟。但在最后时刻他却突然放弃了,理由竟然是男女有别!在这种封建思想的左右下,王清任放弃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后他虽然多次到刑场参观,但因种种原因都未能得偿所愿。直到四十余年后,他偶然遇到了一位戍边回来的军官,据称见到过许多被杀戮的人,对膈膜了解得很清楚。在王清任的恳求下,这位军官详细解说了纵膈的位置和走向,王清任这才得偿所愿。但愿那位军官是一位平时注意观察事物,而且有足够的语言表达能力的人。
  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王清任的观察条件甚至还比不上著《黄帝内经》的先贤们。所以他虽然改正了一些中医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如脑主思维意识活动,人体只分胸腔和腹腔而非三焦等。但如果用现代解剖学来验证则是错误百出,甚至比内、难诸经中的记载还要远离事实的真相。例如:《黄帝内经》中记载“肝藏血”(《素问卷十七调经论篇第六十二》),这和现代医学证明的肝脏内储存着大量的血液不谋而合。但王清任认为“肝体坚实,非肠、胃、膀胱可比,绝不能藏血。”而且他认为心中是没有血的,脉搏不是动脉的搏动而是气管的搏动等等,还有前面提到的关于二便来源的问题,现代医学证实食物的营养成分确实是在小肠吸收的,但水主要是在大肠吸收的,这和《黄帝内经》的记述很相近,现代的研究结果是在大肠吸收水分后,并非直接归膀胱,而是通过血液循环到肾脏,经过过滤才形成尿液归膀胱,而大肠吸收的水是绝对不会带臭味的。王清任发现了向十二指肠输送胆汁和胰液的管道,误认为这是输送水液,最终形成尿液的管道,显然他的结论比《黄帝内经》的记述距离事实更远,这样的错误不可枚举。
  错误如此之多,言辞又如此激烈,受到攻击就在所难免,《医林改错》越改越错之说随之而起。这部书之所以还能在中医界立足,主要原因在于王清任对治疗中风病方面的贡献。他提出了瘀血理论,认为中风病是因为淤血引起的,这个理论已经很接近于现代医学对心脑血管病的认识,在此基础王清任上创立的“膈下逐瘀汤”、“血府逐瘀汤”之类的方剂,至今还广泛运用于临床且效果颇佳。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可能还没有真正让人们所认知,现代中医面临许多难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中医如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问题。现代的科研成果如何引入中医理论,如何指导中医的临床治疗,这使许多中医从业者感到迷茫,而一些中医的保守派则以此为由,打着“走中医特色”的旗号,拒绝将现代科技引入中医,其结果则必将是使中医加速毁灭。但可悲的是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医爱好者的支持!王清任则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带给我们许多启示:首先中医不是不需要解剖、生理、病理学知识;其次中医能够将这些知识与临床相结合,并指导临床工作;最后对过去错误的认识进行更正后,不但不会乱,而且会使我们的中医疗效更上一层楼!
  总之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科技水平去衡量古代人的认识,王清任进行了医林改错,有的改对了;有的还是没改对;有的甚至改错了,但他那种想用实践来证明的态度是是中医的良好传统,也是中医未来的发展之路!试想一下,如果王清任如果看到了《泰西人身说概》、《主制群征》,以及被爱好科学的康熙大帝禁止出版的《解剖学》,会怎么样?他会不会如获至宝,他还会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错误?试想一下,如果王清任来到现代,面对如此优越的科学研究条件,他是否还会犯这么多错吗?他又会改正多少中医的错误呢?他是否会对人们说某某某是西医的东西,和我们中医无关,我们中医是如何、如何认为的,我们决不会用那些西医的东西!
  事实上除了王清任之外,还有一些中医可能从未停止过对解剖学的研究。一位老者曾经对笔者讲过一件往事,他说:解放前他曾经有机会拜在一位中医骨科名家门下,只是无法找到老师要的见面礼,所以才错失了良机。笔者本以为见面礼是名人字画或是古玩玉器,但老者却予以否认,他说如果是这些东西就好了!他要的是一幅骨架,而且是一幅肌肉已经腐烂掉了,但骨头之间连接的肌腱尚存的骨架,你说这东西我上哪里去找啊?!那位中医骨科前辈索要的东西显然是为了授课所用,如果没有丰富的解剖学知识,中医骨科怎么能够进行精确的正骨复位?
  这些事件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欧洲列强的侵扰,中国慢慢地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话,我们的科技、我们的中医可能会取得更大的进步,而且很可能做到中医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但是随着欧洲列强的入侵,我们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中西医的分道扬镳
  随着欧洲列强的入侵,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宗教、鸦片、文化、科技等,其中也有西医。中医和中国文化一样并不是排外的,相反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不断地吸收外来营养以充实自己。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后,就引进了许多“西药”,如安息香、苏合香等。此后中国就从未停止对“西药”的进口。到了宋朝,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断绝,中国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创举,来自非洲的“西药”也被引进,于是有了“广角”(因非洲的犀牛角质量好,进口首先会被运到广州而得名),即使到了保守的清代还开发了新药——西洋参。在医疗方面中医也不断吸取外来营养,例如中医骨科就是从蒙古医生处学来的(但现代蒙古大夫却成了庸医的代名词),而源自印度的金针剥障术,至少从唐朝一直流传到解放后,白居易曾为没有得到这种医疗技术的救治感到遗憾,而毛泽东这位伟人则在这项技术的帮助下重见光明(在印度这项技术已经失传)。但这些交流多限于药物和技术方面,在理论方面虽然有传入,但影响很小,主要还是因为传入的理论自身问题较多造成的。例如在唐朝孙思邈等人的著作里就出现过印度医学的理论,但此后逐渐销声匿迹。阿拉伯医学在金元时期也来到中国,并造成当时香燥药物流行一时的局面,后受到朱丹溪的批评才得以遏制,此后也只有药物方剂留用。总之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并不保守,所以才会创造出这么多世界医学史上的第一,又有哪一位中医名人不是因靠独树一帜,开拓创新而扬名天下的呢?
  当西医传入中国时,中医们也并未排斥它,而是怀着取长补短的胸怀来接纳它的。虽然当时西医对华人影响很小,但一些小科的药物如阿托品眼药水等以其卓越的疗效,还是受到了中医们的重视。李鸿章在1890年为《万国药方》作序时写到:“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以医学岂曰小补!”
  清朝的名医唐宗海在1892年出版了一本叫《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的书,在沟通中西医学方面,做了大胆尝试。其中有一段话“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西医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表现出中医人实事求是,勇于面对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锐意进取的一面。而广东的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期),著《华洋脏象约纂》他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缺乏细致了解的不足。但对汇通中西医学态度比较慎重,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的主张。
 进入民国后,中医们更加重视对西医的认识,当时著名的医家张锡纯就主张中西药合用,他发现西药普遍起效快,但作用时间短,而中药起效慢,但作用持久,两者正好取长补短。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并创立了许多中西药合用的方剂,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白虎汤加APC。但在新中国建国后,一些出版社再版《医学衷中参西录》时却删除了其中西药部分,这也反映出当代某些中医的思想倾向性,似乎保留西医内容就会影响到名中医的形象!
  此后的恽铁樵提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他还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他开始运用一些现代解剖学的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例如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这些前辈被称为会通派,但由于当时西医除解剖外西医尚无什么可供中医学习的长处,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了解西医的强大,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意见,但可悲的是他们的观点被现代一些“中医”肆意的曲解,甚至成为“中医”据不认错的理由。例如前面讲过的恽老先生的观点竟演变成了“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禁要问那么中医的脏腑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人身上的吗?
  其实中西医之间取长补短才是正道,只有这样才能双赢,而最终的受益者则是患者。西医在这方面其实已经为中医做出了表率,他们把中医的种痘术发扬光大,甚至开创了免疫学,使无数生灵免遭疾病的困扰。一些反中医的帖子里写到:如果你出车祸,脾破裂,你能不做手术、不输血吗?其实笔者真的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难道中医是反对做手术、输血吗?还是他认为中医不能运用西医的发明呢?前者肯定没道理,因为没有任何一部中医书籍中有这样的记载;后者就更没有道理了,如果中医不能使用西医的东西,那么为了公平起见西医是否也不能运用中医的发明呢?西医恐怕没有这个能耐。除非是你不接受中医的东西,那么就试试吧,你如果出车祸,撞断了肠子怎么办?肠吻合术坚决不做,因为那是中医发明的;如果小便下不来,绝不下尿管,中医发明的吗;呼吸停止不能人工呼吸;心脏骤停不能心外按压…,只怕西医大夫也只能客气地对你说:你还是快点死吧,别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中医开始是很想和西医取长补短的,如果给中医多一些时间,他们可能会找到更多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容许,我们再次失去了中西医融会贯通的机会。
  当时封建旧秩序已经被打破,一批批有志青年留学海外,他们希望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导下建立新秩序,当然其中不乏学医之人。不幸的是当他们回国后,在用所学的西方医学知识和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进行比较后,得出了中医是伪科学的结论。发明了腹穿、灌肠、导尿、下胃管、裂唇修补术、肠吻合术…,最先提出免疫学概念的中医一下成为了不科学的代表,成为了被“革命”的对象,骂中医一时之间竟成为了一种时尚。有人甚至写了一幅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骂中医”竟变成了某些人“休闲取乐”的行为。从此中、西医之间产生了隔阂,甚至走向了对抗。而正是在此时中医这个词才正式被提出,以便和西医相区别。现代有人说中医是指中和的医学、中庸的医学,而非中国的医学,实在是没有道理。中医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中医这个词的历史却不足百年。
  在1929年,我国初出的西医受到日本全面取缔汉医的影响,以不科学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废除中医的法案,国民政府行政院在汪精卫的指挥下竟然通过了这一法案。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医界一片哗然,为了自救,中医的老专家们提出与西医打擂台,看看到底谁更有效。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老先生提出由西医确定十二位患者,并让西医先挑六个,剩下的给中医,看看谁治得好,谁治得快。西医毫不客气地,将那些当时位于死亡率首位的——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分了过来。现代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在当时中医确实是打赢了这场天方夜谭式的战争,而且赢得很漂亮!否则中国会像日本一样没有中医了。无独有偶在胡适先生年轻时,因疾病被西医宣判了死刑,而一位中医名家几付药就使他神奇地康复了,于是这位才子根据亲身经历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中医、西医得出了:中医不科学、糊涂,但能治病;西医科学、明白,但治不了病的结论。
  而此次事件的发起人就是笔者最佩服的中医反派——余云岫老先生。余老先生早年留学于日本,在日学医的时候认真研究了《内经》,出版了《灵素商兑》一书,这是他向中医理论开的第一枪,在书中他写道:“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虽是年轻气盛,但确实是个做学问的人,仅凭这一点就比现代的中医反派强不知多少倍!现代的中医反派真是退步了许多,如果能看一遍《中医基础理论》就说自己把中医都看透了者比比皆是,没有看过就妄下断言的也大有人在。余云岫老先生则不同,他不但学习西医,而且认真阅读中医古典医籍,能以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对待中医,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当他发现中医书中的记载合乎科学、确实可靠时则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他发现中医比法国人早一千几百年就提出瘰疬与结核病同源,就撰写论文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他还曾经批评过麻黄素治喘功效的发明者,因不参考中医文献而多走了许多弯路。所以有人为他对中医的态度做了开脱,说他只是批评中医的缺点,发扬中医的优点。其实余云岫老先生果真如此的话,又怎能非灭中医而后快呢?但是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谁没有年轻气盛的时候呢?谁有能保证没有慷慨激昂说些过头话的时候呢?如果中医反派里多一些余云岫老先生这样能以科学的态度看待中医,批评中医,与中医进行科学的争论,相信对中医会是一个不小的促进,但现代的中医反派则是令人失望的一代,真心希望江山待有人才出!
  最近看到一些资料,资料显示1929年的这次废除中医案背后居然是有国际阴谋的。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美国人Hans 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对中医做了什么。张博士说:“该文坦白地道出了缘由,洛克非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其名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市场的目的,完全有他们的战略预谋。” 在《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真相》一文中,作者写道:“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两千一百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准备毫不吝啬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残)中医。医学院被告知,如果他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他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的‘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但是在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引自《中国中医药的现状及对策》)
 过去认为中、西医之争只不过是学术之争,反对有人把主张废除中医的人称为“汉奸”,现在看来是幼稚了,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看来还是有道理的!就在废除中医之声此起彼伏之时,一些有识之士针对这些问题尖锐地指出:“武力侵略,不过裂人土地,毁人肉体,其害浅;文化宗教侵略,直可以夺人思想,却人灵魂,其害深。……若不利用本国固有之文化宗教以相抵抗,将见数千年传统之思想,一朝丧其根基,四百兆民族之中心,终至失其信仰,祸患岂可胜言哉!”(陈撄宁先生语)
  当时西医只是初出茅庐、羽翼未丰,他们的杀手锏——抗菌素尚未发明,对于呼吸道的感染还束手无策。因为当时科学技术的局限,对中医中科学的部分不能证明、无法认知,所以不知己也不知彼,失败也就在所难免。在当时中医是完全可以和西医相抗衡的,甚至在许多方面还要更胜一筹。
  当时西医医院很少,而且看西医很贵根本无法满足广大中华民族的医疗需求。所以虽然“西医”们百般努力,但仍无法废除中医。但是西医以他的疗效,主要是在外科上的疗效,在中国还是站住了脚。大概是不愿与中医“同流合污”,所以处处与中医划清界限。而中医大概是因为西医的挑衅,从此也总是和西医保持着距离,甚至是对抗,使这两者成了分道扬镳的岔路,越走相距越远,似乎永远也不会再次交汇了。中西医之间难道真的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吗?
  历史可以告诉未来。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中医史是不断创新的历史;是锐意进取的历史;是基于科学研究基础的历史;是不断吸收外来营养的历史。中医如果能够继承这些必将重塑昔日的辉煌,如果忘记这些就是背叛,等着的命运则必是灭亡。
  上世纪虽然中医因为在擂台上打败了西医而得以延续,但是七十年后的今天又如何呢?如果是现在重新进行这样一场擂台赛,我不知道有哪一位中医会应战,是否还敢让西医先挑病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七十年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继续关注认识中医之现实篇。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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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0-02-22
 认识中医之现实篇

   上一篇讲了中医的历史,和中国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历史是辉煌的,但说到现实则是悲凉的。七十年前中医凭借自己的实力打败了西医,取得了继续生存的机会,但是到了七十年后的今天,如果中医再次面临类似的危机,恐怕没有哪个中医师敢直面这样的挑战,那么中医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答案恐怕是令人失望的。和同事闲聊时曾经提及中医还有多少年寿命,普遍认为如果维持现状,应该不会超过五十年。所以同事的适龄子女中学习中医的几乎是凤毛麟角,这和中医前辈们普遍培养后代子承父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读到此,或许有人会说“你也太危言耸听了吧!”好,下面就来看看中医的现状和这种情况又是如何造成的。

  中医的现状
  首先,要说的是中医的执业机构,和七十年前中医的行医地点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平心而论,中医的医疗环境还是有所改善的,看看现代在大中城市中的中医医院,从设备到环境上都和七十年前的中医医馆有天壤之别。这足见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还是有发展的。但当我们深入研究后,却发现在繁华的表面下却存在着巨大的危机。许多中医的医疗机构都面临着困境,各地只有少数条件好的医院还能自负盈亏,许多中医机构只能为生计而苦苦支撑,不少在商品市场竞争中败下阵的中医医院只能面临关、停、并、转的命运。笔者所在的直辖市,原本也只不过有四家市级中医医院(连市级西医医院数目的零头都赶不上),其中有两家效益还过得去,而另外两家正在搞弱弱联合。三家市级直属医院是什么概念呢?国家规定一项国家级课题必须由三家以上省市级医院参与,也就是说如果弱弱联合的两家医院还不能改善经营状况而导致关门大吉的话,那么再搞中医的课题就不得不联合外省市的兄弟单位。下面的区县级中医医院情况也差不多,在效益好的医院行医者也是有房有车,而效益不好的则只能靠冬天卖皮鞋、夏天卖凉席度日。在乡村虽然还散在着一些中医诊所,但多是个体经营,不属于政府拨款的、医保报销的医疗网络之中。
 专门的中医医院尚且如此,综合性医院的中医科就更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解放后,党和政府还是很关心中医发展的,于是在综合性医院中都设有中医科,但不受重视、处处受排挤,只会被安排在犄角旮旯、阴山背后、厕所旁边或是独门别院。随着市场竞争的引入,中医科就更加步履艰难。一次到一家西医医院开学术会议,遇到在这家医院工作的一位久违的师弟,交谈之间提及医院效益时,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这家医院每天门诊量有多少,病床利用率是多少…,但当问及他们中医科的情况时,他黯然地说道“中医科快解散了,我现在已经被借调到行政科室了”。在综合性医院的中医学院的毕业生,不是干行政就是该行做西医这几乎成为他们不能更改的命运。
  而七十年前呢?虽然没有漂亮的大楼、舒适的环境、先进的设备、漂亮的护士,但中医的医疗网络却遍及全国的个个角落。大都市有医馆、药铺,小乡村有串雅、游医,而当时的西医医院少的可怜,根本无法满足中华民族的医疗需求,所以当时有人指出:如果取缔中医,将置国民于死地。而现在情况正相反,西医从大都市的国际级综合性现代化医院到乡村的乡卫生院村卫生所,涵盖了整个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现代的中国人从未出生就开始接受西医的各项检查,出生后继续着各种西医的体检,直到寿终正寝谁又离得开西医呢?而中医只能在这个体系中充当补充、附属、分支…,总之似乎是可有可无?如果现在有人提出取缔中医,又有谁还敢说这是“将置国民于死地?”最多是有人说这是否有点可惜?是否会给人类的卫生事业造成损失?是否中医里还有许多没有开发的宝藏?是否中医里还有许多未被证实的高深理论?是否、是否…?只能是是否,因为现在谁也说不清究竟是是、还是否!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中医存在的与否已经无法影响中华民族的传承不息了!
  随着中医执业地点的减少,势必带来中医从业人员的减少,最终导致中医人才的凋零。据称:1950年全国拥有中医师27万人,到了2004年仍然是27万人;1950年西医仅有2万人,到了2004年已经达到157万人,增长了70多倍;而中医师却是零增长,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则至少增加了一倍。人才培养就像金字塔,底座越大则建筑物越坚固,中医的从业者越多则人才出现的几率越大。由于中医业的不景气,所以也影响到了大学的招生情况,全国各地的中医院校几乎都成为了收底校。中医领先于世界医药界两千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的参与,在古代有一句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所以一些在政治上失意的文人便投身于杏林之中。他们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对中医的进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现代中医从选材开始就已经落后于西医了。
  据1978年统计,全国西医医院有8841个,中医医院仅有447个,西医是中医的21倍。西医病床200多万张,中医病床5万多张(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变成西医病床或中西医结合病床,真正中医病床寥寥无几),西医是中医的40多倍;西医院校116所,中医院校24所,西医是中医的5倍。建国初期,中医师曾经有50多万人,高级西医仅3万多人。但是,截止1978年,中医减少了一半,而高级西医有35万多人,比建国初期增加了近10倍。现在的中医机构,设备简极其陋,条件很差,全国447所中医院中有78所连一台显微镜都没有;中医学院大多数不仅院址小,设备差,还有4所中医学院至今尚无附属医院。
  即便如此,也不是每一个学生在毕业后都能投身于中医事业,中医院校毕业生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笔者问过新毕业的师弟,他们说现在真正从事医疗事业的同学不足十分之一,这里还要包括改行西医的、改为行政人员的。
  执业地点逐渐减少,从业人员纷纷改行,所以中医人才日渐凋零。能治疗的疾病也就不可避免地减少,有一位中医界的名人写了一本书,书中有一句话:“可现在许多人偏偏要在已病的行列跟西医较劲,搞什么中医急救医学,这就叫做不自量力,这就叫做以己之短击人之长”。可能许多人都赞成这句话,西医治急性病、中医治慢性病,这几乎成为了公理。但大家想想如果在七十年前,孔伯华老先生也对西医说:我们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不能治疗急性病,请把慢性病的病人交给我,急性病的病人你们自己留着吧!结果会怎么样?中医在当时就可以画上句号了!可怜孔老先生的一翻努力,却被他的不肖徒孙如此堂而皇之的断送,而且断送得那么彻底、那么无耻!其实慢性病并不是中医的专利,而是西医的特长,在这方面中医研究的历史未必比西医长,在中医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多半时间是在与急性病相抗争。而现代常见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慢性病,甚至连病名都是从西医那现趸来的(详见误区篇)。这位中医界的名人只这一句话就把急诊整个交给了西医,而且他用的词是“已病的行列”,中医们不在已病方面和西医较劲,就只能在未病的行列和西医较劲了!也就是说中医根本治不了病,只能搞搞保健预防了。我并不是认为保健预防不重要,但在这方面中医也从领先变成了落后,种痘术确实是伟大的创举,但和现代医学的免疫学、基因学比起来似乎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据称美国正在研制预防高血压的疫苗,如果成功则是功德无量,不知中医们还能靠什么在治未病的领域和现代医学相抗衡?总之中医能治疗的疾病愈来愈少,中医正逐渐成为在西医后面捡剩饭的乞丐。“西医是没有办法了,找中医去碰碰运气吧!反正是死马先当活马治吗!”“你的病也就这样了,我们床位紧张,要么到中医医院再康复、康复吧!”不知这种要饭似的生活还能维持几天?
 人才的凋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思维的禁锢,中医之所以能够领先世界医学界千余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医的发展史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中医理论教导我们要学会变通。在欧洲黑暗的一千年间,他们的医疗活动被教会所垄断,教士们所谓的治疗活动大致过程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病人都只给一种据说是盖伦发明的、能包治百病的药丸,然后在一边进行祈祷。与此同时中医则不断地在修正自己,新的理论不断地提出;新的药物不断地发现;新的治疗手段不断地发明。但在近七十年间,可以说中医没有任何像样的新理论提出,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西医理论的日新月异。大家知道新东西越多,生命力就越强,没有新理论的提出,中医则何谈振兴?更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不但没有新理论提出,而且连过去中医已经更正了的理论也被再次错改了回来,并用几近荒唐的理由加以解释。例如前一篇讲到的“脑主神明”的问题,虽然《内经》的作者未必是认为心主思维意识活动,李时珍、王清任曾指出脑主思维意识活动,但现代的中医们则必须认为是心主思维意识活动,否则便被称为“西化”,被扣上不是纯种中医的帽子(李时珍、王清任大概就是西学中班毕业的),难怪在某些不明真相的人眼中中医就是巫术的代名词!
  总之和七十年前相比,中医的执业地点、从业人员和所治病种都在减少,其影响更无法和过去相比。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呢?简单的说无非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个,主观因素要做自我检查、自我批判,对讲究面子的中国人来说是困难的,而客观因素则可以推卸责任、发发牢骚,说起来就容易多了,所以还是先讲讲客观因素吧!

 客观因素
  首先是搞中医不赚钱。现代中医的赚钱手段太少,导致中医机构和从业者收入不高,所以没人愿意搞。
  在七十年前,中医们主要的收入来自诊金,少数部分在药铺坐堂的、自己配制成药的或是自己有药房的医生才可能从药品收入中分一杯羹。而诊金的多少则十分灵活,要看医生的水平和病号的生活条件。水平高的医生自然诊金高,而对于有钱人他们可能会收取更高额的诊金,对于穷苦的老百姓则可能分文不取甚至免费赠药。但总体上说诊金是比较昂贵的,例如鲁迅先生说过,他为父亲请医生一次的诊金是一元四角大洋,在当时两元钱够一个普通家庭不太寒酸地过一个月的,现代如果想在大、中城市达到当时的生活水平,两千元恐怕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当时医生给周家出一次诊大约要1400元人民币,无独有偶,前不久看到在德国看中医的价格竟然与此大致相当,在德国看中医初诊费用是100欧元,复诊要70欧元,即使在金融危机的今天,初诊仍然折合人民币近千元。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可能大家就会有更深刻的比较了,记得一次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展,里面提到在民国初年,一百块钱可以买两头牛,也就是说鲁迅先生请不到四十次大夫,就相当于送给那位医生一头牛。现代的中医(包括西医)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们靠挂号费是无法维持生计的,在笔者所居住的城市一般医生的挂号费是四块多人民币,即使是正主任医师不过是十三块钱,看四十次病不过五百多元,大概够买一条牛腿的。即使这样,许多老百姓仍不能认同这个价格。一次笔者的主任在早点铺用餐,听到邻桌的大爷在发牢骚“现在挂个号要十三块,他们有嘛?要这么贵!”这位主任也是好事者,他对大爷说“您老现在去动物园看个猴还要三、四十块钱呢!大夫总比猴好看吧!”当然这是笑谈,发发牢骚吧!
  所以即使是所有挂号费都给医生,也很难维持生计,更何况医院也要生存。不能靠诊金,就会让人们很自然的想到以药养医,中草药的利润还是很可观的,毕竟和西药比起来要高得多吗!但是中草药的消耗也要比西药大得多,首先中草药要一味味地抓,这需要更多的专门的技术人员,所以中草药房要比西药房人员多,这从一方面抵消了中草药的利润。其次抓中草药的过程中消耗在所难免,这方面也要占去一部分利润。最后中药的储存也是问题,无论是植物药还是动物药都容易发霉变质,这无疑也会占去一部分利润,所以中草药的利润并没有想象的高。而且部分地方医保单位出台的一些政策也限制了中草药的运用,比如某地规定一副中药不能超过三十元。其实真正的中医大夫没必要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控制药价,笔者所在医院的医生一般都会将一副中草药的价格控制在二十元以内,开大药方的医生及其个别。但遇到特殊病患,这个规定则成了“紧箍咒”,使医生束手无策。还有许多中草药被剔出了医保范围例如:西洋参、冬虫夏草等,这些药往往是中草药中的精品,对于某些疾病有特效,而且价格十分昂贵,由于医保规定中医们不得不选用效果较差的药品替代,从而降低了疗效(而西医遇到类似情况时,往往会规定病种,即某些疾病可以使用这些价格昂贵的药物)。其实没有这些规定,中医师们靠中草药也是难以养活自己的,例如一位感冒的病人,你给他开五副草药,一副的价格不过十余元,总花费不过百八十元,而如果到西医医院开五天液体,药价就要贵上十几倍,还不算输液费等治疗费收入,所以干西医比干中医要划算得多。以笔者所在城市饮片收入占医疗收入比例为例,在综合性医院中仅占0.75%,即使在中医医院中也只占26.85%。
  赚钱方面西医和中医比起来还有一个较大的优势——高额的化验、检查费用。在现代化的西医医院中,有许多精密的检查和化验设备,它们可以准确地为医生作出诊断提供帮助,使我们了解到许多过去无法解释的东西,但同时它们的价格也十分昂贵。在中医医院中只有极具规模的才会配备这类较为先进的设备(当然比同级别的西医则是小巫见大巫)。大多数中医医院没有实力引进这些设备,价格太昂贵了,还要配备相应的高技术人才,如果达不到一定的利用率则会得不偿失。而中国的老百姓也很难认同到中医医院去做这样的检查,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人发帖子说:他们到中医医院去看感冒,年轻的中医医生让他们去验血,于是大骂现代的中医无能。
 即便如此,干西医也不是很赚钱。前不久在天涯上看到一位协和医院的医生在网上抱怨主任一月工资才两千块;而一位在西门子的小部门里工作的小员工,才毕业五年月收入就已经过万。据03年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署公布的调查结果,在美国薪酬排名前20位的职业中前八位都是各科医生,企业首席执行官列第九,再后面是飞行员和航空工程师、足疗医生、律师、验光师、电脑和信息系统经理、物理学家、空中交通管制员、石油工程师、原子能工程师、法官,第20位是市场营销经理。无疑在美国像协和医院的主任医生肯定是中产阶级,而西门子工作的小部门里的小员工翘起脚来能成为小资就不错了。但在中国,美国的中产阶级翻几个跟头收入也追不上不翘脚的小资。西医尚且如此,中医就更不要说了!
  多亏老祖宗还给中医们留下了针灸、按摩等治疗手段,否则中医肯定要喝西北风了。针灸和按摩几乎不用什么成本,虽然费用很低,但苍蝇虽小也是肉吗!何况这是中医的救命稻草。在笔者所在的城市扎一次针灸最高收费是十元人民币,据说在大洋彼岸笔者的师兄、师弟们扎一次的收入是十五美元,即使是在美元贬值的今天这一价格仍是国内的十余倍。从医院收入比例看,针灸在综合性医院中仅占0.2%,即使在中医医院中也只占9.17%。在综合性医院中中医收入仅仅占1%左右。而按摩则更惨,不要说费用低廉,而且还要受到医保的限制,住院期间,除非是按摩科,否则一律不予报销。那些十分需要这一治疗手段的病人必须自费担负这一治疗手段,如果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则只能望尘莫及了。门诊方面也好不到哪去,医保政策实行以前有两种收费方法,一种是20元每次,一种是30元每次,区别在于后者要求按摩时间在20分钟以上。这一价格还赶不上足疗价格的一半(而且是最便宜的那种),但仍然不能被医保接纳。
 而中医的另一绝技骨折复位、夹板外固定术则更能说明问题。对于四肢长骨骨折的患者来说,予手法复位、夹板固定,加上X光费,及一些药物的费用,医生再黑花费也很难超过千元人民币。但如果做手术,轻轻松松就会花去上万元的费用,即使是医生十分廉洁,也要花费数千元。但在看病贵的中国,笔者所在的城市小夹板几乎绝迹,即使在中医医院,大夫也会首选手术解决,没办法,搞小夹板,即使再黑也不够大夫吃饭的。然而即使面对数十倍的费用,患者首选的往往还是手术,为什么呢?因为手术可以解剖复位,通俗的说就是可以严丝合缝地解决骨折问题。而手法复位只能达到功能复位的程度,通俗地讲就是错位愈合。在大部分人看来功能复位简直就是医疗事故,是无法接受的。但干过骨科的人都知道,只要骨折上下端的应力线能通过断端就可以了,而对于四肢的长骨干对位超过三分之一就可以了。手术复位的好处不过是美观,而且仅仅是X光片下才能显现的美观!为了这个难以看到的美观,患者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的代价,还要承担各种医疗意外的风险:麻醉意外、术后感染、迟缓愈合…!
  所以在赚钱方面,中医们是无法赶上西医的,既然都是医生,收入相差这么多,何不改换门庭呢?于是更多的人去干西医,更多的人去开西医医院,中医日渐凋零则不可避免。
  其次是病源的逐渐减少。前面讲过针灸虽然便宜,但几乎没有成本,一个熟练的针灸师一天扎三、四十个病人并不是什么太强的体力劳动,每天收入三、四百元,按每月二十二个工作日算,一月也能有六、七千元,刨除上交医院的,自己足以糊口了。但问题是每天能保证有三、四十个病源吗?
  看中医要比看西医便宜得多,但中医的病源却日渐萎缩,这与看病难、看病贵的中国国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七十年前,一百个病人看中医应该超过七、八十,当时西医既少且贵,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几乎没有他们的足迹,在人口稠密的城市西医也不是为劳苦大众准备的,所以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仍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首诊看中医的可能会更多。但现在情况正好相反,有病看西医的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首诊看中医的就更是寥寥无几。
  为什么患者放弃了中医呢?从客观方面讲是因为中国人对疾病的认识很少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谁得了病都想尽快康复,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疾病的演变是有它的规律的,许多疾病都需要一个发生、发展和治愈的过程,正如老话所说的“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现代人都不希望有这个过程,他们希望马上就见效,症状马上就得到控制,于是在中国乱用抗菌素、激素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农村行医的一位同学告诉我,“在我那你必须一针打下去就让病人的体温降下来,否则他决不会再来你这看第二次病,我不用激素用什么?可能在几十年后他们会骨质疏松、,会股骨头坏死,会…,总之几十年后我这就没有可治之病了,但没办法,我不用别人也会用的。”“在我那经常有病人说只要你一天能治好我的病,要多少钱都可以,如果要一段时间治好则门都没有”。有许多患者想当然地认为西医的输液、手术等治疗手段疗效好、见效快,中医则只能治疗慢性病,所以例如感冒、骨折这些疾患还是看西医的好,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详见误区篇)?西药比中药见效快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即使仅仅是症状上的暂时改善也可以,于是看西医的人越来越多。
 不要只埋怨患者,因为他们也没办法,生活节奏在不断的加快,有许多人也想静下来看看病,但实在是没时间。在这方面现代医学又想到了中医的前面,他们发明了许多一天一次,一次一片的药物,这显然比熬汤药要便捷得多、方便得多,也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具体内容在中药篇中还要讲到),所以人们有了再次放弃中医的理由。
  还有人们对中医的不了解。现代许多网友在网上讨论中医的问题,执反对意见的人大有人在,其中的多数是出于对中医的不了解、不认知。他们有的提出了一些较为尖锐的问题,事实上是件好事,这说明他们还是想了解中医的;而另外一些出于对中医无知的网友提出的问题,中医们也该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宣传的不够,毕竟普及医疗知识也是所有医生的义务。其中一些内容将分别在中基篇和误区篇中介绍。
  最后当然是政策问题,什么政府重视不够,缺乏资金投入、缺少政策保护等等!
  虽然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做了许多有利于中医发展的事情,例如政府出资开办中医院校,建立大型中医医院等,但这远远不够。中国自有卫生部起,就一直是由西医主持朝政,即使他们从来都没能将这项事业搞好。即便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医也只能在各级卫生部门担任副职,这似乎已经成为惯例。于是中医受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备受歧视他们糊口难,而且晋升难、申请课题难、学术交流难、难、难、难,一切都难!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便是缺少资金,2005年国家在中医事业上的支出仅占中西医总支出的6.44%。
  网上不断有人攻击中医,说中医不科学,因为中医拿不出随机对照双盲实验的数据。中医在这方面确实很少能拿出自己的证据来,其中有主观因素(后面将提到),也有客观因素,最主要的就是没钱。搞一项能让世界认可的课题至少需要三个以上省级地区的参与,而每一个地区又需要三个以上三级医院的参与;而且病例选择相当严格,数量也较大往往要以万计;事后还需跟踪随访数年到数十年,在此期间要担负患者一定的治疗费、检查费,如果发生不良反应还要进行经济赔偿。大家想想这将是多么大的一笔开销?前不久笔者参与了一项课题的说明会,一个病例壹万元经费。要六十个病例,在中国这可是肥得流油的好买卖,但课题规定患者必须进行一项有可能发生医疗意外的检查,而在座的其他医院主管医疗事故的负责人说刚刚处理完一个类似纠纷,医院赔偿了五十余万,大家相视苦笑,还是算了吧,钱好赚,就怕不好花!
 有的反中医的“网友”居然告诉我“哪个让你一开始就做人体试验了?没听过动物实验基地么?”不知道是该说他无知还是无耻?他即不懂医也不懂科学,却在说中医是伪科学。现代医学已经进入循证医学的时代,对科研课题研究要求是双盲的,双盲要求接受试验者在不知自己是治疗组还是对照组的情况下,进行试验,以便排除心理因素的作用。难道小白鼠还有分辨治疗方式的本领?想多要点经费也没必要说老鼠也要双盲吧!其实这些网友根本不懂中医,也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前面讲过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实用性,中医受其影响也更注重实践而“轻视”理论研究。所以中医的许多治疗手段只是针对于人类的,例如针灸,在小白鼠身上做试验似乎是在浪费时间,得出的结果无论是阴性还是阳性都不能说明问题,何况针灸对人体的伤害极小,完全可以直接在人体上进行实验,如果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相信经过几年的努力,拿出令世界医学界认同的数字并不是难事!
  有些中医反派说:中医有阴暗心理,总是说西医如何欺负他们。其实他们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如果单位阴山背后、犄角旮旯、厕所旁边和别院成为他们专业人士的专利;晋升自动晚于其他专业数年;分房、调工资自动给别人让路;这还不算,还要用别的专业考核你,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保持冷静吗?例如许多网友都指出的对于中医来说,学习医古文要比学习外语有用得多!事实的确如此。西医如果学不好外语几乎无法生存,因为现代中国西医的自主创新能力几乎是零,不客气地说他们是寄生于国外现代医学上的,如果外语学不好,就会像瞎子一样迷失方向;反之如果外语好,再加上一点点运气,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把会上的新思路翻译一下,回国后就可以用这方面的“鼻祖”相称了!每过几年国外都会针对某种疾病发治疗指南,国内不久也会找到“鼻祖”们翻译一下,再加上一些无关痛痒的“着、了、过”等就成了中国的指导意见。而对于中医呢?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必要,加上接触国外病患的机会并不多,笔者从医十几年,不过看了四个外籍人士(可能大多数同龄西医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一位德国人、一位韩国人都是带着母语翻译的,另外两位美国人则是从台湾过去的移民,国语讲得很好,虽然有点像侯宝林的相声,但交流没有问题。所以学外语几乎是在浪费时间,除非是你想出国行医(虽然在英国的师兄曾经提出过邀请,但笔者还是拒绝了)。
 想想中国的西医也是够可怜的,在国内吆五喝六,都是“鼻祖”了,但见了洋人呢?什么也不算,他们的学历没人承认,经历没人认可,出国后想行医白日做梦吧!可能正是因为嫉妒他们才会如此对待中医的吧!(当然这不包括一些正直的西医,例如曾经给笔者许多帮助的本院的老西医,还有某大型西医医院的急诊科主任,他一直和我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他总是说:如果中国医生想在国际上有话语权的话,还是要靠中医!)话题跑远了,但现实是如果你外语不好,什么都别想。晋升时虽然国家规定可以考医古文代替外语,但在笔者所在的城市却取消了医古文考试,公开对抗国家政策。这还不算,在考研究生时外语占有极高的比例,而且根本没有医古文这方面的内容。在职的研究生就更离谱了,唯一的敲门砖就是外语考试,通过后的课程竟然还安排了三分之一的外语课程。前不久在一次院内的人才储备评选中笔者也是败在了这“万能”的外语上的!
  有的中医反派竟然提出:中国的企业家们多是投资于西药厂的,他们是多么睿智云云。确实是无知得可笑,国外要研制一个新药成本在十几亿到几十亿美元不等(还不算花十几亿后失败的),中国的企业家恐怕能拿出零头就不错了,所谓西药厂无非是靠盗版过日子,盗版一个药几百万人民币的成本就够了。不过也不用太自卑,因为中医们发明的青蒿素也被国外的药厂盗版了(具体内容在《中药篇》中还要讲到),所以只当是我国的中药科研人员为西药厂付过专利费了。
 前不久听到一个故事:我国下一个五年计划将加大对新药开发的投入,于是药品的高管们大着胆子提出了一年十五亿的计划(去年只有6.8亿),但被告知步子可以再大一些,于是又添到二十亿交上去,再次被退后终于战战兢兢地提到三十亿,最后批到六十六个亿。即使是加上人民币升值,中国物价便宜等因素,这六十多亿也只够研发一个药的,如果是西药打水漂的可能性更大,如果都投入到中药方面再研制出几个青蒿素、麻黄素还是有点可能的。
  在国外,一些科研是由大型医药公司进行资助的,在国内大概没有哪个药厂有这样的气魄,资金只能靠国家拨。但资金往往是控制在西医把持的机构手中,一个中医课题要上千万的资金这无疑是天方夜谭。大部分资金将要用于西医的研究,虽然那些研究只不过是在简单克隆国外的科研设计,既然已经证实的东西,虽然人种有差异,但几乎不必担心影响结果,最后总可以自豪地宣布:欧美人的实验百分之百正确,完全可以适用于中华儿女,这几千万花得值!
  其实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中西医结合将是未来中国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这一领域中医仍很难插足,虽然一些中医大学开了这个系,但在晋升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只有西医学中医的才能报这一项,而对中医这个门则是关闭的。而西医中学习中医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往往受到西医的排挤,他们经常被戏称为:西医不行了才去搞中医。
  总之缺乏资金投入、缺少政策保护是现实的问题,但我们目前很难马上改变,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就要靠自己的努力。

 主观因素
  牢骚发完了,就该深刻的检讨一下自己了。
  从前文的数字中可以看出中医在解放初期还是有发展的,从业人数一度增加了近一倍,虽然卫生部里总有些人视中医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中医还是得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的。但遗憾的是中医自己并未抓住机会,以至于落到今天的局面。
  其实患者之所以放弃中医,在某种程度上说主要还是中医本身的原因。
  首先是疗效的不确定性。
  前面讲过中医是有效的,否则在七十年前就被取缔了。但问题是谁能保证每一个中医都有孔伯华老先生的水平呢?谈到这里,许多人都会指责现代的中医们不用功,把老祖宗的好东西荒废了。事实上确有这方面的原因,据我所知在笔者居住的城市中至少有一家西医医院的医生每天都要花2-3小时用在专业学习上,扪心自问我们中医现在有多少人能做到?日积月累中、西医水平的差距就会表现出来。其实用功的中医还是有的,过去一位中医只要学医三年就可以挂牌营业,现代至少要学医五年才有资格,而且要通过严格的资格考试。在大型医院里招聘的医生则至少要硕士以上学历的,博士也不在少数,这方面已经和国际接轨了。这些硕士、博士们少说学医七八年,多则要十年寒窗苦读,说他们不用功?真是比窦娥还冤呢!但问题是他们在哪方面用功?
  别人用什么东西卡我们是别人的事情,但教什么则是中医自己的事情了。前两年中医院校开始招收在职研究生,取得硕士学位的唯一障碍就是英语考试,虽然认为英语水平的高低与临床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但为了这个深造的机会,笔者还是准备恶补一下英语的。但当看过课程安排后,这种热情荡然无存。除三分之一外语科外,另外还有三分之一政治科和近四分之一的科研科,谁也不能说这些课程不重要,但无论如何作为中医医学硕士的课程里,临床医学的课程只是凤毛麟角,中医临床课程更是为零这都是说不过去的吧!在花费了数万元的学费、浪费了三年的业余时间后所得到的除了镀金了层硕士的金外,对临床工作没有任何帮助,实在是浪费金钱和生命。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医院校学习的主要中医内容是理论,但由于对古文见解上的差异,和现代医学新发现的冲击,中医理论往往不能统一,更不要说和现代医学接轨了。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可怜的临床内容也就严重脱离实际,许多学习内容根本没有临床价值。无独有偶,前不久看到一片文章一些西医老专家抱怨现代的博士们不会拿手术刀,我们中医的博士生呢?恐怕比西医的还差吧!即使其中有一俩个注重临床研究的,也多半是走火入魔了。
  就拿前面提到的那个写书的中医界名人来说吧,他是博士毕业,读过他书的人都知道他没少读书,不仅是古医籍,其他的古典书籍他也没少读,不仅是读书多,他还注重实践,到处拜师学艺,可以说是博士里的另类。对汉字也颇有见地,他指出:形声字不但形旁有表示字义的作用,声旁也有这方面的作用。笔者才疏学浅,确实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提法,绝对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连称自愧不如。如果他讲的只是医古文,笔者一定尊称他为老师,虚心讨教。但他讲的是中医,则不得不恶语相向,甚至是拳脚相加,因为他把中医书读死了,如果中医按他的路走下去,只能是自取灭亡。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该如何对待古医籍,如何对待里面的错误,是大胆承认还是知错不改,用一个错误去掩盖另一个错误!前人的东西有错误这无可辩驳,我们学习时就应该辩证的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错误的东西坚决改正。但我们的中医博士却全盘接受,甚至用一些虚无飘渺的理论去解释书中的糟粕,以至于当遇到像胡万林这样非法行医,一点不医学常识都没有,胡乱用虎狼药致使十余人命丧黄泉的人。他不但不站出来与其进行斗争,反而称“对胡万林也应该一分为二来看,不能一刀切,不能一棍子打死。他使用下法的这样一种精神和勇气,以及他众多的成功病例,是值得我们很好地思索与借鉴的。只是这个度他没有很好的把握,这个前提他没能很好的把握。”对于这种打着中医的旗号图财害命,毁中医的骗子,他甚至为其开脱,其结果必然是加速中医的灭亡。
  所以对学中医的人来说究竟该学什么;究竟该去看什么专业书;究竟该以什么态度对待古医籍,是一个疑难问题。古医籍明明有错却不能指出,否则就会背上“假中医”、“中医叛徒”的骂名,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搞临床的中医师,在业余时间的学习宁愿选择现代医学的内容,而不去碰中医东西的原因。长此以往他们就更像西医,离人们心目中的纯中医越来越远。
 其实前面曾经多次提到过陈撄宁先生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能许多读者并不熟悉他,在《养生篇》中将会详细介绍他的事迹,在这里只是带一笔。陈撄宁先生曾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无论是养生功法还是道教理论都有很深的造诣,因而有当代太上老君之称。他早年学道时也曾有许多疑惑的地方,开始遍走名山大川,拜访隐士高贤,但结果是令他大失所望,那些隐士高贤所知尚不如他,于是他便转向古籍中寻求答案。在1912年——1914年历时三年在上海白云观中通读明版《道藏》五千八百四十万卷,成为五百年来通读此书第一人。中医的古籍没有《道藏》这么宏大,收录于《四库全书》中的不过九十七部一千五百三十九卷,笔者不知道有哪一个中医将这些书能从头到尾看过一遍。陈撄宁老先生受到过现代教育,他曾经考上过安徽政法学堂,后来又娶了西医吴彝珠女士为妻,所以他虽然研究道学,但绝不是一味拘泥古代的东西,他提倡:实修实证、有所比较、借鉴科学…,中医是不是可以借鉴这些观点呢?
  现在有人指出:中医院校是培养不出来真正的中医的,一定要像过去一样师带徒出来的才叫中医!确实有一些道理,前面讲过中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中医院校在这方面则是不折不扣的弱项。像过去一样师带徒出来的才叫中医!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看看上一篇提到的古代名医们,他们大多既有师傅也有徒弟,但无论是师傅还是徒弟似乎都比不上他们,而数年、数十年后就又会有新的名医出现。可见名医未必是师傅带出来的,而名师也未必出高徒,关键是自己的努力和创新,几千年间中医界出了名医无数,但没有一个不是因为有所创新而出名的。中医既然是建立在实践和创新的基础上的,所以要取得成绩就必然离不开实践和创新。但现代由于诸多限制,使得年轻的中医实践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更谈不上什么创新了,所以中医很难得到发展。
 讲一个笑话活跃一下气氛,一次阎王得病了,他让一个小鬼去阳间请个大夫来。小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请来了一位,但越看阎王的病越重,于是阎王大骂了小鬼一顿,令他再找一个大夫来。这次小鬼很快就找来了一位,而阎王的病也是药到病除。阎王很奇怪,就问小鬼这是怎么回事。小鬼不敢隐瞒就说了,阎王病了,一定要请个好大夫了,什么是好大夫呢?自然是门前没有冤魂的,所以第一次他跑遍了阳间才找到了一位没有害死过人的医生,后来的知阎王是他的第一个病人(差点成了冤魂)。第二次因为挨了骂,所以怀恨在心,于是请了一位门口满是冤魂的医生来,谁知却是药到病除!
  虽然是笑话,但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的进步,都是建立在无数冤魂的基础上的,而对于更注重实践的中医来说这方面更重要。但现代这种机会肯定是没有了,一个冤魂就足以令你下岗,等着你的甚至是牢狱之灾。由于科学的进步,人们对医学认识的深入,医疗纠纷也越来越多。医院怕出医疗事故,患者希望得到更有经验的医生的诊治,这似乎是无可厚非,但中医尤其是年轻的中医,实践机会就这样消失了,所以成为现代中医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在笔者实习时就有很深刻的感受,儿科是最具代表性的,如果今天有正主任医师出诊,副主任那就会门庭冷落;如果有副主任出诊,普通大夫那几乎只有抄方子的份了。一个正主任医师一上午居然看了上百号,平均两分钟一个,比蜻蜓点水还快,据说他最后是累死在诊桌前的。笔者实习轮转到妇科时,同期遇到几位中医扫盲班的成年人(那时很兴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可以拿到类似足疗、气功等毕业证书,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正好代教老师都给患者做检查去了,留下我们这几个男子汉看家。这时一位患者走进来,毫不犹豫地走向那几个成年人,这可把他们吓了一跳,连忙说“我们还没有学习妇科呢,还是找他吧!”说完向我一努嘴。我们可以理解患者的心情,但如果没有梯队建设,老专家都去世后要怎么办呢?
 许多中医反派都在拿中医疗效没有经过循证医学测试来说事,其实循证医学本身就没有经历大样本和长时间的考验,也许再过几百年,人们只是在茶余饭后的笑话中才会提及这个词。事实上现代询证医学就已经暴露出它的弊端:随机对照双盲临床试验是询证医学的基础,但这种方法在奴隶制社会可能还行得通,因为在现代谁也不可能阻止人们对健康的追求。美国就曾经有过一次失败的教训,实验设计是将数以万计的居民随机分成两组,第一组要求他们生活有规律、低盐低脂饮食、注意锻炼身体;第二组生活方式上不予干涉,设计者本以为会得出:第一组比第二组发生心脑血管突发事件发生的几率要小的结果,但事与愿违,得出的数据并不支持设想结果,于是再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由于现代人对健康的认识,所以许多第二组的人很自觉地进行了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起到对照的目的,所以宣布课题失败。而对于许多更严重的病情,如何建立对照组,就更成问题,难道你能对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只进行安慰治疗吗?不能又怎么能够证明你的治疗方法优于安慰剂?但在现阶段询证医学则是最时髦、“最科学”的。虽然没有任何一项医学经历了像中医这样长时间、这样大样本的测试,但中医确实提供不出具体的数据。中医是否也该适应时代变迁呢?讲一个关于另一国粹——围棋的小故事,活跃一下气氛。
  李昌镐拿了许多围棋的世界冠军,被称为世界围棋第一人,而日本的赵治勋就是不服,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本的传统比赛中,双方棋手的用时是各九小时,而现行的国际比赛用时是各三小时左右。赵治勋认为只有在双方各九小时、七番棋的决战失利后,他才会承认李昌镐世界围棋第一人的称号。但问题是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围棋比赛的赞助商为迎合观众,都希望在一天内结束比赛,所以即使是日本大公司赞助的国际比赛也没有采纳赵治勋的建议(宁愿日本棋手战绩不佳也在所不惜)。而李昌镐和赵治勋都很忙,就算是利用个人时间来做一个了断都很难。于是李昌镐拿全了世界围棋比赛的大满贯(不包括今年创立的BC卡杯),而赵治勋依然不承认他是世界围棋第一人,两人的战绩则是赵无一胜绩。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不与时俱进就只能落后,只能被淘汰。虽然国家对中医投入少,但如果钱用在刀刃上,还是会有所作为的。中医如果能集中所有的投入去认认真真地搞一个课题,经过几年、十几年的不懈努力,还是会出被世界承认的成果的,甚至取得诺贝尔医学奖也未可知。这样中医的方法就会被写入国外的指南,而中国的西医也不得不将其纳入指导意见,如果这样则可以在政策上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中医反派门才会彻底闭嘴。
  但这样做的人太少了,虽然每一篇中医论文都有循证医学的内容,但据我所知真正取得国际认可的不过两项。而一些友好人士在运用现代科技证实中医时总会遭到谩骂,无论是结果有利于中医还是不利,真不知道谩骂者是怎么想的?我们已经习惯于指责别人,而不考虑自己是否努力了。还是讲一个关于围棋的故事吧,也许大家会有启迪。
  熟悉围棋的朋友对武宫正树的名字应该不会陌生,他创的宇宙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名噪一时,有人甚至说再过五十年只有他的棋谱会流传。但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战绩有所下滑。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现在向他学棋的人少,而向李昌镐学棋的人再增加?试想一下如果是我们中医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是急功近利;他们不懂这么高深的东西……。但武宫却说:是我努力的不够,如果我再努力一些,战绩再好一些,向我学棋的人自然就会多起来。
  中医现在落后主要原因就在于自己努力的不够,而证明自己的有效则是当代中医的当务之急。
  因为没有足够的试验数据,中医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在中西医发生冲突时,中医只能采取退让的方式放弃自己的主张和方式,在经过一段时间被现代医学证实中医是正确的后,可能连中医自己都忘记了这曾经是中医最早提出的,并被西医否定的!
  举一个例子,不少中医反派在辱骂中医时会说:你们去吃大便、喝尿去吧!在他们心目中屎尿这些秽物是绝对不能用于医疗的,中医这么做就是不科学。而中医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主动放弃了这些由屎尿泡制出的药物,自建国后例如金汁、人中白、人中黄、童子尿等药物在市场上逐渐消声灭迹,有的甚至被踢出了中药的药典。但屎尿这些秽物入药究竟科学不科学呢?答案却是肯定的。
  首先说说人尿,中医认为尿能解毒,可能没什么人会相信。有一味中药叫马钱子,又名番木鳖,毒性很强,但对于风湿等疾病效果颇佳。中医用两种方法去除它的毒性:一是用沙炒、一是用尿浸泡后再用清水漂洗,显然大家对第一种方法会比较认可,但药工知道第一种方法有多难。现代医学研究结果是马钱子的有效成分是番木鳖碱,毒性成分是马钱子碱。马钱子碱在230º——240º之间会分解,而番木鳖碱在240º以上会分解,也就是说沙炒时必须严格控制温度,否则药物不是有毒就是无效。而马钱子碱会被尿酸中和成盐,这种化合物能溶解于水,而番木鳖碱则不会被尿酸中和,因而用尿浸泡的方法即可解毒,又可以保持药效。我们的先人能够找到如此符合科学的方法,令人惊叹!
  如果人尿只能用于解毒倒也不足为用,但国外的科学家在中国放弃研究尿液的同时,却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现代尿激酶已经广泛运用于临床,为急性脑梗塞、心肌梗塞患者带来了福音(而有小道消息称外国人就是从中国人用尿治病中得到的启发,从而开始尿液的研究的)。只是可惜,我国在这方面领先了数千年,最后成果却拱手让于他人。
 再说人便,中医有人中黄和金汁两种,在《本草纲目》中这两种药并没有严格的区分,都是归在人屎之中的。但后世逐渐将其分成两种药物,其中人中黄是把甘草放在竹筒中密封,再抛入便池中浸泡而成。因为从某些方面上说人中黄应该是对甘草的另一种炮制方法,所以暂且不提。而金汁据《神农本草经》记载则是用截断的淡竹去掉青皮后塞口,再放入粪坑中一年后取出,竹筒中就会有黑色液体流出名黄龙汤俗名金汁。(后改用粽皮绵纸上铺黄土,浇粪汁淋土上,滤取清汁入新瓮内,用碗扣上,埋土中一年取出,清若泉水全无秽气。年久者更佳)能治天行热狂、热疾、中恶蕈毒、恶疮瘟病。《医宗金鉴》中记载:内服外敷还可用于外伤后中毒引起的肌肉“闷脓沸烂”,若果没有金汁,人粪汁也可以代替,非此物不可,否则会导致死亡。其实笔者当初读到此处时也未加重视,直到不久前,一位学西药的朋友告诉我,美国的一位医生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内容是用大便的原汁治疗难辨梭菌感染引起的腹泻。文中写到:复发性难辨梭菌感染是结肠微生物群紊乱所致,这种微生物群紊乱是通过抗生素治疗启动的,并且通过甲硝唑或万古霉素治疗而使之持续存在。一些富于想像力的治疗方法已被用来恢复病人的抗定殖力。1987年,西尔等报告,给病人使用不产毒素的难辨梭菌菌株,目的是想用其填充产毒素菌株所需的微生态环境 。动物实验证明此方法可有效预防感染,现在已用于人类。使用通常取自病人家属的人类粪便滤液,通过鼻胃管或在结肠镜检时给予病人。几篇病例报告描述了粪便移植(fecal transplantation)法对预防复发感染的有效性,但缺乏对照试验,也由于实用性和美学的原因,粪便移植仍未广泛应用。
 难辨梭菌是梭菌属的一个成员。梭菌属可分为几个群,其中几个对人是致病性的,最著名的有产气荚膜梭菌、破伤风梭菌和肉毒梭菌。产气荚膜梭菌可引起伤口气性坏疽、食物中毒、肌肉坏死、梭菌蜂窝织炎等;破伤风梭菌可引起破伤风;肉毒梭菌可引起肉毒中毒(肉毒中毒的典型临床特征是急性弛缓麻痹,先从双侧颅神经阻碍开始,包括面部、头颅和咽部的肌肉,然后对称性下降,包括喉部和肢体肌肉)。产气荚膜梭菌是一种常见的引起食物中毒的细菌。
  可见《神农本草经》、《医宗金鉴》中的记载十分符合部分梭菌感染后的症状,尤其是难辨梭菌和产气荚膜梭菌。如果我们还有金汁的话,是否可以马上进行科研立项,对此进行研究,无论如何金汁总比大便原汁更美学性吧!而且搞起药物提纯更容易一些吧!但十分遗憾,我们至少还要等一年才会有金汁问世。
  美国的医生运用粪便移植治法的原理是因为:人粪中含有许多人类胃肠道内的有益菌,这些细菌可以纠正因为大量使用抗菌素而造成胃肠道菌群失调。我们再看看中医的方法是不是很科学呢?胃肠道的细菌基本上都是厌氧菌,中医在对粪便进行过滤后,密封在坛子中,再埋在地下,这样人为地制造了一个类似于人体胃肠道的环境,恒温无氧,这样会不会很适宜正常菌群的生长?所以金汁年久更佳!
 尿、便,这些秽物尚且能够入药,更何况是房檐水、烂草鞋和月经带(被《本草纲目》中的药物,经常被中医反派在论证中医不科学时引用)?但主要是中医自己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不敢直面别人的质疑,轻易的放弃了正确的东西,轻易地将成果让于他人,而自己尚不知晓。在中国中医用金汁治疗疾病被嘲笑为不科学;在美国西医用大便治疗疾病却被称为有创意,如果嘲笑和称赞都是来自于别人也就罢了,但嘲笑和称赞恰恰是来自于中国人自己!记得鲁迅先生之所以弃医从文,就是因为看电影时见到外国人看见杀中国人时开怀大笑,而有的中国人居然也跟着笑。
  总之,中医没能证明自己的有效性,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即不能认识先人的精华,也不能去除其中的糟粕。别人不相信你,拿你当封建迷信,说的人多了,自己也没有自信了。当外人几千年后证明中医是正确的时候,连自己都忘记了这是自己祖先的发明!近两千年前中医就发明了兔唇修补术,而现代如果找中医做整容简直就像是在听笑话,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赶快行动起来,不要再浪费先人智慧的结晶了!
 其次理论滞后。
  在西医界也存在着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但一位患者找一个小大夫或一位大主任,很可能开出完全相同的两个处方,即使有差别,治疗原则上也会大体相同的。但如果是看中医,不要说方子相同,甚至治疗原则上也会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悖。我是在一家大型的中医医院实习的,记得在脾胃科时曾经跟过一位老中医,他认为脾胃病多是由于湿热所至,所以开的方子往往以清利湿热为主,青蒿、黄芩几乎必使而且疗效颇佳。而另一位同学被分到了旁边的诊室,跟另一位老中医,他却认为脾胃病是阴虚所至故应该滋阴,于是几乎每方中必用沙参、麦冬。出来后,我和那个同学对病例发现许多患者的病情类似,但方剂却截然相反,而疗效却都挺好。
  相同的病症用不同的方子还可以理解,但治法都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如果一个有效,一个无效,甚至两个都无效,到也可以解释,但问题是两个都有效,这又如何解释呢?俗话说:都是老中医,别弄这偏方。运用中医理论中认识不清的概念胡乱解释一番,笔者也行,但真能自欺欺人吗?
  我们是否到了该彻底反省自己一下的时候了?新的理论可以提出,旧的理论错了可以改正!中医为什么在近七十落后了?因为没有任何像样的新理论提出,现在中医学子们学习的《中医基础理论》不过是七十年前中西汇通派们在内、难经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近代医学知识提出来的,不可否认在当时这些理论对中医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现代看来,这些理论明显滞后,已经无法跟上现代医学的步伐(中基篇中将详细介绍)。看看中医几千年的发展,哪一个时期没有创新,没有新的学说、新的理论提出?在这一点上中西医没什么区别,中医做的甚至更彻底。在中医史上可以留名的无一例外都是改革家,没有新理论提出,即使你能做到药到病除,也只能被称为医匠,而不是名医。反观西医在这七十年间理论上的日新月异,和中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医怎能不落后!现代科技成果中医是否该借鉴呢?又应该借鉴多少呢?中医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如果借鉴可能会改变许多中医的基础理论,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医就可以知错不改了吗?其结果呢?只能是自生自灭,像赵治勋一样逐渐被人们所忘记。
 最后是宣传不够。
  现代是信息时代,传媒十分发达,而中医在自我宣传方面做的很不够。老百姓的中医知识多半是来自药品广告、影视作品和一些打着中医幌子的骗子,所以“中药是纯天然的,绝无毒副作用”这类的谎言也能深入人心。一些别有用心的骗子也趁火打劫高举着中医的旗号坑蒙拐骗,败坏中医的名誉。而部分中医机构在眼前利益的驱使下,不但不与这些骗子做斗争,反而大开方便之门,助纣为虐,使得仇者快、亲者痛。看看销量排在前几位的关于中医的书籍有多少是正经中医写的?打着中医旗号行骗的人实在太多了,当他们的骗术暴露后,不明真相的百姓自然会迁怒于中医,而中医反派们又会大造舆论攻击风雨飘摇的中医事业。
  现在虽然也有一些纯中医写的书出版,但多是在和中医反派们打嘴仗,笔者的一些朋友反映看这些书很反感。我们中医能不能心平气和的给大家讲一讲中医的基本知识呢?就像西医的卫生常识讲座那样,让大家在常识中了解中医,认识中医,这也就是笔者写这些东西的初衷。值得高兴的是现代有一些从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开始出书,将古医籍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错误进行试探性的改正。但他们的作品显然没能够和临床充分结合,所以即没能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也得不到临床医生的支持。而他们作品中的专业性太强,又缺少实用性,所以也不会得到普通读者的支持。虽然他们的作品很有见地,但进不了销售排行榜,如果他们能够多结合临床,争取临床医生的支持,中医改革的那一天才会真正到来,中医复兴才能指日可待。
  当然笔者有时也会按捺不住,和一些中医反派打嘴仗,在帖《医史篇》时,就这个问题和许多人就打过嘴仗,其实觉得挺无聊的,别人怎么想是他们的权力,关键是我们怎么做。前不久有人在网上和笔者打嘴仗,说中医如果真的好,为什么在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没有中医的影子?一时弄得笔者语塞,多亏一位网友指出眼保健操是中医的东西才解了围。但这件事说明中医在宣传上确实不够,如何加强宣传,尤其是从青少年抓起,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当他们长大后,谁还会看中医?
  记得少年时,一次郊游中不慎被蜜蜂蜇了手臂,当即肿起一个黄豆大小的包,疼痛难忍。多亏一位当地的热心人随手从地里摘取了一株马齿苋,挤出汁涂于患处,顿感疼痛大减。不久之后,疼痛再次发作,但马齿苋随处可见,多采一些,不时涂抹,半个小时后症状完全消失,倒也没受什么罪。过去的老中医如果想将技艺传给子女的话,必然是从认识药开始教的。现在中医能否该考虑一下编写一些野外常见的中药图谱,例如马齿苋、紫花地丁、车前子等,简单介绍一下用法,即可以帮助小朋友认字,又可以帮助小朋友认识自然,还可以备不时之需,间接宣传中医知识,可谓一举数得。中医为了流传,编出了像:药性赋、汤头歌诀等琅琅上口的东西,便于记忆,如果将其中的内容加以精练,相信还是会有不少家长认同把它作为启蒙教育读物的。
  疾病的后期康复方面原是中医的强项,中医曾经创立了许多康复方法,但由于缺乏整理,现在也明显落后于现代医学了。记得一次对一位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交代如何康复锻炼时,口若悬河一番后,家属感激涕零,激动地对我说:“还是看中医好,大夫讲得多清楚,在西医医院没有人给我们讲!”但我自己心里明白,讲了这么多,哪有一点中医的东西,都是从现代医学哪里趸来的,都说康复是中医的强项,但现代谁又认真总结了?倒是现代医学(大部分来自国外)对于康复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从患者的卧姿、坐姿到走路的姿势,哪一项没有认真地研究,没有成果?
  中、老年养生保健方面也是如此,早在几千年前,中医就发明了许多“保健操”,在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许多关于导引的图简,而华佗的五禽戏则使养生保健法第一次被载入史册。现代关于养生方面的书籍也多并非出自中医,存在鱼龙混杂的现象,中医是否应该联合相关部门,花些力气进行认真总结?不给骗子以可乘之机;不使群众上当受骗呢?
  中医的现实大致就是如此,在现代医学新理念和中医旧传统的双重制约下进退维谷,中医的生存要靠疗效,而理论基础又是疗效的保证,那么中医的理论是否还能指导现代的医学临床工作吗?请看下章——中基篇。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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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0-02-22
 中基篇
  
   现在有许多人在标榜自己是纯中医,社会上也有许多人在呼唤纯中医,那么怎么样做才能算纯中医呢?如果有两种答案可以选:一是运用中医的理论来治疗疾病,但在具体用药和治疗方法上会使用西药或西医的技术;一是采用西医的理论来指导临床,在具体用药和治疗方法上才使用中药和中医的治疗方法,您会选哪一种呢?我想大多数人是会选第一种的,但他们却经常被称为中医里的“叛徒”;而第二种人的作法虽然更像是叛徒所为,却经常被人们认为是纯正的中医。那么既运用中医的理论来指导临床,又在具体用药和治疗方法上也使用中药和中医的治疗方法,岂不是更好?但那样只能算是半个中医,因为在医史篇中就已经讲过:中医是不保守的,是在不断吸收外来营养来充实自己的,如果明明知道有更好的方法而不去运用,那绝不是真正中医所应该做的!
  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而中医似乎却不为所动,中医师还在讲上千年前的理论,所以许多人认为中医已经落伍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一个理论是否落伍,个人认为不能看这个理论提出有多少年的历史,而要看是否还能指导现实的工作和生活,如果能,多久也不落伍;如果不能,即使是刚刚提出也没有什么意义。下面就讲讲中医的基础理论,看看他们是否还能指导现代的临床工作!
  祖宗留下的财产都没继承下来。何谈开拓创新
  现代如果想学习中医,都会先从学习《中基》开始。前面讲过《中基》是在内、难经的基础上,经过上世纪初叶中西医汇通派结合当时的“现代科技”成果,加以更改而成的。在当时这些更改可能为中医的生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在现代则是问题多多,甚至混淆了中医学子的视听,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迷茫。下面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论述,当然很可能会出现《医林改错》中越改越错的情况,但还是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带动中医对基础理论的研究。
  中医理论最主要的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条,许多专家指出这两条是中医和西医的重要区别。此外还有阴阳五行、经络学说、臧象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等,其中辨证论治将放到诊断篇中讲,经络学说将在针灸篇中介绍。本应该从整体观念这一最重要的理论讲起,但网上许多人对阴阳五行理论更感兴趣,所以就先讲这部分的内容。部分高水平的读者会觉得这一篇有些啰嗦,但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以前和网上一些自诩为此道高手的反中医者讨论过这方面的内容,但总是讲不到一起,最后在一位完全不懂阴阳五行的朋友的提示下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连五行中相生、相克的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无独有偶,一位中医拥护者也说出:“可是杯水车薪的时候,水会被反克”之语。所以不得不将一些中医的概念交待清楚,以免上面的事情再次发生,希望大家谅解,对于高手这方面的内容则完全可以跳过。

 1、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易经》中就有关于阴阳的记载。在战国时期,一些人结合五行学说形成了阴阳家,他们运用阴阳五行来解释社会上的人事。这一学派应该来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他们掌握了古代中华民族对自然科学认识的最高成果,经过总结,并结合对自然科学的其它认识,形成了对自然科学有指导意义的哲学思想。虽然在汉武帝罢黜百家后,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存在了,但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还有一些内容被医家吸收,继续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做出着贡献,前面的医史篇中介绍过阴阳家对《内经》的成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不幸的是这个唯物的学说也被唯心者利用,算命、看风水、批八字者无不打着阴阳的旗号。
  阴阳究竟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呢?可能许多人想都不想就会会选前者,我们最好先不要过早做出结论,而是深入了解一下他的内涵吧!
  先看看阴阳的概念,阴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水之南、山之北也;而阳是高、明也。在阴阳学说中阴阳的本意就是:向阳的和背阴的这一对相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概念,再朴素不过了。所以阴阳观的最初产生是本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的,它取决于太阳的照与不照,但这个过程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国的一般规律是:早晨日照开始,中午最盛,下午开始衰退,傍晚结束;夜晚也是一样,晚上开始,子夜最盛,后半夜衰退,凌晨结束。而且在中原一带,一年四季的变化也符合这一规律。所以上古天文学家将这一规律进行了总结,并将其作为一个普遍规律进行了推广。
  至少从阴阳学说的起源上看,这一学说让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他是唯心的道理。下面讲讲阴阳学说在中医中的运用,在《内经》中给阴阳下了一个定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读起来琅琅上口,而且很有气势,唯一的缺点太空是令人难以把握,大概只有苏小妹和秦观这样的人才能正确运用。开个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据说苏小妹曾经三难秦观,其中一题就有“阴阳无二意”一句,暗扣一个道字。
  《内经》中对阴阳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是事物中最本质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还是回到阴阳学说形成伊始之时,看看古人是如何开始认识阴阳的,从而总结出阴阳的特点,再看看阴阳究竟是不是事物中最本质的东西!
  首先,阴阳是对立的、相互制约的,要么向阳,要么背阴,就两种选择,而且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向阳的多一点,背阴的就会少一点,这一点大家很容易理解。所以一切两相对立的东西都可以归为阴阳的概念,例如左右、前后、上下等等。一切的事物都可以分出阴阳,而且可以有多种分法,例如前为阳、后为阴;外为阳、内为阴;上为阳、下为阴等等。
  其次,两者又是互相依存的,谁也离不了谁,因为至少在地球上白天和夜晚总是在相互转换的。正如老子所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记得一次大专学生辩论赛的题目是“人之初性本善”,双方唇枪舌战好不热闹,但在老子看来他们都错了,他们都没有掌握阴阳的含义。这就是对立统一的概念,矛盾双方谁也离不开谁,一方一旦产生,另一方就必然出现,一方灭亡另一方也必将灭亡。
  阴阳(矛盾)的双方如果有一方消失,就必须有其他的阴阳(矛盾)来取代,否则两者都会消失。记得有人提问过:中医讲肾分阴阳,如果做肾切除术,是否为维持阴阳平衡,要两个一起摘除?笔者当时以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修改过肾的概念为由做出了回答,但这个答案自己并不满意。其实肾分阴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肾分左右,所以分阴阳也就在所难免。但当一个肾被切除后,自然会失去平衡,但这一矛盾很快就被另一矛盾所取代,这就是内部矛盾。我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南北朝的情况,就像阴阳矛盾一样。当一方强大后,国家就会统一,统一后外部矛盾就会消除,但很快内部矛盾就会取代对外矛盾,如:文武矛盾;保守派、改革派的矛盾等以维持国家继续发展。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强词夺理,但有一句话叫:没有矛盾(阴阳)就没有生活,因为阴阳具有无限可分性,所以矛盾(阴阳)处处存在。比如一个人失去了左手,他还是能够生存的,甚至可能生存得很好,这是因为右手也可以分阴阳(掌心和掌背),所以他能够继续存在,但在很大程度上讲,这样显然是阴阳失调,所以他不同于普通人是残疾人,需要社会上更多的关爱。
  第三,阴阳是相互消长、平衡发展的。一个地点向阳的多,背阴的就会少,这就是阴阳的此消彼长,这点大家很容易理解,但千万别忘记这里还包含一个动态的概念,但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达到平衡状态。例如盐在水里溶解这一物理反应,水多盐少,盐完全溶解;水少盐多,盐会析出;如果平衡则盐不会少,也不会多。但这看似静止的状态,却是一个动态达到的平衡,盐仍然在溶解,也仍然在析出,只不过是速度相等了,才表现出来平衡(静止)的状态。
  最后,阴阳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同一地点上午是向阳的,下午就背阴了,这就是阴阳的相互转换。而且古人发现,转换开始的时间往往是一方最强盛的时候。阴阳双方只要有一方达到最强势,他就会衰弱;而另一方就会在孕育、在加强,直到双方转换。在股市里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严冬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就是最典型的阴阳转换。
 好了,阴阳的特点说完了,我们是否似曾相识呢?尤其是没有学习过阴阳学说的朋友。的确他十分像唯物主义辩证法中对矛盾的论述。哲学上的矛盾是指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简而言之,矛盾就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互相斗争。所谓统一是指如下两种情形:第一,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好了,我们对比一下两者,意义上几乎相同,只是提法上有异。记得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说:在文革时期曾经出现过文盲老太太可以背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情况,国外认为是奇迹,在派人调查后,得出唯物主义辩证法只不过是阴阳学说的现代版,老太太虽是文盲,但却从小接触阴阳学说,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笔者不知道是谁翻译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知道矛盾一词在外语原文中的含义,更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用阴阳一词,但在中医眼里,阴阳一词远比矛盾一词更符合辩证法的含义。因为要想把长长的矛转换为扁扁的盾,或是将圆圆的盾转化为尖尖的矛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即使是大卫科波菲尔、刘谦这样的魔术高手可能也很难做到,而阴阳转换起来则很容易。
 哲学中有唯心的也有唯物的,即使是唯物的学说被唯心派利用也是常事,不能为此就全面否定这一学说吧!阴阳既然是相对的概念,生死、吉凶也是相对立的,所以活人在阳间,死人在阴间;吉为阳,凶为阴也就顺理成章。于是一部分阴阳家逐渐将阴阳学说由唯物转变成唯心,给他蒙上了迷信的色彩。但中医运用阴阳的理论是他唯物的一面,所以请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医和阴阳学说。
  那么阴阳学说这一哲学观点是否可以被运用到自然科学的领域,尤其是医学领域上呢?事实上阴阳学说随处可见,广泛表现在物理、化学等领域。例如前面讲到的物理现象溶解现象,化学中氧化和分解反应也有类似的特点,只要是可逆的反应都可以说是阴阳学说在现实中的表现。
  在自然界中此种现象也随处可见,例如:过去贺兰山上生活着许多山羊,它们要想生存就必须躲避“不共戴天”的敌人——狼。但不久前人把狼和羊几乎都赶尽杀绝了,这显然是错误的,于是人们开始保护野生动物,但为时已晚狼已经绝种了。通过几年的努力,羊的数量猛增,却出现了种群退化的现象,因为没有了“不共戴天”的狼等待它们的早晚也是绝种的命运。
 在医学上,阴阳学说运用更为广泛,尤其是在中医方面,中医对病的解释就是阴阳失调。而现代西医在这方面则十分尴尬,因为对于疾病西医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定义。西医总是想给机体规定一个正常范围,如果在范围内是健康,反之则为病,但问题是由于个体差异总会有超过正常范围的健康人出现,所以什么无病状态、亚健康状态之类的词应运而生,但仍然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总要给病下个定义吧,《说文解字》中在这方面耍了个小计谋,病者疾加也;疾者病也,总之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吧。有人给了疾病一个概念:机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受病因损害作用后,因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但无论左看右看,除了比“阴阳失调”的概念啰嗦外,也没什么新意。我们还是回头看看阴阳失调的含义吧!
  阴阳失调许多人的理解是机体自身的问题,没有外来致病因素的概念。其实并非如此,在《内经》中就提出了邪气伤人的观点。所以阴阳失调即包含了外感也包含了内伤这两个概念,而最关键的则是这些致病因素是否导致人体的病理改变。例如看到过一篇报道,在欧美人种中有十分之一的人,由于机体的某些所谓的免疫缺陷致使他们不会被艾滋病病毒所感染。因为这些缺陷正是艾滋病毒得以和人体结合的靶向,所以有外来致病因素未必使人得病。而一些本不会使人得病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导致人体的病理反应,例如大肠内的一些细菌,它们大部分时间和人体相安无事,但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兴风作浪。至于高血压、心脑血管病则是由于机体内部功能失调,而导致的病理改变。所以“阴阳失调”完全可以表达上面对疾病概念的总结,而且对于亚健康状态的意义也可以表达,因为阴阳失调只是和自身的问题,没有一个绝对的正常范围,只要表现出阴或阳的偏亢、偏衰就可以定义为病。
 在人体正常的生理环境下,阴阳平衡的现象比比皆是,最典型的例子要算人体酸碱平衡了,人体正常的PH值在7.35-7.45之间,略呈碱性。如果超过这一范围,无论是偏酸了还是偏碱都是大问题,纠正起来都很麻烦。而神经和内分泌系统中几乎都存在着阴阳理论,交感神经兴奋或抑制,副交感神经就会抑制或兴奋,两者又缺一不可。在内分泌系统中,似乎每种激素都有与之相反作用的激素,它们对立制约、相互依存、相互消长、平衡发展,在他们共同的作用下,人体完成正常的生理功能缺一不可。类似的情况还有溶血和凝血,成骨和破骨等病理情况,尤其在脑血管病方面,脑出血和脑梗塞本应该是对立的,但往往两者会同时或先后出现,就像是阴阳的转换。
  在治疗方面中医既然认为疾病是阴阳失调所致,方案自然就是调和阴阳,具体方法就是:损其有余,益其不足。这个治疗方案也广泛运用在现代医学领域,例如上面提到的酸碱平衡问题,酸中毒就补充碱性的东西,碱中毒补充酸性的东西就可以了。说一个笑话吧,一次一位刚刚毕业的师兄被派遣参加一位科主任朋友的葬礼,以防家属悲伤过度导致意外。但师兄自觉临床能力有限,便向主任请教如有意外当如何处理。科主任说:不用怕,你到时候可以先扎两针做做样子,关键的是捂住那人的鼻子和嘴,一会儿他(她)就会醒了。师兄不解其义,主任解释道:悲伤过度的昏倒多是机体碱中毒,你让那人呼吸不畅,二氧化碳无法呼出,自然会造成呼吸性酸中毒,酸碱平衡患者自然苏醒(因为未加检验,如有效仿后果自负)。
  我们人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大平衡器,调整这个平衡器中失调的部分则是医生责无旁贷的责任,而这一过程中必将会经常运用到阴阳学说,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2、五行学说
  如果说阴阳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古代版,那么五行学说则是中国古代先人智慧的集中体现,阴阳学说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哲学思想,而五行学说则是在教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
  五行学说最早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可以肯定其完善与战国时期。五行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在第十一卷中记述了周武王与箕子的对话,其中谈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土传皆其生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传言其自然之常性,木曰曲直,金曰从革,传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土爰稼穑,传种曰稼敛、曰穑土可以种、可以敛。润下作咸,传水卤所生;炎上作苦,传焦气之味;曲直作酸,传木实之性;从革作辛,传金之气;稼穑作甘,传甘味生于百谷。”在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完成了对五行属性的划分。“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火曰炎上”,是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土爰稼穑”,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金曰从革”,是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水曰润下”,是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书中没有提及五行的出处,但处处体现了对五行的敬畏,似乎是将五行作为一种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来看待,如果违背必将遭到天谴。《尚书》虽为四书五经之一,但极具争议,有人提出它是汉代的作品,笔者实在没有能力进行考证,所以我们还是看看战国时期争议较小的书吧。
 对后世五行学说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孙子兵法》和《左传》。《左传》中除了五行还有一个五材的概念,书中记载:“天生五材(注金、木、水、火、土也)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而《孙子兵法》中有一句话:“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从这两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待五行学说,古人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的。 有人指出五材观念是五行学说的前身,五行学说是在五材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有人则以早于《左传》的《尚书》中没有五材的提法为由予以否认。但无论如何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五行和五材理论是并存的,而且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随着五行学说的发展,五材的概念逐步被淘汰,甚至被人们所遗忘,而五行理论则被发扬光大,尤其在中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中国人发明五行学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欧洲和印度都在同一时期发明了四元素学说,五行学说和四元素学说就像是孪生兄弟一样。也有人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四元素学说已经遭到淘汰,五行学说在中国却受到推崇这是中国科技落后的表现。其实持有这两种观点的人都没有真正了解五行学说和五材学说的区别,和四元素学说是孪生兄弟的是五材学说,而非五行。五材就是根据物质的不同表现将它们分成五类,这是建立在古代人对事物本质认识不清的基础上的,其实质和现代的按物理性质将物质分成:气态、液态和固态的物理分类法;按化学性质分成有机类和无机类的化学分类法一样。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古代的分类方法逐步被证实是错误的(至少火是现象而非物质),所以四元素学说遭到了摒弃。其实在中国,尤其是中医早就摒弃了这一观点,因此五材学说在春秋战国后便很少有人再提了。
  但是五材学说并非像欧洲四元素学说那样完全被摒弃,它成为了五行学说的一部分继续生存着,这大概是因为对自然科学认识不够,或者革命不彻底吧。后世往往将五行错当五材,在宋朝一个就叫程大昌的人撰写了一本叫《易原》的书,书中写到“五行之既为五材也”。
  现代当人们提到五行时就会想到金、木、水、火、土这五样东西,而且许多人都会饶有兴致地讨论新生事物的五行属性。例如塑料啊、电池啊之类,上学时笔者也曾经加入到这方面的讨论,无非是按照五材的属性来划分,按照这些属性将新生事物进行划分,其实是这只是在讨论五材的范畴,因为五材理论随着科学的进步,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实际意义,所以这方面的讨论毫无价值,也偏离了五行学说的航道。
  那么五行学说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呢?关键在一个行字,“行”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人之步趋也”即走的意思,郑玄(郑玄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他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注曰:“行者,顺天行气也”“行”所指称的无非是一种自然的“运行”,是依循着自身的一种规则而持续地运动,是一种自然的作为。那么金木水火土这五种材料又是靠什么持续地运动起来的呢?这就是五行学说真正的精髓所在——相生和相克。
 在孙武的时代相生相克的关系尚未完全确定,所以兵圣称“五行无常胜”,但已经表示出与五材不同的意义。前面提到过的余云岫老先生也曾经问过:如果用巨木槌击锡块是谁克谁?还有昨天的回帖:“比如氢气在氧气中燃烧的火,生出的是水。所以说既是“火生水”又是“水克火”,五行彻底乱了!”其实这些问题也同样困扰着兵圣,问题的实质是人们无法彻底摆脱五材的束缚,因为在五类物质中总会找到个例来否定其中的生克规律。直到战国晚期人们开始摆脱了五材的束缚,胜(克)、生的次序才得以固定下来。例如木和水与土的关系,大家知道木的生长离不开水和土,但只能有一行是木之母,于是土就成了被克的对象。这样就形成了事物之间矛盾、统一的模式,体现了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以及整体把握的思想,并进一步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综上五行学说起源于五材学说,但又必须摆脱五材的束缚,才能得以确立和发展。五材只不过成为五种象征,而逐步失去了它们本身的意义,你即可以将它们称为金木水火土,也可以把它们称为甲乙丙丁戊、ABCDE或是12345等等。也正是因为如此,五行学说才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四元素学说被淘汰后还能生存,并指导我们的工作、学习,那么什么又是相生和相克呢?
 相生,是指一个事物对另一事物具有促进、助长和资生的作用;相克,是指一个事物对另一事物的生长和功能具有抑制和制约的作用。正因为事物之间存在着相生和相克的联系,才使得自然界维持生态平衡,使人体维持生理平衡,故说“制则生化”。 五行相生的次序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的次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生我”和“我生”,在《难经》中比喻为“母”和“子”的关系,例如“五行子母,更相生养者也”。“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子”,所以五行中的相生关系又可称作“母子”关系。如以火为例,由于木生火,故“生我”者为木;由于火生土,故“我生”者为土。这样木为火之“母”,土为火之“子”;也就是木和火是“母子”,而火和土又是“母子”。“克我”和“我克”,在《内经》中称作“所不胜”和“所胜”。即是“克我”者是“所不胜”,“我克”者是“所胜”。再以火为例,由于火克金,故“我克”者为金;由于水克火,故“克我”者为水。相生与相克反映出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相互抑制和相互促进的自然规律,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成长;没有克,就不能维持其正常协调关系下的变化和发展。只有依次相生,依次相克,循环不已,才能生化不息,并维持着事物之间的动态平衡。
  生、克关系如图:
 曾经有一位朋友问我:为什么五行不是四行或六行呢?我告诉他:由于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和相克的关系,所以从五行中的任何“一行”来说,都存在着“生我”、“我生”和“克我”、“我克”四个方面的联系。为了确保这一关系,就必须是五行而非四或六行。但是有许多人还是不明白,说几行都可以,例如四行组成一个矩形,顺时针相生逆时针相克不就行了!例如前面讲过的木和土的关系,木生土,反过来土克木,似乎也说得通吗!出现这样的认识是因为没有掌握相生的概念,与相生相反的关系只能是被生,而不是被克。如果顺时针相生逆时针相克成立,五行则可以简化成三行(四行或六行等双数,因为中间存在对角线,不能组成闭多边形所以肯定不行),但这样无法充分反映出自然界的多样性。甲生乙、乙克甲,这样乙也太没有人性了!开个玩笑,事实上这样肯定不行,因为乙需要甲的供养,如果它反而还克制甲,则必然会导致甲的伤害,这个链就会变得很脆弱,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一点缓冲都没有,这个链就会完全崩溃,所以古人采用了相生和相克两套系统,子对于母而言只能是被生,而不是相克。至于土生木,木克土似乎也解释得通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没有摆脱五材学说束缚的结果。那么再复杂一些行吗?七行可不可以,肯定行,但是太复杂,要在相生和相克之外再另外建立一套其他的相X或相Y的系统,许多人连五行都搞不清楚,七行就更难了,以笔者的智商是很难理清的。所以为了满足相生和相克这两套关系,就只能是五行。

 营气和卫气
  营气在《中基》里的解释是“与血共行于脉中之气。营气富于营养,故又称为‘荣气’。营与血关系极为密切,可分不可离,故常常‘营血’并称。营气与卫气相对而言,属于阴,故又称为‘营阴’”。卫气在《中基》里的解释是“运行于脉外之气。卫气与营气相对而言,属于阳,故又称为‘卫阳’”。
  营气和卫气的主要来源都是来自于水谷的精微物质,其运行则是一在脉内,一在脉外。所以《灵枢;卫气》中说“其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营气。阴阳相随,外内相贯,如环之无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穷之”。可见古人认为营气和卫气虽然运行的轨道不同,但它们却是相辅相成的,就像是对立统一的阴阳。我们的古人确实很伟大,他们已经认识到人体的血液是“如环之无端”运行的,没有穷尽的,这种循环的概念比西医早一千五百多年。但是古人毕竟不是神仙,当时显微镜尚未发明,对于毛细血管这样的微观的世界,古人是无法观测到的。但他们发挥了极其丰富的想象力,预想到在脉(血管)外,还会有一些必要的运输途径,使以心脏和血管为主的循环系统更加完善。所以在《灵枢;本藏》中说“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关合者也”。
  那么营气和卫气除了巡行途径不同,功能上还有什么不同,以至于它们被说成是相互对立的呢?
 《灵枢;邪客》中记载:“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蔵六府,以应刻数焉。卫气者,出其悍气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由此可以看出古人认为:营气的功能,主要是造血。古人认为人体中的津液在脉中,加上营气作用才能生成血液。古人很可能是发现脾中有津液(淋巴液),而水谷的精微通过中焦(胰管、胰和脾肾韧带)进入脾,津液于营气相结合上注肺脉,形成血液。所以在《灵枢;营卫生会》中记载:“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中基》中认为营气有营养的作用,事实上古人认为这是由营气化生成的血液的作用,而非营气本身。
  卫气的作用主要是上面提到的“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关合”,即营养那些血液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和调节汗液的排泄。在《中基》中提到的卫气最主要的功能是护卫作用,在内、难经中却没有一句经文提到这一功能。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对“卫”字的错误解释,“卫”字很容易让人理解成护卫的意思,但它还有一个古老的含义:边远地区,如《国语;周》“侯、卫宾服”。所以在内、难经中的“卫”很可能没有护卫的意思,而是指相对于营气行于脉内而言的,行于边远脉外的物质。古人认为卫气和疾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灵枢;禁服》中记载“审察卫气,为百病母”;在《灵枢;本藏》中也说“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卫在外,所以最容易,也最先受到外邪的侵袭。而且如果卫气对皮肤开泄的功能失调,则很容易引起疾病的入侵(尤其是以呼吸道疾病为首的传染性疾病)。
 在《中基》中对卫气的功能还漏掉了一个,这就是前面所讲的对睡眠的调节作用。《灵枢•营卫生会》中记载: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藏之气相抟,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因为《中基》中将卫气的主要功能理解成卫外功能,所以和睡眠就搭不上界了。但事实上,古人很可能只是将营、卫两气作为人体物质交换的两种途径,卫气即是古人无法认知的微循环系统,而这一系统的功能正常是保证睡眠的必要条件。人在清醒时比在睡眠时血液循环速度快,微循环系统也较活跃,所以能够完成各种不同的生理功能。相反在睡眠时,微循环系统的功能也减慢,有利于各系统的休息。
  综合上面所说,中医的元气不过是基因决定的人体生长、发育和繁殖的潜在动力;宗气是食物的精华被利用后负责将一部分代谢产物排出体外的过程,行呼吸和嗅觉只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营气是造血的功能;而卫气是微循环物质交换的过程。所以气是古中医对人体无形(肉眼无法看到的)的物质转换及其功能的高度概括,包括现代西医的认识的许多内容,它确实存在,也并不神秘,只要我们认清了其中的本质,就不难理解古人的意思,而如果能够结合现代的研究成果,必然会揭开其中的秘密。

 血和津液
  血没什么好说的,古人的认识和现代没什么区别,只是由于古人无法通过现代的精密仪器,观测到血为什么变红,所以将这一现象归结于营气;也无法观测到微循环物质交换的过程,所以将这方面的功能交给了卫气。
  津液在《中基》里的解释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包括各脏腑组织器官的内在体液及正常的分泌物,如胃液、肠液和涕、泪等”。其中性质较清稀,流动性较大,布散于体表皮肤、肌肉和孔窍,并能渗注于血脉,起滋润作用的,称为液。性质较稠厚,流动性较小,灌注于骨节、脏腑、脑、髓等组织,起濡养作用的,称为液。其功能是滋润和濡养的生理功能,它们都是来源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由于古人的条件所限,所以对于体液的认识只限于此,对于当时的医生来说这已经是非同小可了,但对于现代的医生来说这则显然是不够的,至少要把淋巴液、脑脊液、关节液和各种激素等这些体液加入到津液的范畴之中,这方面现代的中医对照现代医学的成果进行学习也就可以了。
 中医基础理论讲完了,中医和西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整体观念,这是中医理论中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我们必须要遵守和发展的指导思想。而阴阳五行学说则是教给我们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脏象学说和气、血、津液学说则是在解剖学基础上建立的对人体生理、病理上的认识,是古中医希望揭示人体奥秘做出努力的成果,虽然其中有许多内容现代证明是错误的,但那完全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限制的原因。而当人体的奥秘真正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却有一些人打着“中医”的旗号拒绝接受,他们以所谓“黑箱理论”来解释中医,但中医却从未停止过打开“黑箱”的尝试,从内、难经时代先贤的解剖,到张氏的忍痛剖夫,再到王清任的坟场观察,中医不停地在努力揭开人体的奥秘,打开那个“黑箱”。那些拒绝接受现代科技成果的人,他们当然不能被称为中医,甚至不能被称为医。中医如果将现代科技成果与自己的理论相结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重塑辉煌,重新走到世界医学界的前沿;而如果固步自封拒绝像先贤们那样,将中医和先进的科技相结合,则等待自己的必将是灭亡的命运!
  前面讲过中医有两大特点,即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整体观念已经讲完了,那么什么又是辨证论治呢?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辨症论治又有什么区别呢?中医的望、闻、问、切这些方法现代是否还有效呢?请继续关注《认识中医之诊断篇》。

 诊断篇
  
  治疗疾病首先要对疾病做出诊断,中医诊断是在辨证论治的理论指导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对疾病进行诊断、辨证的方法。
  早在扁鹊时代,中医就开始通过“切脉、望色、听声、写形”等手段,对疾病做出诊断。西汉初期被缇萦救的父亲——淳于意已经开始创建诊籍,详细记载患者的姓名、住址、病状、方药以及就诊日期等。到《黄帝内经》时期,中医已经开始系统地运用望、闻、问、切等四诊对疾病进行诊断,并结合整体观念提出诊断疾病应该考虑到气候、生活习惯、体质、年龄、性别、年龄等诸多方面地内容。在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结合内、难经的理论,完成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医诊断学的基础。
  从此中医开始在辨证论治的理论指导下,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活动。在老百姓眼中“病家不必开口,一摸脉便知病之根源”,似乎已经成为评判中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那么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尤其是切诊,是否真的那么神奇,是否能够代替现代的各种医疗检查手段呢?下面我们就开始探讨关于中医诊断的问题。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但许多人将其理解为:医生针对患者的症状进行诊断和治疗的方法。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没有搞清楚证和症的概念。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对证的解释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病位、病因、病性以及正邪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对症的解释是:症状,即疾病过程中机体内的一系列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异常变化所引起的病人主观上的异常感觉,如疼痛、不适、畏寒等。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判断为某种证。论治,就是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在《中医诊断学》中讲: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既辨病又辨证,但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将重点放在“证”的区别上,通过辨证而进一步认识疾病。例如,感冒是一种疾病,临床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等症状,但由于引发疾病的原因和机体反应性有所不同,又表现为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暑湿感冒等不同的证型。只有辨清了感冒属于何种证型,才能正确选择不同的治疗原则,分别采用辛温解表、辛凉解表或清暑祛湿解表等治疗方法给予适当的治疗。辨证与那种对于头痛给予止痛药、对于发热给予退烧药、仅针对某一症状采取具体对策的对症治疗完全不同,也根本不同于用同样的方药治疗所有患同一疾病的患者的单纯辨病治疗。
 中医认为,同一疾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型;而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可能出现同样的证型。因此在治疗疾病时就可以分别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原则。“同病异治”即对同一疾病不同阶段出现的不同证型,采用不同的治法。例如,麻疹初期,疹未出透时,应当用发表透疹的治疗方法;麻疹中期通常肺热明显,治疗则须清解肺热;而至麻疹后期,多有余热未尽,伤及肺阴胃阴,此时治疗则应以养阴清热为主。“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性质相同的证型,因而可以采用同样的治疗方法。比如,心律失常与闭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但均可出现血瘀的证型,治疗都可用血府逐瘀汤进行活血化瘀。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原则,正是辨证论治实质的体现。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症是证的一部分,医生通过对症状的分析,对疾病做出辨证进而进行治疗。所以辨证要从病因、病机等各个方面考虑,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而辨症论治只不过是针对一个症状进行诊治的方法。很显然辨证论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整体观念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辨证论治是整体观念在疾病诊断和诊疗上的具体运用。
 所以中医要做的是辨证论治而辨症论治,否则就会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这明显与中医基础理论相悖,但现在辨证论治正在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在笔者的城市,规定书写中医住院病例时,要写辨证依据,前几年,一些老专家提出在写辨证依据的基础上还要写辨病依据,于是辨证依据变成了辨病辨证依据。但问题是看看《中医内科学》的课本,我们就会发现其中许多“病”实际上只是症。笔者所学的那一版教材中,几乎没有一个病,如果感冒还可以被理解为上呼吸道感染的别称的话,那么咳嗽、眩晕、腰痛等这些无论如何也只能被称为症状,在以后版本的教材中才出现肺癌等这些病名,所以辨病辨证论治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辨症辨证论治。辨症论治正逐步成为中医的主流,也就是说虽然中医时常在嘲笑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同时,却在却逐步陷入这个泥潭不能自拔。
  那么辨证论治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提出能够辨症论治也不错吗!这种观点究竟对不对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对于一位有眩晕症状的患者,如果中医仅仅是辨症论治,予对症的中药进行治疗,经过一段时间,患者症状改善,不再头晕了。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很高兴,认为疾病得到了治愈,但是不久之后,患者却因为脑卒中住院了。事实上此患者是高血压病引起的眩晕,医生只是改善了头晕的症状(或是由于患者本身适应了高血压的状态),而没有积极控制血压,所以最终导致脑卒中这样的恶性事件发生。
 无独有偶,看到过一些报道,说非洲的一些土著医生声称治愈了艾滋病,欧美的医生十分重视,派人到非洲进行实地考察,却发现那些非洲医生根本没有治愈艾滋病,只是治好了艾滋病引起的口疮溃疡。所以辨症论治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简单,还可能造成误治,耽误患者的病情。
  辨病是辨证论治的基础,但即使是《中医诊断学》中所举的例子——感冒,从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病,而是鼻塞、咳嗽、头痛、恶寒发热、全身不适等一系列症状的总称。西医学认识到当人体受凉、淋雨、过度疲劳等诱发因素,使全身或呼吸道局部防御功能降低时,则原已存在于呼吸道的或从外界侵入的病毒、细菌可迅速繁殖,引起上呼吸道感染,以鼻咽部炎症为主要表现,引起普通感冒的主要是鼻病毒。两相比较,显然西医的认识更全面,更能够揭示疾病的本质。现代西医根据疾病的不同时期,将疾病分期,例如急性期、恢复期;Ⅰ期、Ⅱ期、Ⅲ期等等,这种分类方法很类似于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有人认为《伤寒论》中的六经辨症是对太阳病、阳明病等六个不同的疾病进行的辨证;有人认为六经辨症是对同一个疾病(感冒)的六个不同阶段中不同的症状进行辨证论治。作者个人更倾向于后者,在此后的温病学派将这一辨证体系发扬光大,他们创立的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体系均是将各种温病按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这些体系和现代医学对疾病的划分方法十分相近。但在现代,因为中医只能对症状进行辨证,而不能上升到疾病的高度进行辨证,所以这种分类方法和现代医学相距越来越远,而对临床的指导意义也越来越小。
 例如中风,《中医内科学》将其分为中经络和中脏腑两个证型,主要区别是看有没有神智症状,有昏迷等神智症状的为中脏腑,反之为中经络。中脏腑又分为脱证和闭证,脱证是指:证见目合口张,鼻鼾息微,手撒尿遗,多属虚证;闭证指:证见牙关紧闭,两手握固,肢体强痉等,多属实证。由于中风是内科的常见病症,中医的疗效也不错,所以一直是考试的重点,无论是中医学子的小测验,还是晋升正主任医师的考核中都会经常出现。但在临床上,面对一位已经昏迷的中风患者,不知道有哪一位大夫会不先考虑患者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塞,而去先辨是闭证还是脱证?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已经将中风的生理和病理搞得很清楚了。大部分卒中患者是由于脑出血或是脑梗塞造成的,虽然这两个病在症状上十分相近,但是在治法上却是截然相反的,出血要止血,梗塞要活血,所以鉴别梗塞和出血意义十分重大。在CT没有普及的时代,由于搞不清是出血还是梗塞,只能采取中性治疗,这也是当时脑卒中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医内科学》提到的辨证分型大概是来自于张山雷老先生,前面讲过张老先生是民国期间中西医汇通派的名医。在当时西医也还没有搞清楚脑出血和脑梗塞是怎么回事,张老先生没能在这方面汇通也就在所难免。但在此后几十年间,西医已经搞得很清楚了,开颅术、溶栓术等针对性治疗手段逐步完善,使得脑卒中的死亡率、致残率逐年下降。但中医则几乎是在原地踏步,几十年后还是在吃先人的老本,所以急性期的脑卒中患者看中医的越来越少,昏迷的患者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医现代只能是在中风这个症状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而现代西医则是在脑出血和脑梗塞这些病的基础上去辨证的。
  那么为什么中医在提出辨证论治近两千年后,却从辨证论治蜕变成辨症论治了呢?究其原因,是现代的中医没能够和现代先进的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相结合造成的。内、难诸经在现代医生眼里可能是错误连篇,但在当时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的专著,医圣张仲景正是结合了这些内容才能够站在辨证论治的高度上对疾病做出诊断和治疗的。而现代的中医不但没能够结合这方面的先进知识,反而将内、难经中的这方面知识错误理解,错误解释,甚至将古人已经纠正了的错误又错改了回来,所以离辨证论治的大道愈来愈远。
  也正是因为辨证论治蜕变成辨症论治,所以越来越不能正确指导临床工作,逐步成为可有可无的鸡肋。前面讲过,中医病历要写辨病辨证依据,因为是中医病历,所以中医的诊断和辨证都要放在西医的内容前面。但随着医疗纠纷的增多,中医辨证论治的内容不得不放到了西医诊断依据的后面,因为在医疗鉴定的时候,中医辨证无法作为依据。而且因为这些内容严重脱离实际,所以往往闹出许多笑话,下面就举几个代表性的例子活跃一下气氛。
  在笔者实习的时候曾经到妇科轮转,当时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做人流,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对于不慎怀孕的人,人流当然是首选。但问题是人流也要写病历,而辨证论治怎么写?“父精母血,以成胚胎”这是《神农本草疏》里的原文,带教老师看后挺满意,可这是生理现象,不是病理情况,辨了半天都是生理内容,还论什么治!
 而外科的医生也经常会遇到相似的问题,一位少年因为六指而耿耿于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要求手术解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作为中医的病历,还是要辨证论治的。六指肯定是先天的事,先天最常见的便是不足了,但少年是多了一个手指,怎么能说是先天不足呢?先天太过?没有这个说法,先天自然是越足越好,哪有嫌太过之理?可病历还是要写的,多亏大夫灵机一动,编出了一个“先天禀赋异常”的词儿,算蒙混过关了。
  正是因为辨证辨病依据严重脱离现代临床,所以中医大夫在写这项内容时只不过是在应付,而审查病历的人对此一项往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有就行了。由于中医不能将现代先进的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结合到辨证论治之中,所以已经逐步失去了对临床的指导意义,这样下去这一理论早晚也会被淘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曾经被中医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却正逐步向着辨证论治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正是他们发现了眩晕只不过是高血压病的一个症状,高血压病会导致脑卒中等诸多不良事件的发生,而高血压病的病因是动脉硬化造成的。是他们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并为消灭这些病毒,最终治愈艾滋病而努力。虽然现代的西医他们还没有完全进入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由于分科的越来越细,他们还经常只能盯在自己的诊疗范围内对单一疾病进行诊断和诊疗。虽然他们站在一个高于现代中医的基础上去诊疗疾病,这也是现代西医要强于中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由于缺乏横向联系,所以对于一些相同病因、相同阶段的不同疾病仍缺乏统一的认识,异病同治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水平上。
  现代的西医,尤其是国外的西医,他们正在努力摆脱这方面的束缚,开始不自觉地运用辨证论治的方法对疾病进行诊断和诊疗,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异病同治也将不再是中医的专利,因为国外的西医已经搞清楚了许多疾病的本质,他们在治疗不同的病时已经开始不自觉地使用相同的药物,例如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和泌尿系感染时会选用相同的抗菌素;在治疗脑梗塞、冠心病和下肢动脉闭塞时会选用相同的药物等。而对于一个疾病,患者表现出的症状往往也不尽相同,西医在治疗时虽然也提出个体化给药的理念,但是否也应该根据不同的症状采取一些更灵活的方法呢?
  总之辨证论治是中医在整体观念的影响下,结合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对疾病进行全面的诊断和诊疗的一种方法。目前情况下,这已经成为现代中医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国外的西医正在逐渐接过这个接力棒,沿着这条正确的路线飞奔。有人曾经问过笔者:“在你心目中,怎样做才是纯中医?”我说:“只要坚持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这两条路线就是中医。”但现在如果要按照这个标准去找中医,恐怕需要到中国以外的医疗机构中去找了!中医如果不能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迎头赶上的话,被淘汰的命运将不可避免。

 望诊
  望诊是通过观察病人形体、面色、舌体、舌苔,根据形色变化确定病位、病性的一种诊断方法。是中医四诊之首,同时也是西医四诊之首(西医四诊为视触扣听)。相较而言,古中医望诊的范围要比西医广泛得多,观察也要详细得多;而现代西医在此方面已经明显超过了中医。
  古中医对凡能用眼睛看到的都要观察,包括病人的神色、体型、皮肤颜色、大便、小便、痰等。中医认为:因为人体外部和五脏六腑关系密切,若脏腑功能活动有变化,必然反映于人体外部的神、色、形、态等各方面。因此,观察体表和五官形态功能的变化征象,可推断内脏的变化,同时还可反映全身精气的盈亏。
    望诊的内容包括总体望诊和分部望诊。总体望诊是观察全身神、色、形、态,分部望诊则通过局部的变化征象了解相关的病变。临床上,总体望诊和分部望诊无严格区分,在具体步骤上,可先行总体望诊,再有序地进行分部望诊。
  中医的望诊要求应在充足的光线下进行,以自然光线为佳。内容上在《中医诊断学》中包括:望神、望面色、望形态、望头面颈项、望五官、望九窍、望皮肤、望脉络、望排泻和分泌物、望舌质和舌苔等。而每一大项下面有分若干个小项,例如望神又包括望“有神” (得神)、“无神” (失神)和“假神”三种,从内容上看是不是很丰富?因为不是想教大家中医技能,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下面只就一些代表性或有争议的内容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些。

 望神:
  望神是以目光、面部表情和精神意识活动为重点,是判断临床预后、生命活动的重要环节。一般分为“有神”、“无神”和“假神”三种。在古代因为医学并不发达,医生如果发生医疗纠纷的话,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所以医生在看病之前首先对患者的预后做出判断就尤为显得重要。医生往往通过望神来判断患者的病情,如果危重,则可能转身就走,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听起来似乎没有设么医德,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记得刘宝瑞的相声《扎针》里就讲了一个关于医疗纠纷的故事。一位江湖医生给一个急惊风的患儿扎针灸,一针下去,患儿便一命呜呼,于是家属和医生对簿公堂。现代医学证实这个患儿是因为在剪断脐带时感染了破伤风病毒而发病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接生婆,而不是这个大夫,但在当时他就得接受审判。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医生必须在一看之下,就必须对患者做出初步的判断,以决定是否接诊。
  即使在现代,这种判断也十分有用,由于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在逐年提高,而发病年龄也逐步年轻化,所以对于一些突发事件,一些家属往往不能接受。如果医生能够对病情预后做出正确的判断,会减少不少不必要的麻烦。
  但随着医学的进步,部分过去认为是危重的部分失神症状,现代已经有机会救治,而一些“得神”症状却隐藏着危机,不能不加以重视。中医认为:有神(得神)病人目光明亮,神志清楚,语言清晰,反映灵敏,活动自如。表示正气尚足,病情轻浅,预后良好。但一些疾病的早期,往往表现就是这样的,很快随病情的发展,就会进入失神的状况。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地接触倒脑出血的患者,他们就诊时还能“谈笑自若”,但有的很快就会出现昏迷症状,所以有神的判断也不能马上就下。
 至于失神,中医认为:目光晦暗,瞳仁呆滞,精神萎靡,语声低微,反应迟钝,甚至神志不清,循衣摸床,或卒倒而目闭口开,手撒遗尿等症状为失神。表示正气已伤,病情较重,预后不好。记得一位搞西医心脏疾病的朋友对我说过,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中,双眉紧皱,沉默不语的患者预后不良,这些症状基本符合中医的认识。而卒倒而目闭口开,手撒遗尿等症状常见于猝死的患者,患者病情危重,能够九死一生就是运气了。但现在一些神志不清,循衣摸床的患者如果精心调治的话,救治的机会还是不小的。
  假神常见于久病、重病精气极度衰弱的病人。如原本神识昏糊,突然神志清楚;原来不多言语,语声低微,突然转为言语不休,声音响亮;原本面色晦暗,突然颧红如妆;原本毫无食欲,忽然食欲增强。这是由于精气衰弱已极,阴不敛阳,虚阳外越,暴露出一时“好转”的假象,因此称为“假神”,俗称“回光返照”,或“残灯复明”。提示病情恶化,脏腑精气将绝,使临终前的前兆,即老百姓所说的回光返照。曾经和前面提到过的本院西医老专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个人的观点是:可能在人即将死亡的时候,机体内的所有储备都被调动出来,各种激素都会做最后的释放,所以表现出这些似乎好转的症状,但随之便是油尽灯灭。
 望面色是以观察面部颜色光泽变化为主要内容的诊察方法,包括面部的青、赤、黄、白、黑五色变化与出现的部位,可反映脏腑气血的盛衰变化和病邪所在的部位。如:青色主寒证、痛证、瘀血、惊风;赤色主热证;黄色主虚证、湿证;白色主虚证、寒证、失血证;黑色主肾虚、水饮、瘀血。其中青主惊风指的是小儿惊风,如果发烧的儿童出现脸部某一部分发青,则很可能出现抽搐的症状。黄色现代常见于阻塞性黄疸、肝炎等病,中医认为这些病都是因为湿邪所造成的,所以讲黄色主湿症。其余的都很好理解,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与中医讲述面色相符的患者。
  望形态是指通过观察病人形体和姿态进行诊断的方法。包括:望形体和望姿态,望形体主要是观察形体的强弱胖瘦和躯干肢体外形;望姿态即观察病人的动静姿态、行为动作。在《中医诊断学》中虽然介绍了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但与西医诊断学相比较,缺少了许多实用的东西。例如典型的一圈一点挎蓝式的偏瘫步态;类似正步走的腓总神经损伤等。其实所有的大夫,尤其是骨科大夫经常会观察患者不正常的步态和坐姿,并以此来判断究竟是哪一块肌肉的问题,进而推断出是什么疾病造成的这些症状。这些内容对临床大夫是十分重要的,但可惜在《中医诊断学》中没能介绍。
 望头面颈项、五官、九窍;望皮肤;望脉络;望排泻和分泌物等在《中医诊断学》中的内容十分详细,看到这些内容,对古代中医先贤们的敬佩之心油然而生。他们对患者的观察细致入微,为后人诊断疾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而其中最具特点的精华则是望舌。中、西医都把望(视)诊作为诊断疾病的第一步,中医特别重视对舌的观察,西医对此则几乎是视而不见,这也成为中医诊断方面的一大特色。
  舌诊和其他的中医诊断方法一样,也不是在一天之内形成的,也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在《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中都提到过舌诊的内容,但到十三世纪这方面的专著才出现,到温病学派兴起的时候,舌诊才得以发扬光大。
  望舌是通过察看舌质和舌苔的形态、色泽、润燥等方面的变化测知病情变化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诊法。望舌分为望舌质和望舌苔两部分,望舌质是指通过对舌质的观察,测知脏腑病变的诊断方法。包括望舌色、望舌形和望舌态等方面。望舌色包括:淡红、淡白、红绛、青紫四种;望舌形包括老舌、嫩舌、胖大舌、瘦薄舌、裂纹舌、芒刺舌、齿痕舌等;望舌态包括:强硬、震颤、歪斜等变化。中医根据长期观察,总结出正常的舌象为舌质淡红,舌体柔软、活动自如,苔薄白。而对那些病态的舌质按中医理论归结到中医的各种致病因素之中,在没有现代检查手段的年代,这些无疑是先进的,即使是在现代,观察舌是否有歪斜的情况,仍然是脑血管科医生判断患者病情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现代中医师是否要给舌诊赋予一些新的内容呢?现在临床上将是否有舌肌萎缩的症状,作为判断真性球麻痹和假性球麻痹的一项重要诊断依据,而这一发现并不是来自于一向重视舌诊的中医,却来自于对舌“视而不见”的西医,这难道不值得中医们多反思吗!
  望舌苔主要是观察舌苔的薄厚、润燥、腐腻、剥落苔等的变化,其中苔色是重点。白苔、黄苔、灰黑苔等都可以表现出疾病的演进过程,尤其是在脾胃病的诊断方面。
  胃病患者如果仔细留意自己的舌苔,常会发现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有的特别厚腻、有的发黑、有的发黄、有的剥落。因为舌也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所以舌苔的变化确实能反映疾病尤其是一些脾胃病的规律。舌象变化规律一般来说舌苔由薄变厚为病情加重,由厚变薄为病情好转。
  由于舌苔易于观测,而且随病情变化较快,所以在中医临床上运用较为广泛,尤其对于脾胃病和发热的疾病诊断价值更高。下面就举两个常见的例子: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遇到一些由于肥甘厚味吃得太多而胃部不适,不想吃东西的患者,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胃口飨住了”。观察他们的舌苔,不是黄腻苔,就是白腻苔,经过治疗当他们开始想吃东西了,再观察他们的舌苔会发现已经变薄了。而一些高热的患者,他们的舌苔一般都是黄燥的。而随着他们体温下降,舌苔也会变白变薄。
  西医对这些现象没有做详细的观察,而中医也没能和现代的生理、病理相结合,所以这些情况产生的原理还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解释。如果能够搞清楚的话,可能会给临床诊断学带来一次新的革命,也许会彻底将这一诊断方法淘汰。但无论结果如何,中医都不应该消极地等待西医的“判决”,应该自己来证实或更正。
  讲完中医特有的,该讲讲西医特有的望诊内容了。西医的视诊也有许多内容值得中医学习的,尤其是望形体和姿态上。虽然在《中医诊断学》中也提到了望“鸡胸”、“龟背”和“罗圈腿”等畸形但这远远不够。临床上还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应该学习,例如:杵状指、爪型手、颈静脉怒张、蜘蛛痣、肝掌、偏瘫步态等等,这些内容在临床上有极广泛的运用。例如我们在坐公共汽车时会发现有些老人尤其是老太太,经常会提前一、两站就从座位上站起来,这时候我们如果认为她是听错了站名,好心给她让座,她一定会婉言谢绝的。因为她是一位骨关节病的患者,在长时间休息后会出现不能行走的现象,需要先活动一会儿才行,所以她才会提前站起来。这是因为这些患者的骨关节内淤血,长时间休息会使血压降低,从而导致关节淤血更严重,当患者活动后,血压会升高,使骨关节内的淤血症状减轻,所以患者又会走路了。中医不应该将这些内容融合到自己的诊断体系之中吗?前面讲过中医是开放的医学,是兼容的医学,所以这方面的经验中医应该借鉴,只有这样中医才能保证不断有新鲜血液注入,才能保证自己长盛不衰。
  现代的西医还不断地将现代科技引进对疾病的诊断方面,例如我们熟知的:X光、CT和核磁共振检查等等。我们中医应该如何对待这些现代化验检查设备呢?记得一次在急诊值班,一位中年男子急急忙忙跑进来,对大夫说:“我的老婆可能有点昏迷了,她在家里生了点气,说着说着话就倒那,喊不醒了。”大夫考虑可能是脑出血,建议他马上带妻子去做CT检查。当他走到门口时,却回身问我们:“如果没有CT中医就不会看病了?”这种情况绝不是凤毛麟角,许多患者及家属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医也要用西医的检查手段,一些网友对那些开化验单的中医大夫也会骂声一片,难道两千多年中没有这些检查手段,中医就不会看病了?
  其实这些检查手段正是中医两千年来最大的梦想,记得在《医史篇》中讲过,在《史记•扁鹊传》中记载扁鹊有特异功能,他能够看到人体内部脏腑的病变,而切诊只不过是掩人耳目,做做样子罢了。我们不必相信特异功能,这件事几乎可以肯定是讹传。但关键是我们现代已经有了可以完成先人美好愿望的方法,却在讨论该不该去运用?在内、难经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古人对了解人体内部脏腑情况的渴求,并无限推崇具有这一能力的人,并将其称为神(《难经•六十一难》望而知之,谓之神)。正是因为没有这些检查手段,所以中医才不得不在两千年中不断摸索从外部观察推测内部变化的手段。现代科技已经帮我们具有了这一能力,使得我们每一个医生都可以达到“神”的境界,但一些中医却断然拒绝。普通百姓不能理解这还情有可原,但一些职业中医却放弃“神”技,坚持只用那些“掩人耳目,做做样子”的检查手段去诊断疾病,还以“纯中医”自诩,其实这才是对中医一窍不通的表现!
  更何况现代临床实在也离不开这些检查手段,例如前面多次提到的中风,现代医学已经搞清楚,主要是脑梗塞和脑出血这两个病造成的。而且辨别这两个病很重要,可以直接影响到治疗方案,而且治疗方案也是截然相反的。但如何辨别这两个疾病呢?西医为此做了大量的总结,从年龄、发病时间、发病情况、到症状都进行了分析,如果按照这些内容去判断疾病,加上中国人容易得脑梗塞的特点,做到八九不离十并不是什么难事,但问题是差的那一、两个怎么办?一旦判断错误,其后果则是不堪设想的,百分之一的例外对于患者来说却是百分之百。
  临床上经常会遇到经过分析完全符合脑梗塞或脑出血的条件,但CT结果却截然相反的情况,笔者就不只一次地遇到过这样的例外。在没有CT的年代,如果想搞清这两个病就只能靠抽取脑脊液来判断(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抽脊髓),这无疑会给患者带来痛苦,而且如果出血量很小的话,还可能检查不出来。当结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只能进行中性治疗,而不能及时地进行针对急治疗。所以中风的死亡率、致残率居高不下。当CT出现后,这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做出明确的诊断。由于检查准确度的提高,也带动了治疗上的革命,于是许多针对性的治疗孕育而生,溶栓治疗已经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在临床上,极大地减少了致残率的发生。可以说如果没有CT检查,溶栓治疗只是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因为这项治疗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一般不能超过六小时,这还要包括患者赶到医院的时间,所仅留给医生的时间没有多少,至少做脑脊液检查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前不久我的一位亲戚被检查出患有肾癌,手术当然是首选,但CT显示癌体似乎已经和腹腔中的下腔静脉相粘连。如果真的粘连了,这就意味着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多亏现代科技已经发明了PET-CT,虽然价格昂贵,而且还不报销,但却能够证实癌体和下腔静脉间还有一个小小的缝隙,就是这个小小的缝隙给手术带来了机会,也给患者带来了痊愈的希望。
 现在我们知道中医的先贤,为什么要如饥似渴地了解人体内部脏腑内在的原因了吧!因为他们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深深懂得这方面的重要性。在现代我们有机会能够在不损伤患者的前提下,就可以轻松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有人却断然反对,如果反对者是一位不懂医,不理解中医的普通患者也就罢了,但令人痛心的是有些反对的声音却是来自于中医自身,甚至有一些是中医里的大腕儿。记得上学时,《中诊》老师曾经对我们讲过:“像X光等检查手段不是西医独有的专利,这些是现代科技的结晶,西医只不过是先于我们中医运用的,中医当然也有权利用。”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还不够完美,医学还需要一个逐步认知的过程,所以到目前为止,上面提到的这些检查手段还不能够完全代替人工查体,它们也只能作为临床医生的参考,不能完全左右临床医生。在这方面医生走过许多弯路,一位老骨科专家就曾经对笔者说过:“X光检查已经害了骨科大夫一百来年了”。他所指的是X光片下的“骨刺”,在人类发明X光机后,发现许多中老年人的骨关节旁都存在着“骨刺”,便认为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这些“骨刺”的“杰作”。但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骨刺”不但不是罪魁祸首,反而是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可以增加关节的稳定性)。类似的事情还有腰间盘突出,在CT检查中会发现有些人的腰间盘离开了它们所应该待的地方,根据跑出来的多少,被命名为膨出、突出和脱出,在过去医生相信患者的病情很大程度上和间盘突出的多少有很大的关系,但现代医学证明突出的位置远远比大小更重要。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其中包括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
 但现代的西医不断地在这些认识中前进,他们发明了错误,也更正了自己的错误。但中医呢?尤其是那些拒绝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中医,他们一方面拒绝和现代医学相结合;另一方面却胡乱引进现代医学的诊断名词。于是专治“骨刺”的广告词屡屡出现在中医广告之中,更有甚者,居然运用所谓五行理论(实则是五材理论)胡乱解释被他蒙好的患者,令中医事业蒙羞。而腰间盘复位之说也屡见不鲜,其实即使是手术切开后,医生也很难将突出的间盘还纳腰椎之间,更何况是在未切开的情况下。这些错误认识西医未必从来没有过,但他们能够通过进一步研究,联系现代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成果,发现这些问题,并坚决予以改正。但中医却未能及时与这些知识相结合,探究疾病的本质,相反往往抱住这些更接近于“直观”的东西不放,即使是治疗上有效,也难免成为别人的笑柄!
  总之,望诊是医生对疾病作出诊断的一个重要的诊断方法,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对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各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两者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尤其是在我国,本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中、西医双方都似乎都心存芥蒂,不肯沟通,这种做法至少是偏离了中医的传统,甚至是偏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许多高科技产品进入医疗领域,这无疑赋予了望诊新的内容,在这方面西医的接受能力明显超过了中医,他们不但将这些仪器的检查结果运用到诊断方面,从而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而且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许多新的治疗手段,为人类攻克一个又一个不治之症打开了希望之门。但中医由于受到自身的许多束缚,无法和这些新的手段相结合,从而使得和西医的差距越来越大。
  中医如果想赶上,甚至能够后来者居上,就必须回到中医先贤的老路上,不但要从外部进行观察,推知机体内部的情况;而且要勇于打开机体的内部,真正搞清楚脏腑组织的内部病变,将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真正运用到中医的诊断和治疗活动之中。

 闻诊
  闻诊包括听声音和嗅气味两方面,是中医运用自己的听觉和嗅觉对病人发出的声音和体内排泄物发出的各种气味进行诊察来推断疾病的一种诊断方法。
  中医认为人体内发出的各种声音和气味均是在脏腑生理和病理活动中产生的,因而声音和气味的变化可反映出内在病变,据以推断正邪盛衰和疾病种类。听声音包括诊察病人的声音、语言、呼吸、咳嗽、呕吐、呃逆、嗳气、太息 、喷嚏、肠鸣等各种声响,根据声音的大小、高低、清浊,区别寒热虚实。通常声高气粗重浊多属实证,反之则属虚证。语言错乱多属心之病变;呼吸、咳嗽、喷嚏多与肺病有关;呕吐、呃逆、嗳气多是胃失和降,胃气上逆的表现;太息多与肝郁有关。嗅气味可分病体和病室两方面,病体的气味主要是由于邪毒使人体脏腑、气血、津液产生败气,以致从体窍和排出物发出,据此,可辨脏腑气血的寒热虚实及邪气所在。一般情况下酸腐臭秽者,多属实热证;无臭或略有腥气者,多属虚寒证。病室气味,则是由病体及其排泄物气味散发的,如瘟疫病人室内有霉腐臭气;失血证病人室内有血腥气味;尿臊味多见于水肿病晚期患者。
  听诊虽然包括听语言,但并不包括语言的具体内容,语言的具体内容被列入问诊。人类发出的各种声音都和人体的脏器有关,例如咳嗽与肺;呕吐与胃等,所以通过对这些声音的听诊可以判断脏腑病变、正气的盛衰。例如我们去看望一位住院的朋友,虽然他呻吟不止,但呻吟声高气粗,中气十足,大家便可以放心,这位朋友正气未衰,不久他就会康复出院了。相反,如果患者轻迟低微、默默不语则很可能是病入膏肓,笔者就不止一次地遇到急性心肌梗塞的患者,其中汗出、默默不语者往往预后不佳,24小时之内死亡率极高。这些内容解释后感觉并不神秘,但这些却是无数中医先贤智慧的结晶,他们经过长期的观察,认真的归纳总结,从而达到一听声音便可立决生死的境界。
  但因为病情往往是复杂多变的,所以这些规律也只适用于一般情况,如果不知四诊合参,是要出大问题的。例如笔者曾经遇到过一位急性肺栓塞的患者,她中气十足地大喊了一声“憋死我了。”便猝然倒地,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撒手人寰。
 有人也许会说:“这有什么?我门口的老太太也懂这些。”不错,这些经验偶尔也会被一些有经验的老者运用,但他们只能了解闻诊的一部分内容,绝不可能像中医一样将几乎是人体发出的所有声音都进行归纳总结。在没有任何可以帮助听诊的器械发明以前,中医的先贤已经将他们的听力运用到极致。不但如此,他们还运用了人类并不发达的嗅觉来对疾病作出判断,这项内容不在西医四诊之中的。关于嗅诊的内容在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重复了,但《中诊》里面似乎还少了一条。
  记得读到过一个医案,一位患者不知为什么得了一个怪病,多方医治仍然无效,便请来了一位名医,这位名医开始也不得其法,没能药到病除。但他并未放弃,而是进一步进行观察,他来到患者的房间,无意间闻到了一种特别的气味。于是找到了患者的病因,原来患者为准备洞房花烛,所以新做了一套新家具,而家具上的大漆导致患者过敏。前面的医生只顾望闻问切,没有找到真正的病因,所以即使辩证准确、用药正确,但由于患者仍然没有脱离过敏源,也不能取得很好的疗效。在现代,医生如果遇到有意或无意间吃了有毒东西的患者,嗅觉有时会帮助他们对何种毒药做出判断。
  但由于人类大脑变得越来越发达,嗅觉退化是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嗅觉能给医生带来的帮助很有限。而且由于现代人们的卫生状况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所以只有在重症和卫生条件差的患者才能嗅到的气味,也逐渐在减少。
 由于科技的进步,大量的医疗器械被发明,正是这些医疗器械的发明给听诊赋予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对西医。听诊器的发明使医生听到了肺脏的干湿性罗音;心脏的各种病理性杂音,对肠鸣音也有了新的认识。中医听诊也有听肠鸣音,但因为没有听诊器和精确的计时器,所以对肠鸣音的频率,亢进或减弱,以及是否有金属音等都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而B型超声波检查的发明,使医生能够清楚地知道一些人体内部脏腑的病变。 
  但如同CT等检查一样,B型超声波检查也只能服务于临床,不能决定临床。记得一次和一位搞心血管病的朋友聊天,他给我讲了一件事并问了我一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一位医生,当他打开一位经B超检查后确定需要做换瓣手术患者的胸腔后,发现患者的二尖瓣是好的,他是停止手术,还是继续手术呢?如果你是主刀医生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不是设身处地,大家都可以很轻松地选择后者,但我是医生,所以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医疗纠纷在劫难逃,至少要赔几十万;或许主要责任在B超检查的医生,但主刀医生也难逃干系,个人名誉很可能受损;现在医疗费用是高,但医院的纯利并不高,所以大部分医疗纠纷的赔偿费都是由科室承担的,赔几十万就意味着自己的手下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拿不到奖金;而且同事关系如何处,以后还是要和做B超检查的医生见面的。而如果给患者换了瓣呢?谁也“不会”知道,患者家属还会对你千恩万谢,只是患者需要承受手术的后果:高额的费用、术后的痛苦、以及长期服用价格不菲的药物…。如果您是主刀医生会怎么选?我给朋友的答复是“事到临头才知道。”话扯远了,上面的事想证明B超检查也不是万能的,顺便说明一下医生的风险很高,压力也很大。
 在《难经六十一难》中记载“闻而知之,谓之圣”。现代科技的发展,使我们更加接近于圣人的境界,但是在这方面中医无疑也是弱势。总之,闻诊是中医的先贤们在及其恶劣的环境下,通过细心的观察和归纳总结的结果。但随着科技的进步,西医们为听诊赋予了许多新的内容,如果中医不能与这些内容相结合,必然会距离圣人的境界越来越远!
  
  
  问诊

  在《难经;六十一难》中记载“问而知之,谓之工”。“工”显然不可以与“神”和“圣”同日而语,在百姓的心目中也往往以是否用问诊来作为评价一位中医大夫水平的标准。对不用问诊的大夫无限推崇,而对于使用者则充满了鄙夷。
  上学时,教诊断的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在老师年轻时,一天他和同事出门诊,当时看病是要排大队的,在他看到倒数第二个患者时,他的同事已经看完了最后一位,于是替他接诊了最后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大夫前面一坐,一言不发只是将胳膊一伸,无论大夫问他什么就是不答。老师的同事一气之下说:“只摸脉的是兽医”,于是双方“大打出手”。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杜撰出来的,但现实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笔者就曾经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这样的患者。
 至于能不能只通过切诊就可以对疾病做出诊断,将在下面的切诊中再介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医对问诊还是很重视的,至少重视程度要超过西医。在西医四诊里问诊是包含在听诊里的,并未单独被列出来。早在《黄帝内经》中就记载着“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三部九候论》)“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征四失论》)。而明代名医张景岳更是认为问诊是“诊病之要领,临证之首务”。他更创立了十问,几乎涉及到临床上的各个方面,在现代依然对中医临床有指导意义。
  现代患者常常以不用问诊来作为评定一位中医大夫水平的标准,而一些中医大夫也往往以此作为吹嘘的资本。记得一次与一位患者闲谈,他就对不用问诊的中医大夫表现出无限地崇敬。由于比较熟了,所以对他说:“如果我是卫生部部长,就吊销那些只用切诊大夫的行医执照。”患者莫名惊诧,忙问为什么?我说:“中医有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而他只会一项,您说该不该吊销他的执照?”
  这当然是笑谈,患者看病都希望找一个水平高的医生,尤其是都花同样的挂号费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一位医生水平的高低呢?这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用不用问诊这一简单的方法被广泛使用,而一些中医师的做法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找好大夫看病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患者去医院的目的是什么?是看病,还是考大夫呢?答案无疑是前者,那好,既然是看病,大家是不是希望诊断越明确越好呢?既然是越明确越好,将自己的症状详细告诉大夫还犹恐不及,又为什么闭口不谈呢?由于不是专业人士,考医生的结果,受害者往往却是患者自己(在下一节中会详细介绍)。
  当然运用问诊也不是越详细越好,在笔者实习时,中医病历中就有一些“多余”的内容存在,这些多余的内容甚至会给临床医生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例如有一个叫野游史的项目,如果不想挨揍的话,最好是不问,否则后果很严重。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医生不认真,但当你知道野游史的含义后,就不会这样想了。野游史是指婚外的性接触史,想想无论是面对年过花甲的老人,还是情窦初开的少年,这样的问题那么能问出口?尤其是面对未婚的少女,问出这样的问题挨一顿胖揍恐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挨打还算是小事儿,如果因为这些没必要的问题引起医疗纠纷则更是冤枉至极的事情了。曾经有一位作家因病重,医治无效而死亡,家属对医疗过程提出异议,其中有一项就是病历中将患者的文化程度写成了文盲。文化程度对疾病的治疗和诊断方面只有很小的帮助(一般情况下文化程度越高得抑郁症的几率就越高),而对于危重患者来说,则是毫无意义的。面对一位昏迷的患者,谁还会腾出时间详细询问患者的文化程度?又有几个患者家属会认真回答医生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毫无意义”的问诊内容逐步被剔出中医病历之中,但现代的中医病历仍然有许多这类形而上学的东西存在。
 在《中基》中对问诊做了详细的介绍,主要包括一般情况(姓名,年龄等)、生活史、家族史、既往史、起病和现在症状。虽然看起来挺全面的,但缺少了十分重要的一项——问主诉。主诉是患者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他们前往医院就医的主要原因,所以往往对做出诊断有重要意义,但无论是在闻诊还是问诊里都缺少了这方面的内容。
  在前面讲过一般情况问得不宜过细,而对于现症状则应该是越详细越好。在这方面中医的先贤们也做出了详细的总结,下面就是医家在明朝医家张景岳《十问》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十问歌》“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疼痛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病机全从证象验。妇人尤必问经期,先后闭崩宜问遍,再添片语告儿科,外感食积为常见。”从中可以看出中医的前辈们对此投入了多少心血,现在熟练运用问诊却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如果只是患者这样认为也就罢了,但现在许多中医大夫也以此为能,他们甚至是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他们这样做,当面对先人的这些总结不知道是不是会自觉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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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0-02-22
 切诊

  现代在许多患者的心目中把切诊作为了中医诊断学里的最高境界,似乎只有掌握了这一项技能,才能够被称为真正的中医。但在古代,中医的先贤们似乎并不这样认为,甚至在他们的眼里切诊只是末流医生所为。前面讲过名医扁鹊看病实际上运用的是望诊,而脉诊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在《难经•六十一难》中写到“切而知之,谓之巧”。暂且不论是工比巧好,还是巧比工高(从能工巧匠这个词上看,似乎工还是比巧略高一筹),至少巧与神和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伤寒论》中也记载“上工望而知之,中工问而知之,下工脉而知之”,看来医圣更看重于望诊和问诊。那么切诊尤其是脉诊真的有那么神奇吗?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
  在中医中的切诊是指医生用手在病人身上作某种形式的诊察,或切或按,或触或叩,以获得辨证资料的一种方法。切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触诊;二是:切脉。触诊是医生用于对病人肌肤、四肢、胸腹等病变部位进行触摸按压,分辨其温、凉、润、燥、软、硬、肿胀、包块及病人对按压的反应,如疼痛、喜按、拒按等,以推断疾病的部位和性质。触诊只是切诊中的一部分,加之我国处于封建社会的时间较长,所以中医触诊无论从内容上到经验上都无法和西医的触诊和叩诊相提并论的。虽然也出现过张从正那种类似现代医学触诊的方式,但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详见《医史篇》)。中医触诊只能对疾病的性质,例如虚、实等做出简单的判断。
 即使是简单的判断,也要综合地去考虑,记得上学时老师曾经为我们举过一个例子:一般情况下中医认为对疼痛部位进行触诊,喜按是虚证、拒按是实证。但如果一位马大哈患者不慎碰破了头,他是喜按还是拒按呢?是虚证还是实证呢?患者按头是自我保护动作,不是因为这样好受,所以还是属于实证范畴。
  脉诊则是以手指按切病人动脉以了解病情的内在变化也称切脉或诊脉。这一诊断方法往往被老百姓视为神技,那么脉诊真的能够做到“病家不必开口,一摸脉便知病之根源”吗?我们还是先看看脉诊是如何产生的吧!
  脉诊起源于脉症法,脉症法是指根据临床症状判断疾病的归属于某一经脉。早在先秦时期中医就开始运用脉诊对疾病进行诊断,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医籍《足臂十一脉灸经》中就已经有了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其中将一些症状归结于某一经脉,进而制定治疗原则的诊断方法。这一时期的诊脉多是原始的,而且与经脉理论无关。从记载中可以发现脉诊只有乱和停两种,而且这两种情况预后都不好,例如“循(脉)如三人参舂,不过三日死。”“温(脉)绝如食顷,不过三日死”,这和现代医学的诊脉方法和原理是一致的。这两种脉象的患者很可能是患有严重心率不齐的患者,不要说在缺医少药的古代,即使是在医学发达的现代,这样的患者发生猝死的几率依然很高。所以在这一时代,中医的脉诊仅仅对脉律的齐与不齐做出判断这和现代临床西医的脉律检查并没有什么区别,很科学但一点都不神奇。有人甚至认为在这篇医籍和后世的《黄帝内经》中都提到的(详见《医史篇》)“是动”和“所生病”,就是指脉学著作的内容(《岐黄医道》的作者廖育群)。而与《足臂》同时出土的《脉法》中已经有了关于“盈、滑、动、疾”等动态脉象的描写,说明此后的医生已经不在只限于对脉率进行观察了。
 在《黄帝内经》中脉诊被发扬光大,并提出了便诊法即三部九侯法。三部九侯法是古代脉诊方法之一,切脉部位有上(头部)、中(手部)、下(足部)三部,每部各分天、地、人三候,共九候。上部:天候按两额动脉;人候按耳前动脉;地候按两颊动脉。中部:天候按手太阴经以候肺;人候按手少阴经以候心;地候按手阳明经以候胸中之气。下部:天候按足厥阴经以候肝;人候按足太阴经以候脾胃;地候按足少阴经以候肾。这些部位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人体体表能够触摸到的动脉搏动点,虽然很详细,但也很麻烦。与同一时期出现的寸口诊脉法相比较,各处相差并不明显,仅仅在很少的疾病中才会体现出差异(例如房颤、下肢动脉闭塞等情况)。但在人口平均寿命很短的古代,这种情况出现的很少,所以三部九侯法这一诊断方法逐步被寸口诊脉法所取代。此时人迎、寸口脉法只是脉法的一部分,而且古人已经认识到人迎脉的大小与疾病有关,如“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阳;二盛病在太阳;三盛病在阳明;四盛已上为格阳”(《黄帝内经•六节藏象论》)。李冰的注解是:“一盛者,谓人迎之脉大于寸口一倍也”。人迎脉即颈动脉搏动处,此处静脉怒张提示静脉压增高,常见于右心衰竭、缩窄性心包炎、心包积液或上腔静脉阻塞综合征。古人很可能发现了这一病理现象,但没有分清动静脉,而且赴会了部分内容,所以没有明确提出静脉怒张的观念。此时古人已经将寒热、虚实的概念引入脉诊之中,比先秦时代只能辨别脉律是否不齐和停止显然进步了许多。此一时期还出现过许多种脉法,例如《难经•十六难》中说的:“脉有三部九候,有阴阳、有轻重、有六十首,一脉变为四时…”。但这些脉法都没有流传下来,或者说是被淘汰了,东汉时期便已经很少有人再使用,而逐步被寸口诊脉法所取代。
 寸口诊脉法始见于《黄帝内经》,详见于《难经》,推广于晋代王叔和的《脉经》。显然在经过了数百年的临床实践后,中医脉诊完成了对三部九侯法的简化。此后的医家只有极其个别的还会采用跗阳诊脉法(诊足背动脉),而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只运用寸口诊脉法这种唯一的诊脉方法直至今日。
  脉诊的历史讲完了,下面讲讲脉诊检查所对应的部位。在三部九侯法中手部和足部的检查几乎都对应着一个内脏(除手阳明诊胸中之气外);而寸口诊脉法又分寸、关、尺三部,其中左寸、关、尺为诊心、肝、肾,右寸、关、尺为诊肺、脾、肾(具体内容还存在争议,但都集中在寸、关、尺诊六腑的方面,对五脏没有异议)。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诊脉方法,和下一章中将要讲到的经络的形成有关,这是基于古人对经络认识的产生有关(具体内容要到下一章在详细介绍)。至于是否科学,现在下定论尚为时过早,还需要大量的观察和研究,这里暂且先不谈,等大家看完《针灸篇》后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那么脉诊是否有临床意义吗,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么神奇吗?这还要先从脉象是如何形成的说起。脉象是由于心脏搏动把血液排入血管而形成的脉搏。所以对它的诊察可以判断心血管系统的许多疾病,例如脉律的不齐可以对心脏搏动的节律是否正常做出诊断(但有时也会出现脉律和心律不符有关);而脉律的强弱自然也可以反映出疾病和人体正气盛衰的情况。而许多疾病都会对心血管系统产生影响,例如各部位的感染会导致心率加快;支气管哮喘最终会导致心力衰竭等。所以脉诊对判断疾病的部位、性质、邪正盛衰及预后有重要的诊断意义。
  那么中医究竟能不能做到“病家不必开口,一摸脉便知病之根源”呢?在讲这个问题前先给大家讲几个这方面的小故事,让大家轻松一下。我有一个同学,他立志为农村的卫生事业做出贡献,于是毕业后就到村里开了一个诊所,在他那里,作为一名中医是绝对不能用问诊的,否则患者决对不会相信你。一次闲聊,他说一次给一位村民看病,诊过脉后,让患者去验血糖,结果证实患者果然患有糖尿病,从此之后这位患者逢人就夸“某大夫真神了,他一摸脉就知道我是糖尿病!”笔者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忙说:“老同学,你还有这么一手呢?不许藏着、掖着,马上从实招来你是怎么诊出来的!”老同学听了一笑,说:“很简单,我天天看他,就发现他这几天瘦了,他说是因为扭秧歌扭的,怎么可能?于是就蒙了一把,结果真蒙对了”。这也让我想起了《史记•扁鹊传》中的记载,司马迁说扁鹊有特异功能,他能看到患者内部脏腑的病变,而诊脉不过是做做样子掩人耳目罢了。我这位老同学真是神技,只不过是“望而知之”的神,而不是切而知之。
  老同学还向我介绍了许多诊脉的经验,其中之一就是“一定要尽量多诊一会儿,这样患者往往就会暴露出一些情况。”他举例说“有一次一位患者进门后就把胳膊伸了过来,一句话都不说。我就先摸完这个胳膊,再摸另一个胳膊,慢慢来不着急。一会儿患者脸都憋红了,当我说出咳嗽后,他马上蹲下咳嗽半天才起来。”由于患者想考大夫,许多症状成为了考试题目,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医生都是通过其他途径推断出患者的症状的,并非摸脉。而且医生在不能全面得到患者详细的病情时,经常会运用一些莫能两可的语言来应付,开出来的方子自然也不会有针对性。
  笔者生活的城市里曾经有一位老中医,他就只用切诊不用问诊,用“曾经”一词是因为他已经离世了。这位老中医也在笔者所在的医院出过门诊,由于是名医,笔者也曾经带患者向他求诊。在等待过程中发现:这位老中医确实不用问诊,当患者主动述说病情时他也会制止。他对患者做出的诊断却似乎只有一个——“虚”,这个 “虚”字真是万能的。因为中医有句话“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刺热》)。所以即使是像外感这样的实证,也逃脱不了这个“虚”字。听着是不是有点相声《相面》 里“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枝”的味道,无论你有兄弟几个,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这位老中医大徒弟的女儿恰巧是笔者的同事,笔者曾经向她请教过这个问题,她说她父亲也发现过这个问题,她的父亲说诊脉判断疾病的虚实、表里还是可以的,但要准确诊断出疾病则是难于上青天,诊断疾病还是要四诊合参的。应该说这位老中医医疗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也有许多患者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得以康复,但从旧社会成长起来的中医难免带有一些“江湖口”。
  脉诊中玄之又玄的要数是悬丝诊脉术了,据称药王孙思邈就曾经运用此术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看过病,但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在诸多的古典医籍中几乎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历史上是否真的有悬丝诊脉呢?病人的脉象能否通过丝线传导给医生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曾有人专门请教过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老先生。 施老先生曾给清廷皇室内眷看过病。他介绍说,这悬丝诊脉可说是亦真亦假。所谓真者,确曾有其事;所谓假者,悬丝纯粹是一种形式。原来,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二便、症状、病程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当这一切问完之后,太医也就成竹在胸了。到了悬丝诊脉时,太医必须屏息静气,沉着认真。这样做,一是谨守宫廷礼仪,表示臣属对皇室的恭敬;二是利用此时暗思处方,准备应付,以免因一言不慎、一药不当而招祸。看来御医名不虚传,他们至少已经达到张仲景所说的“中工”的水平,能够问而知之。但大家请想这些情况都是经别人的转述,也未必详细,御医开方子时必然会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这样又怎么能够直达病所、药到病除?看来悬丝诊脉除了能给太监们带来一些红包外,对于皇室内眷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记得一次和一位学西药的朋友一起吃饭,席间谈到中医,他说自己很相信中医的,并且希望我能够为他诊脉。我说:“不用了,你现在肯定是滑数脉。”他很不解,我解释道:“现在是中午,你吃了不少东西,而且还喝了酒,从你的外形上看也不会有什么大病,更何况你也是干这行的,年纪轻轻决不会得了重病还吃吃喝喝吧。所以即使是有些小毛病,脉象也会被现在环境所掩盖。”事实上人的脉象会受到许多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季节、气候、地理,患者的性别、年龄、体格、情志、劳逸、饮食,以及医生的个体情况等等。所以对于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来说,仅仅一次诊脉就可以了解到患者的一切病情,这显然是在痴人说梦,有谁能够保证患者此时的脉象不是受外界因素影响过的假脉呢?
  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老先生曾经指出:“切脉乃诊断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于不顾,一凭于脉,或仗切脉为欺人之计,皆为识者所不取。”所以诊脉是否能够对疾病做出诊断我们尚且不论,但单凭诊脉就为患者做出诊断确非中医,而且是“纯中医”所为。
  和一些朋友平时也讨论过这些问题,有的朋友说:“我们身边没有单凭诊脉就可以做出正确诊断的医生,并不能说世界上就没有,会不会只有少数的中医才能掌握诊脉这项技术?”笔者说:“单凭诊脉就可以做出正确诊断的医生确实可能存在,但只怕是万里挑一吧!万里挑一这样的成材率也太低了吧?这样的成材率恐怕不能作为一个普遍的方法普及吧?”如果我们再换一个方式去思考这问题得出的结论就更惊人了,脉诊的成材率这么低,就意味着它可能使大多数医生作出错误的诊断,导致误诊和漏诊,这样的诊断方法我们是应该去学习还是应该去…呢?
  究竟脉诊能不能对疾病做出准确的诊断,我们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其实要证明起来可能也并不麻烦,我们只需要把《濒湖脉学》中所讲的脉象和现实中的患者相对照,经过大样本的统计,得出准确率的数据,就可以了吗,但又有谁会去做呢?
  中医其实是很讲究四诊合参的,所以提出了真脉假症和真症假脉的概念,即使是不发达的触诊有时也会相当受重视。下面就举一个《古今医案按》中的病例,看看古人是如何运用切诊来诊断疾病的。
  李士材治韩茂远,伤寒九日以来,口不能言,目不能视,体不能动,四肢俱冷。皆曰阴证。士材诊之,六脉皆无,以手按腹,两手护之,眉皱作楚。按其趺阳,大而有力。乃知有燥屎也。与大承气汤,得燥屎六七枚,口能言,体能动矣。故按手不及足者,何以救此垂绝之证耶。
  士材是明末的名医李中梓的字,从这个医案中可以看出:在明代已经有一些中医开始自觉地运用更近似于近代西医的检查手段,并和中医的理论相结合。这个病案决不是仅仅因为李中梓诊了足背动脉,才查出患者病情的真相。他是因为先发现了患者有拒按的症状,才帮助他认清楚了患者是实证而非虚证。只是这种检查手段与中医传统的检查手段不同,所以《古今医案按》的作者清代的俞震辑只是说“故按手不及足者,何以救此垂绝之证耶。”如果李中梓之后的中医能够继续做触诊检查,是否会发现压痛点,甚至会摸到那些燥屎。如果中医有机会按这条道路发展下去,不知道会成为什么样子?只是直到今日,许多的中医还是死抱着那些已经变了味的“中医传统”不放。
  总之我们只能肯定脉诊对疾病的表里、虚实做出诊断,至于能不能对疾病做出诊断还不能肯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中医必须要四诊合参。

 四诊合参

  经过望、闻、问、切四诊的检查,医生得到了诸多的信息,对于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就是四诊合参。
  四诊各有其独特的作用,不应该相互取代,只能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四诊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因此在临床运用时,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四诊合参”。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而系统地了解病情,作出正确的判断。
    只强调某一诊法的重要性,而忽略其他诊法的做法都是不对的。自从王叔和以后,诊脉和舌诊都有很大的发展,因而有些医生便出现一种偏向,往往夸大脉诊,或夸大脉诊和舌诊,一按脉,一望舌便判定病情,莽下处方用药,而忽视四诊和参的原则,这是与中医理论相悖的。因为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复杂多变的,症候有真象也有假象,有的假在脉上,有的假在症上,所以临床上有“舍脉从症”和“舍症从脉”的方法。如果四诊不全,便得不到患者全面的、详细的资料,辨证就欠缺了准确性,甚至发生错误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不但是中医如此,西医也是一样,仅仅依赖于某一项化验结果或是放射科检查结果,而不与临床向结合,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像前面讲过的李中梓遇到的病例,如果一位医生只是运用脉诊,而且没有摸足背动脉,会做出什么诊断?脉微欲绝,必是阴阳俱虚,加之口不能言,目不能视,体不能动,四肢俱冷,必是大虚亡阳之症,应该给参、附之类的药物,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事实上四诊合参是中医整体观念在实际运用上的具体体现,中医的医生必须尽量全面地收集患者的信息,再综合地分析这些信息,这样才能对患者做出正确的、全面的诊断,为下一步的治疗做好基础。

 辩证体系

  中医在经过望闻问切四诊,并进行合参后,就应该进行辩证分析了。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创利了许多种辩证体系,在《中医诊断学》中主要有:八纲辩证、病因辩证、气血津液辩证、脏腑辩证、经络辩证、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辩证等,其中八纲辩证是总纲,下面就简单探讨一下。

  八纲辨证
  八纲辩证是中医最基本的辩证方法,是辨证的总纲,包括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项。八纲辨证就是运用八纲通过四诊所掌握的各种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出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阴阳,以辨别病变的部位、性质、邪正盛衰及病症类别等情况。
  其中阴阳两纲又是八纲的总纲,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绕嘴?一般里证、寒证、虚证归属为阴证;表证、热证、实证归属于阳证。中医对阴阳是十分重视的,在《内经•阴阳应象大论》中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所以有人将八纲又称为“二纲六要”。
  我们也经常会听中医做出:你阴虚或阳虚的诊断,那么阴虚或阳虚又是什么呢?为什么没有阴实或阳实呢?这里的阳不一定是实证,而阴也不是指虚,那么阴阳在这里又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理解,阴在中医里指的是物质的,阳指是功能上的,所以功能低下为阳虚;而物质方面出现器质性病变则为阴虚;物质过剩似乎没有什么不好,所以中医没有阴盛这个词;而功能上的过剩,不叫阳盛叫阳亢。那么中医辨阴阳是否可以理解为先辨别患者是功能上的,还是器质性的病变?还是那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现代人似乎出现了物质过剩的现象,看看周围有多少人是超重的?而医生们嘱咐患者的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也由“注意加强营养”,变成了“注意低盐低脂饮食”。这是不是能被称为阴盛呢?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中医确实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没能发现这种情况?但我们认真观察后,就会发现这些超重的人多会出现中医虚证的症状。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当我们辩证的分析后,会发现这些人并不是平衡发展的,他们多很少运动,所以在重量增加时,肌肉并未发达,而那些增加的脂肪又会使肌肉增加负担,所以他们反而会表现出功能上的不足,也就是阳虚的症状。
  表和里是用以概括病证表现部位深浅和病势轻重的两纲。表证病情较轻,多表现为皮肤等表浅的症状,比如鼻塞流涕,咳嗽咽痒;里证病情较重,多表现为脏腑等严重的症状,例如腹胀疼痛,便秘或腹泻等。而处于两者之间的症状被称为半表半里证,表现为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心烦纳差等。
  在《伤寒论》中有六经辩证,多数人将三个阳证称为表证,将三个阴证称为里证,有人也将三阳中的少阳证称为半表半里证。前面讲过《伤寒论》主要讲的是以发热为主要症候的疾病,所以其中的三阳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外感性疾病,三阴证则是内伤性疾病。其中少阳证,也就是半表半里证的第一特点就是寒热往来,现代医学研究发现:一些革兰氏阴性菌造成的感染,人类所表现出的症状就是寒战高热。即使是医圣,张仲景在他的那个年代也不可能知道细菌,但他发现了这一类感染与其他的不同,所以将它们单列了出来,并为之创立了不同的方剂。
  由于区分表里的作用主要在于判断疾病的轻重,所以也有人认为功能性的病变称为表证,器质性病变称为里证,总体上讲辨别表证和里证并不困难,基本上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因而可讲的东西并不多,引起的争议也很少。
 与表里不同,寒热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经常被西医嗤之以鼻。那么寒热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中医诊断学》上对寒证的解释是:感受寒邪,或阴盛阳虚所表现的症候。常见的症状有:恶寒喜暖,面色晄白,痰、涎、涕清稀,小便清长等。热证是感受热邪、或阳盛阴虚,人体机能活动亢进所表现出的证候。所表现出的证侯主要表现为:恶热喜冷,面红目赤,烦躁不宁,痰、涎、涕黄稠,小便短赤等。
  如果简单的理解,寒证是不是老百姓所说的着凉,热证是不是受热?上大学时,一年暑假笔者到成都参加一个武术比赛。比赛空闲期间,师兄弟们一起到路边吃四川小吃麻辣烫。在炎热的天气里,当大家闻到那麻辣的气息,不禁泪涕直流,大家猜猜涕是什么颜色的?没错百分之百是清涕,是寒证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但在炎热的南方,吃这么辛辣的食物,哪里有一点寒的性质?这是为什么呢?
  一次和一位小师弟谈及此事,他的解释是:“这么多的热,把你在北方积存在体内的寒邪都逼出来了。”真是孺子可教也,我自然对他赞赏有佳,真是可称“叭胡撸”,听过苏文茂先生的相声《文章会》的读者当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笑话说完了,问题还是要讨论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有医学知识的人都会想到:吃麻辣烫时流出清涕是因为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或卡他性炎症的患者在受到冷热刺激时,会导致鼻粘膜分泌功能亢进,于是从鼻子里流出涕,而这种鼻涕多是白色、清稀的。那么黄色粘稠的鼻涕又是怎么产生的呢?现代医学认为之所以涕变黄,是因为在严重的细菌等感染时,涕里面含有大量的坏死的白细胞,由于病因不同所以治疗方法也并不相同。中医古代的先贤们通过认真的观察,发现了流涕时有两种不同的情况,这两种情况所采取的治疗手段是不同的,但他们是无法知道现代科技结果的,所以将这两种情况归为寒热。在古代医生遇到的特殊情况实在很少,大部分流清涕是发生在着凉后,而流黄涕相对于清涕显然是“热”了,所以即使是着凉所引起的感染,也要辩证为郁里化热,所导致流黄涕,因为临床上使用治疗着凉的药物是无效的。
  现代有人将寒证理解为大多是人体的生理机能衰退或对有害因素的适应性反映能力低下的表现;热证大多是对有害动因反应能力旺盛的表现。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也更让现代人看的明白何乐而不为?当然寒和热证中还包括许多其他的症状,目前为止并不是所有的症状都可以用现代医学知识来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能用现代医学知识解释的中医现象越来越多,我们中医与其坐等,还不如主动出击,认真地去研究一下,可能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也未可知!
  如果寒热已经让人觉得难以判断的话,虚实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前面讲过老中医一个万能的虚字就可以把所有的疾病都概括了,那么究竟什么是虚,又有什么是实呢?在《中医诊断学》中对虚证的解释是:对人体正气虚弱各种临床表现的病理概括;实证的解释是:对人体感受外邪,或体内病理产物蓄积而产生的各种临床表现和病理概括。简单地理解,虚证就是正气(指一般物理机能和防御机能)不足,是全身机能或某种重要脏器功能衰弱表现;实证是邪气有余,为机体与疾病剧烈斗争的反应,虚和实是人体与致病因子相互斗争状态的反映。
  所以虚实仍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几乎无法定性。笔者也曾经想将两者进行量化,例如将具有器质性病变的定为虚证,而只有功能性病变的定为实证,在许多情况下,这样区分似乎还是很有道理的。例如艾滋病的患者,他们的免疫系统受到了病毒的侵害,导致免疫功能低下,所以患者易患感冒、口腔溃疡等疾病,即使是篮球场上的魔术师;跳台上的空中英雄,无论以前身体多么强壮,现在也是虚证,类似的情况还要会出现在癌症患者身上。但如果是一个健康甚至是很强壮的人,他因为最近工作比较忙,生活极度没有规律,无法保证充分的休息,吃饭也是暴饮暴食,甚至还要经常大量的吸烟饮酒。他的免疫功能就会低下,也容易患感冒等疾病,但他是实是虚呢?他的免疫功能低下,并不等于免疫系统有器质性病变,如果他认识到危害性,纠正了生活方式,免疫功能就能够恢复,但如果他继续一意孤行,则身体状况会进一步恶化,导致器质性病变的发生。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我们还很难对器质性病变和功能性病变作出区分,大部分器质性病变发现时就已经是很严重的阶段了。即使是将来科技发展,使我们能够准确及时地区分出二者,又当如何呢?例如前面提到的例子,即使是尚未达到器质性病变的程度,但他已经符合中医正气不足的概念,所以也会被称为虚证。而一些器质性病变也未必就是虚症,例如痔疮,确实是静脉血管发生了器质性病变,但除非是像马三立相声里造成了大出血的患者,一般还是属于实证的范畴。
 因此虚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很难给它们划出楚河汉界来。那么在判断虚和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夹杂许多人为的因素,一些大夫也会迎合患者的心理,经常把“虚”字挂在嘴边。那么我们中国人真的都虚吗?上个世纪初,日本人称我们是东亚病夫,许多爱国志士为证明中国人不是病夫,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果中国人都虚,岂不被日本人说对了?像霍元甲这样的爱国志士岂不是白白牺牲了?记得一位中医老专家说过:“四十岁以前是人找病,四十岁以后是病找人。”也就是说人在四十岁以前人多是实证,只有在四十岁以后人才多出现虚的症状。
  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实证似乎好治一些,事实上很多时候实证比虚证更危险。令人谈虎色变的“非典”就是典型的例子,许多逝世者并非老弱病残,而是健壮的青年人。这些人面对强大的邪气,鼓足全身的正气进行抗争,双方你来我往龙争虎斗,但作为战场的人体却受不了这场雷霆之战。就像美国和俄罗斯爆发了战争,双方同时向对方扔出了成百上千的原子弹,我们已经没有必要问谁胜谁负了,因为战场已经不存在了。
 这样的悲剧曾不止一次的发生过,在上个世纪初由于我国卫生事业落后,经常会有人在高烧后出现痴呆、耳聋等情况,这无疑是正邪交战的结果。现代医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发烧有助于人体免疫系统对外来致病因素发起进攻,但与此同时,高热也会导致人体重要脏器的损伤,最常见的就是脑损伤。这就像面对敌人,司令部做出了总动员,包括总司令在内的所有司令部成员都成了敢死队员。结果虽然敌人被打败了,但司令部成员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司令部再也无法重建,永久瘫痪了。由于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已经认识到上述问题,所以在遇到相同的情况时会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这些娇嫩的脏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物理降温法用冰袋对头部降温,这样既能保证动员一切可以上战场的人员,也能确保司令部不受损失。
  八纲辩证往往是互相结合的,如表寒、里热、阴虚等,而且有时还会同两纲并见,如:表寒里热,表实里虚,正虚邪实等。这样更有利于医生对患者复杂病情的表达,也便于制定治疗原则,例如前面提到的艾滋病患者,他们患 上感冒时便可以辩证为表实里虚,治疗时视病情可以采取: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或标本兼治等方法。
  总之八纲辩证是中医辨证的总纲,而阴阳又为八纲的总纲,其余六纲可分属于阴阳,因为阴阳是相对的概念,所以表里、寒热和虚实也具有相对的概念;阴阳可以互相转化,所以表里、寒热和虚实也可以互相转化。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医的部分概念已经可以被证实,面对这种情况,中医究竟该采取什么态度?是等待,还是主动出击?
 气血津液辨证可分为气病辨证、血病辨证和津液辨证。气病辨证一般概括为气虚、气陷、气滞、气逆四种;血病的常见证候,可概括为血虚证、血瘀证、血热证和血寒证;津液病变,一般可概括为津液不足和水液停聚两方面。
  在这里气一般可以理解为功能,气虚指体内营养物质受损或脏腑功能活动衰退所出现的证候,例如肺气虚就是肺的生理功能减弱。气陷是气虚的进一步发展而成的,主要表现为久痢久泄,脏腑的脱垂。气滞、气逆是功能不能顺利进行,甚至出现反方向的效果,例如胃气上逆引起呃逆、嗳气等。
  血虚证近似于贫血;血瘀证既是淤血包括供血不足现象;血热证以出血为主;血寒证则和血瘀证近似。津液不足和水液停聚也很直观,没什么好说的。
  脏腑辨证更像是现代医学的各系统疾病的汇编,中医通过长期的观察,将一些系统的症状加以归纳总结,以指导诊断和治疗工作。
  六经辨证是较为古老的一种辩证方法,医圣张仲景将这一方法推向了顶峰,但在此后这一方法使用率明显减少。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医对经络认识的改变,这方面的内容将在《针灸篇》中详细介绍。
  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辩证都是对外感热病常用的辨证方法,由温病学派所创立,是近代中医(明清两代)的杰作。其内容都是将某些温热病按照由浅到深、有轻到重的规律划分成几个阶段。这种方法已经很类似于现代西医将疾病划分成初期、中期、末期或Ⅰ、Ⅱ、Ⅲ、Ⅳ期等。许多人认为中医和西医没有什么可以沟通的,但事实上中、西医之间有许多东西是可以互通的,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将它们进行归纳总结。
  中医通过四诊和辩证,对疾病已经作出了诊断,下一步就该进行治疗了。针灸和中药无疑是中医最具特色的治疗手段,下面我们就先开始认识针灸,敬请关注《针灸篇》。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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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0-02-22
 针灸篇
  
  
  针灸和中药是中医治疗的两大手段,因为在许多体系的医学里都曾经出现过运用草药的情况,所以针灸无疑是最具中医特色的一种治疗手段。但到目前为止,以现代科技的先进,人们还没有证实针灸的理论基础经络的存在。那么经络是否真的存在呢?如果存在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如果不存在,那么针灸这种治疗手段是否还能存在下去呢?下面我们就先开始讨论经络。
  
  
  
  神秘的经络

  经络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核心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经络学说就没有针灸学,中医的基础理论也不能称完善。经络一词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中,并在《经脉篇》中详细描述了十二条正经的循行路线。
  但在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研究离子水平的时候,科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与经络相符的任何管道。几千年前中国的科技水平无疑是无法和现代相比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现代人无法看到古人发现的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经络的存在与否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有人认为经络根本就不存在;有人认为经络不过是古人对神经系统或淋巴系统的错误认识。
  笔者即扎过针灸、输过液、打过针;也被扎过针灸、输过液、打过针,所以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扎针灸和输液、打针的感觉不一样。接受过这三种治疗的人并不难找,如果有疑问,大家可以去问问他们:输液、打针是否存在扎针灸的那种酸、麻、重、胀的感觉?如果有献身精神,即使是亲身一试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既然感觉不一样,难道我们就不该问问为什么吗?在没搞清楚这是为什么的情况下就断然否定经络的存在,这难道是科学吗?
 然而,无论是神经还是淋巴系统都无法满足中医经络理论中赋予经络的功能,也无法满足许多科学家所证实的经络现象。曾经有一位朝鲜的科学家声称自己发现了经络的秘密,但由于长期拿不出有利的证据,最终羞愤跳楼自杀,这无疑使得经络的本质显得更加神秘,并且加上了一些悲剧的色彩。
  那么经络在中医中的解释究竟是什么呢?在《中基》中的解释是:“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经脉是主干,络脉是分支。正常生理情况下,经络有运行气血,感应传导的作用,而在发生病变情况下,经络就成为传递病邪和反映病变的途径。由于经络有一定的循行部位和络属脏腑,可以反映所属脏腑的病证,因而在临床上,就可根据疾病症状出现的部位,结合经络循行的部位及所联系的脏腑,作为疾病的诊断依据。在治疗上,无论是针灸、推拿或药物治疗,都是通过调整经络气血的功能活动,进而调节脏腑机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综上可以对经络做出总结,经络就像是一套灌溉系统,经脉就像是干渠,络脉就像是小沟渠,它们将全身的脏腑和肢节联系到一起。经络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生理功能:一、运行气血;二、感应传导的作用,在病理上经络又成为传递病邪和反映病变的途径。由于经络具有的传递功能,所以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几乎完全符合上面的条件,神经的确像一套完整的灌溉系统,将全身的脏腑和肢节联系到一起;而且神经还有营养的功能,如果机体某段神经受损,那么它所对应的肌肉就会萎缩。
 如果有人敢说经络就是神经,那么即使不被骂死,也会被唾沫淹死。谁都不想死,笔者尤其不想死,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多姿多彩的,语言文字更是丰富多彩的。屡战屡败可以被说成屡败屡战,经络就是神经也可以被说成神经就是经络,这样至少不会被唾沫淹死。
  我们来看看神经就是经络的可能性吧。首先,在古代中医们通过解剖发现神经系统是完全有可能的,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就写到了这方面的内容,只是没有认识到他看到的是神经,而将这些东西误认为是“卫总管”,说“此管皆行气,行津液”。其次, 神经系统也十分符合古人对经络的描述,经脉是主杆,络脉是支流,此外还有许多更细小的孙络。而且从走行上看,经络周围也经常伴有大神经的走行。最后,在针灸治疗时,有些穴位的针感就是刺激神经的结果。例如针刺环跳穴时,患者有一种像过电一样的感觉,这就是针灸刺激神经的结果。由此看来即使经络不是神经,也和神经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但是经络神经说,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也成为这一假说的致命伤,也正是因为这一致命伤的存在,几乎可以完全否定这一假说。这个无法医治的伤口就是:速度,传导的速度!在大多数情况下,针刺后产生的传导速度是很慢的,与神经传导速度比起来就像是蜗牛在爬。能够达到神经传导效果的穴位数量占总穴位数量的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即使在针刺这些穴位时,患者往往也是感到那种像是蜗牛爬似的缓慢传导,然后才是神经传导。而且神经传导的感觉很快会消失,很难长久维持(如果出现长久维持现象,往往是造成神经的损害,可能成为医疗纠纷),但那种蜗牛爬似的缓慢传导却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一直延续到拔针之后。
 正是因为已知的系统都和经络都不相符,而未知的东西又迟迟不能被发现,所以经络根本不存在的声音此起彼伏。但许多患者表示针感确实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医生在针刺时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有些人接受针刺治疗时, 会产生一种沿经脉路线移动的感觉。后来正式命名这一现象为循经感传现象, 能产生这一现象的人称为“经络敏感人”。此后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利用现代科学电、声、光、磁、波、辐射等物理方法也基本证实了经络现象的存在。
  在电方面,日本人首先发现人体体表存在26条低电阻连线,称为良导络。它的径路与古典经脉线路相似。我国学者近年来对皮肤低电阻点的检测方法进行了重要的改进,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证。通过对14经脉的测试结果,证明皮肤低电阻点的循经性。低电阻点密集分布,沿经排列,但不连续,其结果稳定可以重复。
  辐射检查,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从60年代即采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法研究经络,采用在穴位上注入P32观察到所测12条示踪轨迹与古典经脉线基本一致。
  循经声信息检测,学者们观察到刺激穴位的声信号(低频振动)可沿经络的路线传导,其轨迹与古典记载相吻合,信号的频率在8-97赫之间,高峰集中于30-40赫。结果稳定,可重复。
  光检测法:1、体表超弱冷光检测:以体表超冷光信号为指标,观察到高发光点基本循十四经分布。某些患者在不同经穴发光有不对称变化,与健康人有显著差异。2、红外成象法检测:一切物体温度高于-273co时,它内部的分子就会因热运动而向空间放射红外线。用高灵敏度的探测器通过荧光屏或拍照可以出现亮带和暗带,其显示的路线与古典经络相符,而不同于神经和淋巴。
  CO2和O2分压的测定,H+、Ca+的测定近年来有些学者还进行了人体经络体表循行线二氧化碳呼出量特性的研究,发现经线上二氧化碳呼出量(RCO2)高于经线外。并且从井穴向合穴不断增大。还有人测查了经穴非经穴H+、Ca+ 变化。针效阻滞定位检测利用针刺时出现的循经感传经压迫可以出现阻滞的特性,测出一系列的阳性阻滞点,将这些阳性阻滞点连接起来即绘成一条轨迹,此轨迹基本与古典记载相吻合,这是一种应用于临床的检测(转自《经络的研究进展》)。
  复旦大学用质子激光X线荧光光谱方法大面积扫描发现经穴下存在钙的富集区(钙库),其总量较对照区高10倍。该协作组应用核磁共振技术等发现针刺经穴位“得气”时,其位置均在结缔组织中。他们还通过红外光波长传输特性的测试,发现在9μm到20μm的波长范围内,存在一种高传输率的波段,从而认为经脉下的结缔组织中的红外光(能量、信息)传输功能和钙富集区的发现是两项重要的客观事实,反映了人体经络穴位的物质基础。
 正是有这么多经络现象的存在,所以许多专家热衷于寻找经络的组织解剖学的结构。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近半个世纪的研究, 尽管动用了数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和各种现代检测手段, 结果既没有发现管道或其他形态的独立组织结构, 也没有找到经络运行的物质承担者。实验中观测到的许多相关现象, 如钙离子富集于被针刺的穴位体液中、细胞间隙通讯具有沿经脉传导的特性、针刺经脉会引发沿经脉微小脉搏波等等, 都是经络运动带来的结果或影响,最令人惊异的是薛崇成教授的“口裂试验”:循经感传经过口唇时, 双唇的张开并未妨碍传感沿任脉继续前行。类似的实验证明, 肌肉伤口的开裂也不能阻止经脉感传。正如中国中医研究院李志超教授所论:“对经络物理研究来讲, 口裂试验,恰恰提示经脉是实实在在的无形存在。它正如海洋中的暖流、渔汛、航线、天空中的候鸟迁徙线、季风带、航空线一样, 是不会被局部的干扰而中断的、更不可能用解剖学方法所观察。”(《经络——人体的无形信息通道》)
  既然现代已经证实经络现象的存在,但却又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实体经络,这不禁让我们会提出:古代中医是怎样发现经络的疑问。难道古代的中医真是神仙下凡?下面我们就讲讲经络的发现历程。

  经络的起源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对经络的起源描述是:“经络学说是古人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从针灸、按摩、气功等各个方面积累了经验,并结合结合当时的解剖知识,逐步上升为理论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从上面的记述可以看出了,《中基》认为在经络的起源问题上解剖学只不过是一个陪衬,大概是因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现代高科技的帮助下仍无法找到古代简陋解剖技术和工具下发现的经络系统。所以许多人认为经络的发现和解剖学没有关系,那么经络又是如何而来的呢?
  有人提出由穴到经的观点: 许多人认为, 经络是穴位功能的连线, 是许多穴位之间的传感连线。这一说法很象数学上的点线关系。现代实践证明,在敏感人身上刺激原穴或其它穴, 即可有感传贯通全经, 成为一点一线或一点多线,十四经均可由每经的一穴定出。但有人针锋相对提出由经到穴的观点: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 先定穴后定经的说法, 虽然颇有吸引力, 但人体上经穴之间的关系与数学上点线之间的关系尚不能相提并论。他们根据中医文献中先出现经络走形的记载,后有穴位的记载为依据,对由穴到经的观点提出反驳。这一反驳意见有理有据,基本可以完全否定由穴到经这一假说。
  于是有人提出经络的起源于远古时期道家的修炼,是古代学者通过打坐、观想及禅定等返观内照(或称内省体验) 的方法认识人体奥秘的方法论, 是诠释人体统一观认识的学说。(转自《经络学说起源新探》陕西中医2003 年第24 卷第10 期)但这种观点几乎拿不出任何证据,而且很难想象在先秦时代没有实质性物质作为基础,古人能够空想出如此完备的经络系统。
 如果能够搞清楚古人发现经络的过程,显然对解开经络的秘密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而古人发现经络的过程,则只能从古医籍的故纸堆中去寻找。经络一词既然最先见于《黄帝内经》,我们就从《黄帝内经》开始吧。
  在《灵枢•经脉》中详细记载了十二条正经的走行,最大的优点是详细,只要能够在组织学基础上找到类似的通道,再和这些记载相对比就可以确定经络的存在了。但最大的缺点也是详细,没办法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要阴阳地看,正是因为它的完备,使我们无法从中看出任何古人发现经络的过程,似乎中医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对经络的认识,这也使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几乎陷入了绝境。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古人也总结了许多很好的学习方法,其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一条很好的经验。09年初,笔者自费和几个朋友到湖南旅游,在人杰地灵的长沙,笔者有幸参观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就在《足臂十一脉灸经》的竹简前,有了顿悟的感觉。虽然它已经出土了三十余年,但在大学的课堂里却很少提及,即使偶然带上一笔,也只是介绍当时中医取得的成就,而对于这些医书对中医理论产生的影响提到的很少。回家后,对于这些医书进行了搜集,过程中发现许多民间的医生对这些医书已经进行过精心地研究,这也使自诩为科班出身的笔者自愧不如。也正是因为看了这些资料后,使笔者改变了对经络的认识,这些内容将在以后再谈,下面我们还是先看看这些医书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吧!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关于经络的文章有两篇,出土时都没有名字,考古工作者经过整理后,根据它们记载的内容,分别命名为:《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读起来很绕嘴吧!为了省事,下面将这两篇文章简称为《足臂》和《阴阳》。
  从成书的年代来看,《足臂》最为古朴,《阴阳》则稍晚,而《灵枢•经脉》最晚,有许多语言和《阴阳》中的几乎相同。可以说两部脉灸经是《灵枢•经脉》的祖本,《内经》的记载是在帛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人对三篇医籍中的记载进行过比较,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首先两部脉灸经只记载了人体的十一条经脉,和《灵枢•经脉》相比,少了一条手厥阴心包经。其次在经脉的循行走向上,《内经》所述十二经脉互相衔接,循行走向很有规律;而帛书所载十一条经脉互不衔接,循行走向只偏重于某些部位。第三在两部脉灸经中,没有将经脉与脏腑相联系,即使偶有联系,也无规律可循。 第四在两部脉灸经中,没有提到穴位,《灵枢•经脉》中涉及了13 个穴位的名称。最后《足臂》中对经脉病的治疗只提到了灸法,未及针刺治疗,《阴阳》中未提及治法,而在《灵枢》中灸法的应用只限于其脉“陷下”者,另外还增添了补泻疾留等治法,根据上下文,这些治法指的显然是针刺治疗。
 从这些古医书中我们能看出经络起源的什么端倪呢?这还要从所述循行路线不同方面下手,医籍中所记载的十一条经脉在循行分布上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首先经脉的起点多在腕踝部附近,而且对经脉循行路线的描述非常简单,有的脉甚至只有起点与终点的两点连一线的最简单形式;其次描述经脉循行时,使用频率最高也是最让今人难以理解的术语是“出”字;最后,经脉循行方向自下而上,各脉之间不相接续,而且与内脏不相联系。而对比《足臂》和《阴阳》中关于经络循行的描述则有以下不同:《足臂》以“足”表示下肢脉,共有6条;以“臂”表示上肢脉,共有5条。这十一条脉的排列顺序是先足后手,循行的基本 规律则是从四肢末端到胸腹或头面部。《阴阳》分甲乙两种文体以先阴脉后阳脉的原则,来确定各脉的排列次序。即全身9 条经脉仍由四肢走向躯体中心,而“肩脉”与足少阴脉则与之相反,由头或少腹部走向四肢末端。
  如果我们能够先完全摆脱经络的影响,只看这些记载,或者换一个说法,让一位完全不懂中医的外国西医看这些东西,他会觉得这些循行路线更像是什么呢?没错,更像是血管或是神经。而各条循行路线用的名字都是“脉”字,如:《足臂》中的足泰(太)阳温(脉);《阴阳》中的少阳眽(脉)、阳明眽(脉)等。脉字在《素问•脉要精微论》中的解释是“夫脉者,血之府也”。王冰的注解是“府,聚也,言血之多少,皆聚见于经脉之中。”从中是否可以得出在两部脉灸经中所指的是血管的结论呢?
 从内容上看,在在两部脉灸经中的脉字也是作血管来解释的。如:“循(脉)如三人参舂,不过三日死。温(脉)绝如食顷,不过三日死”。这里的脉无疑指的是血管的搏动,是古汉语中常见的名词作动词用。而且从走向上看,这些循行路线也很接近于血管的走行。所以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假设,在先秦古中医们利用简陋的工具,通过细心的观察,记载下了一些血管的走行,开始他们还没有认清这些血管有动静脉之分,所以在《足臂》中,几乎所有的脉都是从四肢走向心脏的。但随着观察的深入,更多的血管被发现,而且人们认识到这些血管有的是从心脏流向四肢的,所以在《阴阳》里开始出现从心流出的血管。但由于解剖水平有限,古人只能观测到在腕、踝以上的血管,所以在这两篇古籍中的记载都是从腕和踝开始的,而且用了“出”字。在《内经》的时代,解剖技术明显提高,不但打破了腕、踝的界限,而且发现了许多细微的血管,于是有了孙络和浮络的记载。而且人们发现,所有的脏器都有血管通过,所以将血管和它们进行了配属,并逐渐固定下来。如果解剖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的话,这些配属很可能会被打破,但中医也就无法发现真正的经络了。正在此时解剖嘎然而止,所以后人也只能接受《灵枢•经脉》中的记载了。
  在《灵枢》中增加的一条经络是心包经,这个心包则很可能是古人对冠状动脉的认识。古人通过解剖发现了冠状动脉,它在心包之内,为心脏提供血液,动脉即细小又丰富。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古人最早将心包经称为心包络,也正是因为如此《内经》中就只有心包络,而没有出现心包经的提法。前面讲过络脉是细小的分支,而作为十二正经之一的心包经为何降格为络呢?它的巡行并不比其他经脉短,唯一的解释很可能就是古人已经认识到冠状动脉的特点。
 我们将四肢的血管和四肢经络的走行相对比,也不难发现在膝肘以下几乎完全相符的。如肺经和大肠经与桡动静脉;心经和小肠经与尺动静脉;心包经和三焦经与骨间动静脉;胃经和脾经与胫前动静脉;膀胱经和肾经与胫后动静脉;胆经和肝经与腓动静脉是比较相符的。而且古人很可能发现了动静脉的不同,所以将它们以阴阳相区分,并分别以阴阳面的体表投影来描述它们的走行。如果有人问如何将动静脉分阴阳,现代几乎所有的中医都会将动脉化入阳,静脉归为阴。但在古代却没有定论,三条手阴经是流向手的,所以应该是动脉,而三条足阴经则是由足流出的,所以是静脉。这说明古人虽然发现血液流向的不同,但还没有完全领悟这一现象的作用和原理。
  需要指出的是在《灵枢•经脉》中各经络的名字仍然是脉,例如:肺手太阴之脉等,而经络一词本身就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在每一正经的后面,都要有是动和所生病的记载,这和《阴阳》的记载同出一辙,在《医史篇》中提到过:过去对是动的解释是经病(即经络本身的病变);所生病的解释是腑病,虽然有点牵强,但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但随着《阴阳》的出土,这种解释就明显说不通了,至少,在那个年代,经络还没有和脏腑相配属。如果与当时的经络可能是血管相联系,我们不难得出是动不过是在诊这些血管的搏动罢了的结论。而且这也正是中医脉诊的由来,由于古人发现每个脏腑都有经络(血管)的出入,所以认为诊察这些经络体表的搏动可以知道脏腑的病变,从而进一步简化,最终形成寸口脉法。
 那么在《黄帝内经》中有没有明确指出经络就是血管的经文呢?事实上在《内经》中多处提到了经络和血的关系,例如:经脉者,受血而营之《灵枢•经水》;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素问•举痛论》。从这些经文中可以看出经脉里运行的就是血液,经络的主干里流动的是血,作为支脉的络脉里流的难道还会是别的东西吗?
  还有一个旁证,这就是近两百多年前王清任所著的《医林改错》。在《医林改错》中,王清任写过这样一句话:“古人言经络是血管,由每脏腑向外长两根。惟膀胖(胱)长四根。余亲见厅(百)余脏腑,并无向外长血管之形,故书于图后以记之。”由于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古人与王清任的见解不同,所以《医林改错》中没有记载这句话的出处。但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人高超的解剖技术,和对经络的认知过程。现代可以证明各脏腑至少会有一根动脉和一根静脉出入,而膀胱多出来的两根则很可能是输尿管,血液经过肾的过滤,产生尿液,通过这两根管道进入膀胱。而古人在解剖时很难发现多出来的这两根管道里流的是尿而不是血,如果他们坚持下去的话,相信最终会找到问题的答案的,可惜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于是直到两千年后,中医还是认为尿是由下焦运输到肾的。而各脏腑则必然会和一条经络(血管)相络属,十二正经不过是十二条流经十二条脏腑的血管,由于解剖技术不断提高,古人甚至发现了冠状动脉,并将它列入到十二正经之中。
 之所以这些认识和现代的认识还有不符之处,有技术原因,也有人为因素。学过医的人都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体的血管都是相通的,而膝肘以上的血管都是隐藏在肌肉深处的,所以在简陋的解剖工具(只有青铜制品)下,得出正确的结论是十分困难的,古人很可能出现了解剖错误。
  下面大致介绍一下古人认为是经络的几条动静脉:肺经在体表很可能是从锁骨下动脉进入腋动脉,进入分支旋肱前动脉,再与肱动脉的另一分支肱深动脉相连,继续下行最后是桡动脉走行,桡动脉本应该是肱动脉的分支,但肱动脉被认定为心包经了。大肠经则是与这几条动脉相对应的静脉,只不过到颈部后进入颈外静脉、经面静脉最终形成上下唇静脉。心经是从尺侧下副动脉开始的,本应该有更接近于心的动脉,但没办法经络循行的记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以下是尺侧返动脉最终进入尺动脉。小肠经在肩部可能是肩胛上静脉头部为颞浅静脉。心包经是是从肩胛下动脉开始流出(方向错误本应该是由肱动脉流入的)进入肱动脉,再进入骨间动脉。三焦经也是这些动脉相对应的静脉,上头后可能是面静脉、下颌后静脉等。胃经则是由髂总动脉、髂外动脉在躯体前面的投影,经股动脉进入大腿,终于胫前动脉。脾经则是这些动脉相对应的静脉,腹部可能是肠系膜上静脉。膀胱经可能是髂总动脉、髂外动脉在躯体背面的投影,由股深动脉(或许就是股动脉的大腿后部投影)进入大腿,下行成为胫后动脉。肾经为大隐静脉的分支,进入腹部为下腔静脉等。胆经可能由髂内动脉旋股外侧动脉、腓动脉等组成。肝经则是大隐静脉、肠系膜下静脉等组成。有些学过解剖学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上面这些血管有的只靠细小的吻合支相连;有的甚至不相互连接,这或许是由于本人解剖水平有限,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在所难免,;或许是古人解剖技术粗糙,工具简陋造成的。但毕竟对比解剖书,经络的走行和这些血管的走行大部分是相近的。
 总之经络是先秦时期中医在解剖学基础上对血管的认识,但由于解剖器具和技术的限制,古人对于复杂的血管系统存在错误的认识,尤其是头颈部、腿部的那些复杂的血管网络。由于所有脏腑都需要血液供应,所以古人将血管和脏腑联系到了一起,于是出现了以脏腑名称命名的经络。由于加入了一些赴会的内容,所以《内经》中的内容有些甚至还比不上《足臂》上的记载正确,这也进一步掩盖了经络的原型。
  我们确认了先秦时期经络就是血管后,再回过头去看《内经》中对于营养物质的运输认识。古人认为食物的精华吸收后,进入经络(血管)经中焦运输到肺,再运输到桡动脉,经过营卫等交换(动静脉血液的变化),从大肠经(桡静脉)回来,到头部再进行交换变成胃经流向脚(胫前动脉),再由脾经(胫前静脉)流回胸腹,…最后是胆经在回到胸腹,与肺经相通。怎么样?古人是否很伟大,在两千年前就有这样的认识,欧洲的同行要经过一千五百多年后才能够追上。如果中医可以正视这些成果,排除那些虚无的东西则可以轻易证实中医曾经是多么伟大,多么领先!可惜!可叹!
  记得有一次一位朋友问笔者知道为什么一次针灸时间要半个小时吗?他的答案是:因为《内经》中记载经络一天要运行五十个循环,一个循环正好是半小时左右。笔者对此只能是一笑置之,可惜的是现代的中医子孙却不能理解《内经》中的真正含义,分不清精华和糟粕,对经文进行胡乱解释,甚至有些骗子还借此大发不义之财,真是中医之悲!
  前面提到过,经络的概念是“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血管完全可以胜任这些,但问题是血管没有传导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经络开始指的就是血管显而易见地明摆在那里,也被我们忽略视而不见。上一节里具有传导功能的神经只不过是因为速度太快就被基本否决了,那么完全没有传导功能的血管又如何担任这项任务呢?更不要说血管怎么能具有类似:“口裂试验”那样神奇的功能呢?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经络的本质。• 脉要精微论》说“夫脉者, 血之

 经络的本质
  古人通过解剖认识了经络(血管),但这个经络无疑没有传导功能,那么已经证明的传导现象又如何解释呢?其实同样的迷茫可能还同样困扰着古人,这还要从中国的另一个发明说起,这个发明就是——针灸。
  在《黄帝内经》中记载黄帝制九针,这九针里就包括毫针在内。笔者没有时间去考证黄帝时期是否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即使黄帝时期已经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也是无法发明毫针的。因为青铜太脆了,如果制成毫针后,很容易造成在人体内的断裂。无论在什么时代,即便能够通过手术取出断针,这也要算医疗事故吧!即使是高高在上的黄帝,搞出太多的医疗事故,恐怕也无法向子民交代吧!所以毫针最早也要到进入铁器时代后才能被发明。虽然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铁器,但由于由于技术原因并不能大规模普及,直到汉代炒钢和灌钢技术的发明才使铁器得以广泛使用,这一过程始于西汉中晚期,直到东汉时期才彻底完成。正是因为如此,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和《阴阳》里都只提到了灸法,而没有提到针法。没有毫针也就不可能发现穴位,所以这两篇文章中也没有提及穴位。
  正是由于毫针的发明,中医的先贤们开始沿着经络(血管)进行针刺治疗,他们发现了一种特异的现象。当中医的先贤们进行针刺治疗时,发现针在刺到某些地方时,患者会有一些特殊的感觉,例如酸、麻、重、涨,而且这些感觉还会向上或向下传导,于是穴位被发现,但由于受到冶炼技术的制约,开始的毫针可能较粗也较短,所以在《黄帝内经》中记载的穴位多是在膝肘以下的位置,即井、荥、腧、经、合等五腧穴,而例如环跳、风市、极泉等这些深部的穴位则要到《针灸甲乙经》中才会出现。
 也就是说在先秦中医的经络是血管,在《黄帝内经》之后则逐渐转变为传感线,《黄帝内经》则是在此两个时期之间承上启下的产物。所以经络的发现过程应该是:古中医在解剖学的基础上描记了经络(血管)的走行,在此基础上,运用另一发明毫针发现了全新的经络(传感线),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发现穴位之前就已经有经络存在的问题了。经络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绝不是拍脑门拍出来的或是空想出来的。也正是因此在《内经》中记载的经络具有以上两个特性,尤其表现在新发现的奇经八脉上。在内难经中记载了任脉、督脉、带脉、冲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和阳维脉八条不同于十二正经的经脉,其中任脉、督脉走行出现在《内经》中,两经上的穴位也很多,很可能是传感线。带脉、冲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和阳维脉的走行见于《难经》,更像是血管的走行,经络上没有独立的穴位,只有和其他经络的交会穴,所以并不排除是解剖王孙庆的部分成果。
  还记得前面多次提到的王莽组织的那次解剖吗?当时的医生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这也是他们唯一的一次机会。只有王孙庆一具尸体,而要搞清的问题却很多,怎么办?当然只能选择最重要和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个是人体脏腑究竟是什么样的,它们的重量和尺寸是多少?于是有了《难经》四十二难的诞生,即使到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仍然是中国最完备的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第二个问题恐怕就是经络走行偏差的问题了,于是中医们利用这个金子般的机会想搞清楚血管(经络)的正确走向。但十分可惜,我们除了在二十七难和二十八难中找到带脉、冲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和阳维脉等记载外并没能够找到更多的记载,原因很简单,就是这次十分有创意的实验多以失败而告终。当时医生将竹子劈成很细的竹筳,并以此为工具来探寻脉的终始走向。此处《前汉书》和两部灸经、《黄帝内经》中所用的同是一个“脉”字,所以这一举动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为搞清楚经络的走向。现代在可视的情况下;在已知血管走向的情况下也要十分有经验的医生才能完成像介入这样的手术,而当时的医生很难完成全部血管的探查,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这几条经络与十二正经的走行有相当多的重叠现象。
 正是因为没有认清这一过程,使我们在研究经络时犯了许多错误。因为针感,我们运用声、光、电等物理手段证实了经络现象的存在,但由于古人的记述,使我们一直在寻找与这一现象相匹配的脉(管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使这个脉就是旁边血管,我们也视而不见;即使传感线真的没有管道,我们也非要找出一条来。
  既然搞清楚了经络的本质,我们就来试着大胆地提出一些假说,来解释一下经络现象吧!由于笔者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大夫,也不可能得到一分钱的科研经费,只能根据已经发现的经络现象进行一些解释,所以难免有错,还要敬请原谅。
  个人认为:经络(传感线)很可能就是一些离子运动的轨道,但这一轨道不是管道,因为任何管道都不可能对“口裂试验”做出解释。“口裂试验”是诸多经络现象中最神秘的一个,也是最难解释的一个,那么我们究竟能不能对此现象做出解释呢?许多实验表明,在被针刺的穴位周围的体液中富集钙离子,而经络线上的电阻也较其他部位小。假设在大部分组织之中,钙离子的运动应该是呈布朗运动的形式,由于运动是无序的,所以不可能形成电流,但钙离子一旦到达经络附近时,由于电场的作用,于是产生了一条电子走的捷径,这条捷径是因为电阻小而形成的,所以不会因为张口或伤口而阻断。即无论伤口有多深,在伤口边上的钙离子都会在不自觉地来到这条通路之上。
  而这一通道往往与大神经或血管相伴,这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必然,因为这些通道周围组织间隙较大,或许因此电阻会较小,而这也正是经络(传感线)产生的源泉。
 针刺可以加速这种现象,使组织周围的钙离子加速进入这一轨道,或是加速这一轨道对钙离子的运输速度。钙离子是人体各项生理活动不可缺少的离子,它可以维持细胞膜两侧的生物电位;维持正常的神经传导功能;维持正常的肌肉伸缩与舒张功能以及神经——肌肉传导功能;还有一些激素的作用机制均通过钙离子表现出来。钙离子的主要作用有:凝血因子,参与凝血过程;参与肌肉(包括骨骼肌、平滑肌)收缩过程;参与神经递质合成与释放、激素合成与分泌;是骨骼构成的重要物质。近期研究发现,钙离子参与着更广泛的生理过程,如细胞兴奋性的控制、细胞代谢、细胞形态的维持、细胞周期的调控等。
  复旦大学用质子激光X线荧光光谱方法大面积扫描发现经穴下存在钙的富集区(钙库),其总量较对照区高10倍。该协作组应用核磁共振技术等发现针刺经穴位“得气”时,其位置均在结缔组织中。所以用针刺激这条钙离子的通道,就会对以上这些人体功能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人们所感受到的针感,并通过对钙离子的调节,最终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而针灸治疗时,人们会感觉到酸麻重胀等感觉,这些感觉都可以以钙离子的运动,导致周围微血管和肌肉收缩加剧,微循环受阻,神经末梢缺血来解释,还有一些实验已经证明,在针刺穴位时会导致周围小血管的搏动。那么针灸的治疗效果是否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呢?下面就来讲讲针刺的目的。

 针刺的目的
  既然经络并没有那么神秘,所以在解释针刺的目的时也就不必故弄玄虚了。在十几年的临床活动中,发现针刺对于一些疾病有非常好的疗效,而针灸对于这些疗效较好的疾病的治疗原理也比较容易解释。
  首先针灸可以缓解肌紧张。
  对于许多颈肩腰腿痛的患者,都接受过针灸治疗,其中不少患者的疗效颇佳。颈肩腰腿痛是现代的常见病,而且发病年龄已经相当年轻化。笔者在临床上多次见到过得颈椎病的小学生,他们小小年纪,就在不正确的学习方式和繁重的学习负担这双重压力下,使得身体受损。其实大部分颈肩腰腿痛是由于长时间保持一种固定的姿势所导致,如读书、上网等。由于长时间保持这一姿势,使得部分肌肉无法松弛,因得不到休息从而发病。患者往往可见在疼痛的局部出现肌肉紧张,甚至伴有腱索出现,由于长时间的肌肉牵拉,骨骼也会出现变化,例如脊椎生理曲度消失,甚至出现增生等现象。
  以腰肌劳损急性发作为例,患者因劳累或贪凉,导致腰部疼痛,行走困难,甚至是被别人抬着来就诊的。此时医生可以检查到患者腰部有明显的肌紧张,甚至整个腰部硬得像一块面板。正是因为肌紧张,所以导致内毒素释放,而内毒素又可以加重肌紧张,这个恶性循环使患者痛苦不堪。此时如果能够缓解肌紧张,将有利于内毒素的吸收,从而切断这个恶性循环,使疼痛缓解,最终达到痊愈的目的。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困难,此时患者局部疼痛,不要说运用弹拨等按摩手法,即使是摸一摸,患者都会疼痛难忍。此时针灸科的医生心中正暗自窃喜,露脸的机会又到了!果然,几次针灸治疗后,抬来的患者又能健步如飞了,他们怎么能不对医生心存感念呢?
  针灸对骨骼肌的调节作用是双向的,一般像这种以缓解肌紧张为主要目的的患者,针灸时间都不宜过长,否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那么为什么针灸能够缓解肌紧张呢?能用钙离子通道理论解释吗?
  前面讲过经络(传感线)可能是一条钙离子的通道,但这条通道的目的,或者说这条通道的生理作用我们尚不明确。所以还不能确定刺激穴位是加速钙离子从细胞内流出还是流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一过程必将影响到原本紧张的肌细胞,使其出现收缩,从而使肌紧张得到缓解。
  虽然引起颈肩腰腿痛的原因很多,但无论是肌肉局部的问题,还是例如腰间盘突出这些骨科的问题,无一例外的患者都会出现肌紧张,而针灸此时则能发挥不错的治疗作用。

 其次是刺激神经。
  前面讲过,刺激许多穴位的作用就是刺激神经。例如醒脑开窍针刺法中的许多手法都是在刺激神经,使患者有过电般的感觉。个人认为对于脑卒中的患者来说,刺激这些神经有利于神经系统传导功能的重新建立。大脑指挥着人类的运动系统,但刺激运动系统是否会反过来影响到大脑呢?达尔文认为是先产生变异;再进行自然淘汰的,他反对用进废退的说法。根据这一理论,似乎运动系统的发达是无法对大脑的发达程度造成影响的。但在人类身上似乎有所例外,考古发现人类在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中,脑容量不断增加,大脑不断发达,而付出的代价是主管嗅觉的嗅核却越来越小。这样的进化结果就是:人类的运动系统尤其是双手越来越灵活,而嗅觉越来越退化。即使人类的先祖先产生了大脑发达的变异,也无法否定在双手不断灵活的刺激下,使得大脑愈来愈发达的事实。既然双手的进化能够影响大脑的进化,那么在大脑至手这一神经传导系统受损后,刺激手就应该有利于这一系统的重新建立。
  现代医学证明,脑卒中后会导造成脑组织的坏死,从而导致这一块脑组织所控制的运动系统瘫痪。以脑梗塞为例,只有在超急性期(4.5小时)以内,进行溶栓治疗才十分有意义,而超过一定时间,则即使血管再通也没有意义(事实上许多患者在几天内阻塞的血管都会自己通开)。所以后期的治疗目的绝不是广告所宣传的那样:将阻塞几十年的栓子给溶开了。因为在几小时内脑组织就会因为缺血而坏死(国外研究结果当脑卒中时每分钟大约有190万个神经细胞死亡),而一旦中枢神经坏死,则是不可逆的。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完全证实脑细胞可以再生,即使未来能够证实脑细胞可以再生,个人认为这些细胞也很难胜任他们先辈的工作,因为这些功能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说话、就会写字、就会用筷子的,这些都是在后天情况下,经过数年锻炼所取得的成就,而初出茅庐的再生脑细胞是否能拥有这样的功能?何况人类是非常浪费自己的大脑资源的,一个普通人只能利用自己大脑的3-4%,如果您能将这一利用率提高到5%,那么恭喜您,因为阁下已经具有了像爱因斯坦一样的智慧,所以我们真的有必要复活那些坏死的脑细胞吗?
 脑梗塞后通开没有用,坏死的脑细胞再生也无望,即使再生也未必管用,那么医生还治什么呢?而且临床上可以看到许多“痊愈”的脑卒中患者,他们开始也有脑神经的损害,也有肢体活动不利、语言不清等症状,为什么他们能够很少甚至不留后遗症呢?因为他们坏死区周围的脑细胞,代偿性地接替了坏死细胞的工作。但如何让这些细胞能够代偿性地工作呢?个人认为主要是神经反射的重新建立。而针灸刺激一些穴位,实质上就是在刺激神经,例如刺环跳穴等,
  对于一位面神经麻痹的患者,尤其是年轻女性患者来说,一定像到了世界末日一样,特别是在照镜子的时候。这时候针灸医生会在她的面部取一些穴位进行沿皮刺,这种刺法对于健康人来讲无疑是极其痛苦的,针灸开始年轻女性患者在此时绝对会大义凛然地笑对。除了爱美之心的支撑外,也和她们的面神经对痛觉的敏感性减低甚至消失有关。而针灸医生对局部强刺激,会使神经的这一功能恢复。但随着疾病的恢复,痛觉恢复得会更快,此时患者再见到医生就会变得呲牙咧嘴,但为了美观还是忍了吧!
  第三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许多关于经络的研究都得出了针刺部分穴位时,会导致穴位周围的血管出现搏动,这些搏动很可能是由于钙离子的运动造成的,而这些血管的搏动则很可能造成局部血液循环的加快。血液循环加快可以改善局部的血液供应,这有利于受损的机体组织的恢复。
  最后是未知的功能
  前面讲过,经络(传感线)可能是一条离子的通道,但这条通道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还没搞清楚。因为已经证明针灸刺激可以调节这一通道离子的运行,所以针灸肯定对这一通道会造成影响,从而最终导致对这条通道的作用产生影响。

 灸法、刮痧、拔罐和按摩
  灸法、刮痧拔罐和按摩都和经络有一定的关系,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些。
  灸法是最古老的一种运用经络理论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在《足臂》和《阴阳》中就有许多关于灸法治疗疾病的记载。但灸法初期的作用无疑是刺激血管,在毫针没有发明前,具有传感性质的经络还未发现,当时的经络只能是血管。灸法可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局部的肌紧张,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效果。但对于深层的肌肉和脏器而言,这种刺激方法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当毫针发明后,灸法在治疗上的运用则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在现代灸法只是被作为针法的一种辅助治疗手段,而被临床运用。
  刮痧现代运用的更少,主要作用也是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从而到达一定的治疗作用。对于发热的患者,刮痧的效果甚至优于针灸,这是因为刮痧可以使局部血液循环加快,有利于汗液的排出,从而导致体温的下降。
  拔罐的作用与灸法类似,既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又可以缓解肌紧张。操作简便易行,效果也不错,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但具体操作时,一定要注意拔罐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5分钟即可,否则容易起水泡。
  按摩是人们最容易接受的一项治疗手段,其作用无非也是加速血液循环和缓解肌紧张。 许多亲朋都会出于爱心,为患者进行按摩,但过程中一定注意按摩力量要先轻后重。许多悲剧就是亲朋没有掌握这一原则而造成的。而且对于某些机体的薄弱位置要十分小心,尤其是颈部,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就不要使用掰法了。在按摩前,还要搞清除患者的疾病性质,例如一些癌症骨转移的患者,他们腰腿部疼痛,如果按摩力量稍大的话,很容易造成骨折。

 针灸也就讲到这里了,关于经络的研究必然还会继续下去。对于这些研究者,笔者想提几个建议,或者是几个请求吧!
  首先,不要再在管道方面浪费时间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前面已经讲过管道是血管,就摆在那里,而血管是没有传感线的作用的。
  其次尽快建立动物实验模型。在动物身上寻找是否有经络现象,尤其是在大血管的周围。前面已经讲过经络的发现过程,如果在动物身上能够运用同样的方法找到经络,那么无疑会为我们揭开经络的秘密启动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那些与古医籍中记载不符的情况则也不必太过拘泥,因为毕竟经络理论是在血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与现代证实的传感线不尽相同也不足为奇。
  最后在研究经络时,还要邀请生理学和病理学专家。在动物模型可以建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生理和病理研究,最终找出经络的秘密。而现在搞经络学研究时,多数只有物理学家的参与,少数有中医师的参与,病、生理的研究则很少。
  作为中医我们还要考虑经络的秘密一旦揭开后该怎么办?中医的发明被证实的时刻,往往也就是被拿走的一刻,已经有太多的东西离我们远去了,免疫学、兔唇修补术、导尿、心肺复苏…,经络会不会是下一个呢?
  除了针灸外中医还有一个重要的治疗手段,那就是中药饮片。四诊后尤其是切诊后,大夫开出中药饮片方子,大概是老百姓心目中最典型的中医形象。用草药治疗疾病几乎成为了中医的招牌,但草药治疗疾病并不是中医的专利,世界各地的医生都曾经运用这一方法来治疗疾病,这里也包括西医。但西医现在草药已经被化学提纯药物所替代,那么以饮片为主的中药是不是已经落后了,会不会也走向化学提纯的道路呢?敬请关注中药篇。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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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2010-02-22
 中药篇


  中医除了针灸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治疗手段,那就是中药。切诊后开出中药方子,大概是老百姓心目中最典型的中医形象了。然而用草药治疗疾病并不是中医的专利,西医也曾经运用草药治疗疾病,而现在这些草药则被化学提纯药物所替代,那么以饮片为主的中药的现状又如何呢?中药会不会也被化学提纯药物所替代呢?下面我们开始谈中药。
  
  道地药材
  中药饮片一向被认为是最具中医特色的治疗手段,但也是最麻烦的治疗手段,无论对于患者、医生还是药房。现代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看病要找好大夫,但吃药呢?是否该吃好药,大概就没什么人认同了。笔者就不只一次地看到一些人拿着中药方子挨家挨户地去寻价,最后选择一家最便宜的药店或医院交费抓药。他们的做法是否正确呢?在这里先不做评论,但为了限制这一现象的发生,据说北京的大型中医医院的大夫在开出的方子上特别注明:如果不在本院拿药,请到某某堂去抓药,否则疗效不能保证。在《现实篇》中讲过,中药的利润可观,北京这些大医院的做法是否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呢?
 事实上中药的价格的确相差很多,尤其是在一些大医院里,价格甚至比一些小药店贵出几倍,对于本不富裕的中国人来说,这几倍的价钱确实不容易让人接受。但大家想想,在菜市场买黄瓜的时候,会不会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大家会只选择最便宜的那一家吗?我看未必吧!大概很多人都不会选择最便宜的那一家,因为那可真叫“黄”瓜呀!又粗又黄,口感很差,这种黄瓜自然比顶花带刺的要便宜许多,但大家还是不买帐。但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买药上时,大家为什么就不太注意质量,而只关心价格了呢?买了老黄瓜只不过是口感差了些,而买了质量差的药,则可能使治疗无效,甚至危及生命。所以买药比买黄瓜要重要得多,希望大家别只图便宜!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我也注意到药品的质量了,那些土特别多的药铺,药再便宜我也不会买的。”药品是否干净确实是判断其质量非常重要的一项,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干净的药未必是真药,不干净的未必是假药。然而要判断药品的真假,不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就是对于专业中医甚至是专业中药师来说都是十分困难的。记得一次到药房办事,正巧碰上药房在进药。一位药房老师傅指着一袋药,问我是什么?我说:“这个简单,是龟板。”老师傅说:“是龟板,但这是伪品,正准备退回去。”我再仔细看看,只是觉得有点薄,便问:“既然是龟板怎么还是伪品呢?”老师傅告诉我:“《药典》规定只有十几种龟的腹板才能入药,而世界上至少有200多种龟。”现在大家知道要搞清楚是否是伪品有多困难了吧!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实习时跟过一位脾胃科老主任,一次一位复诊的患者对他说方子不太管用,而且抱怨药品的质量太差,里面有许多虫子,费了许多时间也没能捡干净。老主任看过方子后哭笑不得,因为这位患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捡的是一味中药——九香虫,所以普通患者很难搞清楚中药的质量问题。
  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南北差异极大,所以即使是真药,质量也会有较大的差异。例如大家熟知的晏子的名言: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同一种生物仅隔一条淮河,就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更何况是相隔千山万水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代医药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临床实践,对药物进行了标准化的努力,而这一努力的成果就是道地药材。道地药材也叫地道药材,是指一定的药用生物品种在特定环境和气候等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所形成的产地适宜、品种优良、产量高、炮制考究、疗效突出、带有地域性特点的药材。道地药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以固定产地生产、加工或销售来控制药材质量,是古代对药用植物资源疗效的认知和评价的集中体现,具有明显地域特征。药品前多冠以地名,以示其道地产区,如“浙八味”、“四大怀药”等就是闻名遐迩的道地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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