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苏东坡
任玲
一、被摧折之痛：“世事一场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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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总会看到一些设问：词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是否反映了词人消极的人生观？我臆想，很多老师会带着学生大谈消极积极，唯恐词中情调影响到年轻人的乐观向上。
其实，说“人生如梦”消极，是一个滑稽的说法。苏轼写这句话，压根不是要表达什么人生观，更不是要把一种什么消极的积极的东西传达给别人，他的词句，仅仅是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真实写照和感触而已。“人生如梦”，是苏轼被摧折之痛的呻吟。
词作写于“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时期。之前，苏轼差点儿一命不保，他真正体验到了挣扎于生死边缘的苦痛，贬至黄州，人生落差太大了，之前之后，远若天壤，这最真实的体验，便是恍然如梦的感觉。
提及“乌台诗案”，人们向来要为苏轼抱屈，以为那真是一场“莫须有”罪名的陷害，事实并非如此。苏轼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人，他与政治搅裹太深，被排挤甚至被置于死地，在政治漩涡中，似乎是早晚的事。可以说，苏轼遭遇“乌台诗案”，是一种必然。因为君王的赏识，因为他的才智，因为性格上的恃才放旷，更因为从未改变的对朝事的忧戚，因为他一直没有放弃过的直言陈事。
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屡屡上书论新法不利，并且常常不是婉曲泛论，而是不避其嫌，就事论事，针锋相对。王安石本来已经反感苏轼与自己政见相左了，苏轼仍然不避其恶，坚持己见，甚至在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的官员商议政事的场合，也照样上折发表宏论，表达对新政的意见。尤其在朝廷任人方面，上书言君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与王安石据理力争，反对因实行新法骤然晋升新人，致使质朴之风日减，取巧之人日多。陈词激烈，到了力请“陛下哀怜拯救”的程度。
不仅如此，苏轼看到王安石辅助神宗处理政务时过于独断专行，故意在考试进士策问时出题，以“晋武帝平吴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效果相反”作为题目，惹得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谢景温论奏他的过失，只可惜穷加审查而一无所得。
苏轼的确是以一种士大夫的责任感对事论事，并没有与新法对立的主观意图，处朝尴尬时，也曾有意避让，请求外调任职，做了杭州通判。但外调期间，他仍然有抗新法的行为，他深谙令民户自报田亩数、据以征收赋税的“手实法”无利于民，便拒不遵从，不久，朝廷因为此法不当取缔了。在新党眼里，苏轼确实一度成了推行政令的一大障碍。
在湖州任职时，因为有些事对百姓不利而不便直说，他便用诗来讽刺，以求有益于国家。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取他章表中的话，并且引申附会他所作的诗说是诽谤皇上，逮捕进御史台监狱，想处以死罪。说他诽谤皇帝，无非是想借皇帝之手处置苏轼。讽刺时政，那倒是确有其事的。好在神宗对他颇为怜惜，加之亲友多方营救，保住了性命，贬至黄州，作了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确实是因言出祸的。黄庭坚曾批评苏轼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宋史》记载，（苏轼）“忠规谠论，挺挺大节”，所以“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祸，无妄之灾，饱尝贬谪他乡之罪，领受颠沛流离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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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不仅评说对新政的意见，旧党上台，他虽敬重司马光的人品，但于政事，却并不是简单认同，他甚至反对旧党对新法的全盘否定。旧党主事，他好不容易升迁中书舍人，司马光要改“免役”法为“差役”法，苏轼因差役法多弊，认为司马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直言相陈，令司马光不悦。后来又在政事堂条陈不可，使司马光尴尬忿然。苏轼就是那种秉公直言的率真之人，他见司马光不高兴便说：“（当年）公为谏官，争之甚力，……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好在司马光是君子，一笑了之。苏轼知道自己的言论不会受到旧党采纳，请求外调，让司马光很是怨怒，有了逐罢不用的念头。当时谏官多为旧党，都厌恶苏轼太过耿直，争相寻找苏轼瑕疵加以病诟，虽然瑕疵很难寻到，尴尬的苏轼毕竟难于立身朝中。
苏轼从没有放弃过进言，越职进言也是常有的事，就算是没有实权，只作主上侍读，也常常进读古训，反复开导，希望主上有所觉悟，并且在论及时事时，陈说旧当执事中的诸多弊端，诸如赏罚不明，善恶无劝，治水不当，贼寇猖獗，还担心这些事情会“浸成衰乱之渐”。如此这般，当轴者自然恨之。
苏轼是个独立的角色。他既不属于新党，也不能算旧党。或者说，他是两边不讨其好，只顾言说自己的主张。如果苏轼在新旧两党的争斗中三缄其口，或许真的可以免去灾祸，《宋史》记载有人发表议论说：“苏轼稍有隐晦，虽然不被重用，也应免去了灾祸。”意即苏轼只要管住嘴巴，稍有些韬光养晦，哪怕不被重用，也不至于招致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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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苏轼会三缄其口不去言说吗？
当然不会。一方面是才学使然，有见识不能表达，对才俊来说是一种折磨；一方面是性格使然，苏轼何等人，苏辙在为兄长写的《墓志铭》中说：“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苏轼自己也在《思堂记》表达过自己的意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吐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他直言陈说，是真正快人快语，要他三缄其口，必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但我认为，苏轼的不吐不快，更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嵌入政治太深的缘故。苏轼这样的士大夫，掩蔽双眼逍遥世外不问时事是根本不可能的。
苏轼是有大志向的人。他年仅十岁时，母亲授书，讲到汉代名士《范滂传》，因范滂德义高厚不愿牵连他人而诀别母亲慷慨赴死的情节慨然太息时，苏轼就问母亲：“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苏轼小小年纪，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义如此,苏轼母子的这番对话后来竟成为千古美谈。苏轼勤学奋厉，有当世志，令母亲极为欣喜，她赞叹道：“吾有子矣！”他到了弱冠之年，便能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了。
《宋史》记载，苏轼在少年时代，《庆历圣德诗》流传到蜀地，苏轼就历举诗中所说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贤人去问老师。老师觉得奇怪，说：“童子何用知之”，苏轼竟然答：“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可见他与当代贤人相并列的志向。
关于苏轼的文字记载中，几乎都要提及他的科考事迹，一篇《论刑赏》，叫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惊喜称异，竟以为是自己的得意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疑才评其第二。后来再以《春秋》对义时，稳居第一。欧阳修见到苏轼复试文字后，大加赞叹：“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苏轼深受几代君王赏识，宣仁后与哲宗起用他时说，“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一番使苏轼不觉失声痛哭的话中，可见他深得君王之心。
苏轼绝非只会纸上谈兵的文人，他一生屡被谪迁，几乎每到一任，都勤政恤民，政绩斐然，深受爱戴。苏轼是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才能的，政治也几乎成了苏轼一生的情结。
苏轼也绝不只是一个写写诗词文赋聊以消遣的文人，他以务取实用、不为空言的精神，对中国古典之文化、人物一一立论，据《本集》考索，计有：《易论》、《书论》、《诗论》、《礼论》、《春秋论》、《中庸三论》、《伊尹论》、《周公论》、《子思论》、《孟轲论》、《宋襄公论》、《秦始论》、《汉高论》、《管仲论》、《孙武论》、《乐毅论》、《荀卿论》、《韩非子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霍光论》、《扬雄论》、《士燮论》、《诸葛亮论》、《曹操论》、《韩愈论》、《思治论》、《正统论》、《续朋党论》等等，繁不胜载。（木斋《苏轼评传》）
这样一个苏轼，能三缄其口韬晦不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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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这样一个胸有韬略，又心存抱负的人，经历了生死考验，从恃才放旷的无限优越，从亲近帝王之侧的备受赏识，从受人追捧的炙手可热，突然被命运推向死亡边缘，挣揣着捡来性命，携老带雏，寄身于偏僻之地，旁落荒寂之所，这样的境遇，怎能不给人一种恍然如梦的感慨呢？！苏轼的人生，简直就是一场大梦，梦醒之痛，痛何如哉！
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为什么三国英雄如此众多，他却偏偏只写周瑜？固然因为赤壁之战是周瑜绝作，更为重要的是，周瑜这个年轻才俊儒将，其才智其风光其豪情，与被谪贬词人何等相似，叹乎其才，英雄相惜啊！可是周瑜赤壁建功，留名于世，自己却在最好建功立业的年纪，被摧折几死，这又是怎样的残酷和伤痛啊！
人生如梦的词句，是天壤落差的感慨，这份感慨在《西江月》里 ，表达得更单纯明白：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凉北望。
人生如梦，与其说是悲观心态，不如说是苏轼被摧折之痛。令苏轼自己也没想到的是，这份疼痛并没有在黄州结束，相反，黄州只是一个开始，苏轼历典八州的一生，一直在品着人生如梦的酸楚凄凉。
二、处逆境之韧：“一蓑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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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的《定风波》同样写于黄州期间。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狈，独他不觉，逍遥漫步，雨后缘事而发写下此词。这首看似轻描淡写的小词，是苏轼一生处逆境之韧的最好写照。苏轼一生屡遭风雨，但他逆风而行，浑然不怕，镇定自若，悠游自得。“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体现出世人少有的生命之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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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按常理想象苏轼，总以为他遭遇黄州之痛后，高呼“人生如梦”，从此沉沦。人们想象中的苏轼，是诗词文赋书画才情高绝的苏轼，正是这些想象掩盖了对他政治才能的了解。读者稍作留心就会发现，无论《宋史》，还是苏辙写的《墓志铭》，记录苏东坡时，并没有太多渲染他的遭遇，也没有渲染他的文学造诣，更多的是记录他的政绩，他的言论，他对朝廷政事的忧戚。他的心灵世界更多的表现诗词文赋，那是无意中留给后人的财富；他的行动一直在践行士大夫的政治作为，在诠释士大夫身处逆境中一种不屈不挠的坚韧。
在朝中，他不顾利害，屡屡上奏进言；外调离朝，还不忘留下言辞恳切的书表；外调任职，几乎可以说每到一任都政绩卓著，深受黎民爱戴。
新政盛行“青苗、免役、市易”等，浙西还兼行“水利、盐法”，法令太多，也颇急切，苏轼注重“法以便民”，使百姓赖以少安。
任通判杭州，处事得体，吏民敬畏爱戴，等他离任时，吏民仍称之学士，不直言其姓。
徙知密州时，司农下令实施新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苏轼知其不利于民，不以实施，没有多久，因为此法不当，便被朝廷废除了。“密人私以为幸”。在密州，还巧使小计，欲擒故纵，铲除暴卒，安定一方。
自密州调至徐州，大水围城期间，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为治水患，身先士卒，几十天过家门而不入，与士卒们一同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筑长堤，安民心，令徐人感念至深。
徙知湖州，苏轼因外补之职不便言事，看到不便于民之事，不敢漠视，“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忧戚朝政，心切如此。
奔赴筠州看望弟弟子由后，北上经金陵，会晤赋闲乡间的王安石，自己都已无法言事了，竟然还与安石议论时事，建议王安石上奏言事。其忧戚朝事，心诚如此。
苏轼再次执事杭州时，遭遇大旱，饥疫并作，苏轼奏请朝廷，免供米，降米价，使民免大旱之苦。还募钱捐款，建造治病场所，积贮钱粮，防备疫病。秋天大雨，西湖泛溢害稼，苏轼带领百姓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便利行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成就一番美景，杭人名之“苏公堤。”可谓政绩斐然。在杭州任职期间，奏请朝廷，整顿市场，遏制庸僧猾商招诱外夷邀求厚利，民获交易之利，而无侵挠之害。二十年间两度执事杭州，百姓感激其功德，家里挂有苏轼画像，饮食间必祝颂，还造了生祠以报答，其深受百姓爱戴如此！
执事惠州，率众造桥，以济病涉；推广秧马（种植水稻时，用于插秧和拔秧的工具），建造水磨；施医散药，救死扶伤；深受惠人敬爱。
即便被置于死地贬至儋州，仍辐射能量，留存福祉。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评价苏轼说：“儋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郡，阅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辟南荒之诗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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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路的坎坷险境之中，苏轼有过犹豫和彷徨吗？有过，“归去来兮，君归何处？”（《满庭芳》）苏轼无时无刻不在经历出世入世的困兽之斗，后《赤壁赋》里的那个“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的自己，不正是一直涉身险境的自我吗？那“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的孤鹤，不正是心灵深处那个渴望超拔世俗的自我吗？那个“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的神秘道士，不正是“道”对自我心灵的呼唤吗？
苏轼的孤寂，是历经喧哗之后的深刻孤寂。《卜算子》里的幽人与孤鸿，便是置身荒野的刻骨之冷，是心灵无处投放的徘徊怅惘：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所幸的是，苏轼并没有在顾影自怜中沉沦，没有在自怨自艾中颓败，更没有在看破红尘中混世，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抵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不仅没有因愈来愈远的流放呼天抢地，相反，却活出了别样人生。
《宋史》高度肯定了苏轼的大用之才：“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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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之坚韧，还表现在他因文字出祸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书写心性，并以此为乐。更为难得的是，一次次的打压，将他的生命一次次沉淀，坐冷板凳的他，更多了一份沉静练达，读书作学问，使他的学术，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苏轼抵达儋州（今海南儋县），生活之苦难，更超过黄、惠二州。初到时，暂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后来他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自命为“桄榔庵”，他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的海南，苏轼没有停止过写作，据《海外集》统计，苏轼居琼期间工写出诗一百七十四首，散文一百二十九篇，赋五篇，颂十八篇，铭四篇，平均近两天写出一篇（首）。苏辙《墓志铭》中有记，他完成了父亲遗命作《易传》9卷。自己又作《论语说》5卷，居海南，又作《书传》13卷，《志林》5卷，苏辙说他“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苏轼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
好个打不垮的苏轼！好个活着自己的追求和志趣的苏轼！《宋史》有一句话说的真好：“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如果苏轼因为避祸而韬光养晦三缄其口，如果苏轼因为辗转流离而怨天尤人易其心志，苏轼便不是苏轼了。
苏轼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格外清醒。苏辙太了解自己的兄长了，他说，“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苏轼的结果，是自己明白的结果，是自己追求的结果，哪怕山高路险，哪怕百折九回，哪怕死寂荒凉，哪怕柔肠百结！
尼采说：“要爱命运。”读者大可不必为苏轼叹惋，他的人生，苦难与韧性交织的生命，正是他一切魅力所在。
三、胸襟之旷：“是处青山可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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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示子由》中有两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后一句不免凄凉，我更喜欢第一句，甚至觉得，用它来形容苏轼的旷达心胸再确不过。
我热爱苏轼，其中很大一个因素是苏轼的豁达超拔。
苏轼的豁达个性似乎与生俱来，此个性在《贾谊论》中表露无遗，他认为贾谊“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并大加感慨，“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他极其欣赏贾谊的才智，却否定他的黯然自伤。
黄州一难，生死之劫，苏轼既未消沉，又未怨世，他亲自盖房，家徒四壁而谓之“雪堂”，写下有滋有味的《雪堂记》；住地偏僻，坡陡路滑，他取白居易《东坡种花》诗，自号东坡居士，居其自乐；生活拮据，缺粮少菜，他便亲为农夫，开荒种地，维持家人生计；大麦红豆为饭，别人苦不堪言，他却作诗《二红饭》，食之自香；黄州猪肉贱价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东坡偏把它做成一道佳肴，美其名曰“东坡肉”，留下永久佳话；煮一道萝卜白菜荠菜大头菜杂烩菜羹，名曰“东坡羹”，自觉有味；有肉无酒，亲自酿造，作诗《蜜酒歌》，不饮自醉；生活贫寒，缺衣少食，他不以为苦，作《节饮食说》，趁势养生。如此随遇而安随缘自适自得其乐，天下之大，有几人能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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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惠州（岭南）期间，只带着儿子苏过，“瘴疠所侵，蛮蜒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蒂芥”。（《墓志铭》）还咏出了《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全不见远谪蛮荒之苦。
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艰苦如此，人不堪其忧，苏轼却“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墓志铭》）其心无尘滓透明澄澈如此！一句“携儿过岭今七年，晚涂更着黎衣冠”，简直就把自己当成了黎族一员了。在儋州，与黎族百姓亲密无间，“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办学吟咏，不亦乐乎！
这就是苏轼，一个所到之处创造快乐、尽享快乐的乐天派，一个在任何绝境中都活得浪漫快活的悠游才子！
他吟咏“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题西林壁》），这不仅是一种哲理，更是一种智慧，一种心胸。
他吟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是一种冷静坦然，更是一种自我勉励与自我超越。
他吟咏“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是一种潇洒快意，更是一种浩然大气。
他吟咏“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是一种超然安适，更是一种心无尘滓的宁静。
他吟咏“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那个面含微笑的人，竟然就是饱经沧桑磨难的苏轼；那个远涉岭南的迁客，正是心胸放达四海为家的苏轼。好个“此心安处是吾乡”！好一番恬淡自适的雅趣闲情！好一份无愧生命的深厚与热烈！
苏轼的豪放旷达，得益于他思想的博杂。据记载，苏轼弱冠时期，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他智慧通达，融汇三教，而以儒为骨。他悠游于儒道佛三教之中，虽然看透人生之空漠，但又始终善处人生；勘破红尘，却始终不舍红尘，始终保持着对人生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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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悠游超然的心境，在《赤壁赋》里，得到了突出的显现。
《赤壁赋》中的主客问答，与其说是主与客，不如说是苏轼的两个自我，一个遭遇煎迫悲观怨叹的自我，一个超越怨尤旷达豪放的自我，两个自我打架，两个自我讲和，最后达成了心灵的和谐通达。
悲从何来？源自扣舷而歌，歌子的内容与屈原骚赋大有渊源，一些词句化用楚辞而来，吟者失意，悲从中来。悲者有三：其一，彼时孟德，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盛衰无常，功业湮没于世，生命价值虚无；其二，人生如小小蜉蝣寄于天地，如沧海一粟渺小无助；其三，人生苦短，长江无穷，欲永恒而不得。
何以解忧？也有三。其一，唯“我”之存在，方觉万物之美，变换视角，审视万物，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其二，“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盛衰有定，不强求，顺天命，弃患得患失，取淡定坦然；其三，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乃造物者无尽宝藏，寄情山水，享受自然，自得其乐。
如果说，遭遇困顿的那个自我对生命进行否定，把一切推向虚无，那么，另一个自我则能转换眼光，辩证处世，忘怀得失，超然物外，随缘自适，抵抗虚无。理性的自我把失意的自我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救出来，这正体现了苏轼豁达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苏轼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英州（岭南），惠州（广东），儋州（海南），北回途中病逝于常州。没有发自内心的宽慰舒展，没有博取各家的圆融通达，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绝境中把生命活到66岁，且活得那样光华四射！
四、历练之深：“九死南荒吾不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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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这三父子，就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三父子：苏洵，苏轼，苏辙。他们“共比高”的著名篇章是《六国论》。父子同题为文的时候，还是苏家春风得意的时候，细心的人会发现，那时的文章，姜是老的辣，文是爹的好。苏洵《六国论》论六国之事，刺当世之弊，妙语连珠，警句迭出，史料翔实，论理充分，一句“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有补时政，耐人寻味。苏辙的《六国论》纵观天下诸侯形势，着眼军事战略，议论韩、魏两国军事上的战略地位，提出论点：“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有理有据，令人服膺。唯有苏轼《六国论》，读来无甚高论，甚至满篇是少年得志的优越感，高高在上，精英意识强烈，鄙视贱民才智，认为把人按三六九等“区处条别，使各安其处”，尤其“智、勇、辩、力”这四类“天民之秀杰”，“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至于那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一些愚蠢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即使想反叛，没有人去领导他们，也是做不成事的。
苏轼的这些议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我看来，三父子的《六国论》，唯他的最上不了台面拿不出手。
当然不是说苏轼早期的所有文字都不好，但一定可以说，不经过苦难的历练，绝不会有历史上那个不朽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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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很奇怪，毁弃一个人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在成就着一个人。苏轼因新旧两党政治斗争而搅裹碾压，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但历史将他抛向荒野的同时，也赋予了他常人难以想象的历练，一番锻造，一番蒸馏，苏轼便成了文学史上的纯粹和永恒。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何等受皇帝器重，何等受人追捧叫人艳羡，但日甚一日的谪贬，将他从众人聚焦的簇拥中抛向荒野僻壤，他在巨大落差带来的巨大痛苦中，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孤独与寂寞。
“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归宿之地，其敢必会见之日耶！临纸哽塞，言不尽意。”这是《与友人范元长书》中的倾诉，那份飘零中的心酸哽咽，难以自持。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这是《与李端叔信》中的记载。写信时，苏轼未必能料它会传下来。那不为人知的孤独，侵染在字里行间。因为落难了，怕有牵连，再无亲友频繁的书信问候，自己扁舟草履，与农夫渔樵无异，常常被醉人推搡辱骂，心里却暗自高兴，终于没有人认识我苏轼了。苏轼似天上明星降落民间，终于肉体凡胎沾满泥土味素朴真实了，唯有这一番降落，让他真诚反省。“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黄州》）他心平气和，接受现实。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这是《与友人王敏仲书》中的绝望，一个一直心怀梦想的人，终于在垂老之年仍投置荒野，怕是生还的希望都没有了，于是已经和儿子交代后事了，这是怎样的惨痛啊。
“衰病枯槁，百念已忘。”这是《与谢民师书》里句子，与“心似已灰之木，身若不系之舟”是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感慨。人生何止一梦！苏轼一生，多少次起落升降，又多少次梦醒断肠啊！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淼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雨夜，宿净行院》），是满含远谪蛮荒、风雨飘摇中的孤独、冷寂与凄凉。
“鹤骨霜发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自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箇回？”（《赠岭上老人》），是两鬓如霜心似灰的无奈与沧桑。
“心似已灰之木，身若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象》）是一生颠沛流离、心如死灰、不堪回首的自嘲和对命运的深彻叹惋。
这些历练，使苏轼的生命更多了几分韧性和通达，他大赦北还渡琼州海峡时写了这首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诗中“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尤令人感佩，被折磨得如此之惨烈了，竟然不生怨恨，也不觉遗憾，反觉得自己此生有幸一览天下奇绝风景呢！这是怎样的气度啊？这是颠沛流离赋予苏轼的一种大气魄！
这一切，表现在文字上，便是苏东坡文学的成熟和深厚。苏辙在《墓志铭》中提到，苏轼曾对他说：“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兄弟二人的诗文不相上下，等到苏轼谪居于黄之后，“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这便是历练的结果。
宋代的朱弁在《曲洧见闻》里写道：“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惟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鲁直自己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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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被历史怎样定位？我们看看这两段文字：
其一：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也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名列“苏、黄、米、蔡” （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其画则开创了湖州画派。
其二：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文，苏东坡的字，苏东坡的画，在当时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 。帝王都成了他的追星族，放下美丽的后妃，陶醉在他的诗文中，读到激动处，夜起徘徊。当时的高丽人，日本人，派人常驻都城开封，不惜重金，高价收购有关苏东坡的一切出版物。公元9世纪的后半叶，那是一个文学上的苏东坡时代。“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而且“禁愈严而传愈多”，“传于人者甚众”。一直到今天，900年来，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李国文《苏东坡之死》）
这就是留存千古的苏东坡了。
每读东坡，感慨万千。要多少坎坷，才能验证出生命的豁达与韧性？要多少磨难，才能铺垫出一种生命的厚重与高度？走近东坡，感受生命的坚韧；对话东坡，领略生命的豁达；读懂东坡，仰望生命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