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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年会)谭蘅君:教育必须走文化改革之路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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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4-12-13
教育必须走文化改革之路
十届大赛开幕式上的讲话 谭蘅君
尊敬的韩所长、丁教授,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光临,感谢大家支持!
        这是一个大数据时代,但我想用一组小数据描述文化作文文化教学的成长叙事:一点良知,十年探索,百年书院,千年古镇,万载追求!因为文化的觉醒,我们在中国教育的民间行走了十年,今天,终于走进奎星荟萃的百年书院,追溯千年古镇的课程资源,开启我们千秋万代的教育奠基之行。
  这也是一个科技的时代,所以12月7号搜狐教育盛典主题是:人文与科技。我们的主题是:千年古镇高密度文化生态下的文化教学慕课论坛,我们探索三个问题:慕课时代、文化教学、文化课程资源。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想与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的领导嘉宾分享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语文。什么是语文,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新学”时,有一门功课教的是古文,叫“国文”,意思是传授国家经典文章,这是语文的前身。五四运动以后,白话文兴起,小学“国文”改称“国语”,就是国家经典文章基础上再加入一定的白话文。所以,语,不是口语,是专指比文言更浅易的白话文章。1936年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抛弃了“国”字,意思就是专指白话文章的教学,已经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文章或文化水平。1950年,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语文”概念,并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语,终于解释为口语。语文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低俗。所谓的教育家们也越来越大胆。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的一门主课。

  基于语文一词的成长经历,我以为可以这样解读:一指语言和文章,这是叶圣陶先生的原意。二指语言文字文学,所以1904年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里分为“讲经读经”课和“中国文学”课。1956年3月19日至1958年3月8日新中国将语文分设为汉语和文学两科。三指具有话语权的文章,语解释为话语权,所以政治或古代经典最有资格进入语文。四指传授文化,语本意为告诉,此处语境可引伸为教学。
  四种解释,都强调文味。即语文是以文字为基础,以文学的形式来解读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并规范一个群体的行为价值。这使语文跟其他学科有了明显区别:数学用数字和形状来叙事世界,化学用分子模型来表达万物,物理用数学和实验作为工作平台表达思想,音乐用音符旋律抒写情感,美术用色彩线条叙述故事等等。
  所以语文仅仅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上百种途径之一,需要推进全学科的文化教学,共同培养学生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才能完成教育的目标。所以文化作文是全学科文化教学共同努力的结果,而语文发挥了用文学的方式来呈现这一表述功能。
  因此一所学校的文化作文水平,可以看出该校全学科教学质量的高低和整体办学理念的层次。


  第二个关键词是文化。文化必然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与信仰,是世世代代传递的一种价值判断。如何让学生作文承载文化的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文化,不仅是中考高考应试的需要,更是一个人和社会成长的追求。因此文化作文的必然功能之一,是打通学生作文与文学创作的通道,用文化的阳光,照亮文字的山川田野,使学生站在作文的此岸,能看得清,听得见文学彼岸的花香与鸟鸣,并随时可以穿越修辞文法的田间小路,走进文学的花园,闭上眼睛,享受诗意的熏染。
  因为他们拥有文化身份证,可以任意进出文学的景区,并用文化的眼光观照社会人生,吸取文理科的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审美熏陶、逻辑思辨,从而写出具有文化品位和文化精神的佳作。
  因此文化打通了作文、应试、文学、科学、成长、灵魂等生命的诸多玄关大穴,提升了生命品质与社会价值。


  第三个关键词是改革。文化成为热词,基于文化平台的写作与教学研究及实践,正在成为教育改革的引领力量。这是内涵式的教育改革之路,是推进教育文化化的正道,与杜郎口、洋思等用异于传统形式的课堂搏取眼球和经济效益不同。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几年中国教育改革现状的时候,专家们发现:所谓小组讨论与先学后教的固定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公害,讨论与自学只是教学的一个环节,但被无限放大为整个教学的全部,夸大了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和自学能力,教师被边缘化为课堂警察,这种做法破坏了教育文化的多元性与教无定法的因材施教原则。没有文化的校长,必然选择没有文化的改革方式。我希望所有的实验学校以打造文化型教师,培养文化型学生为己任,壮实内功,拒绝浮夸,在教育经济化、表演化、政绩化、炒作化的今天,保持一份文人和师者的尊严与定力。
  这三个关键词合起来,就是语文文化改革,希望消除对语文的误解曲解,坚守文化的内涵,走教育改革的正道,传递中国文化正能量。因此,我今天讲话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教育必须走文化改革之路。
  最后,让我们共同祝贺与见证第十届中小学教师文化作文与文化教学优质课大赛十全十美、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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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4-12-14
讲话原文:语文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低俗。所谓的教育家们也越来越大胆。

谭蘅君老师解读:台湾保留着“国文”课,即国家经典文章。这时的国家经典已经包括古文经典和白话文经典。所以按照整个文化历史为尺度,古代经典与现代白话的比例为6:4,这使“语文”既传承了“国语”的尊严,又适应了社会白话发展的现实。

所以台湾很好地传承了中国文化,而大陆,因为“语文”堕落为口语与文章,且文章多数是白话,已经从定义上远离一个国家的文化,所以,我们注定只能吸取现代苍白或青涩的文章和口语,远离古典诗意与先祖的文化创造。

不能不说,这是“五四”反文化的结果:不断降低文化品味,以伤害文化来将就文盲。

处在那个时代的叶圣陶先生们,已经无法阻止这种下滑的趋势,或者说伤害雅文化甚至阻断雅文化,让俗文化占领教育的平台,已经成为叶圣陶先生的自觉或习惯。所以,口语,这种在生活中学习的内容,居然登上夫子的大雅之堂。

或许,我们不应该苛求叶圣陶,他毕竟是那个暴力面对文化的时代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本身也不是教育理论家,他继续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伤害行为,以邀功时代的主流声音,只是一个太正常不过的凡人举动。

叶圣陶们的大胆,后来被一代代文化贫血的编辑们继承,一直到将小学课本、中学课本的国家经典文化剔除得越来越干净。

文化作文与文化教学,不得不以非主流的身份在中国教育的民间,呼唤十年、二十年,直到有文化的一代,连续着文化的修复工作到达一定程度的那天。

500年后,还有人记得我们今天所做的努力。

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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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5-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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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td] 最早被冠名为"语文"的小学课本(195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没有一门学科,能够像语文那样,伴随我们在学校的日子。同样,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语文教科书,这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中国人的最根本的依仗。"语文"太重要了,但是很少人会去追寻一个简单问题的答案:什么是"语文"?[/td][/tr]

  扑朔迷离的"语文"

  提及"语文",很多语文教师都会不约而同想起叶圣陶。通俗的说法,是叶圣陶和夏丏尊共同创造了"语文"。叶圣陶先后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语文"一词的创造经过及解释。1964年2月1日,叶圣陶在给友人的信中回忆了"语文"的由来,他这样写道:"‘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今天,我们在《叶圣陶教育文集》里还能找到老先生在1980年7月的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他最后一次公开明确"语文"的涵义:

  "语文"作为学校功课的名称,是一九四九年开始的。解放以前,这门功课在小学叫"国语",在中学叫"国文"……

  一九四九年改用"语文"这个名称,因为这门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既然是运用语言的本领的,为什么不叫"语言"呢?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语文"这个名称并不是把过去的"国语"和"国文"合并起来,也不是"语"指语言,"文"指文学(虽然教材里有不少文学作品)。

  叶圣陶不仅明确了"语文"是一门学科,同时还明确了"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的内在涵义。但是这段历史,在另一个同时代的教材编选者宋云彬的日记中也有非常细致的记录:

  1949年4月8日晚6时,陆定一、周扬等在北京饭店邀请叶圣陶、宋云彬、胡绳等以聚宴的形式,商议如何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编审机构。此次会上,决定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因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决定把这一机构暂隶于华北人民政府。会上也决定由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为副主任委员,宋云彬等人为委员;

  1949年5月3日,开始写国语读本课文;
  1949年5月17日,晚有座谈会,谈编教科书事,叶圣陶发言,有较深刻之见解;
  1949年7月14日,第三册高小国语由叶圣陶改写一课,总算完成矣;
  1950年3月1日,语文课文修改完毕者六篇,请圣陶作最后之审阅;
  1950年3月24日,国文课本第一册尚缺两课,一为《开国大典》,一为《黄河》,几次起稿都写不好,甚为着急;
  1950年4月4日,初中语文第一册须补课文六课,圣陶选定一课,由蒋仲仁修改。

  显然,在宋云彬的日记中,"语文"一词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正式论定的。在前,语文还是"国文"、"国语"的一贯称谓,但是到1950年3月后,已经称之为"语文课文"、"初中语文第一册"了。1950年秋,叶圣陶奉命改组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8月1日,随《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的公布,一个崭新的学科名——语文,正式诞生。1952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小学教科书"语文"成为了解放后第一种被正式冠名的课本。

  确实,叶圣陶在"语文"一词的推广上,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但是根据笔者多年对老课本的追索,"语文"一词又有着一番新的发现。这个发现,也让"语文"这个词汇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

  根据佛山市印刷业史志方面的介绍,佛山市印刷业成行较早,门类较细。在清末,有宝华阁、近文堂、龙文堂、五经堂等出版机构。其中,位于福禄大街的宝华阁一直到抗战后依然是佛山的重要出版机构。在清末民初,宝华阁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其中在清末民国的过渡阶段,一度以"机器印刷"作为技术标榜,印制了大量的教育类书籍。偶然,笔者得到了两册印制于光绪年间的《语文》书。

  该书封面题有"语文"两个的大字,附有"粤东佛山镇福禄大街宝华阁书局校正"字样;同时,该书还有一个扉页,翻开,两个古朴的"语文"字样。另一册封面则有更详细的信息,该书由广文书局印制,印刷年份为"光绪甲辰年"(1904年)。而细看内容,实际上是《幼学成语考》。《成语考》是明代程允升编著的启蒙书籍,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故事寻源》,简称《幼学》。清代邹圣脉曾对它进行增补注释,改成《幼学故事琼林》通行。该书内容包罗万象,一些常见的成语典故,书中几乎都可以查到。它对成语典故随文解释,句式上只求偶句成对,不求整齐押韵。民国以后一增再增,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启蒙书籍。

  所购书籍,署名成《语文》,显然也是用于教育的书籍,这个书籍的发现,打破了叶圣陶等创造"语文"一词的说法。根据题签及相关线索,时间必然是在1930年之前,要远远早于叶圣陶等在30年代后期提出这一说法的时间。

  因为这个发现,"语文"一词的出现时间要向前推移,"语文"的形成过程也有待进一步考证探索,同时也可能会让"语文"一词变得相当尴尬。即便如此,还有更尴尬的,我们知道,《辞海》、《辞源》是一个词汇得到承认的非常重要标志,但是到1999年,修订版的《辞海》依然没有收入"语文"一词!显然,"语文"并不是一个由来已久、且成定论的词汇。

  百年多变的"语文"
  "语文"不是由来已久,"语文"这一门学科也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低级阶段称"蒙学",基本上是通识教育,所有学科都混同在一起;在高等教育阶段,有"礼"、"乐"、"射"、"御"、"书"、"数"的分类,但是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分科教学全然不同,并没有语文学科的概念。可以这么说,古代语文教育,基本上是经学和科举的工具、附庸,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自京师大学堂创办,中国开始了新式学校的历史,同样,分科教学也随之应用,数学、生物、博物、地理、化学等一门门新兴学科概念被引入,中国的传统教学内容也同时被分化,新式教育已经成为必然。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与后世"语文"相关的教学课程包括:蒙学阶段有字课、习字、读经;寻常小学堂阶段有读经、作文、习字;高等小学堂阶段有读经、读古诗文、作文、习字。此阶段,语文学习以识字、写字、读书、作文为主,基本是传统教育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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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语文 [保存到相册]

  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总定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初等小学堂必须开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字;高等小学堂开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学。此阶段,读经讲经是基于政治思想统治的需要,语文学习基于文字和文学两大块。

  1912年11月,新生的民国政府颁布了《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此时,"国文"成为语文学科的统称,其中规定:"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初等小学校首宜正其发音,使知简单文字之读法、书法、作法,渐授以日用文章,并使练习语言。""高等小学校,首宜依前项教授渐及普通文之读法、书法、作法,并使练习语言。"此时的语文开始处于"国文"阶段。之后,1916年袁世凯复辟,曾一度恢复"读经";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白话文运动使"国语"一词开始流传,但是,"国文"在这个阶段一直占据语文学科的统治地位。

  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要求废弃文言、采用国语。同年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通告,要求国民学校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用语体文。及至1922年冬季以后,凡国民小学各种教材一律改为语体文。从此以后,"国语"成为国民小学(初等小学)阶段的语文学科名称,主要教授白话文课文;而高等小学以上阶段,到初中、高中、大学,大部分仍然以"国文"命名,一般都以文言文为主。

  此后,民国政府先后在1923年出台《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1929年出台《课程暂行标准》、1936年出台《课程标准》,期间还不断对这些课程标准进行修订,但是语文学科的名称基本上都保持了初等小学阶段以"国语"(白话文)为主,高等小学以上以"国文"(文言文)为主的格局。这个格局在港澳台地区一直被延续到今天。

  1950年以后,"语文"称谓被大陆官方定论,但也曾出现过反复,1956年到1958年,在苏联教育的影响下,我国曾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尝试。语文在三年间一度被撤销,汉语和文学作为两个独立的科目,具有同等的地位。这个阶段,语文被看做是语言和文学教育的总和,奇怪的是直至今日,《现代汉语词典》对"语文"的注释还是这个观点,即"‘语言和文字’,也指‘语言和文学的简称’"。《新华词典》则注为"‘语言和文字’,也指‘语言和文章’或‘语言和文学’"。可惜的是,这个语文学科定性的尝试很快被有关部门放弃,又恢复到"语文"的学科设置,一直延续至今。

  从历史来看,语文学科的成型是相当复杂的,以1950年为分割点的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但是语文学科的复杂程度还不限于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假定语文教学的内容和学科定位:

  如果说,传统教育是一缸水的话,一门门被分离出去的学科就像是一瓢瓢能够被清点清楚的水。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有2000多年文化积淀的国家,西方的科学文化体系并不能涵盖全部内容,分离出了各个学科,但是传统教育的大水缸里,还给我们留下了大半缸的传统文化。如果不继续用瓢进行测量清点,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剩下的东西有多少。问题在于,剩下的水我们已经没有瓢来进行清点了,于是我们给了它们一个总的名称——"语文"。

  这些与母语有关,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内容,不能区分,也无法区分;不能定位,也无法定位。这恐怕就是到今天我们说不清楚"语文"是什么的主要原因吧!

  作者王星:北京师范大学在职研究生在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课题组成员。
    文章来源:《教育家》2013年2月刊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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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5-02-22
我猜测,1904提佛山印语文课本,意思大概是语体文章。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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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5-02-23
提示:《还原历史——语文》一文转载后,在实验学校和一些读者中引起不少反响。春节期间有老师希望我们对这方面的文章筛选后,发几篇精华文章,以正视听,弄清究竟什么是语文?该怎样定位它的课程思想?语文老师该怎样在语文这个目前无法改变的词汇基础上,做它背后真正的课程工作?
  本文仍然对语文的来历做了大量“考据”工作,但比前文更优秀的是:它放在了近代文化自残的时代背景下来考查语文一词的含义,揭示“语文”是历史自卑环境下的产物,旗帜鲜明地提出应该改回“国文”。这比单纯的“考据”工作,更有文化人的慧眼和情怀。
  为什么叫语文?为什么离开国字号?因为那个年代的“杰出人才”们想抛弃汉语,扔掉让他们屈辱的旧国家,走语言拉丁化的路子,认为用拉丁化新文字比汉字更容易做到“话文合一”,所以提前用语文一词,为未来实现他们的愿景做好奠基工作,方便未来的子孙们,为他们树功立碑。
  时间会回答一切。
  文化教学很欣赏张毅教授的良知与责任,他在文尾的呼吁让所有语文人动容:
  在课程名称中恢复“国”字标识有利于唤起学习者的爱国意识,有利于完成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文化救赎的历史使命,增进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尊重,这是我国“语文”课程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的破局之举,同时也将是大陆教育文化界对台湾反台独力量的有力支持。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成就语言教学的大国气象,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塑共有的国家认同,课程建设必须熔铸民族之魂。
  语文一词,凝聚着一个民族沉痛的伤心往事,它背后的艰辛血泪,正是需要我们这些后代子孙去为前辈们的文化暴力赎罪。
  回归国文,让语文的堕落成为过去。为汉语祈祷一声:阿弥陀佛!



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我国“语文”课程承担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学习和国学文化传承的重要任务。这一课程的名称原为“国语”“国文”,为何将“国”字去掉而成为没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标识的“语文”,究其因,除了对于“言文一致”“言文并重”的强调以及新时代除旧布新等重要因素外,还与上世纪40年代我国课程建设所处的整体文化语境有关。可信者往往不可爱,这一更名的背后凸显的是国人“把中国从过去的‘天下中心’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的一员”(梁文道语)的进程中的内在紧张与纠结,有着一种无奈、自卑和一种深刻的文化之痛。
  “语文”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张之洞首用“语文”一词,1887年他在所呈的《创设水陆师学堂折》中就写有“挑选博学馆旧生通晓外国语文算法者三十名为内学生”“其水师则学英国语文”“其陆师则学德国语文”“庸下之才,语文但取粗通”等数句。“语文”的本义是“言语(口语)文字(书面语)”。经过几十年使用,这一词语在解放前已经是一个常用词了,但其成为一门重要课程的名称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
  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人把中国教育的落后归罪于中国汉字书写的繁难上,于是纷纷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陈独秀提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主张;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蔡元培也憧憬着一种世界通用的文字,提出 “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一文中也“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魏建功(建国后担任过北大中文系主任,参加过第一套语文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工作,1950年与叶圣陶、宋云斌等五人被推举为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起草员)也发表了《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等文章,提出“驱逐方块鬼、建设新文字”的主张。
  当时国内的扫盲运动和文字拉丁化改革的世界潮流相契合,使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受到了许多学者和官员的支持。后来被并称为“鲁郭茅巴”的这些文坛泰斗以及语言学家黎锦熙、郭绍虞、吕叔湘、王力和诗人柳亚子等人当年也都积极支持和倡导过拉丁化新文字运动。1935年叶圣陶(10多年后在建国前夕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建国后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郭沫若、巴金、周扬、胡愈之(建国后任第一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乔木,胡风、胡绳(1949年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张春桥、夏衍、董纯才(解放后任教育部副部长)等688人签名《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提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茅盾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说:“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只有废除汉字,才是中国文字改革运动最正确的道路。”郭沫若在《请大家学习新文字》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现在已经不是讨论新文字要不要的时候,而是我们应该赶快学、赶快采用的时候了。”1937年底至1938年底,在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等人主持和教育家陈鹤琴大力支持下进行了3万难民的扫盲实验试教新文字。1940年3月,“国民参政会”召开第五次大会,参政员董必武、沈钧儒、陶行知等联名教育部要求实验新文字。
  在解放区,三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的主张在40年代末的时代变化中也有了实践的条件,许多人对利用这种新文字扫除文盲和半文盲寄予了厚望,认为用拉丁化新文字比汉字更容易做到“话文合一”。无论是开展“新文字冬学”还是建立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都得到了大力支持。1940年12月边区政府颁发的《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1941年6月4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推行新文字与扫除文盲》指出:“只有用新文字代替了方块字,才能创造出真正合乎科学、合乎文法、合乎口语、善于沟通国际文化、善于发表现代思潮的中国大众语文,而使中国的文化大大提高一步。新文字不仅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上是锋利的武器,而且在提高文化、发扬学术上,它也是比汉字更高一级的文字工具,这是1933年以来大众语文论战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前进的文化界所一致公认的真理,曾经鲁迅一再解释过的”。柳亚子也在《我对于拉丁化中国字的关系和以后的希望》中提出:“我以为凡是象形文字都是落伍的,拼音文字才是进化的。尤其在中国,要扫除大多数的文盲,象形文字万万不能胜任,更非拥护拉丁化新文字不可。”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1949年5月,吴玉章、黎锦熙、叶圣陶等共同组建文字改革研究会。该协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和试验中国文字改革方法。是年10月,研究会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进会”。叶圣陶出任该协会的编审出版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沈雁冰、周扬、胡乔木、胡愈之、胡绳、徐特立、陈望道、陈鹤琴、郭沫若、陆定一、董必武、魏建功等任常任理事。而这个协会中的不少成员恰恰也亲自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教材的编写。有着倡导新文字背景的教育人共同促成了建国初第一套《语文》教材的诞生。这套教材和新的课程标准的推出使得“语文”作为一门课程名称的正式确立。梳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作为历史误会的旨在废除汉字的新文字运动正是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名称中民族、国别标识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标识缺失的一大文化背景。那个时代潜在的思维逻辑就是:既然我国语文改革终点是拼音化,汉字将成为被替代的语言符号,那么我国语文课程名称中的有关标识问题的有无已无足轻重了。
  课程名称是课程本质属性的语言凝结,各国社会母语课程的本质属性均为民族性和言语性。“国”为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标识,“语”和“文”则是语言文字的简称。将“国语”“国文”更名为“语文”绝非仅仅是文字的改变,其中暗含了对于民族性的忽视,实践中也就代表了不同的教育思路。新中国成立后汉字拼音化曾经是国家战略。上世纪50年代颁布并推行的目标曾被设定为“为推行简化汉字和进一步采用拼音文字奠定良好的基础”。新课改之前小学教学中要求学生直呼纯拼音课文而忽视写字和书法教学等,都留下了汉字拼音化的历史遗痕。毋庸讳言,“语文”课程名称内蕴着一种文化自卑情结,这种不自信必然造成课程建设上文化自觉意识的缺失。教育专家马智强先生认为:“语文”是一个功利化技术化的名称,更名“语文”,“代表国家、民族的‘国’、代表古国文化的‘文’都被轰下台了,只剩下代表工具的赤裸裸的‘语’和‘文(书面语)’”。教育人毕唐书先生提出:“语文学科应该理所当然地称为‘国语’,把母语文化——国语名之为‘语文’,是对其本质属性的阉割。”北京十一中学校长李希贵也认为:“告别了‘国语’的当代中国语文教育,用了五六十年的时间,在几代人身上生生地把母语的根基断绝了,而且至今不从这方面反省,我们甚至已经丧失了这方面的反省能力,因为在我们几代人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有‘国语’的记忆。”“我们不应当矮化汉语教育,工具化汉语教育,让语文回到‘国语’,是名至实归、天经地义的事。”王丽在《高考语文丢失了什么》一文中指出:“‘国文’‘国文’,堂堂一国之文,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之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文化之根。它唤起的是我们潜意识深处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我们从拿起母语课本的第一堂课——即开启童蒙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我’是中国人。它给我们一个文化上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烙在我们情感和意识的深处,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不会丢失。”“但‘语文’好像只是一个模糊的所指。……两者无论是在符号学,还是语义学上的内涵都不一样。”程更新在《“语文”“国文”,并非仅是一字之差》一文中也指出:“‘国文’这个词,或许更加能够激发起学习者对祖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热爱,能更直接地作用于人的心灵,更能够让我们把对课本中那些优美的文学作品的爱,转换为对中华文化的爱。”
  美国学者康索亚洛·克鲁兹(ConsueloCruz)指出现代民族国家可以通过教育等话语系统,加强对统一国家的认同,从而获得一种共同命运意识。近年来包括“国学”在内的“国”字头语族词汇的兴起正是国人中华文化意识觉醒的标志。汉语普通话是我国通用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第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依法治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学习课程名称中增加“国”字标识有助于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
  中华民族现在正处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阶段,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程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理应起到强化受教育者的国家认同意识。笔者认为,在课程名称中恢复“国”字标识有利于唤起学习者的爱国意识,有利于完成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文化救赎的历史使命,增进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尊重,这是我国“语文”课程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的破局之举,同时也将是大陆教育文化界对台湾反台独力量的有力支持。维护国家语言文化安全,成就语言教学的大国气象,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塑共有的国家认同,课程建设必须熔铸民族之魂。
  近年来国内已有高等教育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了多个版本的《大学国文》,口碑甚好。
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丰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鲜活的文化生态,时尚的文化前瞻,灵性的文化体验,独特的文化风情,生动的文化特质,丰美的文化语言,是文化作文千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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