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能否与孔子为友？
郭勇健
小鸥今天去学校开闭学式，中午带回来一张光盘，说是他的班主任洪老师让家长看的，并且要求看完写一篇文章，还加上一句：“洪老师说你很会写文章！”这最后一句让我听来十分悦耳，却也令我有些莫名其妙。接过来一看，那光盘名为《世纪教育大讲坛》，主讲者是“世界文化教育促进会亚太区会长”吴金林先生。光盘的包装盒封面赫然印着“被誉为每一个家长都该观看的影片”，作为一名家长，难免要被这样的广告词所动，于是一把掀开盒子，里面掉出一张纸，却原来，是一个“关于举办‘塑造人格、温暖生命’家长家庭教育征文比赛的通知”。参加征文比赛的前提条件是看完这个一小时的《世纪教育大讲坛》。
参加征文比赛，对于我这种年龄的人，似乎有点搞笑。我知道以前法国有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卢梭，在38岁时曾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征文比赛，写了《论道德与艺术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的名文，居然荣获头奖，从此一举成名。然而那是1750年的法国，而且主办方是“第戎科学院”，更何况参与者是浪漫之父、天才卢梭。尽管我尚未38岁，可我也不是卢梭。我是多如恒河沙数的卢梭的粉丝之一，曾把卢梭的《爱弥儿》读过两三遍，誉之为“尘世的圣经”，以为这正是“每一个家长都该阅读的著作”。教育本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事，每个人都要受教育或被教育，自我教育或教育他人。穷到究竟，人生问题实即教育问题。加上我自己刚好是一名大学教师，对教育问题可谓始终很有兴趣，不过我对于这个“家长家庭教育”的征文却兴味索然，只是冲着“每一个家长都该观看”的广告词，觉得既然身为“家长”，很有看一看的义务，于是很虔诚地把看了一遍。
这个儿童教育讲座，与那些纯粹商业行为的讲座确实有些不同，但所讲无非一些粗浅浮泛的信息，或者老生常谈的道理。如果它也“被誉为每一个家长都该观看的影片”，那这世上“该看”的东西就太多了，而我们这些可怜的家长，恐怕要忙得“屁股不在腚”上了。印象较深的是吴金林先生在讲座中的一句话，大意是：与其让儿童与奥特曼为友，不如让儿童与孔子、老子为友。因为奥特曼的动画片，“只有暴力”。听到这句话时，想起主持人介绍吴金林先生曾经主编过一套四书五经，我心头浮上来一个念头：“莫非此人也是主张读经运动的？”后来发现，他在这个讲座里，主要是强调“音乐能够使儿童聪明”。这个观点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正如“与其与奥特曼为友不如与孔子为友”的观点原则上并没什么问题——尽管奥特曼动画片“只有暴力”的理由是很成问题、甚至是不成立的。但听完讲座后，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儿童能否与孔子、老子为友？
这个疑问与“儿童读经”运动有关。儿童读经，这在几年前就热闹过一阵了。有些观点和论调的寿命如同通俗音乐，一般仅有三五年，但“儿童读经”的思潮似乎稍为顽强，其流风余韵，延续至今。小鸥还在读幼儿园中班的时候，也曾从园里领回一个光盘，那是台湾学者王财贵教授的鼓吹儿童读经的报告。并且小鸥同时带回一份表格，让我们对儿童读经一事发表看法，并订购四书五经之类的书籍。我观看了讲座，拒绝了订购。拒绝的理由也填在表格上了，主要理由，一是过时，二是狭隘。当然还有一个理由没有说出来，就是我的书架上早有了不少王财贵先生在讲座中推荐的书，但我自己只是有时抽出翻看一下，或供查阅资料之用，我极不希望我的儿子，不过四五岁大小，就开始不知所云地背诵四书五经。只要一想象他摇头晃脑地背古书的情景，我就马上回忆起那些穿着唐装作揖的儿童、在电视里浓妆艳抹唱京剧的儿童，坦白说，我总觉得他们不像是真正的儿童：要么是缩小了的大人，要么是矫揉造作的儿童。一层鸡皮疙瘩随着这些念头掠过我的皮肤。
我始终觉得“儿童读经”是一件毫无意义也毫无意思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句子，关键在于“儿童读经”的“经”指的是什么。如果这个“经”指的是“经典”，即泛指古往今来的全世界儿童读物的菁华，将法布尔《昆虫记》这类科普读物、凡尔纳《神秘岛》这类科幻小说也包括在内，那么我当然不反对“儿童读经”，非但不反对，而且全心全意地支持。但是，那些鼓吹“儿童读经”的中国学者和教育活动家，他们是非常狭隘的。众所周知，“儿童读经”的“经”是特指的，也就是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中心的中国古典文献，其价值核心乃是孔孟程朱的传统儒家思想。当然，在形式上包括古代的“经史子集”，涵盖了所谓的“文史哲”。因此，《论语》必定是“儿童读经”不可或缺的一部经典。因此，“儿童读经”是现代“新儒家”对于儿童教育的渗透。在这个意义上，我根本反对儿童读经运动。
表态之后，还要陈述理由。
我为什么反对儿童读经运动？理由如下。
首先是因为儿童读经的狭隘。中国之外，还有文化；儒家之外，还有思想。世界无比广大，在这广大世界上，创造出伟大文明、有着深厚文化积累的国家是很多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印度……，都有决不逊色于中国的文化贡献，为什么就让我们的孩子只读中国古代的书籍呢？在这种“世界文化”的视野下，只读孔孟显然是狭隘的，就是加上老庄，再加上李杜，仍是狭隘。常常听到一种论调，说美国建国才两百多年，它能有什么文化？这个观点最早见于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尽管我曾经很喜欢看南怀瑾老先生的那些通俗读物，但是不客气地说，我以为他的这个观点非常幼稚，也相当霸道。且不说时间的长短与是否有文化无关，且不说美国在20世纪短短一百年中贡献了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美国人的民主生活方式，也是人类历史所趋向的目标。一口断定“美国没有文化”，这是极其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独断。如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所言，中国“哲学思想浅薄，宗教精神淡薄”，更不必说中国自古以来毫无科学精神了，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向别国学习哲学、宗教和科学？纵使不是每个儿童都要学习高端的文化，都要争取成为科研工作者，但打小就广泛阅读外国的经典，不是可以培养一种宽宏大度么？把它与只读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相比，哪一种教育是“滋养孩子心灵的教育”呢？
其次是因为儿童读经的过时。儿童读经绝对不是什么划时代的“教育革命”，它其实是一种复古运动；它甚至也不是什么“进步”，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倒退。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儿童教育是“私塾教育”，这种教育的根本方式就是“读经”。当时的儿童读经，是与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而科举制度，又是以儒家的经典为指定教材的。自汉朝“独尊儒术”、隋唐确立科举制度以来，我们已经“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了一两千年。20世纪中国先是取消了科举制度，向西方学习“大学”教育制度，继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从西方引进“赛先生”和“德先生”（科学和民主），中国人被禁锢了两千年的思想一度获得解放，一度显示出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趋势。然而如今的“儿童读经”，岂不是要扭转这个趋势，走一条回到中世纪的老路么？正如文化不只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不只是古代汉语所承载、所体现的文化。我们还有“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划时代的成就是推广、普及了白话文，使白话文在20世纪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主张儿童读经，岂不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从小不用白话文，回到文言文，将百年来中国新文化的成就弃之不顾么？
第三个理由是，儿童读经与现代教育理念唱反调。现代教育理念较为强调学生的积极主动性，甚至主张教育应当“以学生为中心”、“以儿童为中心”。然而儿童读经全不是这回事，毋宁说是“以教材为中心”。儿童读经要得以实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先把儿童变成复印机。比如，我们成人都知道，读书的一般规律是：越是理解了，就越是能记住；理解越透彻，记忆越深刻。然而，儿童读经是在儿童完全不理解所读内容的情况下的一种机械记忆、一种强行灌输，这叫“念死书”、“背死书”，这样的读书和这样的儿童，何尝有半点创造性？这不是机器又是什么？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曾回忆自己的早期教育，在私塾里，学生常常逃学，而且越打越逃，为什么他们宁愿挨饿、挨打、宁愿被人笑骂，而不愿读书？原来是老师只是让儿童“死记硬背”，而不给儿童“讲书”。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念死书、背死书，能有什么趣味？相反，胡适的母亲宁愿交纳三四倍的学费，要求先生为胡适“讲书”：每念一字，必解释字义，每读一句，必使之明白一句的意思。如此，胡适读书非但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这个实例，难道不值得儿童读经的鼓吹者和信奉者反省一番吗？
第四个理由是，儿童读经不利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易言之，不利于发展个性，不利于“成人”。鼓吹儿童读经的学者，往往说，儿童虽然不懂得所读的意思，但是只要他记住了，长大以后自然就会明白的；越是知识增加，越是经历丰富，就越能够印证从小记住的子曰诗云。这一条理由，似乎从未有人反驳，然而其中藏有一个很成问题的假设。那就是，一个人一生所读的书，早就在儿童时期就读完了，以后他不会再读到更好的著作了，就算他还陆续读了一些书、接受了一些知识，那也只是对原有书籍和思想的一种补充或丰富，总之，他不可能有新知识、新思想。这个假设可谓荒谬。一个人的成长，怎能完全决定于童年？怎么可能在童年便读尽一生的全部书籍？如果说在性格上“三岁看老”还有几分可能，在知识上“三岁看老”，却绝无可能——除非是有意画地为牢、抱残守缺，自我阉割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自我放弃了自由思想的权利。当然，与这种放弃独立思考的情况相应的往往是，所读的是宗教性的“经”，如基督教的圣经，儒家的四书五经。“宗教性的”经典，与作为一个执政党之意识形态的“主义”相似，其标志性的特点就是真理在握，不可怀疑。“经”者，“天经地义”，不可怀疑之谓也。这种经典，愈体会，愈深刻；愈咀嚼，愈伟大；终于只能重复一句老生常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话听得多了，不免让人有些恶心），而且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高山仰止，五体投地了。然而没有怀疑，又何来思想？何来创造？假如儿童从小就被迫接受这种“天经地义”的“终极真理”，那他还有多少独立思考的余地？他还能有思想上的创造性成果吗？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表明，以儒家思想为官方哲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只能培养出经典的注释家和考证者，而根本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思想家。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夸耀于世界的，还是老掉牙的孔孟老庄，之后数千年毫无建树，反观西方文化，“江山代有才人出”，常变常新，充满活力与生机，这个明显的事实岂非早已说明了儿童读经对创造力的扼杀，说明了以儿童读经培养注释家和考证家的破产？
第五个理由是儿童读经运动的根本上的虚伪。主张儿童读经的学者或学术活动家，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眼看就要灭绝了，为了阻止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子绝孙，必须“培养下一代”。一个人若是从小就浸淫在古籍之中，从小就被洗脑，长大以后不是一个“现代儒家”都了不可得了。这叫“培养儒家，从小做起”。因此，尽管那些新儒家也打着教育的旗号，美其名曰“为了孩子”、“为了教育”，但严格说来，所谓“儿童读经”，其实并不是冲着教育本身，并不是希望将儿童培养成一个大度、健全、独立的现代人，而只是为了延续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延续儒家的思想命脉。人是工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实，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仅存于典籍中的早已死掉了的文化，一种是体现于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之中的活的文化，如果传统文化不能活生生地体现于当下，那么就让它“灭绝”好了，岂能为一种旧文化的僵尸和鬼魂而牺牲新一代的儿童？耶稣有一句名言，“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的。”我们也可以说，文化是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文化而设的！
反对儿童读经的理由大致如上。但反对儿童读经，却并不是一般性地反对读经。一个人只要对古代中国的经典有兴趣，当然可以阅读，可以研习，甚至可以像胡适所说的那样，“整理国故”，从而“再造文明”，问题在于假道“整理国故”能否实现“再造文明”的目标，但这已不是本文所欲讨论的话题。我只是反对儿童读经。儿童有儿童的世界，儿童的爱好。我以为与吴金林先生所说恰好相反，儿童宁愿与奥特曼为友、与列那狐为友、与匹诺曹为友、与福尔摩斯为友，不愿与孔子、老子为友。吴先生断言奥特曼动画片“只有暴力”，这显然只是一种偏见。奥特曼动画还有勇气，有意志，有友情，还有拯救人类的爱，怎么就视而不见？当然它有一些暴力的成分，这大概是动画片的商业性质决定的，但孔子、老子就完美无缺、无可挑剔吗？孔子思想中难道没有专制的成分、没有愚昧的成分？老子思想中难道就没有君王南面之术、没有耍阴谋诡计的成分？中国传统文化中难道没有五四诸子早已指出来的“杀人”、“吃人”的成分？何以只向孔孟老庄程朱陆王顶礼膜拜，高唱赞美诗呢？
我儿小鸥，从四岁开始独立阅读，今年八岁，已经读了四年的书。我们陆续给他提供的读物，也是“经典”：希腊神话故事、圣经故事、福尔摩斯侦探故事、法布尔、凡尔纳、《爱丽丝漫游仙境》、《木偶奇遇记》、《尼尔斯骑鹅历险记》、《乔治开启宇宙的秘密钥匙》、《窗边的小豆豆》……，还有许多精选的、随顺他的阅读水平的科普读物和文学读物。我们从未让他背诵某本书上的某些段落，但是这些全都是他感兴趣的书籍，他愿意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它们。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复述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的故事，说得比我还好，那是由于反复看了许多遍，自然而然地记住了。但他也会忘记，这无所谓。有时读了简单的版本，还要求比较复杂的版本，譬如最近他读了一本十万字的凡尔纳《神秘岛》缩写本，一下子被迷住了，连续读了两遍，高呼“太好看了！”于是开始读未删节的全本《神秘岛》了。一部三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一个八岁的小孩！看他沉迷其中如潜水艇的模样，我都感到佩服不已。《三国演义》也是如此，只是原本《三国演义》现在对他来说还太难，翻看几十页，无力继续下去了，我想他要攻克《三国演义》，只是一两年之后的事情。我相信这些书籍确实比奥特曼动画要有价值，我也相信他在童年的阅读，必将对他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儿童读经”的方式不同，我们把书买回，有时小鸥并不感兴趣，也不强求，往往过几个月来了一个契机，他就会拿起、翻开，读了起来，一旦读进去了，就如饥似渴地抱着它们不放了。在我们看来，儿童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其价值远胜于什么“传承中国文化”。因为前者是自发的，后者是强加的；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在的。随着阅读的增多，他当然也在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但他还可能传承世界传统文化，比如古希腊文化，而且归根到底，他的最终使命不限于传承，而是创造。
小鸥最崇拜的人是写《昆虫记》的法布尔，他读了好几种版本的选本《昆虫记》，为了喜欢法布尔，他曾经想当一个昆虫学家。他第二个崇拜的人是我的导师易中天先生，其原因不仅是易先生的“师爷爷”身份，而且是《品三国》。小鸥看了能够找到的《易中天品三国》的全部视频，但是他并不看师爷爷的《先秦诸子》。这是不难理解的，《品三国》有故事情节，而《先秦诸子》没有；《品三国》具体、形象，《先秦诸子》抽象。小鸥知道赤壁之战的过程、知道周瑜是如何死的、关羽的兵器叫什么，但他根本不知道颜回是什么人、孔子有几个著名弟子，更不知道何谓“礼乐”、何谓“仁”、何谓“道”。他宁愿与吕布关羽张飞赵云马超为友，也不愿与孔子、老子为友。我想，非但是“不愿”，而且是“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