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的哲学墨子系列之三十一
墨家后学之所以致力于逻辑问题之探讨，主要原因在于与名家辩争。其中部分问题亦与道家之理论有关。就其最重要者言之，则有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对同异问题之讨论，第二部分对坚白问题的讨论，第三部分为对流行之诡辩之驳斥。此三部分皆与名家之说有关，同异问题亦涉及道家之观点；盖就此问题而言，道家所持观点实与名家观点甚为相近。
合同异
“合同异”即否认“同”与“异”二概念之确定性。万物毕同毕异之说（世界上不存在两片相同的树叶），虽似诡异，其实甚为浅显。万物彼此间皆有某一层次、某一部分之相同，亦有许多异点。取其异点，万物之中无两物相同，甚至同一物在两瞬间中，亦成为互不相同之两状态。
《经》上论同异之确定意义，分为四种，其文曰：同：重，体，合，类……异：二，（不）体，不合，不类。
《经说》上释之曰：“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依此，所谓“同”，有四种意义：第一为两类完全重合，两类虽各有一名，但分子完全相同；此为“二名一实”，即“重同”。第二为互相连属，属于同一整体者，如手足“同”为某一人之手足，此乃所属之“同”，称为“体同”，盖谓同属于某一体也。第三为位于同一范围之中，如二人在同一室中，此为“合同”。第四为某一条件相同，即所谓“有以同”；倘二者有某一条件相同，则二者同属于此类，称为“类同”。例如：白玉与白粉有“白色”一条件相同，二者皆属于“白类”，即有“类同”之关系。
《经》所列四种“同”，唯第一种涉及类与类之关系，其余皆就个体言。
至于对“异”之解释，则纯就“同”之条件之缺乏言之，故曰：“异：二必异，二也；不连属，不体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类也。”
如此，“同”与“异”皆有确定意义，则“万物毕同毕异”之说可以破矣。庄子所谓“有其同者视之”、“有其异者视之”皆应解释为“有以同”、“有以异”，而不能由此证“体同”或“重同”，亦不能推出“物一体”。盖万物有同处，不碍其有异；同自同，异自异；道家与名家之诡辩实无严格意义也。
同异之词义既定，进一步墨家乃评公孙龙之说：“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经》下）。又有：“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
《经说下》，此段则曰：“牛狂与马惟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之与马不类，用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可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
此段之主旨在谓，二类之同异，先须视其定义条件或类差；如所取条件并非两类之类差，则由此而论同异，皆有错误。
其次，则以牛与马合为一类，论“非”字之意义。“牛与马”之类有一部分与“牛类”及“马类”重合，若就“相等”论之，则“牛与马”之类非“牛”亦非“马”，此并无难解处。“牛”与“马”各成一类，“牛马类”则为二者合成；只要“牛不非牛，马不非马”，则即无难。
总之，两类不重合，而仍相交，小类可包于大类中（如牛类包于牛马类之合类中），如此，则不能就“不相等”而言“非”，此为墨家驳公孙龙之理论，亦可用以评论“白马非马”之说。盖如就类之包括关系言，则“白马”与“马”虽不相等，而“白马”类包括于“马”类中，则亦无难矣。
坚白论
今本《公孙龙子·府迹》：“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尔”。足见“白马之论”为公孙龙理论之中心所在。“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名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公孙龙子·白马论》。此处所揭示之“形”与“色”之分别，即涉及知觉能力之分别。注意此中“非”之含义，公孙龙之论证中所证明之“非”，实为“不相等”之义，而并非不相属之义。
“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是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如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公孙龙子·白马论》。此所谓：如有黄、黑马在，问有马否，则应之以“有”；问有白马否，则应之以“无”。帮黄、黑马不变，则应之不同，此见“马”与“白马”之不同。然此所谓不同，实即不相等。就“不相等”而言，“马”与“白马”为两个问题，“马”为大类，“白马”被包于此类之中，范围较小，自然不能相等。
但公孙龙用一含混不明之“非”字，遂使人误以为“白马非马”乃指白马不属于马类，此则于理难通。
“白”与“马”乃两个概念，“马”之为“马”，与“白”并无一定关系，“白”并不是构成“马”是否为马的必要条件。公孙龙以一则“非”字作含混之否定，论证所及只是二类“不相等”之问题，而结论则似乎否定一切包含关系。二则指出“白概念”非“马概念”，“马概念”亦非“白概念”，“白”与“马”变成了两个分割的类属，“白”独立于“马”的类属之外。（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离坚白之说原以“坚、白、石”之辩为中心。此说之原始材料见于《公孙龙子·坚白论》：“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
此谓“石”不与“坚”及“白”同时相离，但“坚”与“白”则可以互离；“石”与“白”为“二”，“石”与“坚”亦为“二”，故曰：“其举为二”。然则“坚”与“白”如何能相离？公孙龙即就知觉能力释之，而谓：“视之不得其所坚，而得其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
此所谓由视之知觉仅能得到“白”，由拊之知觉（应为感觉）仅能得“坚”；不视则不得白，不拊则不得坚。故“白”与“坚”并非必然一同呈现于知觉中，则“白”与“坚”可以相离。其所以相离者，则因二者本为两个不同之性质，为不同之知觉能力所把握者。
公孙龙之“离坚白”，实以“性质”之独立存在为理论基础，其论证则二者呈现于不同感觉中为据，故只能讲“坚”与“白”之离，而不能言“石”与二者之离，此所谓“三”为“不可”。
类观念
“性质”可视为一“概念”，可视为一“理念”，亦可依逻辑意义视为一“类”；公孙龙之旨趣，亦重名言之研究。故倾向逻辑问题者亦多。坚白论既强调“性质”之独立性，进一步即涉及“类”之问题。故《通变论》中乃论类之关系曰：“羊与牛唯异；羊有齿，牛无齿，而牛羊之非羊也，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类焉。”此谓以“羊”与“牛”合为一类，则此类既不等于“羊”类，亦不等于“牛”类——公孙龙所用之“非”字仍指“不相等”。就其不同之条件讲，此羊牛之合类中之分子并非皆具此种条件（如有齿或无齿）。若就其相同之条件讲，则有另一问题，即：“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类之不同也。”此节主旨在说“羊”与“牛”之合类，则非“羊”、非“牛”，亦非他类。此盖公孙龙初注意类之重合同问题之议论。倘就逻辑问题言，则此处所涉者不外类与类之关系如何，及一类之分子之决定条件为何而已。
对坚白问题，《墨经》亦持反公孙龙之立场，认为“坚”与“白”并非相离，且公孙龙之论证未能证其相离。关于此题，《经》上下皆论及之。《经》上谓：“坚白，不相外也”、“撄，相得也”
此二点相连而皆涉及坚白问题。《经说》上释之曰：“坚白异处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
其下释“撄”一条，续谓：“尺与尺俱不尽，端与端俱尽，尺与或尽或不尽。坚白之撄相尽，体撄不相尽”。盖谓，坚白倘相离，则不能相盈，必须相非，即互相排斥。然坚白之相合（撄）则为全部相合，二者不相外，与“尺”不同。故上一节论“盈”，又谓“于石无所往而不得”；盖《经》上论“盈”（集合体）及“撄”诸节，皆为评坚白说而立也。
《经》下所说则较完整。《经》下有：“不可偏去而二，说在见与俱、一与二、广与修”、“于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
前条在《经说》下释曰：“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广修坚白”。此谓两性质一见一不见，视之为“离”，则不相盈，如“广度”与“长度”亦可如此说。然物有广与修，广修并不相离，坚白亦当如是观。于后条，《经说》下则曰：“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此谓公孙龙以视之不得其坚，拊之不得其白为论证以言相离。一石而有坚白之性，则知其一不知另一之时，并未否定二者之“在石”也。此盖指公孙龙之论证仅有证知觉能力分离之效力，并无证坚白分离之效力。
就坚白问题言，名家原意在说明“性质”之独立性；墨家则只论存在问题。二者所涉之问题不同，故不能有胜败可说。
名与谓
《经》上论“名”与“谓”，最为精严。《经》上有：“名，达，类，私”、“谓，移，举，加”。
《经说》上释“名”曰：“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之名”旧误为“文多”）；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墨经》所论“三名”，即“全类”、“类”与“个体”；“物”指全类，一切皆以为名；“马”为普通类，有此条件之物即必以是名；“藏”为个体，故是名止于是实。
《经说》上释“谓”，则曰：“命狗犬，移也（原误为：“洒谓狗犬命也”六字，“洒”为“移”字之误），狗犬，举也；叱狗，加也”。
此处三“谓”，“移”指类与类之包括，谓“狗”是属“犬”类者，即“移”（因“狗”原指“未成豪之犬”，见《尔雅》）；“举”则指定义关系。如以“狗”为具有某条件之犬，则为“举”。“加”指将个体归类，如说“这是狗”即“叱狗”之意，则为“加”。
观此可知，《墨经》中对系词之功用已有所见，能区分三种“谓”，即能解“是”字之三种意义。尤可注意者，乃此处已能区分“个体与类之关系”及“类与类之关系”，以同时代之西方逻辑比观，则《墨经》所接触之问题，当时西方人尚未了解也。三名三谓之说，皆有贡献。惜无后继者。
辩术
《墨经》中许多批评他派的言论，它的对象都是墨子时代所不见的。如“辩，争彼也。辩胜，当也”（《经》上）。“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下）。这些都是针对道家庄子的“辩无胜”论立言的。庄子《齐物论》云：“辩也者，有不见也。”又云：“大辩不言。”又云：“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不但说辩无胜，甚至根本就不主张辩论。所以，《墨经》要批评他。如《经》下“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非诽者悖，说在弗非”等，都是驳庄子的。此外，《墨经》还有批评邹衍、告子等的言论，也都是墨子时代所不及见的。
《小取篇》论及辩论之技术或方法，则有辟、侔、援、推之说。其言曰：“辟也者，举也，（即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此中，“辟”即“譬”之意，以物喻物是。“侔”则以言喻言。“援”则是取对方所据之理由而驳对方之结论。“推”则是指出对方所否定者与其所肯定者之相同处，而驳对方之肯定及否定。
（本文选自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230 -2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