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基础 梁漱溟5岁开蒙，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后，就在要接着读四书五经的当口，赶上了变法维新。父亲梁巨川本来就不赞同儿童读经，此时借“停科举、废八股”之机，便断了儿子的读经之路，让他去看《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顾名思义，说的是世界大势。第二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便被父亲送到那里读书。1906年，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
业于顺天高等学堂。这便是梁漱溟最后的学历。
梁漱溟曾说：“我的自学始于小学时代。”在同龄孩子死背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却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种课外读物——《启蒙画报》。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书”而读报，在与梁漱溟同辈且齐名的学者中，似乎很难找到与此类似的成长经历。这应该归因于父亲对他的“放任”。梁漱溟在一些回忆文字中，也曾反复申明过这一点。他说：“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
正因如此，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向学，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他颠覆了
治学之路上的某些铁的定律，这是尤其发人深思的。同时父亲对梁漱溟的影响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岁生辰的前三天，因忧国而投湖，临走前还在和儿子讨论国际形势。他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不是学者
梁漱溟是不是学者，这本来不成问题。1916年他23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次年开讲，先讲“印度哲学”，再讲“儒家哲学”。讲“儒家哲学”时，听者踊跃，除一般学生外，还有四五十岁的前辈，以及一些当时和后来的风云人物。
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世人历来也是以“知名学者”来看待他的。
但是，梁漱溟本人一向不自视为学者，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在梁漱溟看来，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生实践之学。他曾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认为，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这个观点贯穿于梁漱溟的一生。
1924年夏天，他在当讲之年毅然辞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学的讲台上。当时也有几所大学请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谢绝了这些邀请。多年后，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又说：“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梁漱溟南来北往，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他的人生实践之路。
请看梁漱溟的若干经历：他在1924年（31岁）辞去北大教职后，先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办学和考察。自1931年起，梁漱溟落脚山东邹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两年后，他把妻子及两个孩子从北平接到邹平，全家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他的长子梁培宽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邹平县城很小，一个百货店都没有……没有
水电，我们生活在那里，吃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当然也没有什么剧院影院之类的文化场所……”
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
抗战的爆发，让梁漱溟为之努力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戛然而止。但随后他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期。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毛泽东谈话达八次之多（其中两次通宵达旦）。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与国民党将领蒋鼎文、阎锡山、卫立煌、程潜，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罗荣桓、陈光、彭雪枫等进行了会晤，在枪林弹
雨、风餐露宿甚至上顿不接下顿的严酷环境中，度过了八个月。他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用了“历经艰险”四个字。
1940年底，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促成两党的团结，以求抗战的最后胜利。直到晚年，他在一次带有总结性的演讲中依然这样说：“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脱离了俗念
1934年，梁漱溟写过一篇题为“三种人生态度”的文章，当中的第一种，他称之为“逐求”，并解释说：“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纵观梁漱溟的一生，上列“逐求”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淡，甚至视而不见。20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在一篇《自我检讨提纲》上，也写过这样的话：“志不在温饱。”“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许多事例表明，梁漱
溟达到了这种境界。
梁培宽曾这样评价父亲：“一辈子的态度都是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是他的原则。”梁培宽以自己为例回忆说，母亲在世时，家事都由母亲操办，1935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他们兄弟二人交给学校或亲戚照管。而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教育，
一向采取放任的态度。“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我上初一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学校突然通知我补考地理。那时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单寄来时，父亲刚好在旁边，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还给我了，没有不满的表示或任何批评。我理解他的意思：
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说。”在梁培宽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成绩。
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佛学家。但他从不烧香拜佛，家里也从不供奉佛，入庙也只是参观式地看看。梁漱溟是出于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进佛学的，但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他并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斋是不一样的，类似牛奶、鸡蛋这些能提供人体必需的营养的食品，他并不一概拒绝。
交游之道
梁漱溟一生交游甚广，和包括国共两党领袖在内的无数人物打过交道。
梁漱溟在邹平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时，韩复榘是山东省主席，梁漱溟不能不借重他的权力，也就不能不与其来往。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与毛泽东相识，算是有“旧”。但1938年他到延安拜访毛泽东，并多次长谈，都是在讨论问题，而非叙旧。梁漱溟在抗战期间曾与许多“第三方面”人士频繁接触，也是着眼于大敌当前，需要缓解国共间的矛盾，让抗战力量不致削弱。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必须联
合更多的人，共同努力，从而形成合力。
梁漱溟在工作中与人交往，始终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把合作共事看做大方向。他与共事者之间并非没有分歧，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没有看法，但为了大局，他还是愿意并努力与他们合作，意图很明确，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正是这种毫无杂念的行事原则，让梁漱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写到这里，不免想起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一句人人都听说过的并不新鲜的格言，也是一句人人都明白它在更多时候不过是被当做口号来喊喊的格言，但是，梁漱溟做到了。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梁漱溟的一生，也可以用来回答本文题目的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