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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而且她开玩笑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的儿子是日本的好壮丁。’我说：‘你还希望有战争吗？我已经怕了。’她又笑着答：‘我希望有！’这该不是纯粹的玩笑吧！”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 作者：张刃 原题为：《大公报》记者笔下的苏军日侨和内战 本文系节选
1946年夏季爆发的国共内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交战双方在东北地区的较量，决定了国共最终胜负的走向。
对于这场战争，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先后有吕德润、徐盈、张高峰三位记者，对东北局势做了充分报道。时隔一个甲子，重新翻阅当年作为新闻，现在已成故纸的文字，今天的人们或许仍能从中了解某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警觉日本的东山再起日本在东北盘踞了14年，战败投降后，仍有大批日本人留在东北。他们的生存状态也在《大公报》记者的笔下留下了记录。今天翻检这些文字，笔者常常为他们当年的敏锐观察所叹服，特别是他们对战败的日本人东山再起的警觉，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吕德润在战争结束四个月后的1945年12月16日报道说：“日本赫赫一时的关东军，与苏军一接手没几天便垮下来，现在这些俘虏们，有劳动能力的，苏方已征调苏联国内作工去了，一部妇孺及没劳动能力的留在这里，移交给中国处治。”“日本人在这里作了十四年的太上皇，作威作福够了，今年他们是在劫难逃；长春据说还有十多万日本人，老弱妇女多，到现在冻死的也上万了。不过原来是大富翁的，现在还过的相当舒服，大鱼大肉还有钱买，普通的人便吃冷风了。日本人在这里开了舞厅及妓院，并公开招考妓女，广告上说：‘无论有无经验’，均可应考。”
在沈阳，张高峰还看到过这样一个场景：一个讨饭的中国孩子到一家日本酒馆要钱。日本老板说，他们已经投降了，实在穷得要命，没有钱给他。那孩子不容分说，上去就是两拳，那个日本人不仅没有还手，还连说好话。张高峰感慨：日本败落了，过去凶极一时的日本人，不仅没有了往日的“威风”，甚至在一个不讲理的中国小孩子面前也投降受辱了。
1946年6月，张高峰被派驻沈阳，7月14日，他发回的长篇通讯《崩落中的沈阳》，就用许多篇幅记述了滞留在那里的日本人。他特别写了这样一段话：“讲到日本人，我个人常感到将来的可怕。”为什么呢？他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日本人的“屈服”。
他分析道：“日本人是个坚苦卓绝的民族，过去以这股劲立国，今天仍以这股劲向同盟国家投降。我们在南京、上海、天津、北平以及东北所看到的日本军民，全体有条不紊，一声不响地低下头去，你说是因为已经投降不得不如此吗？我说这正是可以注意的地方。……在沈阳，凡是各官员所举办的舞会或联谊会，总是有日本人来做侍役或登台去表演。他(她)们永远陪着笑容给来宾倒茶划洋火，登台的卖尽力气去表演。过去每个日本人都凶得像只老虎，今天驯服得真不如一只绵羊。能伸能屈的程度如此，你说是因为已经投降了不得不如此吗？我说这是日本将来要起来的力量。”
战后的沈阳有许多以陪侍客人为生的日本下女，在张高峰看来，她们“是投降后一群生活无着的孩子们。这些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卑贱，除了少数放纵的以外，多数还是有她们的身份。甚至她们的(文化)程度超过中国的客人。每个下女都可以给你从明治维新讲起，每个下女都能与你笔谈。”
沈阳的中苏联谊社是当时记者们的聚会场所，有一位姓村井的日本下女，丈夫被苏军拉到西伯利亚去了，她一个人抚养着三个儿子。张高峰的报道中以她为例写道，有记者直言不讳地谈起她私生活的不检点，“她不否认，但她说：‘今天中国人看来，我是一个无耻的女人，等我把三个孩子带回日本以后，我就是伟大的母亲。’而且她开玩笑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的儿子是日本的好壮丁。’我说：‘你还希望有战争吗？我已经怕了。’她又笑着答：‘我希望有！’这该不是纯粹的玩笑吧！”
张高峰写道：“在沈阳跟日本人谈天，一提到中国之战胜，他们开口先说美国，虽然我也极力向他们争执胜利的原因，但是内心总免不了惭愧。……今天在东北各地的日本人已经普遍的与中国人接触了。这应该是我们认识日本也是教育日本人认识中国的好机会。可惜，许多人竟利用这机会解放了‘一切’，仍没有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的旧观。”这就是张高峰所说“将来的可怕”。
事实的发展证明了《大公报》记者的忧虑。1946年10月，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四个月，吕德润报道说：“现在各地日侨已经开始遣送了，去年一些不愿回国的，现在都吵着要回去了。他们不再泄气。他们乐观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看看今日的国际，听听国内的炮火，我们像明白了一些。但是日本人比我们明白的更快，他们现在争着要回去了。去年日本人说，日本复兴要二十年，现在他们说，只要五年就够了。”
《大公报》记者对日本人的认识和警觉，固然有他们亲历八年抗战的血泪印记，但更多的还是他们的理性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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