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文学观念，反映了建安诗歌的重要特质和变化。
曹丕常以“气”论当代作家，他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刘桢“有逸气”。又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可见他所说的“气”是指不同作家的不同风貌，是指文学的不同个性与风格。虽然曹丕还不能对此作出科学的解释，却是对建安诗歌个性化、抒情化在理论上的很好概括。建安诗歌的这一突出倾向，对两汉诗歌是一个解放和飞跃。
在建安以前，传统的文学观念是《尚书》和《毛诗序》中提出的“诗言志”。“志”本来也可以包括广泛的思想感情内容，可是汉代自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志”便被捆上一条儒家的绳索。如对“诗三百”，汉人尊之为“经”，又用儒家思想解说，把周代这部诗歌总集解说成了儒家政治和伦理规范的教科书。《诗经》开篇的《关雎》，本是一首生动的恋歌，而《毛诗》却解说道：“《关雎》，后妃之德也。”说关雎鸟是雌雄“挚而有别”的，所以后妃与君子也是“夫妇有别”的，而“夫妇有别”便能化成天下，使“父子亲”，“君臣敬”，“朝廷正”，“王化成”。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所谓“言志”便成为言儒家之志。孔子的“思无邪”成为不可违逆的教条，“温柔敦厚”成为不可逾越的诗教。汉诗也就出现象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 充满了道德说教，把诗歌创作引入死胡同。建安时期，儒家思想统治随着东汉帝国的瓦解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法、名、兵、纵横诸家思想应运而起，思想呈现自由解放的趋势。建安诗人借此东风，一反汉诗的趋向，直接以汉乐府为榜样，汲取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走直抒胸臆的道路，从而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活泼个性的文学。
建安诗歌这一解放和飞跃，不仅重新打开了诗歌反映现实、抒发感情的道路，而且使诗歌出现个性与风格的差异。如曹操的诗古直苍劲，恰如敖陶孙所说：“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丕则清丽激越，长于言情，诗又“鄙质如偶语”，所以“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植的诗比起曹操、曹丕来，语言要华美一些，王世贞说他“天才流丽”，陈沆说他“美秀而文”，但并不柔弱，华丽其容，风骨其实，其风格正象《诗品》所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他如刘桢，我们只要读他的《赠从弟》第二首，吟玩一下那迎风傲霜兀立不凋的松柏，便可体会到他那“仗气爱奇”、“真骨凌霜”的风格。建安诗歌的这一成就，为五七言古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此后，人们沿着这种趋势，不断开拓五七言诗的领域，创造不同的风格，从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郭璞的《游仙》、陶渊明的田园、鲍照的《拟行路难》、谢灵运与谢朓的山水，直到庾信的《拟咏怀》，都以各具特色、丰富多姿的创作，充实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百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