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补充一篇文章，让大家认识科举。
在中国被妖魔化的科举 却被西方学者称赞

“科举制之废除，只在朝夕之间便可完成，要想恢复，则至少需要百年。”这是王文元先生的感慨。

　　 “五四”以降，科举被认为是落后挨打、人才萧条、科技落后的主因，但事实是，1300多年的科举制中，涌现出无数俊杰，不仅有白居易、刘禹锡、王安石、苏轼等伟大诗人与政治家，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等科学家，甚至直到晚清，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才皆从科举中来。

　　 科举制度到后期确实出现了选题过窄、禁锢思想、选拔不公平、鼓励官本位等弊端，但这并不是科举制度内生的问题，而是专制主义的必然结果，将整个系统设计的缺失全部归罪于分系统，至少有欠公允。

　　 有趣的是，虽然近代以来国人对科举制度口诛笔伐，必欲除之而后快，可它在西方却颇有口碑，甚至成为英国现代文官选拔制度的蓝本。科举制度有利于社会各阶层流动，故唐宋之后，贵族阶层渐次崩溃，世家大族很难长期把持权力，出现了“古今将相，出身卑贱者多”的局面。

　　 孟德斯鸠曾说，中国古代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因为官员毕竟要通过考试，在普遍不公正的大背景下，至少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通道。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从隋唐起，直至清末，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余年，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要全面深刻地研究古代中国，传承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离不开对科举制度的研究。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煌煌五卷本、共计452万字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科举制度历史，剖析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多方面的多重影响，补充了当下学术界的空白。

　　 为了深入了解这套大型原创性学术著作的特色，特请本书三位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及博导毛佩琦先生为您解读。（本书另两位主编分别为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

　　东亚各国学子来中国赶考

　　 中国是汉字文化圈的主导，长期处在东亚文化的中心地位。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科举制产生之初，就有不少周边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在唐代的国学中，“四方儒士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句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一些高句丽、新罗学生在中国成为宾贡进士。倭国（今日本）阿倍仲麻吕留中国前后50年，吉备真备来唐留学，归国任大学助教为东宫师。

　　 在宋代，高丽（在今朝鲜半岛）继续派遣学生以“宾贡”的名义来到宋朝的太学学习。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者有的回国，有的就在宋朝做官。元代开设科举后，高丽士人投考，要在本地参加征东行省的乡试，再到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

　　 明朝时，周边国家如朝鲜、交阯（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也有一些学生来到中国读书，并且参加科举考试。

　　 洪武三年（1370年），高丽生三人参加了考试，其中金涛登三甲第五名，三人都以不通华言请求回国，后来金涛成了高丽的国相。此后交阯进士黎庸、阮勒、阮文英、王京、陈儒都曾中进士，并在中国做官，陈儒做到右都御史那样的高官。

　　科考制度被各国效仿

　　 此外，新罗、高丽、日本、交阯学习中国，在本国也举行了科举。

　　 在中国唐代早期，日本在学习中国各项制度的同时，也模仿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日本中枢机构设有式部，其职责之一就是“策试贡人”。《养老令》中的《选叙令》规定，“凡秀才，取博学高才者；明经取学通二经者；进士取明闲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明法取通达律令者。皆须方正清循，名实相副。”《养老令》中的《考课令》，更加明确地规定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的考试内容和评定标准。与唐朝不同的是，日本进士科渐渐式微，秀才科日盛。而且，由于考生多来自大学寮，而大学寮又多由贵族把持，科举渐渐失去平等的意义。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就不再实行科举了。

　　 在今朝鲜半岛上，新罗王朝于元圣四年（788年）“始定读书出身科”，或称“读书三品科”，这是模仿唐朝科举的明经科而形成的一种制度。

　　 其后的高丽王朝，于光宗九年（958年）决定正式实行科举。其制，常科，有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三礼、三传；制科，由王亲试诗、赋、颂、策等。
　　交阯废科举比中国还晚

　　 高丽王朝后期，于1314年，仿效中国元朝，规定明经进士科考试《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并且要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答案。后来又规定了乡试、会试、殿试三场制。在朝鲜（在今朝鲜半岛）李朝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