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届全国中小学生文化作文大赛主题语
续接教脉：为科举正名——中国第五大发明课题组长 谭蘅君
一
　　穿越到17、18世纪，正是中学西渐时刻，大洋彼岸传来由衷的赞美，和着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涛声，组成了西方世界最动人的旋律：
　　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对科举极具赞美：“在当今世界上为人所知的国家中，这个庞大的王国是治理最佳的一个。”
　　利玛窦晚年以十分赞赏的态度高度评价了中国科举选士制度为核心的文官政治：“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知识分子）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他们来掌理。”（《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卷第6章）
　　1755年，英国《绅士杂志》这样描写中国的开科取士：“写作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惟一愿意接受的考试方式……所有作者一致认为，中国的行政管理水平远在其他国家之上。”
　　1773年，努力推行英国版科举制度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任何人“都必须通过考试或者检定才能获得在自治村落或在自由都市从事某种职业的资格或权利”，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教育程度，并大大改善国家的状况。
　　从16世纪开始，英国国内要求引学中国先进科举制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从l570年至l870年，以英文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就达120多种。英国政府于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科举制度，为以后建立文官制度打下了基础。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高度推崇科举制度，他说：“人民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这个政府的成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
　　即使回到19世纪，中华帝国已略显老态，但西方社会对科举的称颂合奏，依然优美动听：
　　19世纪英国学者郭施拉在《开放的中国》一书中郑重呼吁：“这一伟大帝国的各项设施中，没有哪一项能像开科举、从最有才华的青年中选拔政府官员那样，给予其创立者这么大的荣耀……在中国，学而优则仕，人人机会均等。”
　　1835年，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在《中国文库》英文杂志上撰文探讨中国的科举考试，并预言：“英国东印度公司就选拔文官而言，已采用了这一原则。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
　　1847年英国人麦杜思在《留华札记》中，极力主张西方国家仿行中国的“公职竞争的考试制度”，高度赞誉：“中国的国脉之所以历久不坠，纯粹地完全是由于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于能起用贤能有学问的人。”
　　1848年，威廉姆斯在《中央王国》一书中说：“从科考的结果看，中国政府的高官阶层中的不少官员都怀有让人极为敬佩的才能和知识，及爱国、正直和有条不紊的工作态度。它维持了这个国家庞大的机器的运转，也保持着一种不衰的崇文风气。”
　　1868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关于中国的竞争考试》论文中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池田大作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曾谈到：“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
　　彼时英国的科技进步，不必然是社会制度的优越。
　　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撒切尔夫人在美国胡佛学院演说时对当代中国人远离自身文化的羞辱：“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染香：撒切尔夫人去世引发装逼狂潮）
　　对比150年前英国对中国文化制度的敬仰，我们不得不再次对近百年来的文化暴徒们，抱以愤恨之心。
　　其实，更早的时候，1686年英国皇家学会的罗伯特·胡克说过：“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呈现给我们一个知识王朝，这个王朝至今仍被神话般的描述着。”那时，英国人崇拜的不仅仅是科举，更有这个发明与发现的王国在科学与人文上所达到的高度。
　　不仅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美国人施惠廉在《最古老与最年轻的帝国——中国与美国》中，极度赞美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人民的竞争使得整个政府管理的政治原则公开化。听吧！西方国家，它没有世袭等级，或许没有个人荣耀，它没有财富的权力，它不主张任人唯亲，它也不去迎合世俗的偏见和利益。”
　　1873年美国文官委员会在报告中宣称：“当我们的大陆尚处于洪荒时代，孔子已经在讲授德政，中国人已在读书，使用指南针、火药和乘法表。然而东方世界这一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