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作者：杨天石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版次：2008年5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本书作者是我国著名的
民国史专家，尤长于
蒋介石和中国
国民党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者即长期阅读并深入研究保存在大陆和台湾的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和“仿抄本”，多次赴台湾阅读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多次赴美、英、日等国阅读与蒋介石相关的
历史档案。2006年、2007年，作者又两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阅读陆续开放中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本书即为作者长期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成果精选。所收各文，或为新作，或据日记手稿修订、增补。在本书中，杨天石通过大量引述和分析研究蒋介石日记，展现不同历史时期，蒋介石的个人生活、思想性格、政治作为、治国方略等等方面的详尽内容。这对于读者了解和认识蒋介石其人，能提供极具价值的帮助……[
连载内容]
【一】蒋经国留苏不归近代中国有过多次留学运动。辛亥革命前，大批爱国青年赴日，企图学习
日本维新致强经验；五四运动后，大批爱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企图直接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爱国青年赴苏，企图学习俄国革命经验。1925年10月，经蒋介石批准，16岁的蒋经国和其他90名年轻人一起赴苏。当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复经儿信，准其赴俄留学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蒋经国到达苏联后，进入莫斯科孙中山大学。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蒋经国写信给父亲，批评来信“不脱离宗法社会的语意”。蒋介石不以为忤，回信表示：“你的进步我以为很大，你的思想、语意统统是对的。”信中还说：“中国革命如能认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样革命才有意义，否则不能说是革命。”俄罗斯文献中心，全宗号530，目录号4，卷宗号49，第88-92页。这以后，蒋介石得悉儿子已经加入共青团，写信勉励他以共产主义为事业，函称：“我虽然未加入共产党，而为纯粹的国民党员，但我自认我一生的事业是在革命。所以我们父子两人始终是立在革命战线奋斗的。我对于你，名称虽为父子，在革命上说起来是一个同志，我实在是满足的。”《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1926年3月16日。俄罗斯文献中心，全宗号530，目录号4，卷宗号49，第91-92页。同年6月，蒋经国写信向父亲报告学习情况，蒋介石觉得他信写得不错，“文理甚有进步”，高兴之余，特别将信递给张静江阅读。《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6月13日。不久，北伐开始，蒋经国曾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他被孙中山大学的联共支部书记视为“有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
转眼就是1927年。这年2月1日，蒋介石还曾致函经国，鼓励他毕业后“仍在苏联继续学习”，看不出会有大的政治动作。俄罗斯文献中心，全宗号530，目录号4，卷宗号49，第63页。但是进入4月，蒋介石却通过白崇禧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发动反共政变。这对于蒋经国宛如晴天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说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汉口〕《人民论坛》，1927年4月24日第1版。自然，蒋经国的这一表态得到苏共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人的充分肯定，一度被他的同学们称为“敬爱的人”。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又在秘密鉴定中被认为“政治上不坚定，犹豫不决，需要长期特别的政治监视”。余敏玲：《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第124页。1998年6月。
在孙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蒋经国受到校长拉迪克和施凯德教授等人很深的影响。他们告诉蒋经国，“托洛茨基是位勇敢的革命志士”，“托洛茨基的学说是最进步的”。年轻的蒋经国也很欣赏托洛茨基的名言，“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他不仅沉迷于托派的激进革命理论，而且加入了托派秘密组织。斯大林曾应邀到校演讲，批判托派的错误，蒋经国听过报告之后，没有觉得托派错在何处，仍然继续进行反斯大林的活动。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7页。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托洛茨基等人的党籍，蒋经国这才承认错误，退出托派。
据蒋经国自述，他从孙中山大学毕业后，曾申请归国，但未被批准，他便申请加入红军。1928年，蒋经国以“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的优异表现，被保送进入列宁格勒苏联红军军政大学。在演习中，曾担任过连长、团长以至师参谋长等职。1930年3月28日，被批准成为联共候补党员。同年7月，蒋经国从军政大学毕业，被派到工厂实习。1931年，因在公开会议上批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送至莫斯科郊外的石可夫农场劳动。次年，苏共又应王明要求，将蒋经国送到西伯利亚的一座金矿做工。1932年11月，蒋经国到乌拉尔山附近的一座重型机械厂当技师，后来升任助理厂长和当地《重工业报》的主编。1935年3月，和同厂的女工芬娜结婚。同年12月，长子蒋孝文出生。
蒋经国有过回国的念头。1934年12月，苏联内务部乌拉尔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找蒋经国谈话，告诉蒋：“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当蒋经国为之精神一振时，李希托夫又告诉他：“最后决定权当然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国。”后来，蒋经国奉命和中国大使馆的一位书记谈话，蒋当然不敢透露想回国的愿望。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蒋经国自述》，第12页。1935年1月，共产国际将蒋经国召到莫斯科，王明告诉蒋经国，中国最近谣传你在苏联被捕，要蒋写信回国，告诉母亲，自己在苏联完全自由。王明并且拿出了一份代拟的信件，蒋经国觉得并非己意，拒绝签名。后来苏联内务部长和王明商量，同意蒋经国另写一信，蒋经国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国，只含蓄地写了一句：“我没有一天不想吃点久未尝到的家乡小菜。”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蒋经国自述》，第23页。从莫斯科回到乌拉尔后，蒋经国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帮他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一个月后，陈的妻子告诉蒋经国，陈甫玉已经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大概即在此后，蒋经国曾一度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苏联有关方面的结论是：“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蒋经国自述》，第25页。
1936年12月，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他在自传中表示，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转引自余敏玲前文，第124页。同月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二】蒋介石拒绝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换取蒋经国回国的建议尽管蒋经国痛骂蒋介石，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但是，他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留苏不归，蒋介石还是怀念他的。
名义上，蒋介石有两个儿子，蒋经国与蒋纬国。两个儿子的性格很不相同，经国朴实，纬国活泼，蒋介石曾称：“经儿可教，纬儿可爱。”但是，蒋纬国是戴季陶与日女重松金子所生，为蒋介石收养，蒋介石的嫡亲血脉，实际上只有一个蒋经国。
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教育很重视，亲自为他制订课表，聘请老师，选择学校，写信指导。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0年2月7日、3月4日、4月2日各日日记。
1920年11月30日，蒋介石与人谈起对经国的教育，觉得母亲的话很“陈腐”，深恐贻害经国，谈起来有痛心之感。蒋介石是孝子，在日记中批评自己的母亲，这是很少见的。1922年3月，蒋经国考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蒋介石感到喜慰。8月4日致函儿子，要他每日写楷书一二百字，用心学习英文。10月13日，又再次致函，要他勤奋读书、习字，熟读《论语》、《孟子》等“四书”以及《左传》、《庄子》、《离骚》等书。函称：“目今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为最要，你只要能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渐长进了。”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2、102页。此后，蒋介石虽然公务日渐繁忙，但还是不断给经国写信，或给与鼓励，或给与指导。1923年11月，蒋介石正在莫斯科访问，于27日致函，鼓励他学英文要勇于开口：“凡是所学的东西，总要能够应用才好。如其单是牢记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了。”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48页。1924年5月，蒋介石正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于1日寄函，询问其曾否看《曾文正家训》。月底，又致函称：“曾文正公言办事、读书、写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时，眼、心、口、手、耳皆要齐来，专心一志，方能做好。”毛思诚：《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82页。
蒋介石之所以对蒋经国的教育抓得如此之紧，说明眷爱之深与期望之大。蒋经国留苏不归，久无音讯，蒋介石盼望儿子归来，自是人之常情。但是，此后一段时期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蒋介石感到蒋经国归来的希望很渺茫。
国共关系破裂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支持中共组织武装暴动，在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1927年12月，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及领事馆工作人员乌科洛夫、波波夫等人参与广州暴动被杀，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断绝邦交令，宣布撤销驻在各省的苏联领事馆，各地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一并停止营业。此后，蒋介石曾两次得到蒋经国的消息。一次是1928年7月，蒋介石在北平，见到留苏归来的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得知经国已入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甚能用功”。一次是在同年12月，蒋介石从报上得知，经国已经被俄国共党放逐到白海。《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7月9日、12月9日。1929年7月，在南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围中，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苏联国境，断绝外交关系。9月至11月，“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代表蔡运升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伯力协定》。事后，南京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认为，《协定》的范围超出了中东铁路问题本身，涉及通商、恢复使领馆等须由中央“直接交涉”的问题，属于“逾越职权”，不肯批准。《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435页。这样，蒋经国归国就更加无望了。
蒋经国归国无望，有时，蒋介石就自我安慰：以党为家，以黄埔军校的学生为子，甚至说，“国民皆为吾子”。要“家”干什么？儿子何必自生？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12月9日、1930年4月21日。1930年10月31日，宋蔼龄偕子女到奉化溪口，与蒋聚会，两家团圆欢愉之际，感觉缺少经国，宋蔼龄便向蒋介石建议，不妨考虑承认《伯力条约》，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蒋介石决然回答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次日，蒋介石、宋美龄陪宋蔼龄拜谒蒋母墓地，再次讨论营救蒋经国回国一事，蒋介石的回答却是“不宜操切”。《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0年10月31日、11月1日，并请参阅以上两日《困勉记》。
沙俄政府长期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东铁路系清末时沙俄利用中国的土地和资源建成。苏俄十月革命后曾慷慨宣布，废除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特权，但是事后并未全部付诸实行，苏联政府仍然拥有对中东铁路的部分特权。《伯力协定》的主要内容是恢复中苏冲突以前的中东铁路管理制度和中苏之间的和平状态。如：苏联理事复职，恢复苏联正、副局长职权，以及先行恢复苏联在东三省境内的领事馆和中国在苏联远东各省的领事馆，恢复冲突前苏联在东三省境内的营业机关；双方随即撤兵等。它延续了苏联不该享有的中东铁路部分路权，但尚非“亡国”纪录。蒋介石显然高估了这一《协定》的作用，“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自然，换取蒋经国归国的问题就无法谈起了。
【三】再次拒绝宋庆龄以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的建议蒋介石虽然拒绝了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交换蒋经国的建议，但是，他对蒋经国的思念却有增无减。由于蒋母已去世多年，蒋经国又是蒋母疼爱的长孙。这一段时间，蒋介石对儿子的思念经常和对母亲的思念糅合在一起。如1931年1月25日日记云：“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卒至不顺于亲，不慈于子，至今悔之不及。”同年12月3日日记云：“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古语云：“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蒋介石是儒学伦理的遵奉者，他担心蒋经国死在异国他乡，将来自己去世后，无颜见双亲。
这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日子，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倒霉的时期之一。由于软禁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造反，另立国民政府；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轻易地占领了东三省。因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引咎辞职。正像他在日记中所述，心情极度悲凉。思母、念儿、忧时三者常常结合在一起。如：1931年12月14日晚，蒋介石想起第二天就是母亲诞辰，心中悲伤，日记云：“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12月1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这一天，蒋介石可谓辛酸至极，他觉得，自己辛劳八年，死伤部下三十余万，手造国家，现在辞职，就像放弃亲自扶养的儿子一般，由此，他进一步想到留俄不归、无法相见的蒋经国，倍感痛苦，在日记中叹息：“呜呼！于国为不义，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能不愧怍！未知以后如何自反以报答亲恩与党国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15日。这里，既有对失去民国元首宝座的痛惜，也有对留俄不归的儿子的忧虑。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争取蒋经国归来的机会。这就是宋庆龄向蒋介石提出的，释放为国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夫妇，以之作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政府允许蒋经国归来。当年12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这一则日记涉及当时的一项重大事件。
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借此帮助中共中央工作，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其手下工作人员有牛兰(Hilaire Naulen)夫妇等。牛兰，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调来华，在阿布拉莫夫手下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15日，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内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
牛兰夫妇被捕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抓到了一个大人物。他的职务被说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不仅指挥中共南方局，而且指挥中共长江局及北方局，就连印度、菲律宾、马来亚、朝鲜、安南、日本等地的共产党，也均在其管辖之下，每年活动经费有50亿元之巨云。上引蒋介石日记所称“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即指牛兰。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迅速共同制订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里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此后，宋庆龄即与他们密切配合，为营救牛兰夫妇做了许多工作。
宋庆龄于1931年7月因母丧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没过几天，即接到德国著名作家德莱塞、劳动妇女领袖蔡特金以及珂勒惠支教授等多人来电，要求宋庆龄设法营救牛兰夫妇。蒋介石日记表明，宋庆龄曾于当年12月向蒋提出，以遣返蒋经国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遭到坚决拒绝。蒋介石当然会想到，对宋庆龄方案的拒绝可能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但他马上又想：古人传世，依靠德行与勋业，不靠子孙。前代史传中有许多圣贤豪杰、忠臣烈士，都无后，但其精神事迹都卓绝千秋。与之相比，自己念及“有后”、“无后”一类问题，说明自己志向低鄙。不过，他猜想，俄国人也许还不至于加害经国，自己身前也许见不到儿子，但死后，经国“终必有归乡之一日”《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27日。蒋介石就这样心事纷纭，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白白活在世间，伤心之至！”《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2月31日。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可能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1936年12月9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她参与营救，很可能有特殊背景。
蒋介石拒绝宋庆龄的建议，显示了他性格中坚决反共和倔强的一面，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来，也相信能够回来。1934年2月13日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8月15日日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可见，蒋介石虽然做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对其归来仍然抱有希望。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来牵制和震慑日本。蒋介石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企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让蒋经国回归。1934年9月2日日记云：“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同年12月，蒋介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自以为有进步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4年12月14日。不过，蒋介石也想到，蒋经国在苏联已经被“赤化”，曾经发表过一份批判自己的激烈声明，即使能够回国，见面时如何相处，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样一想，他就转而安慰自己。1935年1月9日日记云：“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这一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最初，蒋介石不了解张、杨和中共方面会如何对待自己，做了被杀的最坏准备。12月16日，黄仁霖到张学良住处看望蒋介石，蒋托他带给宋美龄一函，交代后事，但此信为张学良所扣。20日，宋子文到陕，蒋介石将写给宋美龄的遗嘱交给宋子文，要他转交。致宋函表示：“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人，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他嘱咐宋美龄善待经国、纬国，函称：“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致宋函之外，还有一函致经国与纬国：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只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如何，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父。十二月二十日。这两份遗嘱表明，蒋介石已在对后事预作安排。
西安事变刚刚发生时，王明曾拟自莫斯科致电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要求枪毙蒋介石，为斯大林制止。《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0页，1936年12月14日。12月16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中共中央在12月13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主张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13日会议的意见，确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不仅如此，24、25日，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蒋介石答应，只要红军听命中央，接受统一指挥，他“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有资料说，周恩来曾向蒋担保，蒋经国可以由苏联归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王炳南语，转引自韩素音：Eldest Son:C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p154
蒋经国的归国难题终于呈现曙光了。
【四】共产国际决定派蒋经国回国，蒋经国向季米特洛夫保证：“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中苏关系改善后，苏方对蒋经国的回国态度也逐渐转变。1936年，陈立夫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磋商，要求放蒋经国归国。陈立夫：《拨云雾而见青天》，第448、643页。11月上旬，鲍格莫洛夫准备回国，通过张冲向蒋介石传达：“经国可以回国”，并称：前些时候，蒋经国曾通过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蒋介石得悉后感到安慰，在日记中表示：“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6年11月5日。同月，蒋廷黻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启程之前，宋美龄特意告诉蒋廷黻，委员长希望长公子能够回国。到达莫斯科后，蒋廷黻和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商量，请他代为查询蒋经国的下落。史表示很困难，答应试一试。
蒋经国的回国问题终于进入议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围剿，国共双方加紧了联合抗日的谈判。蒋经国曾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要求回国。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决定，叫蒋介石的儿子来一趟，然后派他回国。《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4页，1936年3月10日。蒋经国到莫斯科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在莫斯科期间，蒋经国先后会见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人，他们对他都很友好。史迪曼尼可夫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其领袖蒋总司令对我们友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又说：“中苏关系正在日益改善。我们现在对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有很透彻的认识。中国近四五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我们将来不单在地理上，而且还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据说，蒋经国还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25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蒋廷黻随即致电蒋介石报告。同日，季米特洛夫邀请蒋经国到自己的家里，对他说：“现在我认为‘以苏维埃化来救中国’的说法是错误的。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我们都知道，蒋总司令是一位极能干的军事家及极出色的政治家。”他要蒋经国转达自己对蒋介石的“诚挚的问候”。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蒋经国自述》第26页；《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6页。据蒋经国日记及回忆，他乘车离开莫斯科的时间都是3月25日，疑季米特洛夫所记日期有误。当日下午2时，蒋经国乘第2号西伯利亚快车离开莫斯科。28日，季米特洛夫得到蒋经国打来的电报：“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56页，1937年3月28日。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了解季米特洛夫给了蒋经国哪些指示，但不外推动蒋介石和中共合作、团结抗日一类话语。
【五】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相会蒋介石在3月17日得到蒋经国即将归国的消息，很高兴。日记云：“十年苦斗，方得国与家渐见光明也。”24日，蒋介石举行家宴，自然一片喜庆气氛，但经国、纬国尚远在异国，不能团聚，蒋介石未免感到美中不足。第二天，好消息接踵来到。25日，蒋介石接到蒋廷黻大使的莫斯科来电，声称蒋经国当日到使馆叙谈，已有妻与子各一，大约下月即可到达上海。4月6日，蒋介石接到蒋经国从海参崴打来的电报。多年以来，蒋介石、蒋经国之间不通音讯，接到儿子第一通电报，蒋介石自然感到安慰。4月12日，蒋介石再接蒋经国电，声称已自海参崴乘船回国，更觉高兴。
随着父子相聚日期的临近，蒋介石心中开始密布愁云。4月13日日记云：“教子不慎，自坏家风，可痛可悲也。纬儿决不如此也。”4月18日，蒋经国到达杭州，怎样和这个“赤化”了的，在苏联报纸上骂过自己的儿子见面，蒋介石不无踌躇。日记云：“家事愁闷，不可言喻。”第二天，蒋介石才决心和蒋经国一家相见。日记云：“下午见经国，以昨日到杭，不愿即见也。”20日，蒋介石又烦恼了一天，以后才慢慢缓解下来。月底，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经儿由俄归家，一别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为异，而对先妣之灵可以告慰。”他终于放下了无以对母亲，也无以对祖宗的沉重思想负担。
蒋经国在外多年，中文自然荒疏了。蒋介石特别挑选政学系少壮派的徐道邻作为他的老师，指导其读书和学习中文。为了改造这个受过多年布尔什维克教育的儿子，蒋介石亲自为蒋经国挑选书目，要他认真阅读曾国藩的《家训》和《家书》，认为读好了，不仅于国学有心得，而且“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他像蒋经国未出国前一样，一封又一封地给儿子写信。当年5月12日致函，要求蒋经国认真研读孙中山1918至1919年写作的《孙文学说》，函称：“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同函特别提出，孙中山1924年《民生主义》演讲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蒋经国：《我所受的庭训》，《蒋经国自述》，第5页。这一段时期，蒋经国就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在家乡读书、反省，撰写在苏联时期的回忆。直到1938年1月，蒋经国到武汉探视蒋介石，父子才再一次见面，相处三日。蒋介石觉得儿子变了，在日记中写道：“经儿来省，觉其见解明晰，常识较富，而举止亦有规范，不失大家子弟之风，是用快慰。”《爱记》，未刊稿，“国史馆”藏，1938年1月24日。蒋介石终于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了蒋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