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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很明显地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极度忠诚，高岗在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面前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建议，要求将中国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共和国。斯大林非常恼怒地打断了高岗，并称他为“张作霖同志”。本文摘自《冷战国际史研究》2006年第1期，作者：[俄]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 [美]亚历山大·潘佐夫 姚昱，原题：《论中国的斯大林化》，本文细节选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并不是所有中国领导人都接受毛制定的政治路线。一些中共高层对新民主主义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是刘少奇。根据苏共驻中共中央代表伊万·科瓦廖夫的回忆，我们知道早在l洲9年，斯大林就从中共政治局委员、东北区主席高岗那里得到了关于刘少奇的机密信息。高岗指责刘少奇是“右倾主义叛徒”，“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评价过高”。但是斯大林却拒绝了高岗的揭发，并在1949年12月底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将高岗的汇报交给了毛。科瓦廖夫是从参加了这次会谈的毛的私人翻译师哲那里知道这些的。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这一举动是斯大林对中共中央“不信任和怀疑”的表现。但是斯大林这样做或许是有其他原因。首先，他也许真的不相信这些指责的真实性。高岗过去曾向斯大林提供过太多这类对中共领导人指责的信息，以至于高岗这些信息的准确性非常值得怀疑。曾被高岗揭发过的中共领导人除了刘少奇之外，还有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例如，1949年7月底，高岗通过科瓦廖夫告诉了斯大林，毛泽东及其在中共的盟友有反苏联和“右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斯大林似乎将高岗的所有揭发都看成是中共党内斗争的表现，因此并不重视。
第二，从1949年夏开始，斯大林开始对高岗非常不满意。这是因为在一次斯大林与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高岗的一些行动被斯大林认为是非常愚蠢的。很明显地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极度忠诚，高岗在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面前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建议，要求将中国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共和国。斯大林非常恼怒地打断了高岗，并称他为“张作霖同志”。
第三，如果斯大林相信高岗的揭发，那么刘少奇是“叛徒”这一点对斯大林“遏制”毛泽东激进主义的政策有利。
但是，高岗的担心并不是毫无根据。中共领导层内部并不完全一致。和毛相反，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当时仍然毫无顾忌地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概念。例如，刘少奇和周恩来就讲到“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建设”和“文艺中的新民主主义倾向”。在毛对新民主主义做了激进主义的解释之后，这些领导人在当时就形成了的毛的反对派。
因此，这一时期中共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民主方式已被写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和其他文件中，而这些文件则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发展。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共于l949年9月召开。许多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群体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种类型的组织在1946年就已经出现，被中国人视为新政权的传统民主组织形式。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个联合阵线组织行使了立宪会议的权力。正是作为政协会议的代表，中共才建立了其新统治机构。共产党代表政协会议接受了《共同纲领》，使得《共同纲领》成为宪法。该纲领宜布了各种民主权利，但是却强调中共的领导地位。该纲领建立了一个多党体系，使得8个承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非共产主义政党获得了合法地位。该纲领还鼓励私有权，支持民族企业家，发布利于劳资双方的法令。该文件还制定了中国民主发展的路线。《共同纲领》绕开了社会主义转变这一想法，甚至都未使用“社会主义”一词。1950年6月28日政府通过的《土地改革法》似乎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精神指定的。新政权1950年通过一部新婚姻法赋予妇女权力，并提请人们注意妇女的平等地位。
从1949年到1953年，不仅刘少奇和周恩来，还有陈云、邓小平、董必武以及其他一些中共领导成员，都在与共产党员积极分子的非正式谈话中表达了他们对新民主主义较为稳妥的看法。这些领导人在反对毛泽东时利用了斯大林的权威，即斯大林要求中国不要急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议。无论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如何，他的这种政治支持对于中国“稳妥派”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的这种帮助使得‘稳妥派’们的实践有了坚实的基础。斯大林的态度还对“激进主义者”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老大哥”的观点。
在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的解释方面，毛泽东和他的反对者们并没有不同，他们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点看法不同。有这样几个例子。1951年春，山西省领导人提议加快农村合作化。但是刘少奇不仅仅将这些提议指责为卖弄味头，甚至准备了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一份文件，将这个省领导人的固执己见批评为“错误的、危险的和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想法”。但是毛泽东却起来保护地方积极分子，并在两个月后否定了刘少奇的文件。1952年12月，由周恩来召开了一次政务会议，讨论并批准了由财政部长薄一波拟定的新税制大纲。这个新税制和旧税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将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收划一。这使得国有和合作企业丧失了在税收方面上的优惠，从而为私营经济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竞争环境。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规在最后实施时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批准，毛也没有见到该法规的文本。此后不久，毛泽东在1953年1月15日非常生气地给政府领导人（国家政务院）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政府会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毛认为新税制是一个错误，并以此为借口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来反对“稳妥派”和任何反对毛泽东激进政策的人。
到1953年夏天，这场运动变得异常激烈，并在6月14日到8月12日北京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上达到顶峰。刘少奇、邓小平和薄一波被迫进行了自我批评。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因此，毛将他的观点强加于共产党之上。“沿着苏联路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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