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是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他的第一本著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让他一举成名，成为美国主流政治学研究领域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赵忆宁：您在《State Building》这本书中论述国家体制的功能与力量时，划分了最低功能、中等功能与积极功能，并给出一个坐标轴。您曾在这个章节盛赞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力量“非常强大”。经过前不久美国国会削减赤字特别委员会（“超级委员会”）未能就财政预算达成协议一事后，您还是这样认为吗？有什么新的结论？比如在制定最低功能的公共卫生政策、保护贫民（社会平等）以及
金融监管机制等方面，美国的国家体制功能是加强了呢还是弱化了？
福山：实际上我在《State Building》这本书中主要讨论的是那些失败的发展中国家，比如阿富汗、海地、索马里等。与它们相比，美国的制度要高效很多。我并不尝试将美国与其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进行比较。而这个比较在我目前正在撰写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的第二卷有所介绍。如果和一些特定的国家与地区相比较，例如德国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美国的官僚体制实际上是相对比较低效的。
您提到的美国所面对的一些热点的公共政策问题，我认为更像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公众在一些基本的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美国的政治体系加剧了这种分歧的极端化。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制度设计要对此负责任。
赵忆宁：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推荐我阅读了您的一篇文章《Oh for 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not a vetocracy》（2011年金融时报），这篇文章中有几个关键词十分引人注目：比如美国要人民民主专政，不要互相否决制；美国政治制度的天然缺陷；美国引以为豪的三权分立已经发生了变异；美国需要民主专政，不需要党派斗争；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我想知道此文发表后，您在美国学术界是否感到孤独？您的上述政策建议是否能被决策者们接受？美国的决策体制是否科学化或者民主化？
福山：我认为当前很多美国人对于本国政治系统难以有效应对一些重要的挑战而感到失望。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专政”中仍然包含着民主。我正在思考这个模型应该比较接近威斯敏斯特系统，拥有一个多数投票制度和单一席位选区，同时还有着严格的政党纪律。这样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议会多数派，比现有的美国国会更有效率。
赵忆宁：美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力与美国的民主体制——三权分立发生冲突表明什么？
福山：美国的建国者们专门设计了一整套制衡的系统以避免专权的出现。时至今日，美国人仍然更加喜欢一个小政府，给个人、企业与社会更多的空间。历史经验说明，美国的制度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对于国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一些特定时期，我们也需要强硬的领导。美国很幸运，在她需要的时候有
林肯，两届
罗斯福以及里根这样的强势领导人的出现。
赵忆宁：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认识中国对您认识美国有什么帮助吗？
福山：在中国长期大一统以及中央集权的历史前提下，我认为中国模式是正确和成功的。中国的系统不关注制衡，因此制定政策效率很高。问题关键在于中国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世界银行《2030中国》的报告中已经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问题：促进快速增长的政策不再起作用，需要更多的自主性而非政府干预。政治上我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建立一套更加完备的制度以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和更加制度化的问责体系。特别是在公民获得更多教育和财富的背景下，这样要比压制更容易获得社会的稳定。
赵忆宁：中国自认为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您怎么看待这一表述？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特征是什么？在目前世界上现存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中，是否存在着“两种制度的竞争”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比资本主义具有优势呢？
福山：尽管存在模式的竞争，但是我认为，除了一些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比如越南，中国模式在本质上是“不可出口”的。中国模式是建立在其独特的历史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其他国家基本无法模仿。
赵忆宁：您曾在多种场合强调国家的作用，并批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条性；您是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
福山：政府对于私人市场的规范是必要的，这一点在金融领域更加突出。自从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改革之后，我们已经在解除管制上走到了一个极端：对于银行的监管基本消失了。因此我们需要回到更接近1930年代的政策。
赵忆宁：有中国学者在评价您时，认为您是捍卫民主的“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您是否介意他们的评价？您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与西方的民主与法制不同点是什么？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真的适合中国吗？
福山：选举这样的民主过程旨在提供实质性的问责，并不是每个选举民主都能够对于公民负责。一些权威主义国家可能有更加实质性的问责机制。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远强于一些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