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化教学三原则之一，即史观。四大史观之一，即有文化史观，需要探究课本在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地位。这里正好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可让大家了解作为教师，应该怎样去认识教材的文化史上的位置，以及这样的了解对教学的意义。
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不过，它更多地为人所知则是在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之后。许多年来，这篇文章被当作范文来阐释和学习，它所运用的象征、借物言志等手法一直被视为散文写作的圭臬。和许多经典作品一样，《白杨礼赞》的经典化使它脱离了最初产生的时空，从而迈入永恒，它的典范性的修辞价值冲淡了它所携带的历史意义。现在看来，《白杨礼赞》的历史意义似乎更值得重视，因为要找出同样一篇借物言志的象征性抒情散文并不困难，而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白杨礼赞》是独一无二的，它预示了中国现代散文的转折，并开启了后来的写作范式。这一点，语文教学似乎不能忽略。
一、旅行与文学：西北的发现
1938年12月，应新疆文化名流杜重远的邀请，茅盾开始了他的新疆之行，途径昆明、兰州等地。1939年3月，茅盾到达乌鲁木齐，1940年5月，因为新疆形势恶化，茅盾离开新疆来到延安。同年10月，原本打算留在延安的茅盾由于工作需要，又离开延安来到重庆。这样，茅盾的西北之行历时两年才告结束。一路上，茅盾仍然勤于笔耕，写下了大量文章，事后编成了《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白杨礼赞》等集子。就数量而言，这一阶段肯定不是茅盾创作的丰收期，而且由于战时旅行，所带书籍不是很多，茅盾常常感到“学殖之荒芜”。然而，西北之行带给茅盾的，更多的是发现的喜悦。
解放以前，西北是蛮荒之地，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生计困顿，文化上更无足观。总之，在当时国人的心中，那里断不是民族希望的所在。然而，抗战烽烟燃起，风物繁华的东南很快落入敌手，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广袤的西北却活跃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也有西北大开发的倡议。因为从战略角度而言，西北幅员辽阔，适合于战略纵深，是持久作战的重要根据地。西北虽然向称贫瘠，但地下资源异常丰富，特别是矿产石油等动力资源已经引起世界的注意。然而，国难声中的西北开发谈何容易，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的战略中心转为西南，西北再次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
茅盾生于浙江，长于浙江，其文学活动也多在东南沿海一带。东南形胜，自会给文人的笔墨增添一份灵动和秀气，但也常常会造成一种拘囿。故而，西北之行带给茅盾的，首先是风物的新奇。茅盾的西北游记本无什么特别之处，甚至文笔有些粗糙，但放在现代文人游记的序列里就有些非同寻常的意味了。
游记的文体适应性极强。它可以是小说，比如《西游记》《老残游记》，可以是散文，比如《小石潭记》《石钟山记》，也可以是诗词歌赋等。总之，游记是灵活多样的。要而言之，游记总是写空间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视角和心灵的变动，游记是旅行与文学的结晶。由此，我们再来看西北游记对于现代散文的意义。五四以来散文的勃兴，游记功不可没，特别是朱自清、徐志摩等人的欧洲游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也改造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世界意识乃至现代感觉就在这种震惊体验中建立了起来。游记在人们的意识中建造了一个新世界，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改造一个既有的旧世界。在人们的心目中，游记中写到的欧美文明无疑是未来生活的代表，是最合乎人类理性的所在。而与此相对照的乡土中国则处处散发着衰败的气息，是一潭死水。在一些描写中国景色的山水游记中，作家们在倾情描写山川之美的同时，总也摆脱不掉挽歌的气息，总也改变不了忧郁和哀愁的调子。这就是西北游记的潜在背景。
抗日战争无情地打破了古老中国的平静，也加速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尽管这种加速带有极大的被动性。对于人民而言，抗战带来的除了家破人亡之外，还有漫长的迁徙。知识分子由于社会阶层的相对优越，较少遭遇惨绝人寰的屠杀，经历比较多的是迁徙。迁徙过程的漫长和迁徙区域的广大，给知识分子留下较多思考和记录的机会。而西北由于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共产党政权欣欣向荣，吸引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前去投奔。这是西北游记产生的直接背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游记是广义的游记，如前所述，是西北之行所见所感的记录，没有什么具体文体的限制。
当时的知识分子除了迁往西北之外，另外一个较大的迁徙之地则是西南。特别是倾向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多数还是随政府前往四川、云南等省。这一批知识分子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常规的逃亡路线——南渡，不禁感慨万千。富有历史感的知识分子都明白，历史上的南渡从来都没有北返的机会，他们多数人的心情是悲凉的。他们写下的西南游记充满了苦难和悲痛。这是西北游记一个极好的参照。
西北游记产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西北被重新发现的过程。30年代，勇敢的记者范长江写下了影响巨大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西北角》，向世界如实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血战前行的事迹。西北角的力量第一次引人注目，这与国家危机中软弱的国民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抗战军兴，西北军民的抗战意志和业绩又一次地鼓舞了苦难中的中国人。西北也重新被国人所关注。茅盾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他的西北之行的，他无疑也参与了发现西北的大合唱，并且发出了高亢的曲调。
二、写作的姿态
《白杨礼赞》“非取材于一地或一时”，是茅盾西北漫游中感慨而得，也是其西北发现的形象的总结。作者自己也颇为看重这篇文章。1943年，茅盾编选了一部散文集，名字便叫“白杨礼赞”，作者在序言中解释道：“题名为《白杨礼赞》，则因例须择一篇为书名，而同时亦以自志五年漫游中所得最深刻之印象罢了。”也就是说，茅盾把他对西北最深刻的感情凝结在这篇散文中了。
文章开篇便是一句感叹：“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这是表态，是呼吁，有力地奠定了文章的基调。你如果读惯了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朱自清等人的散文，你可能会不适应，散文的开头不应该太有气势，不应该有压迫人的意味，但《白杨礼赞》不这样，它让你感到一种压迫，打破了你的阅读习惯，使你不舒服，进而警醒起来，严肃起来，阅读的姿势得由半躺改为正襟危坐。总之，这不是消遣性的小品文，而是宣言书，带给你的也就必然是陌生的体验。
紧接着，是作者对西北黄土高原风景的描绘。西北的风景与东南比无疑是逊色的。高原的两种颜色——黄和绿，分别代表着自然的力量和人类的力量，黄与绿两种伟大力量主宰的高原，给人的感觉便是“雄壮”和“伟大”，但这样的力量蕴涵在高原中，似乎有些沉寂，因此作者对风景的感受是“单调”。这样的力量靠什么来激活呢？这时白杨树傲然挺拔的形象便出现在作者笔下。就像京剧当中的亮相一样，白杨树一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彩。“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作者在这里获得了一次“震惊体验”，而这种体验迥然不同于那种在西方文明面前的震惊。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这句话纠正了世人心目中一个印象：白杨树是平凡的。接下来是作者对自己论调的证明。力争上游、团结一致、不折不挠，这是白杨树的风格，也是它的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个性所在。
接着，作者强调了白杨树“绝不是平凡的树”，并展开了新一轮的论证。在这一轮中，作者对平凡的标准乃至美的标准进行了重新审视。白杨树不是树中的好女子，却是树中的伟丈夫，而此时，国家民族更需要白杨树所代表的阳刚之美——“正直、朴质、严肃”。显然，美也并不专指那种“婆娑、横逸斜出”之类的阴柔之美。这里，茅盾对流传已久的审美趣味进行了纠正，也多少含有自我检讨的意味。在此前的文学中，那种伤感的、忧郁的乃至病态的审美趣味是占主要地位的，当然这与国势衰微和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有关，而更主要的则是对民众的贱视和悲观。因此，茅盾在这里大声疾呼：
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这些铿锵有力的词句，这带有质问色彩的语调，足以使沉醉在个人主义陷阱里的知识分子坐立不安。也正是在这里，作者冲破了感情的闸门，开始直接赞美西北高原上的抗日军民。在这里，含蓄蕴藉的象征手法不见了，散文特有的散淡舒缓不见了，你只能感受到感情的纵横激荡。这是淋漓尽致的抒情散文，它不事雕琢，也不完美，简直有些粗疏。不错，粗疏或者说粗犷，是感情宣泄的需要，没有这种粗犷，反而丧失了散文的精气神。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一文中认为好的文章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茅盾的《白杨礼赞》正是这样。
言及此，我想对中学语文界对《白杨礼赞》的修辞解读提一些看法。第一，说这篇文章是一篇象征性散文，诚然不错，但这篇散文算不得典范的象征散文，因为随着文势的发展，茅盾抛开了象征，直接点出抒情对象，更强烈地礼赞抗日军民。与《白杨礼赞》比起来，茅盾早期的散文《雷雨前》等全篇通用象征手法，严谨完整，无疑是象征性抒情散文的典范。第二，这篇散文的炼字也不具有典范意义，或者说引导学生学习《白杨礼赞》的炼字艺术，与这篇文章的写作状态是不相符合的。稍加检点，我们会发现这篇散文中形容词的重复率相当高，这怎么能说是讲究辞藻的华丽和多样呢？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作者的感情使得他抓住几个最有力、最准确的形容词，反复用、并列用，不加选择、不加调换，由此才能把胸中激荡的感情释放出来。《白杨礼赞》是一篇礼赞，是感情的宣言书，只有这样定位《白杨礼赞》，才能更准确地解读它。
文章的最后，茅盾对白杨树所代表的人民的精神品格作了总结和强调，在结尾又一次表了态：“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至此，作者纵横激荡的感情终于有了一个坚定的收束。
在中国现代散文中，“礼赞”体是不多见的。现代散文是伴随着个人的发现而兴起的，因此五四时期的散文或高歌或低吟，都与个人的感触相关，特别是在个性解放运动的狂潮过去之后，低吟似乎成了散文的主调，一时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个人主义似乎成了散文作家的泥潭，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小情调成了散文摆脱不掉的阴影。写作的姿态愈加卑微，文章的气格愈加狭小。在这样的背景下，《白杨礼赞》就有些横空出世的味道了。茅盾在这篇文章里走出了自我，进而被白杨树所征服，满腔热情地讴歌北方抗日军民的精神意志，其文笔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气息和拘谨的调子，尽情挥洒、自由无羁。这里，茅盾的姿态是仰视的，由于自我的反思和提升，茅盾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从而领略了更加壮丽的风景。也由此，散文的境界变得开阔了，气格变得阳刚了，书写的姿态也变得昂扬了。
三、新的意象与新的抒情
抗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转折点。由于抗日战争的激发，民族救亡热情空前高涨，普通民众蕴涵的巨大力量得以彰显。知识分子也开始走出书斋，观察中国的现实生活，进而重新理解中国乃至世界体系。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中国的未来。除了梁漱溟等一些一直坚持中国文化优越论的新儒家之外，原本倾向于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调整自己的文化观。冯友兰写下了《贞元六书》，贺麟写下了《文化与人生》，李长之写下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朱自清写下了《诗言志辨》，这些著作所涉问题不一，但都跳出了“西学本位论”的圈子，廓清了西方现代价值观投射在中国文化上的迷雾，从而开始独立地阐释中国文化，重新估价中国文化的价值。现代中国历史上的40年代，各方面都已呈现出超越五四的迹象，这种超越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超越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其核心内涵便是：重视民众的创造性的精神力量、建设新的民族文化。
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虽然是眼光向下的运动，但知识分子本身也受到了触动，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新的感情。比如，一向沉迷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穆旦，开启了他的“新的抒情”道路，即讴歌人民的苦难和坚强意志，以诗歌的精神力量引发人民朝向光明的举动。与此同时，诗歌的意象也不加选择，只要是人们生活中存在的，能够表现人民生存景象的，都可以入诗。新的抒情带来新的意象，唯美的意象不见了，在穆旦的代表作《赞美》里，那些衣衫褴褛、艰难前行的人们获得了最深情的歌颂，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希望。
新的抒情和新的意象同样存在于散文中，《白杨礼赞》便是确证。《白杨礼赞》里的感情，现代作家们很久没有体验过了。鲁迅虽然坚信中国没有失去民族自信力，坚信民族的脊梁不会弯曲，但他只是表达了一种信念，他没有体验过发现的激动和确认的兴奋。而在其他悲观绝望的作家那里，这种感情就更显得遥远了。散文的意象也是这样。一种意象是一种心境，是一种生活方式。山水、古书、食物是此前散文中常见的意象，不待说表达了一种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调。到了《白杨礼赞》，这些意象一扫而光。用传统审美观点看，白杨树是不大适宜入诗入文的，而且简直有些煞风景的意味。茅盾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文章中也说它“没有婆娑的姿态”，但随即以退为进，大力宣扬白杨树所代表的新美学。不仅如此，茅盾还对旧的意象、旧的美学、旧的感情进行了清算，借此确立了自己“高声赞美白杨树”的抒情姿态。
《白杨礼赞》虽然饱含着作者的情思，但从大背景来看，不能不说是拜时代之所赐。这一时期，正是大量新的意象进入文学的时期，特别是白杨树所代表的农民，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以正面形象出现，彻底摆脱了五四文学乃至后来的乡土文学所塑造的麻木不仁、愚昧落后的卑劣形象。不仅如此，农民还成了作品的主人公，成为正确思想乃至中国未来的代表。与之相应的，当然有写作者感情的调整。文学的书写者们检讨并改变了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贱视民众的态度，开始发掘并汲取普通民众身上蕴涵的精神矿藏。于是，一个新的文学世界、新的美学建立了。《白杨礼赞》便是这种新的文学和美学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