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仰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北宋初期的宰相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有人对此解释说，并不是赵普的政治才能有多高，而是他学问不够。与后来科举出身的官员相比，跟着赵匡胤一路走上朝堂的赵普，学问基础也许是不如后来科举出身的官员。于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似乎既是赵普对自身学问水平的认定，也是对他人质疑其学问的回应。然而，这种解释并不能否认赵普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官员。其不错的表现之一，就是他对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态度。有一次，赵普要推荐一个人担任一个官职，宋太祖赵匡胤多次拒绝，赵普不以皇帝的意志为指向，还是向皇帝提出这个任命的建议。结果赵匡胤很生气，把赵普送来的任命申请撕碎了扔在地上。赵普毫无惧色，慢慢地拾起碎片，回家将其拼贴起来，改日又送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最终不得不同意他这个建议。如果赵普推荐的人他任人唯亲，或者赵普有其他私心，我相信，赵普不会这么坚决无畏。也正是因为他出于公心，赵匡胤才找不到任何反对的理由。︴
按照宋朝的制度规定，官员做了一定的年限，如无劣迹，应该得到升迁。有一位官员恰逢迁官的当口，但是，皇帝赵匡胤不喜欢这个官员，不同意让其升迁。很明显，赵匡胤此举是以个人好恶代替国家制度法令。赵普与那位官员并无私人感情，他纯粹从遵守制度出发，坚决请求宋太祖遵守国家制度。赵匡胤脾气很大，冲着宰相赵普说：“朕就是不同意，你能怎么样？”赵匡胤的这种态度，完全就是把个人放在了国家公权力之上。虽然赵匡胤制定了很多限制皇帝私权的制度，但是，当皇权介入了国家公权力，皇帝能否克制自己，就是对国家公权力能否公正的一个考验。如果遇到一个同样有私心的宰相，面对不讲理的皇帝，何必对着干？牺牲一个官员，牺牲一点制度，顺着皇帝的心意，自己舒舒服服地做宰相，何乐而不为？但是，赵普没有这么做。
当皇帝赵匡胤说完“朕就是不同意，你能怎么样”后，赵普毫无畏惧地说：“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这句话明明白白地告诉赵匡胤，天下是有公平正义的，它不是皇帝的喜怒可以决定的。赵匡胤不愿听这种大道理，赵普便紧跟在赵匡胤后面，反复要求赵匡胤放弃自己的个人喜怒。赵匡胤走进了皇帝私人的地方，赵普不能入内，他便长时间地站在那里，就是不离开。赵匡胤最终不得不同意了赵普的请求：按章办事。这个故事人们可以解读为赵普的倔犟、赵匡胤的知错能改。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这一事件中，如果赵普有自己的私心或私利，他就不可能坦然地面对皇帝。赵匡胤最终接受赵普的意见，等于是国家公权力超越了皇帝的个人喜好。因此，赵普的那句话“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成为了许多大臣经常引用的话。
在宋朝大臣的奏议中，屡屡能见到这样的文字：“惟人君者，要当以天下为公”、“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这种言论放在今天，差不多等于“主权在民”的意思。因此，当英国的《大宪章》只是少数几个贵族在制约国王的时候，宋朝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用全民的利益在制约皇帝，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对于这样的社会舆论，宋高宗赵构也不得不说：“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不管赵构的这番话是真心话还是违心话，或者是特殊场合敷衍的话，至少，宋朝时期的中国，“天下为公”的思想已经是朝廷上下的共识，国家公权力不是一人之私，也不是小集团、利益集团之私，已经是全体共识。
尽管我们可以说，在宋朝的历史上“天下为公”在某些时候并没有真正做到，但是，这一思想的普遍存在，以及有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身体力行，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大事件。这种观念在欧洲也只在启蒙运动时才出现。因此，说欧洲的启蒙运动接受了很多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的论断是有道理的。
有些人对中国古代政治缺乏必要的了解，就武断地宣称中国古代政治就是皇帝独裁，那我们再来看看宋朝大臣的另一些言论：“大凡人主，不能无过”；“人主不患有过，患不能改过也”；“宰相以正君为职”；“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等等。宋太宗赵光义也对宰相说：“我如果有错，你不要当面顺从我。”前面我们说过，宋朝的皇权对于国家公权力的掌握，在形式上的确比以前的朝代要大，但是在本质上，宋朝的皇权介入国家公权力，一方面是政治体制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国家公权力的范围，宋朝的皇权其实受到了较大的制约，以至于有现代学者评论说，宋朝的皇权已经走向象征化。虽说此论有点夸张，但并非没有道理。皇权更多只具有象征意义，这的确是宋朝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想。
北宋的宋真宗有一次要给他宠信的一个宦官封官，当时这位宦官病重，快死了，宋真宗想送一个“节度使”的待遇给他，便对宰相王旦说：“他就等着这个头衔才能闭上眼睛。”这里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宋真宗经常破坏制度和规矩；二是对于破坏制度，宋真宗也不敢太过分，给宦官送名分的事，他自己也不敢做主，还得求着宰相。这说明“祖宗家法”尚有威力，这也是宋真宗之后外戚干政能被扭转的原因。而且，宋真宗替宠信的宦官求名分，还是在宦官快死的时候，虽然求的是一个“节度使”，也就是一个军权，但这个军权等于是给宦官送葬，给了他，从直接效果上说，也不会有太大的不良影响。然而，宰相王旦还是用一句话将皇帝顶了回去。王旦说：“现在求一个节度使，如果给了，将来如果求一个枢密使，怎么办？”枢密使是宋朝除皇帝之外掌握军权的最高职务，相当于如今的中央军委领导。因此，即便皇帝可怜巴巴地说，送一个节度使的头衔给宦官，只是为了让他安心地合眼，只是还宦官死前最大的一个心愿，宋朝的宰相还是毫不客气地阻挡了皇帝的私愿。
北宋英宗时，有一个宦官仗着皇帝的宠信胡作非为。司马光上奏，认为该宦官是“国之大贼、民之巨蠹”，请求将该宦官“斩于都市”。皇帝宋英宗不愿意。此时任宰相的是韩琦，他当机立断，下令将该宦官流放，当天就执行。可见宋朝的官员在主持社会正义时，有时甚至可以越过皇帝，直接行使国家公权力。
据野史记载，宋神宗有一次打算处死一名官员，宰相便以“祖宗家法”为由，打消了神宗皇帝的这个念头。宋神宗便退而求其次，想将这名自己不喜欢的官员刺配远方。章惇曾经是苏东坡的好友，历史上对章惇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面对宋神宗想将那名官员刺配的念头，章惇说：“如果这样，还不如将其处死。”在此之前，宰相已经说过，祖宗家法不允许杀大臣。而章惇认为，将这名官员刺配到穷山恶水的远方，就是对官员的侮辱，抱着“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章惇说这句话，等于否决了宋神宗想将那名官员刺配远方的愿望。年轻的宋神宗不得不长叹说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接上话茬道：“快意事，不做得也好。”这番对话体现出，皇帝容易顺着自己的心意，做事只求痛快。而章惇等大臣明确指出：只求个人痛快的事，做不得也好。这种将公权力置于皇权之上的理念在宋朝比比皆是。因此，这位宋神宗在位时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岂得自由行一事？”
在宋朝，国家公权力高于皇权不光有理念支撑，还有制度保障。南宋孝宗皇帝时，宋孝宗的一个亲信想找皇帝开后门，但制度规定，手续必须经过宰相。宋孝宗对这位亲信说：“我下一道旨意并不难，但恐怕宰相不肯放行。”皇帝给这位亲信出主意说：“要么你先去找宰相沟通好，我再下旨？”这位亲信去见了宰相，宰相坚决不同意，并态度坚决地说：“即便皇上降旨下来，我也定当驳回。”宋孝宗听到此话，只能感慨道：“书生难与他说话！”此事就此作罢。为何宋孝宗会说“书生难与他说话”？因为，宋朝的官员大都是读书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小读圣贤书，大都信奉的道理是天下为公，皇帝的私心自然难以被放行。从史官的角度说，北宋初期，开国皇帝赵匡胤屈服于宰相赵普的历史记录，不光我们今天的人能够读到，对于南宋的皇帝、宰相来说，一样能够读到，而且还是“本朝故事”、祖宗示范，后世参照执行，当然顺理成章。
英国有一个著名的传奇故事《亚瑟王》，说的是英国历史上一位传说中的国王，这个故事的原型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末宋初时期。该故事的成形，或者说从口头文学变成文字，大约就在宋朝前后，其最后的定型则要到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有了印刷术的时期。《亚瑟王》系列故事有一部分发生在英国，有一部分发生在法国和德国，只是最早成为英语文学整理的成果，如今便成为英国独有的文学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