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蒋介石放弃对日退让决心抗战的原因
蒋介石
对于日本这个强硬的对手，蒋介石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从内心深处说，他不愿和日本交战。少年时代，正是怀着对日本的“向慕”--小小的日本打败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他崇尚日本的武士道，他认为日本人把武士道看作日本民族的大和魂，这符合王阳明“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学说。
蒋介石认为中国的“文武之道”只讲求文人之道，而日本侧重“武人之道”。他曾说：“我以前向慕日本尽忠报国的传统精神，亦爱日本孝亲、尊师、尚侠、重义的民族性。”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19岁的蒋介石毅然剪掉辫子，东渡日本学习陆军。生机勃勃的东京，激励着他的革命斗志。蒋介石身边带着一本邹容的《革命军》，他能一字一句地背出来，他把强烈的民族精神寄于一首七言绝句：“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岂肯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是的，面对日本的一切，也勾起了深烙在他心灵中的伤痛。记得在9岁那年，甲午海战的惨败迫使中国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故乡溪口镇上的人们充满愤怒地谈论着“四万万人的大国，输给只有三个小岛的日本，这是怎么回事啊”！
少年蒋介石第一次知道了“国家”和“民族”的含义。来到日本，他进一步知道了割地、赔款、通商和租界是强者对弱者的掠夺。
正是用《马关条约》的2亿两白银，日本由贷币的银本位制换为金本位制，在经济上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和国际信用程度，并促进了军需工业的发展。成为日本工业核心的国营八幡制铁所就是用中国赔款为资本建造的工厂，它生产的钢铁，制成了枪和炮。扛着枪炮的日本兵，再次向中国进攻！
自从“九·一八”以后，日本占了东三省，又侵占山海关，接着进犯热河、争夺长城、进攻冀东，直到签订“塘沽协定”，策划“华北自治”。在日军的武力面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介石是一让再让，一退再退。可是日本人步步紧逼，逼得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了全中国！万众一心的抗日浪潮把蒋介石推到了抗战的领导地位。个性倔强的蒋介石再也咽不下一次又一次被愚弄和被欺侮的冤气了，他要为自己和中国争一口气！
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已不是孩提时拿木棒竹刀玩打仗游戏的莽撞少年了。他讨教蒋百里等军事专家，分析国际国内的情势，特别精研了《孙子兵法》。蒋介石始终没有忘记18岁那年，箭金学堂里那位专讲经史的顾清廉老先生给他讲解《孙子兵法》时说的话：“一个国家要想独立，就不可缺少军事力量。一个人要担当扞卫国家的重任，就不可不懂兵法。”
对于中国抗战的战略，蒋介石首先希望通过在上海这一关系到西方列强利益的地区一战，引来《九国公约》诸国干涉，以尽快讲和。自然，如果此计不成，他也准备了持久作战。他和他的高级幕僚们都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不如日本，故只有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以持久战保存军事实力，即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法来疲困日军和消耗敌力。自然，实行这个法则是有条件的。蒋介石在制订抗战计划时将“指导大纲”归结为一句话，即：“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但有希望，决不放弃和平。”
蒋介石的这一句抗战名言，生动而深刻地表明了他的不彻底的民族主义。他把胜利的希望更多地寄予国际力量的同情和与日本进行讨价还价的和谈。然而，同情与和谈须以武力为资本。
蒋介石决心以武力抗击日本的挑衅。
为日本的“和平工作”效劳的周佛海鼓动张季鸾、左舜生、李璜等人劝蒋介石对日妥协，但被蒋介石严词拒绝了。连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也被蒋介石的激昂情绪所折服。
对于上海的抗战，蒋介石则提心吊胆。
就在淞沪之战刚刚打响的8月13日上午10点--离第一枪仅仅45分钟后，蒋介石的急电就传到了南翔张治中司令的手里：
……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到目的之气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倭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寸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划一并详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