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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女性文化 明清才女文化在北方和南方都有出现，但才女文化的源头是江南，江南才女文化最突出、最显著、最有代表性。概括起来，明清江南女性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才德美”的新型评价模式
在明清对女性特征的讨论中，叶绍袁首先明确提出：“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由此确立了“才德美”的新型评价模式。这与传统的女性评价模式“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大不相同。按照班昭的解释，传统“四德”对才和貌的要求并不突出。而新型评价模式则要求女性“才德美”三者缺一不可。
明清时期对女性“美”的发现和肯定是引人注目的。明清时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则带来了新一轮对女性“美”的关注。杜丽娘自叹“如花美眷”，死前也留恋自身“二八春容”，亲手绘制了自画像；叶小鸾则“风神韵致，亭亭无比”。但“美”不仅仅关乎外貌。自古怎会无美人?“然当花香月丽而不知游赏，形如木偶。踽踽凉凉，则失风流之韵”，真正的美人应是“必也丰神流动，韵致飘扬”。我们看到，在注重外貌美的同时，更强调作为女性的自然的、复苏的人性之美、有情之美，强调内外兼修之美。正如杜丽娘对着满园春色，情思萌动，开启的是一个女性活生生的自我苏醒的时代。
在“才德美”的新型评价模式中，“才”也是佳人的必备因素。明清女性“才”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明清女性不仅文学作品数量大大超越宋代，还出现了诸如徐灿、贺双卿、沈宜修、叶小鸾、王端淑等有一定影响力的女作家。很多女性也因博学而称著，诸如王端淑、邹赛贞等。一些互不相识的女性因为文学创作而走到了一起，诞生了一些著名的文学社团。但是“才德美”品评模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三从四德的否定。实际上，才德美的品评模式只是在“三从四德”内涵上的适当延伸，即赞成和拥护新型评价模式的女性还是以维系儒家传统道德为最高追求。
(二)上流阶层家族女性文化的发展
明清随着江南财富的增长，江南上流家庭开始有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去关注和发展家族文化，推动家族文化走向精致。一些明清小说和笔记体小说显示出这种社会文化的转变，如开启了世情小说先河的《金瓶梅》。一些笔记体小说则对精致诗意的家族生活有生动的描写，如李渔的《闲情偶寄》、沈复的《浮生六记》。女性在家族文化建设中是不可或缺的，她们通过自身的才能，精心创造出独特的明清江南家族女性文化。 “伙伴式婚姻”是明清家族女性文化发展产生的一个新生事物。石成金与周氏、沈宜修与叶绍袁是较为典型的伙伴式婚姻，而同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也为我们解读伙伴式婚姻提供了素材，《浮生六记》中的沈复和芸娘、《影梅庵忆语》中的董小宛与冒辟疆，其新型的夫妻之情让人难忘和感动。“伙伴式婚姻”最突出的特点是女性拥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夫妻之间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并共同参与到文化活动中。这些文化活动包括诗歌创作、家庭诗意生活的营造。“伙伴式婚姻”成为明清江南才女的美好追求，但基本上，这只是一种理想，现实中的婚姻大多很不幸，一些才女因为对婚姻的惧怕而早亡。而即使拥有伙伴式婚姻的夫妻，也因为家族对私密之情的不能容忍而不能尽情享受夫妻之情。 明清女教的主要方式主要是家族文化传承。顾若璞作为江南杭州一名士家族的长辈，对家族内的女性教育尤为重视。她为家族的女性聘请家庭教师，教习女性阅读与写作。她自己也承担起教师的职责，在她的精心教育下，家族内女性都非常好学。她的侄女顾玉蕊就是蕉园诗社的创办人。大多数的明清上层女性所受的教育都来源于家族内的传承教育，像我们熟知的沈宜修、叶小鸾、王端淑、商景兰等，她们的文学修养都得益于学识渊博的家族传承。 因此，随着家族内受教育女性的增多，社会对女性创作的肯定，出现了以家族女性成员为主要参与对象的诗社。家居式女性诗社的典型是沈宜修组织的以沈家和叶家为中心的诗社。这个诗社的核心人物主要是沈宜修，她的三个女儿，她的堂姐妹、表妹和好友张倩倩。加上其他人员的参与，这个诗社拥有15人，其活动和创作是非常丰富的。家居式结社融洽了家族内的关系，也扩大了女性在家族内的交际范围。 (三)女性生活空间的开拓 随着明清江南教育、坊刻、出版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首先是出现了职业女性，她们在职业作家、家庭教师领域内游刃有余，显示出女性日益增长的信心。职业女性的活动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她们打破了女性足不出户的戒规，为了谋生，她们常常需要奔波于各地，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她们在家庭之外的流动性颠覆了传统儒家道德对女性的角色要求。走出家庭的职业女性不仅为其他女性提供了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她们拓展了女性的文化发展空间。而一些非职业女性在追随家庭行商，或者追随丈夫的仕游，或者因为社团的活动而有了更多出游的机会。
社会生活不仅开拓了女性生活视野，也拓展了女性文学创作的题材。一些非职业女性也在出游过程中，创作出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这些都向我们展示出一个越来越广大的女性世界。
但是，走出家庭的职业女性一直遭受着社会男性的各种非议，而能出游的非职业女性毕竟还是少数。她们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一直遭受着男性的质疑。这些成功的女性既显示出女性意识的觉醒，也透露着女性生存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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