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对话莫言
新华网济南10月12日电（记者王海鹰）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文学对他意味着什么？如何让现下的读者重新亲近文学？在他的故乡山东高密，莫言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对获奖没有太多期待”
记者：你是从什么渠道获知得奖消息的？
莫言：向媒体公开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给我打了个电话，通知我得奖的消息。
记者：在这之前你对这个奖有没有期待？因为你的呼声一直比较高。
莫言：没有太多的期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全世界有那么多优秀作家，中国也有很多优秀作家，一年只颁一次奖，只颁一个人，我觉得好像排了一个漫长的队伍一样。
记者：听说你小时候能背新华字典？
莫言：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几本书了如指掌，为了看书，想尽了一切办法，提前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人家交换，人家不感兴趣就帮人家干活，帮人家推磨、割麦子，换来阅读人家藏书的权利。
后来附近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完了，你不要以为十几个村庄有多少书，没几本书，顶多也就是二三十本，我当时觉得我已经是世界上学问最大的了，把周围一个乡的书全看光了，其实也就是十来本书，几本经典著作。
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看新华字典也觉得蛮有意思，至于说倒背如流，那是太夸张了。就是读得很熟，有时候甚至把新华字典的错误都可以找出来。
记者：那个时候你几岁？
莫言：大概十来岁吧，因为我12岁辍学以后就没有书可看了，天天在家里劳动。刮大风、下大雨不能下地劳动的时候，就躲到我们家的一个磨房里看这些书，翻来覆去地看。
记者：我很奇怪，你为何对书如此痴迷？
莫言：（当时）没有文化生活，就觉得这个东西能把你抓住，能吸引住你。我们家的人实际上都爱看书，我二哥也是个书迷。我们家原来有一条门槛，当时农村没有电，只有一盏小煤油灯。每天晚上这个煤油灯的火苗像一个黄豆一样那么小，我母亲在锅灶上做饭，我们就一脚踏在门槛上看书。几年之后，那个门槛竟然被我们弟兄两个踏凹下去一块。
“严肃的文学不可能是热闹的”
记者：那么，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莫言：我当年在这个地方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的时候，厌烦透了。这个地方这么贫困、落后，就梦想着有一天逃离，到外边去看看世界，到外边去过更好的生活。但当真出去以后，过了几年，就开始怀念这个地方。尤其是当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更感觉到这个地方跟自己是血脉相连的。
在我早期的作品里边，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是邻居的、亲戚朋友的经历，有的是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这是一批最原始、最宝贵的素材。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说。当然了，继续写下去的话，故乡也不断地扩展，写作的资源也不断地补充、丰富。这就需要阅读，需要到更多的地方去了解更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事情。
记者：有不少评论说你获奖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主流社会视野的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也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你对这样的评论怎么看？
莫言：现在网上的评价五花八门，我最近也没有看。我觉着我肯定是一个中国作家，我的文学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我没有权力代表中国文学。当然，得奖会在一段时间内让世界的目光更多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会发挥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也不可高估，因为文学是一个相对落寞的领域，不可能像电影或其他的媒体，能够吸引那么广大的观众。
记者：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人已远离了文学，文学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舞台中心撤到了边缘，纯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你如何看中国社会对文学的疏离？
莫言：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冷静地想一下，就会发现这是正常的。
我记得20年前我读过一篇前辈作家汪曾祺先生写的文章，上个世纪30年代，好莱坞电影大举引进中国，人们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电影院里，那时汪先生就对这个现象发表了一些很悲观的议论，说这样下去小说会没人读了。
我们现在的这种感觉，跟汪先生当年面对着好莱坞电影对小说的压迫是一样的，现在更多了，又有网络、又有电视，但是我觉得严肃的文学作品，它不可能是热闹的，如果它特别热闹，它就不是特别正常。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热潮，一首诗歌万人传诵，一部小说能够引发一种社会性的轰动，为什么会那样？因为中国经过了十年文革的文学荒芜时期，突然思想解放，文学出来了，这个时候的文学，附载了很多不属于它的功能，所以这种轰动是不可能持久的，是非正常状态。
现在，很多人说小说会消亡，我觉得它永远不会消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的审美功能是别的艺术作品所不能代替的。
看电影、听音乐、欣赏美术，都可以得到审美的愉悦，但这些愉悦代替不了我们阅读优美的文章时候那种感觉。语言的魅力，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估计‘莫言热’最多一个月就过去”
记者：目前社会的浮躁风，无论是阅读上的浮躁，还是写作上的浮躁，都对文学构成了伤害，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莫言：从时间分配上来讲，那肯定是一种侵占了。听音乐听多了，看书的时间必然就少，你在网上聊天的时间多了，你干别的活的时间必然就少了。现在娱乐方式、休闲方式特别多，肯定会挤压很多文学阅读时间。
我们小时候那种如痴如醉的阅读，是因为没有别的娱乐。
那会儿假如有一个电视机，我也不去读小说，我也天天抱着电视机看。但是我相信当大家玩了一圈之后回来，也许有一天会重新抱起一本书，体验一下这种古典读书的乐趣。
记者：实际上你的获奖，我觉得已经促成了一些人重新回归阅读。
莫言：我估计有一个月就过去了吧，甚至更短，然后一切又回归正常。
记者：你的不少作品都拍成了电影，很多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些电影对你的个人创作有什么帮助？
莫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
记者：最后还有个简单的问题，巨额的奖金大家都很关心，你准备怎么用？
莫言（笑）：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