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们与传统文坛为何势不两立讨论之五 [复制链接]

 

 

韩寒们与传统文坛为何势不两立讨论之五

 

[问题讨论]

    韩寒们与传统文坛为何势不两立？

    一个时期以来，文坛的多种嘴仗此起彼伏，近年较为热闹并引人注目的是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年轻一代作家与一批中老年作家所代表的传统文坛之争。此间的矛盾是非，双方都针锋相对各持己见，甚至相互挖苦攻击且不乏刻薄过激之辞。同怀文学理想，同是文学中人，同执着于文学写作，双方却似乎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这对于当今的中国文学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本期“文化观察”专栏推出的几篇文章试图对新老两代作家矛盾的焦点进行尽可能客观的描述，以期引起文坛内外众多朋友和读者的关注。与此同时，我们将邀请大家围绕以下问题开展笔谈与讨论：

    1.当今文坛为什么会出现新老两代作家之争？

    2.新老两代作家为何势不两立，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3.如何评价新老两代作家的是与非，双方的冲突对中国文坛意味着什么？

    4.如何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并让中国文学的大家庭趋向和谐？

    5.与此相关的其他话题。

 

　　请您写出2000字以内的稿子寄给我们：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请在信封上注明“问题讨论”字样。“文化观察”专栏将陆续刊登您和您周围的朋友们对上述问题的高见。热忱欢迎大家踊跃来稿！

 

                                        《北京文学》编辑部

 

鲁迅骂人，那叫批判。韩寒最初骂人，是嘲讽，是对传统与权威的不屑。而他把心思用在赛车上以后的那些骂人，真像个无知的小孩在那里撒野。

 

批判、愤青与嘲讽

——冷眼看“韩流”

石  凌

    批判是知识分子最显著的标志，批判源于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唤醒民众，批判的意义在于唤起良知，激发创新求变的思维。批判只要不上升为批斗就会成为一个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润滑剂。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认识上的飞跃都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一个敢于接受批判的民族才不会故步自封，一个敢于接受批判的政党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话是这么说，但真正有雅量接受批判的人不是很多，而是少得可怜。于是批判者往往被视为英雄与勇士。

    现在人们记忆犹新的是鲁迅式的批判，“呐喊”仿佛暗夜里的一把亮剑，刺破了令人窒息的沉寂与无边无际的黑暗。鲁迅的批判是带血的，真正的痛苦者首先是他自己。于是，百年之后，鲁迅成为一座高峰，让人仰望而无人超越。

    鲁迅以强烈的批判点燃民族文化进步的火炬，他对桎梏中华民族精神的各种枷锁口诛笔伐，毫不妥协。鲁迅的批判精神表现出一名战士的勇气与胆略。

    鲁迅逝去后，中国的批判一度升格为批斗。批判是个人行为，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批斗是政治行为，是丧失理智的一种狂热行为。那批经历了批斗的人冷静下来后，就成为“愤青”一代。“愤青”是“愤怒青年”的简称，青年时代谁不想有所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在青年时期或多或少都有过“愤青”行为。在乱世，“愤青”能成气候，是因为“愤青”一族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治世，“愤青”者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或收敛锋芒，融入社会大环境，谓之“成熟”；或继续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渐渐被排挤到边缘。

    批判也好，“愤青”也罢，大多是敢于担当，想积极地改良社会的一族。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被“愤青”者奉为“圭臬”，但真正能坚持下去的人实在少得可怜。

    于是，当代那些从小在体制之内听惯了一家之言的官话的孩子们长大后，就开始反思自己所受的教育和所见的事实。尽管这种反思还不够成熟，但那种颠覆传统的勇气已经深深吸引住了大众的耳目。于是，韩寒这个叛逆的80后小孩成为网络时代的宠儿。他对传统与权威的冷嘲热讽使他成为青年们的新偶像。而最能代表他作派的两句话分别是“所有的圈最后都是花圈，所有的坛最后都是祭坛。”“作协是个屁!”如果前一句话表现出一种蔑视权威的勇气与对现象的深刻认识，那么后一句话就成了一句不负责任的浑话。试想想，遇上这种什么都不在乎的小孩子，谁还敢在那儿硬撑着与他对骂，骂的结果只能是自讨没趣。所以，2007年韩寒与老作家之间的那场口水战以老作家收兵暂停。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韩寒并没有沉默，他仍然在积极寻找骂的对象，借此吸引大众眼球。当然，这种骂让那些奶渍未干，又在求职与创业的过程中四处碰壁的青年人觉得过瘾。于是，韩寒代替鲁迅成为青年人的新偶像。当很多年轻人省下吃饭钱买韩寒的书时，韩寒已经成了网络时代的新贵，他说他的目标不是成为作家，他的兴趣不在写作在赛车。韩寒这样说为他成名之后没有写出更好的文字开脱，也算有自知之明。他明白，过不了几年又会出现新的热血青年，像当年他对待传统作家那样审视他的文字与他的行为。如果把韩寒的那些文字放在文学的长廊中检阅，能够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东西不会很多。与其将来被人骂，不如现在自嘲一番，让人明白他有自知之明。所以，“韩寒”一族虽然已经到了应该对自己说话负责任的时候，却愿意继续保持小孩子的任性。

    鲁迅骂人，那叫批判。韩寒最初骂人，是嘲讽，是对传统与权威的不屑。而他把心思用在赛车上以后的那些骂人，真像个无知的小孩在那里撒野。难怪王安忆说，她不评价80后写作，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什么都敢骂。骂与批判不是对等的。批判是理性分析之后的思维产物，是经得起推敲与考验的。而骂是一时感情冲动之下的行为，顶多只能挠痒痒。

    说实在的，韩寒的博文很少有文学语言，而他却是凭借文学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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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维的意义上讲，精确的词语便于认真地想事儿，模糊的词语便于笼统地想事儿。从表达的意义上讲，前者便于严谨的表达，后者便于打马虎眼。

 

用什么样的语言思维

陈  冲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用什么样的工具，就会干出什么样的活儿。

　　“问题讨论”是要讨论问题。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韩寒们与传统文坛为何势不两立？”这儿有三个关键词：韩寒们、传统文坛、势不两立。我没把“为何”算上，理由后详。

　　“韩寒们”？我知道有一个韩寒，但我不知道在所要讨论的范畴内，还有哪一个人和他相近似，足以和他并称“韩寒们”。

　　“传统文坛”是个不严谨的词语，但其大意尚可意会。至少，比如我，也当过若干年的省作协副主席了，应该可以算是那个“坛”内之人了吧。

　　可是韩寒没有骂过我。我没招惹过他，他也没招惹过我。如果说韩寒没招惹过陈冲，不等于他和“传统文坛”相安无事，那么逻辑地说，他招惹过别的副主席也不等于就是和“传统文坛”势不两立。同为河北省作协副主席，陈冲不能代表“传统文坛”，谈歌就能代表？

　　不存在“势不两立”，当然就更不存在“为何”。

　　实际上，我越来越看好韩寒了，并且几次在文章中“力挺”他。我不在这里举出那些文章，以免自做广告之嫌，且我有更好的办法：就在这儿再“力挺”他一次。

　　“两会”期间，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明确认定北川县有关干部购买豪华越野车是“违规购买超标车”，并宣布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在这个“违规购买超标车”事件被揭露的过程中，互联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就有韩寒的一篇博文，写得很尖锐也很有说服力。我，作为一个作家，是因此以韩寒为荣的。由于韩寒，作家没有在这一事件中“缺席”。当然，从逻辑上说，我这个结论有三个前提是有待证明的。第一，我是作家；第二，韩寒是作家。不过我不想在这里证明这个，虽然我知道韩寒自己有时候更愿意说他是一名赛车手。第三个前提可能更有意义：作家在这类事件中是“出席”好还是“缺席”好？我知道作家们对此有不同的主张。我还知道，持不同主张的人中，同样是各年龄段的作家都有。也可以说，跟年龄基本上没关系。“80后”当中，主张离这种事越远越好的人，一点不比“50后”少，倒是肯定比“40后”多。

　　“80后”是个极不严谨的词语。用这样的语言去思维，思半天也是白思。我估计没人认为它是一个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因而是一个可以定义的概念。但是它又仍然被广泛地使用着，据说是因为“方便”。我相信这是真的，唯一的问题是对什么“方便”。从思维的意义上讲，精确的词语便于认真地想事儿，模糊的词语便于笼统地想事儿。从表达的意义上讲，前者便于严谨的表达，后者便于打马虎眼。

　　比如，说“80后”是“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旧体制旧观念彻底划清界限的一代人”。有这种事？就说那个“旧体制”吧。在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范畴里，当“80后”纷纷“奔三”的时候，“体制”真的很新吗？

　　当然，这也取决于你怎样理解“体制”这个词，特别是你是否理解体制是怎样起作用的。前年有个韩国的作家团来访，其中一位和我聊天时，表示很不理解中国只有一个作家协会，问：中国的作家观点都一致？我就骄傲地告诉他：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能让观点各异的作家呆在同一个作家协会里。

　　所以，“体制内”是个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词语。专业作家或签约作家是“体制内”？作协会员是“体制内”？韩寒不在“体制内”？别说他还在中国住着，就是那些“海外华人作家”，只要想在国内发表、出版作品，就得有“体制内”的自律。韩寒的博文若想不被网管放进垃圾箱，就得有点“体制内”意识。真正有意义的矛盾，不是体制与反体制或体制内外的矛盾，而是某人与某人的矛盾；不是韩寒们与传统文坛的矛盾，而是韩寒与郭敬明的矛盾。这两个人之间，有过一次短暂而激烈的“交锋”。激烈，是因为真的“势不两立”，而短暂，并非因其不重要，只不过是因为双方手里都不真正握有多少公共资源。要想真正认识1980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首先就应研究这一代人里“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两个人。郭敬明是最没有资格当作协会员的人，不仅被欣然接纳入会，下一届进入全委我都不会觉得很意外，而完全有资格当作协会员的韩寒，却坚决不肯入会。汶川地震后，韩寒立即去了灾区，就连在那儿收留了一条流浪狗也广为人知，而此时郭敬明在干什么却不为人知。最紧急的关头过去以后，韩寒的消息不多了，郭敬明的博客出来了，说又开始当“飞人”了———乘飞机四处为自己的作品作宣传。稍后，韩寒出头为莎朗·斯通辩诬，当即被愤青们劈头盖脸拍了一通板砖。虽然愤青们的年龄构成很难精确统计，但若说其中超过六七成年龄在30以下，我觉得不会太离谱，否则就不叫愤青而应叫愤老了。

　　“80 后”里既有韩寒又有郭敬明，是特殊现象吗？否。正相反，是正常现象，正如同一年龄段里（且同为“上海男人”）既有沙叶新也有余秋雨。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基本面”变化甚微，远不足以形成这一代人与另一代人截然对立的现象。矛盾与交锋虽然不断，其内容并没有多少变化，比如现在的尊孔派，并不比一百年前的尊孔派有什么进步（或许退步倒是有的）。因此，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代表性人物往往在各个年龄段里都能找到。这儿只有“延续”和“重复”，没有“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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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作家与传统文坛势不两立，恐怕是偏见所致。老作家应支持新作家，而新作家要从老作家的作品中学到更多更好的东西。　

 

 

两代作家各有所长

张克良

　　读了今年第三期《北京文学》“文化观察”栏的两篇文章，了解到今日文坛有新老作家之争。老作家（包括中年以上的）的作品，笔者读得较多。鲁迅、巴金、茅盾等老一辈的作品是在鞭挞旧时代，要唤醒人们起来革命，开创一个新社会。1980年前的作家如贾平凹、霍达、池莉等当然是以歌颂新时代为主，对一些反面事物给以揭露批判。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是以关心民瘼，开启民智为己任。在这一方面传统文坛作家有一定优势。不可否认，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历时越长就越深刻越丰富，经过战争的人写起战争来如身临其境，经过“文革”的人写起“文革”来也会使人悲愤剧痛，而没有那个经历去写那个时代的事只能从参考资料中寻求片断，只能根据想象，就难免写得不真实或公式化。

　　比较年轻的作家，尤其80后，很多事情未经历，也未到那个环境中体验过，要写什么人像什么人就难了。像鲁迅写的孔乙己，赵树理写的三仙姑、李有才等，80后作家肯定写不好，因为这种人现在社会已不多见。

　　对80后作家，首先肯定他们是有天才的、勤奋的、成功的，韩寒到2006年已出版11本作品。可惜笔者只读了他的《长安乱》一书，读了之后觉得并无特别之处。书中写少林武当两派争天下当盟主，先是少林被武当血洗，死了一千多人，以后是“我”（书中主角）和一个叫喜乐的姑娘为少林报仇并寻找其师父，“我”又在某一地方杀了武当40余人，后又打擂台当了盟主。而武当的万永又绑架了喜乐逼“我”让出盟主以交换喜乐，“我”想和喜乐过安稳日子就答应了，后来喜乐生孩子死了。这些能说明什么呢？可以认为“我”除暴安良伸张正义，让出盟主是淡泊名利。《长安乱》文笔一般，并不优美，而且还有不少错误。长安作为首都最晚也在唐朝，而书中表示时间用“一礼拜”，表示高度用“米”，表示重量用“克”，更有甚者师父居然说了一句：“你是THE ONE，你是救世主。”显然不符合历史。

　　至于郭敬明，近日读了新版的《幻城》，文笔不错、语言优美，但觉得内容并不怎样，作者发挥大胆想象，比《西游记》《封神演义》还要神话。作者想出一个幻雪帝国，人物是一些幻术师、占星师、巫师，用冰剑、魔法等手段打打杀杀，洋洋20多万字并无什么精彩故事，最后作者所代表的冰族被火族打败了。这样一本书不知要告诉读者什么。神话，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要告诉人们一个道理———正义战胜邪恶。但从这本书中看不出。

　　80后作家之所以能成功，首先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再者适合青少年口味，如同打游戏，许多人乐此不疲。由于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出版社也是什么能赚钱出什么。80后作家应有自知之明，在20多岁成名的作家古今中外多的是，茅盾、巴金也是20多岁就出了名的。他们在当时是革命的鼓动者，向黑暗的旧时代宣战，不是80后可比的。至于发行量，许多老作家的作品不少人家里早就藏有，子孙都可阅读，不一定再买，而新作家的作品当然要买的，所以发行量就大了。

　　80后作家与传统文坛势不两立，恐怕是偏见所致。老作家应支持新作家。时代要求不断有新人出现，如同青年歌手赛每两年推出一批新人一样。而新作家要从老作家的作品中学到更多更好的东西，跳出小儿科范围，以歌颂新时代、针砭时弊、关心民生为己任（新作家的作品本人并未多读，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内容），真正作一个时代先锋。不能看现在的发行量，要看时间的永久性，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发行量并不一定大（不包括改编的），但其作品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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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老作家之间的矛盾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新作家对传统文坛的叛逆，引起老一代作家的不满和反感；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文坛对80后作家关心不够(象征传统文坛的作协，青少年人数连0．5％都不到)，许多老一代作家对80后作家的少年成名、作品畅销难以接受甚至眼红。

 

80后作家与传统文坛不应势不两立

郑  义

 

    所谓“80后”，并不是一个精准的、明确的定义，狭义是指1980年～1989年出生的文学作家；广义则是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作家，他们的作品大多属于校园文学、青春文学，他们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和他们同龄的学生、青少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把80后定义为青少年作家更为贴切。

    80后作家的出现以及迅速走红，在中国文坛上引起很大的争议，以中老年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及评论家认为，80后作家的作品是幼稚的小儿科，是“不成气候”、“不值一提”的“儿童作品”，根本不能登上传统纯文学的大雅之堂。更有甚者，对80后不屑一顾甚至是挖苦打击。而80后作者们对老一代作家及传统文坛更是嗤之以鼻，并勇敢叛逆、大胆批判。一时间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大有势不两立之势。

    笔者认为，80后作家与传统文坛是不应该势不两立的。

    首先，80后作家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80后作家(即青少年作家)的出现乃至走红，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必然产物。纵观中国文学史，从来就没有提到过青少年文学。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古代、现代，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文学完全是成年人的领域，就是在当代文学史中，也只是蜻蜓点水地提一下儿童文学，整个青少年文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青少年文学少得可怜。改革开放初期，广大青少年在思想上已经开始独立思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行各业突飞猛进地发展，我国的经济、人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2005年，14岁到29岁的人群，已接近3亿，占我国人口总数23％。此时的青少年，在经济上也相对独立，几乎每个家长都会给自己的孩子花20元、30元买本他们喜爱的小说(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前，几乎没有哪个青少年可以做到)。以前少得可怜的青少年作品，已无法满足广大青少年读者的迫切需要，广大青少年读者急需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可口的精神食粮。80后作家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作家凭借他们与青少年同龄的优势，以鲜明的另类色彩，以张扬的叛逆个性，用贴近同龄人的语言，真实表现青少年的生活、情感。他们的作品一问世，立刻博得广大青少年的喜爱，掀起了一股强大的青少年消费热潮，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青少年文学市场。这股文学热潮，强烈地冲击了我国传统文坛，极大地震撼了老一代文学作家，引来了很多的争议。但是，不管老一代作家怎样指责或反对，80后作家走红、80后作品畅销却是不争的事实。

    毛泽东主席曾提倡文艺界要“百花齐放”。从繁荣我国文学事业、发展文学市场的角度来看，80后的出现，是积极的、有利的。所以，老一代作家不应对他们横加指责，更不应该打击他们，而应该是鼓励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因为青少年作家不仅是我国文学的一分子，更是我国文学的后备力量。发展繁荣我国的文学事业，应该是80后作家和老一代作家的共同心愿，所以，80后作家与传统文坛是不应当势不两立的。

    其次，80后作家的出现，并没有抢占老一代作家的地盘。

    80后作家的读者群是青少年，老一代作家的读者群是中老年，从读者群来看，80后并没有抢占老一代作家的地盘。现在迅猛发展起来的青少年读者群，是被老一代作家忽略的或说不重视的，当然，这主要是当时社会的局限造成的。80后作家顺应历史潮流，开辟出少年文学新天地时，他们没有也很难去抢占老一代作家成年人文学、纯文学的读者群，而是在自己拓荒的处女地上尽情耕耘。从经济利益上看，80后作家的出现，不应当影响老一代作家的收入。所以，80后作家和老一代作家不应势不两立。新老作家之间的矛盾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新作家对传统文坛的叛逆，引起老一代作家的不满和反感；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文坛对80后作家关心不够(象征传统文坛的作协，青少年人数连0.5％都不到)，许多老一代作家对80后作家的少年成名、作品畅销难以接受甚至眼红。这一矛盾虽然很尖锐，但并非不可调和，因为新老作家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最后，80后和老一代作家是可以互敬互学，和谐相处的。

    客观地讲，由于80后的知识尚不足、阅历还不多，导致思想、人生观还不够成熟，势必造成他们的作品内容相对匮乏、情节趋于平淡、思想显得肤浅。80后作家的文学水平、写作技巧、文字功底，相对老一代作家，还显得稚嫩。80后作家应该虚心学习老一代作家的长处，同时，也应当尊重传统文坛，在彰显个性的同时，不应全盘否定传统文坛，对传统文坛应当是批判地继承。老一代作家不应迷信传统文坛，也不应打击新一代作家，在叛逆精神、彰显个性、时尚语言以及作品的宣传推销，作家的包装、炒作上，老一代作家有很大差距，所以，老一代作家也应当向80后作家学习。新老作家应该取长补短，互敬互学，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只要新老作家能够互相理解、尊重，和谐相处，80后与传统文坛势不两立的局面就一定会烟消云散，我国的文坛必将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