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蒋介石唯一的一个长处，是领导抗战胜利。然而，抗战时他几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协。……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能够驳倒我们当年对蒋的评价。——汪荣祖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08月15日07版，作者：陈菁霞，原题为《汪荣祖：我对蒋介石“维持原判”》
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蒋的长处或优点，但几乎找不到。唯一的一个长处，是领导抗战胜利。然而，抗战时他几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协。……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能够驳倒我们当年对蒋的评价。——汪荣祖
“我的人生经历很简单，研究所毕业以后一直教学到现在。”1971年,汪荣祖先生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毕业，此后在东岸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书，一教就是31年。大学所在的柏堡是一个大学城，人口不多，气候适宜，汪荣祖很喜欢这里的环境，每天上课结束就做自己的学问，写东西、看书，生活很悠闲。唯一的问题是资料缺乏，但这些也并非是解决不了的困难。“一方面我自己的藏书很多；另外，柏堡离美国国会图书馆开车只要4小时，借书很方便。”在这种安静的环境当中，汪荣祖的兴致很高，学术上也取得了越来越丰沛的成果。至今，他已经出版了《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学九章》、《蒋介石评传》（与李敖合著）等16本中、英文著作。
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在这“简单的人生经历”背后，是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萧公权、钱锺书、何炳棣、李敖……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经历，也谈到了徐子明、萧公权、钱锺书等对他一生学术产生的重要影响，还谈了他对
胡适、蒋介石等人的研究或评价。
学业、学问及师友杂忆
读书报：您祖籍安徽，出生在上海，后来是怎样的机缘去了台湾？
汪荣祖：这与我父亲早年在上海吴淞商船学校读书有关。这所学校于前清成立，民国时期一度中断办学，到民国二十多年才恢复，我父亲是恢复后第一届学生。毕业以后在船上做大副，后来一直做到船长。台湾光复后，港口都是日本人掌控，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中国人。因为牵涉到国家主权，1947年我父亲和其他好几个资深船长被派往台湾当领港。
读书报：您在台湾的求学经历大致是怎样的？
汪荣祖：“五四”以后，中国的教育制度完全西化了。从幼儿园、小学开始都讲白话。像陈寅恪、钱锺书他们那种家学式教育没有了。可是我比较幸运。我10岁的时候，大陆很多人（大部分是军人，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逃难到台湾，因为父亲在台湾组织成立了安徽同乡会，一些同乡来寻求帮助，其中有一个叫吴博全的，因为没有工作，就经常来我家里教我学古文和旧体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前清翰林许承尧的学生。
当时我也是稀里糊涂跟着他背古文。我现在会做诗，全是因他的教导。有了这样一个底子，我就对文史有了兴趣，高中时就已经开始读前四史。
读书报：您跟着吴博全学了多久的古文？后来和他还有来往吗？
汪荣祖：大概就在我10岁、11岁那几年吧。后来他到了台北，而我们家在南部，彼此几乎没有联系。我到台北读大学的时候，他已经做到了《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总编辑。后来他到了《联合报》。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从美国回来时，他当时已经是联合报的股东。他60多岁因病过世。我蛮感念他的。
读书报：台大历史系读书的经历对您后来有何影响？
汪荣祖：当时的台大历史系很不错，集中国南北之精英，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的都有。但后来我发现真正第一流的学者像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人都没到台湾，去的人中有清华的刘崇鋐，中央大学的沈刚伯、张贵永等。
读书报：这些学者中，对您影响最深的是谁？
汪荣祖：大学念书期间受惠最多的还是来自中央大学的徐子明先生。他在南洋公学和陈寅恪同过学，后来留学美国。当时一个德国教授很欣赏他，请他到海德堡大学深造。民国四年他回到北大教书，傅斯年是他的学生。可是他反对新文化，反对
胡适，认为他们把中国的传统切断了，所以一直批胡。这导致他后来在北大呆不住，到了中央大学。因为反共，后来又跑到台湾。可是在台湾，高校里还是清华、北大派掌权，傅斯年在台大做了校长。他很反感，就被边缘化了。
读书报：这位徐先生的学问如何？
汪荣祖：相当有学问。然而学生们把他看作老古董，很少有人选他的课。他的专业是西洋史，他开的西洋史课一个学年只有我一个学生，我也不敢逃学。后来他开始教国史选读，目的就是教文言。他说胡适搞新文化运动，学生看古文像看天书一样，他要拯救古文。
读书报：您当时跟胡适有没有打过交道？
汪荣祖：胡适是我的老师吴相湘的老师，1959年，吴湘相带我们去南港见胡适，我趁机问他文言、古文该怎么学。结果很惊讶，他回答说古文根本不需要念。我想我们学历史的人怎么能不念古文呢，徐子明骂得有道理。
读书报：您刚才提到几位影响您学业的老师，到美国后，还有谁吗？
汪荣祖：萧公权老师，但我没毕业他就退休了。因为住处离得近，他退休后我仍经常向他问学。萧先生很谦虚，不喜欢应酬，很少跟人来往。我毕业后经常跟他通信。
读书报：你和钱锺书先生是很好的朋友，能否谈谈你们之间的交往？他对您有过影响吗？
汪荣祖：钱锺书对我影响很深。改革开放以后他来美国，当时我正好在台湾，没见着。我写信给他，他马上回信（至今我还保存着他的75封信）。此后每次我到北京都去看他，他也很希望我去看他。我在他家跟他一共谈过4次，我们很谈得来。
最近我读了他的中文笔记，觉得他的学问真是了不起。外国人说钱锺书很可能是20世纪最有学问的中国人。
读书报：钱先生给您的75封信收入钱锺书集了吗？
汪荣祖：没有，我不会发表。我曾经征求过杨绛先生的意见，他说钱先生不喜欢任何人公布他的私函。杨先生这些年很困扰，因为钱先生说话一针见血，有时会得罪人。说一些评价人的话，有人会再添油加醋。杨先生说，如果公布这些信，其中总有一些话会被人家挑剔。
读书报：钱锺书看人眼界很高，您应该是他少数好朋友之一吧？作为史学家，您对这段友谊打算写些什么吗？
汪荣祖：钱先生是我前辈先生，我正在写他的传记，书名叫《槐聚心史》，写他的心灵世界和学术世界。全书计划至少20万字，目前写了10万字左右。我以往研究那些历史人物，都只是根据材料，而钱先生不同，我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有些来往，我想应该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他。
对蒋介石的评价不会改变读书报：您与李敖曾经合著了《蒋介石评传》一书，能否谈谈当年的具体情况？
汪荣祖：李敖是蒋氏父子那个时代最敢讲话的人。当时台湾一面倒，对蒋一片歌颂，可是他敢批判，而且还拿出实实在在的依据。举个例子，蒋介石称自己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的身份证也是这么写的。但李敖去查的结果是，日本那几年毕业生里根本没有蒋介石，甚至连姓蒋的人也没有。
读书报：李敖为什么选您一起合作？他说：“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我眼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对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两者兼备者，荣祖要列前茅。”他对您的评价很高。
汪荣祖：我那时候在美国教书，看到李敖很多批蒋的文章，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写一本蒋介石传呢？”我说在那个一面倒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声音。他就抓到我，提出要合写。其实主要都是他的成果。书出版后第一版就销了2.6万册，这在台湾很少见。
他所谓正义感是因为我跟他能够一起批评蒋介石，因为当时学界没人敢、也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读书报：您对蒋始终持批评态度。这些年随着胡佛研究院蒋的档案的解密，蒋介石的形象逐渐得到修正。您对此怎么看？您对蒋介石的评价有所改变吗？
汪荣祖：这次来大陆，我发现年轻人对蒋介石挺有好感的。蒋的好处在哪里？我在《蒋介石评传》序里也讲到过——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蒋的长处或优点，但几乎找不到。唯一的一个长处，是领导抗战胜利。然而，抗战时他几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协。杨天石说，没有蒋让
张学良不抵抗这回事情，是张学良自己说的，不是蒋不抵抗。可是当时蒋介石的政策就是不抵抗。因为他想消灭共产党，有了这个既定政策，张学良怎么去抵抗？假如说蒋介石真的要抵抗，张学良不抵抗，这不是违抗军令吗？
我对蒋的评价不会改变。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人能够驳倒我们当年对蒋的评价。
读书报：大陆的杨天石先生近年来对蒋介石的日记进行解读，反响很大。您如何评价蒋日记的价值？
汪荣祖：蒋介石日记的价值在于，你可以根据它来了解这个人。可是你不能被他的日记牵着鼻子走，因为日记不是完整的，而且有修改。最紧要的是，没有人怀疑他的日记是假的。其实，我和杨天石很熟，他到我家里来过，他到美国是我给他申请的。我觉得他有点被日记牵着鼻子走。为此，前两年我还跟他打过笔仗。他认为蒋介石曾经策动德国军队推翻
希特勒，我说没这回事情。他说在日记里看到宋子文拿了3万块美金去德国活动，但全无下文。就像若有人在日记里说准备若干钱要去月球，你能说他登上了月球了吗？
4月份我在北大做了个演讲，题目就是“胡适与蒋介石”，材料用的就是胡适和蒋介石两人的日记。胡适和蒋介石纠缠了一辈子，胡适想影响蒋介石，失败了；蒋介石想影响胡适，也失败了。所以蒋介石在日记里把胡适骂得不像样子。像这种事情都揭示了蒋介石的性格和为人。他把胡适当政客。胡适哪里是政客呢？胡适反对他连任，他又说胡是叛党叛国。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