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革命的癔症:革命与有风度的对抗
作者：金满楼
中国原本没有“革命党”之名目而只有造反、起事、举义之说，有之，则从孙中山始。据冯自由《革命逸史》中所载，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流亡日本，到神户时，当地报纸发表《中国革命党领袖孙文抵达日本》的消息，孙看了既惊且喜，因为之前他们一直用造反、光复之类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的活动，这次看到日本人奉送的新名词，感觉十分新鲜时尚，贴合己意，于是孙中山赞许地对陈少白说：“革命党三字最雅善，意义甚佳，今后咱就是革命党啦！”
《易·革》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大概是首次将“革”与“命”二字连说，而所谓“革”者，变革也；“命”者，天命也；“革命”者，乃革无道昏君之天命也，即合乎天理的改朝换代。不过，此“革命”一说并未得到普及流传，当下之“革命”与“革命党”之说，则始于孙中山。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党与蒋介石的北伐党及之后的解放党，其揭橥的“革命”均无革故鼎新之意，有之，则革人命耳，彼可取而代之耳，一言而蔽之，革命即争权，手段即暴力，即便顶着共和民主或民主自由的狗皮帽子，也与真正的民主、自由毫无瓜葛（反而是越革命，民主自由即越少）。
革命党夺得政权并霸占舆论平台后，革命就不再是造反而成了一个光荣而神圣的好词，谁是革命的，谁就是好人；反之，谁反革命，谁就是坏人，词不是个好词，而且要被杀头的。实则，反革命者，非真反“革命”也，反当权的革命得益阶层而已。
革命胜利之后，独霸舆论平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辛亥革命党推翻了清廷，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就把清末说成一团黑（实则清末新政和立宪并不黑，而且很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十年）；蒋介石的北伐党消灭了北洋军阀，同样把北洋说得狗屁不是（实则北洋时期最自由宽容）；解放党击败了国民党，照葫芦画瓢，把蒋家王朝说成是万恶的旧社会，人民水深火热，实则与饿死四千万斗死两千万相比，旧社会简直就是天堂。
当下的中国，有两种语境下的“革命”，有一种是需要歌颂的，另一种则不仅要反对而且要加以灭绝。前者存在于大中小学的历史、政治教科书中，或者主流的报刊影视中，或者每逢重大纪念日时从某些大人物的嘴中吐出，大体而言，这是一种历史的、死去多年的革命，颂扬它，并非为了提倡它，而是为了证明执政集团的合法性（包括合法继承权）。至于后一种“革命”，那就是很可恨了。说白了，就是底层的造反。网络上很多人盼着革命快来，大体就是这种。
2012年即将到来之际，韩寒发了三篇文章，谈革命论民主要自由。前两篇的革命与民主，大体没有新意也没有意义，无非是让公知们、网友们为了革命与民主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大打口水仗，让大家和当局增加个乐子罢了。不说也罢。
韩寒的观点未必正确，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影响力启动了热议键，热闹一阵也属正常。天涯关天茶社有个叫二瓜的网友写了篇文章，点名大骂李泽厚、金满楼（也就是本人了）、韩寒的“反革命论”，正好我又应天涯版主之邀，要写篇新年献词，姑且在这里把这个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说道说道。
李泽厚先生在1995年即提出“告别革命论”，其反对的是长期革命、反复革命，我也就是金满楼在2008年提出“暴力革命不能带来国民幸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意在否定过去及其将来可能的革命及其正义性；韩寒的反革命，则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暴力革命。三者的共同特点均为反对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论述则有深有浅，侧重点各有不同。
当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已经成为过去式时，大张旗鼓的谈革命或是不革命，本身就是扯屁的事情，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再发生，这完全就是个伪问题。为伪问题而浪费时间的人，非愚即蠢，对此我不想多费唇舌。要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正如庚子年的义和拳是最后一次流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最后一次则为1902年的景廷宾起义），原因是农民无法获得近代社会的热兵器（就像强悍的蒙古骑兵在热兵器时代一蹶不振是一个道理），而在这个21世纪，民众拥有什么？在机枪、坦克、火箭弹甚至导弹、核武器的面前，他们拥有的只是千千万万赤裸的胸膛。
中国不会有什么革命，只会发生或大或小的骚乱，仅此而已。正如最近这几年的标志性群体事件，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09年的石首事件，今年的湖州织里事件和乌坎、海门事件，这些失控的事件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就算民众能用最简陋的武器和人数上的优势将某个层级的政权暂时性推翻，但民众并无建造新权力组织的能力。这种所谓的革命，无非是一种暴力程度或大或小的骚乱而已，而且民众自己都不能忍受这种失控状态的持续。
当然，乌坎事件是一个相对的例外，而且让人看到一抹亮色。用我自己的语言来说，乌坎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民众的“有风度对抗”，与瓮安、石首和织里相比，乌坎的村民们没有或者说尽量减少了暴力的成分，虽然他们只是个一万多人的村级政权，但如果解决得好，很可能会为中国的进步提供一种模式，那就是民众与当局的有风度对抗模式。
但话又说回来，乌坎事件究竟往何方去，目前还不能过于乐观。首先是当局将如何对付并瓦解村民自治组织会是一个问题，而村民组织内部是否能保持团结并真正创造出适合今后发展的管理模式与组织，这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正如埃及革命一样，我对此并不表乐观。
与浙江钱云会的惨死相比，乌坎事件多了几分幸运，这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一是村民的团结有力，二是港澳同胞的密切联系（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特别是海外媒体的密切关注，使当局者有所惮而不敢为；三是与广东当局的相对理性与宽容。与之相比，钱云会就没有这份幸运了。
乌坎事件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已经证明了有风度对抗模式的部分成功，而这个先例的创造，本身就是有历史价值的。不管成功与否，乌坎事件都证明了一点：民主是可以的，但过程还很长。事实上，即便被历史教科书严重误读的世界史三大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它们都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绝非革命的短时期一蹴而就，说革命即建立了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误读，而且，巩固完善民主制度远比建立重要得多。
韩寒的谈革命论民主，并没有太多可读之处，但韩寒真正要表达的诉求在第三文《要自由》。韩寒是个聪明人，他这样做不会没有理由，或许他是故意卖了个破绽，引起热议，之后趁热打铁的喊出解除B禁的呼声，或者，因为第三文解除B禁的要求过于敏感，不得已才先抛出前两文作为掩护？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韩寒要求解除B禁的诉求令人钦佩。这一次，他说出了几乎所有文化人与整个文化行业的心声，解除B禁乃至解除D禁的要求，之前并非没有人认识到或者私下里抱怨过，与韩寒具有同样影响力甚至更大影响力的公知们，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情，让一个年轻人做到了。
也有人说，韩寒是一己之私，只为自己为文人争自由。但胡适同样说过，个人为自己争自由，即为国家争自由。就算韩寒是为自己为文化人为自己所属的文化行业争自由，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中国稍有理性的人，都应该看到解除B禁的重要性，难道这真的只是文化行业从业者的利益所在吗？譬如官员实名制，即便实行，谁来统计官员财产？向谁公布？谁来监督，如何监督，这一切离开自由开放有担当的媒体行吗？现在这种被管控的媒体行吗？
解除两禁当然不会是容易事，最好的方式是逐步有计划的放开，如能在十年内完成这项工作，功德无量。譬如开放B禁，或可先从书号开禁开始，目前文化公司已占据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而他们却大多被书号所困，这无疑是离奇的。影视、报刊、审查制度在前5年中相继解禁，政党组织从教育、司法、国有公司等相关领域次第退出，10年如能有此基础，则中国的转型尚有所期待。如不能，问题积重难返，苟延残喘下，谁也没有好下场。
民主的实质并非为了争权而在于培养一种竞争机制，这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凡垄断，无论是文化上、思想上，还是经济上、政治上，都是低效而有损公平的，在经济整体放缓的大趋势下，打破垄断势在必行，而这一过程，实则就是民主的进程。
不管是当局，还是民众，最重要的事情是站在正确历史的一边。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来看，打着“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人，一般都是为自己争权力，争夺统治权而已。对于这种野心家，无论是孙文的辛亥革命党还是蒋介石的北伐党乃至后来的某党某军，都应报高度的警惕心，因为他们要解放的是自己，而不是别人。那些高喊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却开不出任何有建设性药方的所谓民主派（包括海外的那些投机分子），也是同样值得警惕的。
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而本年度的百年辛亥纪念则是走了一条歪路。辛亥革命是一场极其错误并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盲动，它为之后的军阀混战、外地入侵和苏俄式的极权统治打开了潘多拉之盒。辛亥革命是一场民族革命，它的目标并非是民主，相反，被革命的清末宪政反而是中国民主宪政的宝贵尝试（有皇帝未必不是民主，如英国式），而其中的最可贵处，在于它向全体国民公布了路线图和时间表，而从1908年预备立宪到1911年革命爆发，从谘议局选举到资政院召开，这三年不折不扣的完成了时间表中提出的任务。负责任的说，这种勇气和诚实，是之后任何一个当权者都不曾有过的。
一味的苛责辛亥党、北伐党、解放党当然也无必要。事实上，过去百年的这三大革命绝无完成民主宪政的可能，原因是，民主宪政最坚实的基础是工业化、城市化（正如英国宪章运动发生于英国大体完成工业化的时期并真正推动了英国民主宪政的发展），这是过去百年所不具备的。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或许还要二三十年，但在此过程完成之前，革命可以没有也不必有，但对抗却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革命与改良，都将被民众与当局的有风度对抗模式所代替（即使这一过程有部分无风度的表现），双方只有通过持续、反复的斗争与博弈，通过压力、耐性和理性，双方才能最终妥协并达成共识。
有风度的对抗，重心在对抗而不是风度，没有压力是万万不行的。即便有宪法保障，民众仍应站出来并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清末宪政时，某保守派官员称，如果民众不主动要求，那给予权利即为负担。此可谓一语中的。好比选票，如果民众对选举没有兴趣，强行拉其投票确为负担。
韩寒说，如果不开放B禁，他今后将每年在作协、文联开会时进行抗议，这已不仅是有风度，更关键的是，走出去才是一种对抗。届时，有多少人和他站在一起，即说明中国需要民主有多迫切，如果站在韩寒背后的只是极少数，这说明中国确实也不应开禁，更不能实行所谓的民主。（鉴于“解除Bao禁”成了敏感词，只好改成“解除B禁”。还真他妈的恰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