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内战）腾飞中国：文化纪事　学人争夺战 [复制链接]

核心提示：蒋介石的“抢救”计划最终没有像抢运金银国宝一样地顺利完成。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除此之外，到1956年底，又有2000余名中国科学家从海外陆续返回了大陆，新中国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而留下了文化的元气。但是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所没有预料到的。



来源：凤凰网历史

凤凰卫视2012年1月12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今天我们继续讲述国共的学人争夺战。蒋介石在败退台湾之前，为了带走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动用了多路神通，实施“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但却屡屡碰壁，无奈中他也只能多次亲自出马，但也时时会碰上一鼻子灰，甚至反而遭到了“算计”。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贡献殊大，他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目睹黑暗的现状之后，他发出了“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愤慨之言，并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避居重庆，期间收到了南开校友来信，信上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张伯苓看信后喜形于色，因为“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习的时候用的笔名，张伯苓认为，“恩来为人正直忠厚，办事周到”，便下决心不离开大陆。

蒋介石曾派蒋经国来劝行，并亲自三番五次地到张伯苓住所要求他尽速去台湾或者美国。蒋介石第二次来时，态度极为恳切，表示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但张伯苓只以默然相拒。张伯苓将蒋送到了门外，两人站立了好半晌，只是相对无言，蒋介石上车时因为心慌意乱，还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也在被抢救之列，他曾设计和组织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大桥，是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里程碑。

1949年5月15日，躺在病房里的茅以升被请到了蒋介石面前，蒋请他就任上海市政府的秘书长。茅以升说自己胃病需要治疗，婉拒了任命，但是消息灵通的中共地下党，却派人找到茅以升，说服他出任上海市的秘书长，以职位之便阻止汤恩伯，在逃窜前炸毁上海的工厂。

上海解放前，茅以升做了为期10天的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他利用汤恩伯惧怕洋人的心理，说服外国领事团起早照会，照会措辞相当强硬，汤恩伯看后大吃一惊，发现偌大的上海洋人工厂和国人的工厂交错在一起，要是士兵们放火一烧，哪里分的清是谁的工厂，只得下令不得破坏上海工厂。

蒋介石的“抢救”计划最终没有像抢运金银国宝一样地顺利完成。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除此之外，到1956年底，又有2000余名中国科学家从海外陆续返回了大陆，新中国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而留下了文化的元气。但是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所没有预料到的。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在这新旧政权更替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面临着激烈的文化抉择和人生选择。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蒋介石利诱文人赴台，中共则诚邀名士北上，演绎了一场20世纪中的文化名人争夺战。

国民党“抢救”的第一号人物

1948年11月、1949年1月陈布雷、戴季陶相继自杀，三个月内，蒋介石连失两位重臣，使他悲痛不已，终日唏嘘。

自己的身边已人才凋零，退守台湾也总是需要一些文人来支撑门面。于是，蒋介石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还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实施办法。很快，傅斯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囊括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在所谓“抢救”的学人名单中，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自然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中共方面也对胡适进行了争取工作，并通过西山一带广播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1948年12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于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14日，蒋介石派出专机飞北平，“迎接”以胡适为首的一帮学人。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15日，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并把他们安顿在位于南京赤峰路的一家招待所。次日中午，蒋介石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

就在胡适等人飞离北平后，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到南京后即被国民党政府授予“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感到惭愧。

去留的历史抉择

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巨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上到最高层的国立大学校长、著名作家与教授、政学两栖的文化名流，下及普通的大、中学教员以及报刊编辑和后起的文学青年群体，无不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生人格与人性的裂变，做出一种文化风气、学术资源、人生目标的选择。

与胡适恰恰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则对北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1943年吴晗加入民盟后，不断追求进步，1945年便帮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泽东著作。这样，吴晗与胡适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其新著赢得了毛泽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许。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运动。北平围城之后，吴晗多次全力挽留胡适均告失败。对此，吴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同胡适一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选择了南下。在梅贻琦等候南下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事隔多年，冯友兰坦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1948年12月15日，也就是胡适乘飞机南下的同一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胡适南下后，北大教授们自己成立了校委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1949年1月31日，北京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蒋介石“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破产记



蒋介石退守台湾前,身边已人才凋零,他不甘心王朝末日的来临,决定拼死做最后一搏,与共产党争夺人才,即着手制定和实施孤注一掷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拉走胡适

胡适,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的第一人。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的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人,在蒋介石授意下,开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闻讯后两次亲自发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也许正是由于蒋介石对他本人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似乎始终没有过好感。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

两部长碰壁

在国民党“抢救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离开北平,并不像胡适离开北平那样有许多政治上的宣示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陈序经任校长的岭南大学。

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此时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为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一为叶公超代理胡适任“外交部长”。

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再一次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老蒋头撞车门框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贡献很大,他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张伯苓有爱国激情,但却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过于相信蒋介石是能够救中国于贫穷落后的人。在蒋介石山穷水尽之际,他曾天真地愿意助蒋一臂之力,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但到南京履任后不到一个月,他就离开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此间,蒋介石曾三番两次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后又要求他尽快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蒋氏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室中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答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张伯苓送到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介石上汽车时,因心慌意乱,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千呼万唤没人理

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的庆功会上,一半以上参与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他当年任教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48年下半年,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一天,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找到吴有训家中。杭立武先取出一大叠银元和金圆券,让他尽快飞抵台湾。吴有训什么时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理一切手续,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告诉了吴有训。我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忙和吴有训取得联系,嘱咐他赶快更换住址,并尽量不要外出,住处也不要告诉别人,尽量不接待来客。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两个月后,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攻克上海,吴有训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带着子女,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解放军的行列中。

当天晚上,在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广播时,女播音员所播的一段话使他怔住了:“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寻人启事连续播了好几遍,之后,每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为止。

“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党了”

1949年5月15日,一个身穿军装、手持公文包的军官引领茅以升走进一间大厅晋见蒋介石。不等客人说话,蒋介石抢先开口:“茅博士,坐、坐,召你来是商谈就任上海市秘书长一职之事。上海战火已起,人心思乱,政局不稳,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声誉的一位科学家出任秘书长,以安定人心。”

茅以升面露病容,为难地答道:“我近日患胃病已住进医院,遵照医嘱需长期治疗。”看着茅以升匆忙离去的背影,蒋介石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声:“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党了。”

茅以升从蒋介石处回到医院后,我地下党负责人得知蒋介石要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赶忙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并让他利用这一职位为保卫上海做件紧急工作,阻止汤恩伯在灭亡之前炸毁工厂。

就这样,从5月16日到25日上海解放,茅以升做了整整10天的上海市秘书长。茅以升针对汤恩伯惧怕洋大人的弱点想了一条妙计,他利用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在外国驻沪领事馆游说了一番,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照会,禁止汤恩伯施行他的焦土政策,破坏外国在沪开设的工厂。这份照会措辞相当强硬,汤看后大吃一惊,盘算偌大的上海,洋人工厂和国人工厂交错在一起,要是士兵放火一烧,哪里分得清是谁的工厂,只得下令不得破坏上海工厂。

1949年6月,蒋介石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终于破产了。据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0余位院士中,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百分之百地保存了下来。新中国也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抉择而保留下了文化的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