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593年，50岁的陈振龙颇为艰辛地把“朱薯”藤条带入家乡福建时，他一定不知道，小小一根藤条将会在塑造“老大帝国”的过程中，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
万历六年（1578年），当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亩、登记户籍、推行一条鞭法时，来自这个南方省份的消息让他“惊诧莫名”、“悲意顿生”：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性人口普查时，福建已有81万5千余户、391万6千余口；近二百年“生齿渐繁”之后，这个省份的在册臣民，仅仅剩余了51万5千余户、173万8 千余口。短短几代人时间，户口锐减了接近六成。
户口的急剧萎缩，固然出于民间的隐匿瞒报，也折射了这个省份的尴尬境况。令人惊讶的是，又二百余年后，清道光十四年（西元1834年），福建依旧灾荒不断、濒临破产，它的在册人口却达到空前的1500余万，增长九倍以上。与此同时，全国性户口也激增七倍左右，达到了惊人的4亿900万。
如此巨大的起伏，远远超出了前代经验。普遍认为，人口激增是那个麻木蒙昧、无力自拔的“老大帝国”时代的主要成因之一；而在这一人口曲线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外来农作物的身影。其中包括番薯。
引种
番薯的引入中国，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一年春天，在吕宋岛，当一种叫“朱薯”的农作物进入陈振龙的视野时，他定然会回望四千里水路之外，家乡福建那漫山遍野的红土地。
这一年，陈振龙50岁。他出生于福州府长乐县的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考取过秀才功名。然而，在他生长的年月，一方面是科举艰难、“仕途壅塞”，另一方面，经商风潮弥漫于东南诸省，“中产子弟，什五游食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陈振龙也开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往来于闽省、吕宋之间”。
大批闽商前往吕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关。在此之前，吕宋仅有华侨“约百五十人”。1571年西班牙船队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大量采购生丝、棉布、陶瓷等中国商品。短短二十余年之内，“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明史-吕宋列传》）。
西班牙人带来的，不仅有滚滚银币，还有原产美洲的一些农作物。史料记载，朱薯进入吕宋，约在1565年。征服诸岛后，“红夷常患粮米不足”，于是大规模推广种植。到1593年，这种开着淡紫色小花的藤本作物，在吕宋已“被山蔓野”。陈振龙看到，当地土著“随地掘取”、“以佐谷食”（《金薯传习录》）。
朱薯价格极贱，并且极易引种，尺许薯藤便可“随栽随活”。然而，将薯藤带出吕宋，颇费了陈振龙一番周折。《金薯传习录》记载：西班牙人“珍其种，不与中国人 ”，他们还在海关层层盘查。贿赂当地土著、“得其藤数尺”后，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另一说“编入藤篮”），混过关卡后，经七昼夜航行返回福州。航船抵达福州的日子，是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几天后，陈振龙之子陈经纶草拟了一份禀贴，游说福建巡抚金学曾“行知各属”、“效法栽种”；与此同时，由于担心“土性不合”，在纱帽池胡同住宅一带，陈氏父子寻“舍傍隙地”，开始“依法栽植”。
四个月以后，朱薯引种成功。经“启土开掘”，陈氏父子发现，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大喜过望之余，他们给福建巡抚衙门呈上又一份禀贴，宣称金学曾倘若肯推广朱薯，将“恩同山海”、“永垂不朽”。对此，金学曾同样振奋不已，在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之后，他认为朱薯的引种，“ 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金薯传习录》）。
当年冬天，来自吕宋的朱薯，被命名为“番薯”。
红土
对福建生民来说，番薯的成功引种，可谓恰在其时。
引种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记载：“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金学曾当机立断，晓谕闽南各县广为栽植。短短几个月之后，番薯大获丰收，饥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对这个依山傍海的贫瘠省份来说，番薯的种种特性，似乎专为它而生，专为它的禁海时代跨洋而来。
宋元时代，福建曾以通商、贸易、手工业、土特产而富甲天下。然而，进入明代以后，八面来风、万桅云集的景象，已经仅仅存在于先人的记忆和传说，一去不再复返了；自从“禁海令”颁行以来，灾荒、饥馑、“产米不敷”、民生萧条……种种苦难充斥民间，不绝史册。它丘陵纵横、红土处处，只有小片平原和盆地可以种植稻米；它不仅“田狭民稠”，并且土地贫瘠、零碎，“秋收甚薄”。以惠安县为例，仅隆庆五年（1561年），这个区区万余户口的蕞尔小县，“须输入米粮约七万石”（《惠安县志》）。
此外，台风、暴雨、干旱、水利不兴……所有这一切，注定了这个省份在禁海年月的赤贫破产。而引进番薯后，饥馑渐渐淡出了福建。
它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带了；它浅埋土中，风雨不能侵蚀，“兼抗干旱”；它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无怪乎，在漳州之后，它迅速蔓延开来，并且成为这个省份此后五百年的民生象征。
在福建，番薯“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它藤蔓延伸，覆盖了整个闽南红土带。时人的一份笔记记载：“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随即，它的触角又延伸进闽东、澎湖和台湾。当郑成功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官杨英告诉他，当地“唯有番薯”（杨英，《先王实录》）。台湾的种植也异常普遍。此后，康熙初年，浙江温州、广东潮汕种植番薯的记载，也开始渐渐出现。不过两代人的时间，它已经成为东南红土带“民生赖以食”、“旱潦凶歉赖以生”的主要食物了。
在江南的推广，却一波三折。
山居
在陈振龙吕宋引种前后，几个浙江籍远洋商人也从日本带回了薯藤。然而，仅仅出于新鲜，普陀山的几个和尚才在寺前庙后种植了几株，它从未传播开去。而康熙初年，当陈家的第四代人、陈经纶之孙陈以柱携薯种前往鄞县（今宁波），试图让番薯在浙江生根发芽时，他同样铩羽而归。
陈以柱常年在鄞县经商。刚刚抵达江南时，他担心番薯“与土宜不协”；几个月后，番薯“经秋成卵，大逾闽地”，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效。然而，喜出望外之余，任凭陈以柱如何反复宣示，“教其土人如法布种”，也没有几家农户肯接受他的薯种。
在江南的失败推广，仿佛是番薯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它是至穷至贱之物。不论它的生长，还是它的主人，均如此。如果说，在福建之外的温州、潮汕、台湾，它也得以大规模种植的话，那么，必须认识到，这些地方的贫困、灾难、地貌特征乃至语言风俗，和福建都差相仿佛。它们都属于红土地的一角。而对鱼米丰美、异常富庶的江南来说，这种非果非粮的食物，几乎是多余的。
或许，也正因此，它的又一轮传播，只能跟随几百万贫贱流民的苍凉脚步。
也是康熙初年，为断绝东南诸省对台湾的供应，清政府下达“迁海令”。船只、房屋、稻禾一概焚毁之外，沿海居民全部向内地山区迁移，“违者立斩不赦”。在持续二十余年的迁海中，千万难民如同牲畜，眼神灰蒙蒙地走向深山，“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侥幸活下来的人儿，在贫瘠的坡地上开始了新的春播秋收，他们在洼地种下了稻谷、麦子，在丘陵种下了番薯以及另一种外来的农作物玉米……闽西、江西、广西乃至安徽，从此处处可见象征苦难的淡紫色番薯花。
如果说，在迁海时期，“哭声震天”、沟壑以死的景象比比皆是的话，那么，不久后另一次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西迁，则似乎包含了微茫的希冀。康熙三十三年，清圣祖下《招民填川诏书》，启动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在几十万湖广贫民之外，江西、广东、陕西……多达十余个省份的雇农佃农、无业游民，也纷纷加入了西迁的行列。这次迁徙，涉及几百万人，跨度近百年，而在浩荡的人流中，包含了上百万的客家人。正是他们将番薯带进了遥远的四川。
还不仅于此。大移民带来的连锁反应出现了，“湖广填四川”之外，是江西填湖广、客家填江西……几尺薯藤，从此在长江流域处处扎根。它并沿着一个个集镇，以扇面形状不断扩散开来：先期到达的湖广移民，或以脚步丈量，或以芭茅杆插占，圈尽了四川的良田沃土；后来的外省移民特别是客家人，只能进入边远的粘土带、丘陵区，乃至紧挨贵州、云南的大山深处。在这些地方，他们丢弃了稻种、麦种，并以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年复一年地种植下番薯和玉米。
乾隆年间，大移民风潮渐渐落幕了，然而，番薯的故事没有结束，尽管它已遍布了长江以南的任何一个角落。
它开始了向黄河流域的进发。
四海
将薯种带到黄河流域的，是陈振龙的又一个后裔，五世孙陈世元。
作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史料只是勾勒了一个简单的陈世元形象：和陈振龙一样，他亦儒亦商，年轻时曾是监生；此时，他已步入中年，并生育了三个儿子。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他又一次以商人身份来到山东胶州（今青岛）古镇口时，他发现往昔富庶的胶州天灾横行、饥馑四野。他后来写到：“时东省旱涝蝗蝻，三年为灾。”
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这个家族关于番薯的情结。而他颇有担当、略具古风的性格，使他从一开始，就以浩大的手笔、长久的努力，以及周密的思虑，在黄河流域推广着百余年前他的先祖从吕宋带来的薯种。
在古镇口，他同样进行试种。不过，风险和荣耀，此时超出了一家一姓的范围，他邀约他的两个朋友，余瑞元和刘曦加入这个事业。次年，他们集资购买了农具、招募了几名有丰富经验的壮年农夫，垫付路费工钱前往胶州。一开始，古镇口的试种失败了，“（因）地早寒，人不知藏种至春萌生，（成活者）十仅二三”。
乾隆十六年，他们再次集资，“雇人回闽赶运补其缺乏”。这一年，试种大获成功，“秋间挖掘，子母勾连，如拳如臂”。古镇口居民先是“乃各骇异”，继而“咸乐受种”。
古镇口推广成功后，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胶州、山东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这一期间，不仅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和陈树先后参与，并且，一本薄薄的《金薯种植法》也开始风行于黄河沿岸。番薯的传播，得到了各省地方官员的大力扶持。
乾隆十八年，陈云携带薯种前往胶州州治，知州周于智当即出示布告，宣示番薯的“六利八大益”，而当地举人纪在谱也“各庄传种、受法适收”。次年，番薯传入潍坊，举人王某召集亲邻，“竞来传习，处处埋掘”。而不久后，山东布政使李渭更让人以快板的方式，在全省范围内推行番薯。
山东之后，是河南、直隶。乾隆二十二年，陈云及其幼弟陈树以朱仙镇为中心，开始了河南全省的推行；与此同时，陈世元的两个朋友，余瑞元和刘曦也结伙前往北京通州，不仅试种成功，并使番薯风行于长城内外。而此时，年迈体衰的陈世元，已经在自己福州的寓所里整理《金薯传习录》一书了。
胶州、潍坊、朱仙镇、通州…… 这些四通八达的地名，不久后让番薯传习北方各省，传习四海。饿殍遍野的景象，似乎渐渐淡出生民的视野了。几十年以后，在福州乌山，祭祀金学曾、陈振龙二人的“金公祠”出现了；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陈振龙渐渐成为福州民众心中的城隍神，人们封他为“水部尚书”。直到今天，走进福州的许多街巷，依旧可以看到他的寺庙，他的名字。
只有在历史的深处，还残留着一些更重大的事实与真相。
余音
番薯传入中国，正值“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之际。它的主要内容，是将徭役的编征由人口转向财产；它对历史的长久影响，则是编征的权限从里甲上收到州县。如果说，编征权保留在里甲的时期，人情、名声、自发监督、信息透明度……所有这些，都还残留着民间自治的痕迹，从而让编征还尚显公正的话，那么，当编征权被上收到遥远的州县时，官府与民间的对抗就不可避免地显著、尖锐了。当代学者吴思的《血酬定律》，描述的大多是这一背景下的官民对抗。
不仅如此。徭役的以财产为基准，在制度上酝酿了人口的过度繁衍。以福建为例，万历初期，人口被大量瞒报，这是户口急剧萎缩的最大原因；而“一条鞭法”推行之后，人口繁衍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对社会公正的毫无信心，迫使人们转向人口投机。此后，中产家庭开始了这样一种生活：一个孩子务农，以继承家业；一个孩子经商或当手艺人，以寻求额外回报；最后，是一个最聪明的孩子读书、科举，为家庭寻求社会地位，并为前二者提供基本保障。
番薯的传入，正在这一时期。无怪乎，它能够弥漫赤贫的红土地带。
清承明制。于是，早在康熙五十年，在一份诏书里，清圣祖就忧心忡忡地谈到，“户口渐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给之虞”。然而，他们是少数部族，他们统领着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他们的狭隘视野。清圣祖当年下诏，“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增收钱粮”。
十一年以后，清世宗即以此为依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亩”政策。
所谓“摊丁入亩”，即取消人头税、以土地为唯一税基。在农业中国的视野里，它似乎是抑制兼并、杜绝贫富悬殊的善政；然而，在人丁过剩、土地严重不足的年月，它打开的却是人口过度繁衍的最后一道闸门。乾隆十四年，正是陈世元目睹胶州灾荒的年份，又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进行着。不久后，各部、各省、各地官吏纷纷上表，祝贺全国人丁达到1亿7千7百万有余，并认为它是盛世的象征。而在雪花般飞舞的上疏背后，则是一幅暮气沉沉的社会景象。
“平余”、“重戥”、浮收、折扣，种种陋规层出不穷。在人多地少、官吏腐败的前提下，小农经济被不断被细化、强化。为了填饱肚子，农户最大可能地排斥商品消费；几乎家家织布，用于商品生产的32锭纺车消失了；曾经盛极一时的手工业投资，也被高利贷和土地投资普遍取代……西方观察家所称的“低水平均衡网”出现了。
更重要的是，在两次重大财税改革、人口繁衍成本不断降低的条件下，在公正缺失、人口投机成为必要的背景下，唯一可能的平民出路，在于生育。无论“多子多福” 的迷信，还是“人多力量大”的乡间生计，都验证了这一点。然而，作为投机行为，失败必定多于成功。于是，番薯、玉米、马铃薯和高粱，渐渐成为了芸芸众生的主要食物。
杂粮流传越广，林地越是稀疏，旱涝蝗灾越是频繁，而黄河也越来越难以驯服……人口、杂粮和灾害的恶性循环，就这样不断加剧着。所有这一切，最终勾勒了一个毫无希望的老大帝国。
而番薯，也因此夹杂在晚期帝国的余音中。
（文：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