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还是几十年前旧事，可是近年来日人已主张修改教科书，只称在华为进军，不称侵略战事。重要官员往靖国神社参拜，内有东条英机等人神位。否定或淡化南京屠杀有如上述。不久之前《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访问前七三一部队（日军细菌战部队）之军医。此人提及将中国俘虏以细菌处理后，将其身体解剖，切入肺腑以观成效。当时不用麻醉剂，受害者痛极呼号，但他施用解剖刀如故，不为所动，此等情节读之令人胆战心惊，而说者全无悔恨情调。只称既要作战，即须贯彻到底。如此新闻载在举世瞩目之报纸，中国人应如何表态？即海外华人应作何反应？
我既作此篇论文，涉及内外上下，即不能将此种情节遗置不问。可是另一方面仍要重申前旨：今逢各种关系丛集之际，我之治史归纳重于分析。以上各节已触及宗教问题，也与人类学有关。
德皇威廉认为日人好血，并非毫无根据。但是也要追究其来源。若干人类学者以为日本各岛原有一个火山地震海啸之背景，海上渔人又经常有风涛之险，于是在群众心理中产生一种不能规避畏死的要求，进而崇拜视死如归之勇气。中国军事学专家蒋百里亦曾解释，日人崇拜鲤鱼，因为鲤鱼虽受伤而不动。至此英猛与残忍难分。从一个冒险犯难的心理状态进而追求“祈战死”。日人又崇奉神道。神道不难粗率的解释，“神”与西方之上帝不同，而系一种崇高超特的品质。（但是精神上的长生不死很容易在各人心目中延伸而为实质之长生不死。）“道”乃是某种行动中发挥自然赋予的节奏之诀窍。是以饮茶有茶道，使剑有剑道，其他各种行动之中元不有其“道”。这样看来，“武士道”何能避免寻觅各种机缘的力战至死，杀伤过当？剖腹自杀更是避免失败与过失，挽回名誉之出路。其死时不仅要有勇气，还要合乎仪节。很显然的，这已不是各个人内在之决心，而是社会与传统的压力。
1864年日本维新前夕，英美法荷船舰强行通过本州及长州海峡，与当地封建领主作战，日方不支屈服，是为“下关事件”。当西方各国要求惩凶时，藩主令武士十余人依次切腹，此时各人死态惨绝人寰，不及半而西方人士要求停止。日俄战争时乃木希典为日第三军指挥官，攻旅顺三度失败，参谋总长山县有朋要求此人撤职，只因明治天皇袒护不允。以后明治去世之日乃木切腹，其妻静子与之相殉，自此日人视乃木希典为战神。即在抗战期间日军中下级军官亦有在战场零星切腹事例，这样日人已将封建社会习惯延伸而至现代。日本军官以俘虏做训练士兵使用刺刀之用，其违情害理，在他们看来仍继续此好血好勇之传统。纪思道所叙七三一部队之军医，显在夸耀其本人好血好勇。
日人作战到底不计人命牺牲的精神与战法，在战场上确有成效。硫磺岛之役，日军两万人在美军海军炮及飞机轰炸之下仍杀伤美军二万六千余人，日军只1083人得脱，多系受伤无法行动。缅甸密支那之役，日方使盟军受损5383人（包括伤病），内美军1227人。当时我们以为守城者至少有日军五千人，及至战后真相大白，才知对方最多不过约三千人，最少时只一千余人，但是因为他们弹不虚发能迟滞我军之进展达七十八日。最后其指挥官水上源藏自杀，但所指挥日军仍有数百人能于夜间沿伊洛瓦底江逃脱。滇西松山之役，日军一一三联队居高临下，我军在雨季之中冒险攻坚，但彼方之1200人竟杀伤我军人数六至七倍。最后日军只有十人逃脱，此外又有九人被俘，乃因我军坑道作业以炸药将之震昏。据此中俘虏称，先一日他们已焚烧军旗，残杀自方之伤病者。此种做法为历来军事典范所无，只能视作宗教影响。
写至此处，我也必须提及此种传统业已在二次大战中中断。当我军向缅北进军企图打通中印公路之际，在此方面应付我方之日军将领为第十五军军长牟田口廉也。此人为卢沟桥事变时之联队长。他眼见盟军即将入缅，于是构想一个以攻为守之战略。日军以第十八师团迟滞我军，其他三个师团全部通过森林与丛山，向印度之东北角进犯，以期夺取盟军空军基地，截断我军补给及后方交通。此处人迹罕通，日军又无空军支援，补给供应更成问题，但是牟田口廉有东条英机之支持，力排众议，只望奇袭功成进入印度阿萨姆省平原，可以使整个战局改观。其弹药以牛车载运，运完即宰食牛。军士并曾训练吃草。
不料英印军收缩防线，候日军进至山中基地较开阔处时以空运及空军全力对付，是役盟军之战斗机即飞行29660架次，可能超过地面部队之人力。日军战死三万，伤病四万二千，残余只原额十分之一。其三个师团长两个撤职，一个以抗命自动撤退受军法审判。及至总退却令下时正值雨季高潮，据生还者云，伤病兵眼鼻生蛆。各人称自印度之退路为“靖国街道”（日文“街道”不限于市区，凡重要道路皆可称“街道”），亦即灵位直达神社之捷径。事载林茂所着《太平洋战争》（收入中央公论社所发行《日本攴历史》系列）。可见得天堂与地狱间之区别，日人所见不一定必与我们凡人所见不同。
读者想当闻及，日本空军之称“神风”突击队之有死无生的飞行员与家人诀别时，其离家之际，众人即对之以神灵相视。然则据战后与彼等接近人士所着回忆录，最后期间此等以身殉国之志士，并非每个胸怀朗落，而多数表示沉闷抑郁。
VJDay后日人心理有重要之转折。一般以狭义之爱国观念为耻。数年之内不见国旗飘摇。旧金山和约签字，日本主权恢复后犹然。民意测验中一般青年表示最钦慕之国家，一为美国，次为瑞士、瑞典。
最近约二十五年日本民族主义复兴，可以视作战后反动之再转折。当中各人动机复杂。三岛由纪夫在1969年无端剖腹自杀，希望如此可以激动志气消沉之日本国民，其行动固为狂妄，但我们仍应将此人一生经历环境背景一并加入考虑。又有不少人士以为日本经济地位已在世界举足轻重，其政治军事地位亦应与之相坪。殊不知日本与美国订有安全保障条约，任美军负责其国防，本身将军事费用降低至国民生产总额之百分之一，为经济突飞猛进之一大主因。又有欲为第二次大战期间日军行动洗刷之政客，本身亦为参战之军人，他们希望翻案亦可以增强本人身份履历。亦有人以为战事结束已逾半个世纪，日本对黩武所付代价亦非不沉重，应不再使其全国全民长期永续担当发动战事之罪名；即赴靖国神社参拜仍与支持东条英机等人决策有至远之距离。这种种动机，合适与否，总之即已通过多种复杂因素之运作。
而且在90年代，日本之出处又更加一重阴影。此即经济不景气，而且迄今尚无打开出路之征象。主要原因由于日本工资过高，中国两地三岸及东南亚各国相继工业化后，西方各国投资倾向后者各处，即日本本国资金亦向各该国外流，引起经济指数长期停滞于现阶段，失业人数亦渐增高。且日本工商业亦仍保持传统习惯，即产业亏本，亦不愿解雇劳工或宣告破产，放债者亦不愿向借户催逼，此种作风只有使低沉之处更为低沉，新事业可以使景况复苏者，亦无从着手。西方各国加压，望日本开放国内银行事业，减税以活跃国内消费市场。但日本政府如接受此种办法，短期间内当见破产与失业剧增。加以日本缺乏可以存储价值之事物，剩余资金或购储美国公债，或买置本国地产。长期执政之自由民主党，历来依靠农村选票，过去遍筑铁道桥梁公路，使各处地产不断增值。若干村镇之地产早已超过其使用价值，不少业主邀人耕耘不收佃金，仅使土地不至荒芜而已。日本稻米生产亦如东亚其他各国以小块土地耕耘，精密操作为主，因之农业工资无法增高。近年以来地产已高度贬值，再度减税后，海外农产品进口将增加农村经济困难。最近上院选举自由民主党失势，首相桥本龙太郎辞职，继任人选酝酿未定甚久，即表示经济政策无显明出处之彷徨。
经济低沉引起社会不稳，传统上日本之过激分子在此际活动。1995年麻原彰晃之奥姆真理教教徒在地铁散放毒气，受害者七百人，已现此迹兆。据官方调查麻原之信从者尚且在非洲购买细菌设厂繁殖，在东京施放，预计杀人百万，有此高度破坏后夺取政权，并将其权力施于海外，只因细菌处理未能如预期未酿事端。有识者当记得1930年间日本军人发动侵略战争，最初亦在国内由激进分子主持暗杀暴动，学者亦推究其远因在农村经济萧条。至今美国大学用之标准教科书，尚着重此中关系。
这一串发展，更逼近前已提及之问题：中国人应如何表态？海外华人应作何反应？
我的建议：我们不能紧抓着往事永远不放，而要瞻望前途。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少数日本人借着宗教力量及武士道传统胁迫全国遽尔走上覆亡的道路，日人已付出至高之代价，继续空口辩论无益。而且今日局势，与1930年间相较又有了绝大之区别。原子弹的威胁已使大规模战争无法取胜。而且以今日交通通信发达，国际间接触频繁，各国经济亦至难再彼此隔绝。
即算今日日人以“保安”及“自卫”名义成立有限制之军队，至少在名义上仍未放弃1946年永不参战之宪法，一般民众仍对核武器有极端的反感，美军驻日在1945年开始曾未间断，至今如是。
三岛由纪夫的自杀并未引起普遍同情。麻原彰晃与七三一部队匿名的军医并未被人视作大众英雄。至于日人是否应恢复其好勇好血之传统已近于宗教问题，应由日人自身决定。我们相信彼邦自有有识之士，旁人置喙亦甚鲜成效。数年之前东京发行畅销小说，内中叙述美日大战，日军大获全胜，占领美国西部海岸，各发售数万册至数十万册。美国报纸虽有报导，但未闻有官方抗议或民间示威反对情事。
我作此文的目的当然不是提倡逆来顺受，合理合法之要求亦不应提出。我只是建议：中国人应增强自信。中国无发动攻击性的战争向外拓土的能力，但是仍有极坚实之防御能力，而以经过八年抗战的锻炼后尤然。
我在各处发表的文字，曾未掩饰中国之弱点。前述西方孩童认为中国军民怯弱，从单独发生的事件看出，必系实情。南京之被屠杀几十万，即是实证。穷究之则是中国无组织结构。以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民智未开抵挡不住一个装备齐全，纪律完整，结构扎实和士气旺盛的新式军事体制。这样才有八年抗战，被日人杀进堂奥，几乎倾覆。
但是我们将八年抗战所有的经历，前后联缀，上下贯通，则所见又不同了。1937年在中国被逼作战，无全盘作战计划，无财政准备，无友邦支援。当日的决策，可以说完全依赖前述蒋百里的十四字秘诀：“胜也罢，败也罢，只是不要和他讲和。”他的想法则是中国地广人多，被侵略而自卫必得道多助。这也是蒋介石的一贯方针，几十年之后使我们惊讶的是：他这方针早已一字一句在战前写出公布，其中尚有一句：“除非日本真能在十天之内灭亡中国，要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嘱盼日人注意。八年抗战期间，他的情绪确有不定的时期，但是他的决心曾未放弃，他叮咛自己不要一死报国，可见当日他顶当危局任劳任怨比一死报国还要困难。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抗战期间暴露中国的弱点不遗余力，可是他也在1943年写出：“这支军队能支撑着抵御日军达六年之久乃是奇事之中又最为特出之处。”前面说及日军在云南松山和缅北密支那杀伤国军数倍，但是读者不要忘记，最后他们的阵地仍被我军突破。即像1940年广西九塘之役和1944年湖南衡阳之役，日人均在阵地前称“勇敢之重庆军。”
夸扬战功，也不是我在此作文之目的。在此千言万语，我只着重以30年代及1940年间的艰困中国尚能咬紧牙关挣扎，度过危机。则今日青年研读这段纪录，不可能再失去自信。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好勇好血的言辞，而是纪律与组织。有此自信即不容易为少数有煽动力量的言辞感到惶惑。也不至于无端放弃中国传统之人本主义的精神，招怨树敌。中国与日本无永远的冤仇，已在VJDay表态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