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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69岁的冯骥才在天津大学对记者说,在文化上自己“是个失败的人”。从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以来,这位老人常常要跟很多东西赛跑,他的对手有时是权力,有时是市场。本报记者 张国摄 大名鼎鼎的冯骥才承认自己“失败”了。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刚刚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我觉得,在文化上,我是个失败的人。” 他是在11月5日~6日,天津大学召开“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期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经过8年多针对年画产地的田野普查,他牵头出版了22卷《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和14卷本《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准备推动中国年画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是,总算松了口气的冯骥才看上去依旧忧心忡忡。他说,自己在现实中经常陷于无奈,有时看到一些非常美好的东西,很想去挽留它,但是无能为力。 “所以我对我自己评价不高,虽然我努力做,有的时候做了点东西,有些东西干得还不错。”他说,与现状相比,这点东西还不是“太像样”。 自从由作家转为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者身份以来,69岁的冯骥才常常要跟很多东西赛跑,他的对手有时是权力,有时是市场。 比如,他多年前就开始批评全国流行的“旧城改造”,自己也数不清发出过多少声音,呼吁市长们和地产商们给城市多留点老房子,多留点记忆,可今天“千城一面”的结果令他灰心,“我们600多个城市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今年9月,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当面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千城一面”的文化悲剧,很可能在农村再现。 那次座谈,他的开场白是:“这件事有强烈的时间性,因为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千姿万态的古村落的存亡,已经到了紧急关头。” 他形容,每个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但还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在“新农村”和城市化的大潮中,它就消失不见了。 今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他用“临终抢救”这个医学术语,描述自己对天津一个即将被夷为平地的画乡的心情。“那一刻我心里在流泪。” 他对记者指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古村落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些操之过急的、非理性的或者是利益驱动的倾向,往往在城镇发展过程中,拆除一个村落的时候,没有考虑文化应该怎么安放,怎么传承下去,这是让我特别担忧的。” “中华民族的根,实际上深深扎在各式各样的古村落里,所以我们希望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把这些根脉保留住。”他说。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说,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认定了3批、100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包括法律保护、政府保护、博物馆保护、教育保护等在内的一整套保护体系。我国正在进入“非遗后时代”。 他说,“非遗后时代”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这个时期,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确定了“非遗”,保护才刚刚开始,而不是结束。由于政绩观的问题,很多地方政府热心“申遗”,却不热心保护;由于过分市场化,一些文化遗产又失去了原有特色,比如有些木版年画就变成了机器印刷。 从2003年开始,冯骥才领导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他时常被人询问“抢救和保护的关系怎么摆”,他的回答是——抢救是专家的事,保护是国家的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工作是在政府。政府不知道哪个东西好,就由专家去抢救,但是抢救完了保护,专家就没那本事了。科学的保护,离不开专家。政府如果不听专家的,很容易造成保护的反面——破坏。 冯骥才并不反对市场,但他反对“开发”文化遗产,他认为“开发”这个词汇容易使人过分注重经济利益。他注意到,在文化遗产市场化的过程中,市场上充斥着大批假冒伪劣、相互模仿、急功近利的东西。他在西安见过,著名的滑县皮影开始用机器压制,见不到传统的刀法,文化含量就降低了。“把纯正的东西弘扬了,经济上获利才更大;越是迁就市场,价格越低。” 这位自认为失败的文化名人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这儿请我帮忙,那儿又要拆东西了”。他想找个时间一封一封回信,但是又不知怎样回复。“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帮不了实际的忙,我只能说说话而已。有时候地都卖出去了,马上就拆了,怎么办呢?”但是不回信,他又觉得“过意不去”。 所以很多时候,他只能苦笑。但是,他又觉得,“不能因为无奈,你就不去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唤整个社会的文化良知”。他说,中国要从文化大国变成文化强国的任务,不是中央政府开一个会就能解决的。在这个时代,文化良知的声音应该成为一种强音。就像在宣布推动中国年画“申遗”时,他也承认很可能存在重重困难,但他表示,准备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做这件事情。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张国本报天津11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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