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政）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袁世凯的外交 [复制链接]

1．立此存照：孤立无援的中国“二十一条”的签订，使袁世凯背上一个最严重的罪名：卖国。
　　这一罪名来源于袁世凯死后。在“二十一条”签订后的当时，虽然国人——包括袁世凯在内——对日本强加于中国的辱国条款痛心疾首，但理智还没有完全代替感情。这些理智的声音包括：既然中国无力和日本进行一场必胜的战争，那么，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使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在谈判桌上大打折扣，使中国没有遭受到更大损失，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在时间上，“二十一条”危机缘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英国对德国宣战，欧战爆发。英国政府要求所有协约国成员一致对德。日本是协约国成员，中国还不是。
　　但对中国来说；欧战的爆发似乎是从德国手中收回自己领土的好机会。此前十七年，即一八九七年，德国借口其传教士在山东被中国人杀害，悍然出兵强占胶州湾。现在，世界大战爆发了，战场在欧洲，估计德国将无暇顾及其在中国的利益。根据史料，民国政府“曾经讨论过是否有可能用对德宣战的办法，收回德国强占的中国领土”。也是根据史料，焦头烂额的德国确实“同中国人商讨了把胶州湾交还给中国的可能性”。
　　欧战爆发当日，中国很快发表了一个二十四点声明，宣布自己为非交战国。声明的要旨是：交战各国不得占领中国领土、领水，或在中国领土、领水进行战争，不得利用中国领土作为进攻阵地。通过中国领土的交战国军队将被扣留，通过中国领土的交战国武器装备将被没收。
　　消息传到东京，正想借机趁火打劫的日本政府急忙警告中国：反对中国同德国的秘密接触，“劝告”中国政府恪守她宣布的“中立”原则。与此同时，八月十五日，日本却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碟，限令德国在一个星期之内，无条件地向日本交出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内占据的地方，到了期限，没有得到答复，日本立即对德宣战。
　　随后，日本在它的棋盘上摆出了第一枚棋子：通知中国驻日公使，日本只是在履行对英国的条约义务，日本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但日德交战，将使中国的某一部分领土成为交战地区，请中国从日本意欲登陆的各地点，撤走她的军队，以避免同日军发生冲突。日本再次向中国保证：如若中国恪守中立，日本将交还中国所有的一切，包括胶济铁路在内。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的想法是：胶州领土如果是无代价地弄到手的，那么就可以及时交还给中国；但如果是以鲜血和金钱为高额代价换到手的，那么日本就不会轻易地放弃它。
　　但中国很快就看到：这是日本对中国的欺诈。九月三日，日本在山东登陆，并未直接攻击德国租借地和它的港口青岛，反而向山东腹地进军。九月二十六日，日本军队占领不在德国管辖范围之内的潍县铁路车站，并且在十天以后，即十月六日，占据山东省会济南火车站。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但立刻被驳回。日本随后又在所占地带施行宵禁，把那些地方当作被占领的土地。随后，在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本攻占青岛港口，发生了青岛海关的控制权问题。
　　就在这时，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
　　欧战爆发之前刚刚到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青岛陷落之前匆匆返回日本请示。他回到中国后要求同袁世凯会晤。
　　会见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举行。
　　这次会见，日本公然违背国际外交程序，日置益越过中国外交部，直接向中国总统提出一份包括“二十一条”要求的清单。要求分五大类，详列从山东和满洲，直到改组中国的每一个政府部门，包括军队和警察在内的种种要求。答应这些要求，无异把中国完全置于日本控制之下。然而，日置益遵照日本政府指令，要挟中国接受全部条件。并警告袁世凯，倘若事机不密泄露出去，定将招致严重后果。
　　日本敢于如此盛气凌人地提出“二十一条”，有一个直接相关的背景，即此时的中国在国际社会孤立无援。英国、法国和德国完全置身于欧洲战事，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来关心亚洲的事情。由于协约国在欧洲吃紧，英国日渐感觉到，它需要日本的援助，因而默许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俄国也正策划自己对中国的渗透，因此对日本的行动也不加反对。只有尚未卷人欧战的美国，对中国表示了些许同情。然而，就连美国也不愿因为中国问题而同日本发生对立，她关心的首要事情仍然是欧战。结果，中国政府无法期望得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帮助。这是日本人手中的一张很有力量的“国际牌”。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载：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二十一条”提出前，日本老资格的国务活动家们鉴于欧洲自杀式的争斗，认为取得一致意见很重要，而各式各样的压力集团，却发出彻底推翻中国政权的叫嚣。就连再次流亡日本的孙逸仙，似乎也看到了在日本的帮助下反对袁世凯的新机遇。日本军方领袖，就更不必说是支持这一主张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外务省不失时机地草拟了“二十一条”，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召开内阁会议，于十一月十一日通过了“二十一条”。一丸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将它们面呈给袁总统，并以盛气凌人的态度做了解释。他向袁保证，只要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日本就会对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和学生加以控制。
　　可以想象，当袁世凯听到这样的“通牒”时，他会是一种什么心情？这“通牒”预示着：倘若袁世凯不接受“二十一条”而与日本交战，他得不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支持，包括所谓的“友好国家”；而且，一旦交战，他面对的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敌人：一个是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日本，另一个是日本将武装支持的孙中山革命党。
　　看来，要与日本进行谈判，要在谈判桌上打退或者削弱日本的猖狂进攻，袁世凯不得不与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就“二十一条”进行着艰难的周旋。
　　　2．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谈判内幕鲜为人知。幸亏一个叫曾叔度的人——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留下了一部未刊稿本《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使我们后人得以窥探到袁世凯在谈判幕后与日本人斗智斗法的手段。
　　谈判开始前，就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九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将“二十一条”面呈袁世凯总统第二天，袁世凯把曾叔度找来，说：“昨天，日本公使带同翻译来见我，向我提出要求‘二十一条’，并一再嘱咐，万勿泄漏。所要求大无理，令人愤恨。你可去访问一下我们的日本顾问有贺，密探日本内阁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访问后立刻来向我报告。至于内容，既约定彼此须守秘密，此时我也不便告诉你，有贺一定常与日本使馆接洽，但此‘二十一条’的内容，他也许真不知道。”
　　袁世凯说的有贺，全名有贺长雄，具有法学和文学双博士学位，被袁世凯聘为顾问，月薪三千元，住宅费除外。
　　曾叔度遵照袁世凯的指示，立即去拜访有贺。
　　有贺说：“按照国际公法惯例，只有大使可以直接要求单独见驻在国元首，公使没这个权利。还有，元首接见外国大使或公使时，外交首长应一同在座。此次外交首长是否在座，外交首长是否先有所闻，均关重要。甲国对乙国有所要求，那是常有的事情，但国际间通行的礼貌，不能随便破坏。此事无论内容如何，日本公使不守国际间通行的礼貌，似乎太不对。”
　　匆匆吃完晚饭，曾叔度又来到有贺寓所，设法套他的话。曾叔度先问他日本方面的政情，有贺说：“日本完全由几位元老当家，大隈虽任内阁总理，但外交、军事最后决定，即外交应否决裂，决裂后如何遣兵调将，大权尚在天皇，而其实权仍操之于元老。日本现在的元老，以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为最有权，如果这两个人不允许外交决裂，不允许用兵，大隈内阁一点办法没有。”
　　说完，有贺端出了法学博士的架子，大谈日本宪法和与别国宪法的区别。他说：日本统率权完全在天皇手里，内阁不能过问。
　　接着，有贺解释道：“我这么跟你说吧，日本虽然是君主立宪国，统率大权仍保留在天皇手中，并未与其他统治权一并交给内阁。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其实只是陆军粮台、陆军司务厅、海军粮台、海军司务厅而已。统率大权在天皇，而帮助天皇在那里运筹帷幄并呈旨述旨的，是参谋本部，而不是内阁。我跟你把话说得过头一点：内阁总理大臣和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根本不能调动一兵一将，让他们朝什么地方开一枪。在英国，只要总理大臣及内阁全体成员同意（当然要得到议会的通过）就能调兵遣将，向外国开战用兵。而日本不然，日本天皇经过参谋本部的运筹帷幄，上奏以后，已经同外国开战了，可总理大臣和陆、海军大臣可能还不知道哩。”
　　曾叔度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觉得一点用处没有。当时，夜已深，他打算明天再回复袁世凯。没想到，袁世凯已经派人到他家，催他立刻人府问话。
　　曾叔度见到袁世凯后，把有贺的“日本宪法论”报告完毕，以为和“二十一条”没什么关系，认为不得要领，对袁世凯说：“请大总统容我再向别人去侦探一下，再来报告”袁世凯说：“你怎么能说不得要领呢！听他的‘宪法论’，我已略得要领啦。你以后同他谈话后，要立刻回复我，要紧要紧。”
　　第二天，曾叔度再人总统府，袁世凯立刻召见，说：“我想叫你再去同有贺谈话。我请他马上回国一趟。他能不能直接见松方侯爵和山县公爵，把大隈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还有他说日本公使不守国际间通行礼貌，直接向一国元首提出无理要求的情形，告诉元老，并打探一下诸位元老的真意。”
　　曾叔度得令，立刻又去访问有贺。有贺一听，让他回国拜访元老，颇有难色。
　　曾叔度说：“‘二十一条’内容，我是一字不知。但我看大总统的意思，好像已决定全部驳回，一个字都不能答应。事已至此，你想如果中日真的决裂了，我国固然不利，兵连祸结，但你日本也未必有利啊！”
　　有贺被说动了，说：“松方候爵、山县公爵都请我讲过宪法和国际公法，倒还都是熟人，我可以回国一趟。”遂决定第二天就走。
　　曾叔度回报袁世凯，袁世凯立刻开了一个条子，让他向收支处领取一万元，送给有贺当路费。并说：“如果看他略有嫌少的意思，你快来告诉我。”
　　然后，袁世凯把“二十一条”内容约略告诉了曾叔度，命他转告有贺。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六天后，有贺回到北京，并带回消息说：“我已经把‘二十一条’内容告知松方，并说，日本公使直接向驻在国元首提出要求，有失国际间通行礼貌。松方说：‘大隈重信言大而夸，你快回中国告诉袁世凯。满洲是我帝国臣民用血肉性命从俄国人手里夺过来的，中国应当给日本帝国在那里的发展机会。至于满洲以外中国领土上的主权及一切，帝国毫无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国臣民不见得都支持他的要求！’”曾叔度把这番话回报。袁世凯大喜，说：“得要领矣，得要领矣。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就是满洲，俄国所抢去的，他日本都拿去了，他还要想发展，你发展了，我却瘪了！”
　　很快，袁世凯又派给曾叔度一项棘手的任务，在“二十一条”谈判进行中，让他联络日本浪人，就是那些有相当智识而怀才抑郁的日本人，用大把的金钱，和他们交朋友。这些人，曾叔度过去曾经认识一些，袁世凯就选了他们中的六七个人，每月提供给他们最多五十元最少二十元的津贴。说穿了，就是由中国政府收买日本问谍。这件事情极其机密，除袁世凯和曾叔度外，没有第三人知道。
　　袁世凯说：“现在正当紧要关头，你务必常跟他们联络，无论何种情报，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来报告我，并且你见了他们，应该说什么话，也要斟酌。你预先来问我，我告诉你。”
　　从此，曾叔度担负此任务，天天和那些日本人往来，竭力搜求日本公使馆的内部情形，但他觉得毫无所得。于是把他知道的情况，回报袁世凯，请求解除此项任务。

　　袁世凯说：“我想知道的，不专指日本使馆内部情形，我还要知道日本商民的动静。例如最近来中国的日本人多，还是回日本的日本人多，还有他们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走。走的时候是否把家财一起卖尽，有没有一去不复返的势头。他们是否接到日本公使馆或领事馆的命令劝他们回国，等等。”
　　曾叔度竭力侦察，得知最近只有两三家日本人回国，赶紧报告袁世凯，而袁世凯已经预先知道了。袁世凯说：“我另有侦探。但他们只知道谁来谁去，不知其来去的原因，我关注的是这一层，你替我探听。”曾叔度一再探听，发现日本侨民安静如常，毫不惊恐。
　　又一天，袁世凯叫曾叔度再去与有贺长雄研究宪法，并嘱咐他避免谈及“二十一条”，尤其一点也不可露出是大总统派他来的意思。曾叔度心中颇觉不快，觉得袁世凯何其迂腐乃尔：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时候，还是“宪法宪法”的，能解决外交问题吗！？
　　袁世凯觉察到曾叔度的不快之意，便说：“我现在想知道的事情，是外交真正决裂后，大隈会采取何种态度，他是否会奏请天皇，立刻派兵来中国。按照日本的宪法，天皇必须准其所请出兵呢？还是可以驳回不出兵呢？关键在这个地方！你万不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涉及到‘二十一条’，要用旁敲侧击法，叫他就‘宪法论’上解答问题。”
　　曾叔度奉命，又见有贺，称赞其“宪法论”高明，他个人很有兴趣同他研究研究。
　　有贺说：“在日本，内阁如果请求用兵，必须召开御前会议，诸位元老当然列席。天皇和元老如果不喜用兵，当然可以驳回。这一回，大隈大失败，他既然敢于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应该先奏请开御前会议，议决如何提出要求，如何让步，让步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让步而决裂了，采用怎样的手段，如何用兵？可现在，大隈内阁贸然提出了（二十一条），毫无准备，毫无后盾，天皇不知，元老不知，这他只能靠侥幸成功啦！可国家大事，岂是投机可以办好的。如果袁大总统在谈判中决然驳回其要求，导致两国决裂用兵，那么，在日本那边，没经过御前会议，日本出兵可否，还必须请示大皇，请示元老。而到这时如果不用兵，就伤了帝国的威信，（内阁）肯定倒阁啦！”
　　曾叔度问：“如果两国决裂了，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内阁请求出兵，这个是可以的吗？”
　　有贺说：“这样一来，他的‘二十一条’中涉及满洲以外的要求，本非日本帝国本意，他应负责。就是涉及满洲的各条，也许有不是日本帝国本意者，他也要负责，但有一层，他提出的要求，本非帝国本意，纵遭驳回，帝国之十之八九不至因此出兵。但中国方面若有重大侮辱帝国威信的言语行动，他可以此为借口激怒天皇、元老，乃至帝国臣民，促使他们用兵。这一层不可不防。总之，他大隈这次的办法，手段太拙劣。例如‘二十一条’中提出的在中国开设医院，在中国派和尚传佛教，如果不用这种‘要求’方式，这两件事情都可以办到。例如日本人在北京开的医院已经不下十余所，何尝有条约上的根据，中国政府又何尝禁止。但他这一‘要求’，反惹起中国人的猜疑。宗教方面的事情也是这样。西洋都是耶稣教国家，虽然两国在那里打仗，可传教依然如故。佛教流传中国、日本、蒙古，背后何尝有印度的兵力。假使以国家的威力来实行传教，这简直是多此一举嘛！这不是我一人的看法，在日本，稍明事理的人恐怕都不以大隈（的要求）为然。其要求条件既拙劣，要求方式又不合乎礼貌，他肯定失败无疑。”
　　曾叔度把详情回报袁世凯。袁世凯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我还要向他有所要求。我的回文即将发出。”
　　曾叔度听得糊里糊涂，又不便深问。他对于袁世凯所说的“杀他个回马枪”，并“反向他有所要求”，不知是什么意思。
　　但袁世凯真的发出了一个“回文”，并让曾叔度设法打听日本公使馆内部情形。于是驱策那些雇佣的日本间谍竭力侦察，得到报告：“日本使馆乱作一团。”使馆人都说，万不料袁世凯敢于如此！日本东京得信后，也很意外，似乎大隈伯爵有受元老谴责之说，但没有确实的证据。
　　过了几天，中国驻东京公使陆宗舆来电，一个被袁世凯以每月五百元雇佣的日本间谍前来密告：“大隈内阁收到袁世凯的复文，对袁世凯有这么大胆子，很是吃惊。而未经御前会议就向中国提出要求，遭到袁世凯回敬一棒，真是狼狈万状。不得已上奏天皇，现在已经召开御前会议。”
　　袁世凯又叫曾叔度去同有贺闲聊，话及日本开御前会议。有贺说：“大隈狼狈情形，于此可见矣。他以为袁大总统不知日本内阁无用兵之权，故敢于不经御前会议，提出激烈要求，以为虚声恫吓一番，就可以压倒袁氏。殊不知你的弱点，袁氏何至研究不到？挨一回马枪，进退两难。今日才奏请开御前会议，，其狼狈情形，已可概见。但是我请你告诉大总统，果系经过御前会议的要求，则他背后有相当力量，非大限一人私见可比，非虚声恫吓可比，或允或驳，那就请大总统决断罢。”言下之意，似经过御前会议的要求，还是答应的好。不然，就要打仗。
　　曾叔度把他所说的话报告给了袁世凯。
　　这时，日本间谍得到金钱的好处，很卖力气。几乎每天都有人向曾叔度报告。有一条消息说：东京回电已到日本使馆，计有三个方案。先向中国提第一方案，不行，提第方二案；再不行，提第三方案；还是不行，那就与中国决裂。曾叔度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向上报告的价值。袁世凯一再问及，他才说了。
　　袁世凯急了，说：“你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没有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快到最后摊牌的时候了。你以为无价值，错了！以后，凡有消息，不管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不许隐匿。”
　　但曾叔度似乎还是觉得这是小题大作。有一天，驻东京的一个间谍来了封密函，说他与另外三人，想竞选议员，但竞选就要“运动”，他们的“运动费”缺少十六万日元，请求中国政府秘密补助。作为回报，他们当选以后，一定弹劾大隈内阁！曾叔度不是政治家，万不料世界上竟有此奇事，“选举”必须“运动”，“运动”必须“运动费”，而且四个人，每人四万，还要把“运动费”向“敌国”请求补助。曾叔度哈哈大笑，以为这些日本人简直是想人非非，“老和尚撞木钟”，根本不必理他，也不必报告大总统。
　　一日，他偶尔向袁世凯谈及此事，说“不必理他”。
　　袁世凯一听，面现怒色。责备他说：“如此重要的信件，你竟不告诉我！”立电中国驻东京使馆给他们如数拨款。袁世凯说：“让他们吵家务。”
　　不久，东京大使馆寄来日本众议院记录若干份，内容是：那几个请求“运动费”的日本人，真的在议院发言，弹劾了大隈内阁！
　　又一日，日本间谍来报，日公使馆的确接到东京来电了，御前会议依照诸位元老意见，只有一个方案：满洲以外不提了，满洲以内也较原方案略有让步，最重要的是：（一）日本在满洲内地杂居；（二）日本人得在满洲租地种地；（三）满洲警察局须聘雇日本人为顾问。好像就是这么三条最为重要，要求中国答应不可，不答应就决裂。曾叔度立刻报告袁世凯。
　　袁世凯说：“真货假货，我看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
　　曾叔度说：“或者还能让步，怎么知道就没有第二方案？”
　　袁世凯说：“我同日本人办交涉数十年，他们的性情，我知之熟矣。他们性急，喜欢痛快。况且，把这个报告和日本元老松方的意见对照看，大都相符。我看这个报告，最近于真。”
　　其后果然：日本方面最后放到谈判桌上的“二十一条”内容，与这份日本间谍密探来的报告，几乎完全相同。
　　“二十一条”谈判终于听到了尾声。

3．曹汝霖：我与“二十一条”“二十一条”谈判时，袁世凯的幕后功夫
　　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讲述清楚了，那么，谈判过程究竟怎样呢？曹汝霖，民国时的外交次长，谈判当事人之一，留下了一份亲历性记录。
　　曹汝霖记得，那是在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第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径直向袁世凯交付“二十一条”文本。对这不符合外交程序的行为，袁世凯如此回答：“中日两国亲善是我的夙望，但关于外交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这份东西应当交给曹次长带回外交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罢，袁世凯把日本公使拿来的文本向桌子上一搁，看也不看。
　　但日本公使辞出后，袁世凯对曹汝霖说：“这东西留在这里，容我细阅。”
　　第二天早晨，袁世凯召集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总统府议事。袁世凯说：“日本这次提出的‘二十一条’，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出这个东西，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此条文的第五项，竟以亡韩视我，万万不可商议。”
　　议事结束时，袁世凯说：“你们先回去，我再仔细读一下。”
　　又过一天，袁世凯把曹汝霖叫到总统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们立刻按照我的批示进行商议。与日本进行谈判时，一定要逐项逐条议商，不可笼统并商。”
　　日本提出的条件共分五项“二十一条”。曹汝霖发现，袁世凯对其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
　　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袁世凯批示：这一项源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当时清朝政府已允许日本继续俄国来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这一次日本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第二项：关于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
　　第三项：日本将来把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及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
　　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
　　对上述三项，袁世凯的批示是：
　　关于承认德国利益问题，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关于中日合办矿业，可答应合办一二处，但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关于建造铁路问题，必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只是必须要斟酌慎重。关于开商埠问题，必须用我国自主开放的办法，并应加以限制，以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关于汉冶萍铁矿厂问题，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关于浙闽铁路问题，这事儿须查原始档案，似与英国有关。
　　关于要求中国把福建让与日本问题，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关于要求日本人可在中国内地杂居问题，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日本提出的第五项“希望条件”是：
　　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三、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国小学校雇佣日本教员。五、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对此，袁世凯批示：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这两句加朱笔密圈）。
　　过了两天，日本驻华公使馆人员打电话给曹汝霖，问：“谈判何时开始？”
　　曹汝霖说：“贵公使根本没有把文书交给我国外交总长，怎能开始谈判？”这是讽刺日方违反外交常规。
　　第二天，日本公使来见中国外长孙宝琦，面递文书。孙总长接了文书，稍一展阅，大发议论，将各条一一指摘，加以评论。日本公使笑着说：“贵总长对内容已如此明了，将来商谈起来就更容易了。”
　　这事儿传到袁世凯耳朵里，袁世凯不高兴了。他说：“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孙宝琦何以如此糊涂，初次见面就逐条指摘，发议论，以后怎能继续商议。孙宝琦简直荒唐，太粗率，不能当此任。”当晚即征得陆徵祥（时任高等顾问）同意，第二天令陆徵祥担任外交总长。到一月下旬，“二十一条”谈判终于在外交部大楼开始了。出席谈判的中方人员是：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方人员是：公使日置益、一等书记官小幡西吉，翻译官高尾亨。
　　当日议定：每周谈判三次，每次从下午二时开始（从中方提议）；会议记录不必互相签字（从中方提议）；会议内容没有公开发表以前，不能对外泄露（从日方提议）；会议照原条件循序谈判，议决一条，再议一条（从中方提议）。
　　于是开议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日本公使说，这一项是既定事实，只是日本接收时，年限已过大半，故请照原约年限，重新更定。
　　陆徵祥回答：当年（清朝时）东三省会议时，年限已过，贵国全权大使已经应允继承俄国未满的年限，何以现在又要重定？
　　日本公使说：只是重定年限，原则并无变更，希望照允。
　　双方略加辩论，这一项就同意通过了。日本公使笑着说：“贵总长真是明白痛快，希望其余各条，都能这样的痛快商定。”
　　第二次会议，即议第二项：关于南满和内蒙东部问题。
　　日本公使说：德国在胶澳租地上的所得权益，欧战爆发后，日本致德国最后通碟时，已声明要德国无条件让给日本。等到德国把这一权益让给日本后，为尊重贵国主权，还要请中国予以承认。至于该项中的租借地（指青岛），等到日本向德国取得后，完全交还中国。
　　对此，陆徵祥回答：日本与德国宣战时曾经声明，日本取得德国租借的胶澳全境后，将把该地交还中国，并没有提到其它权益。
　　日本公使说：日本攻占青岛，一为协助协约国，一为尊重中国主权领土，故特声明取得后交还中国。其中权益，自应由日本继续一并取得，将来（战后）开和会时，自然还会商定一个适当的处置办法，所以用不着先向贵国声明。
　　陆徵祥说：既然是要在将来和会时商定，那现在不必先行承认，等到和会开时再看情形。
　　日本公使说：日本取得德国权益，可谓既定事实，现在商定大旨，可免将来再费口舌。
　　陆徵祥说：攻占（德国占领的）青岛还有英国参加，不单是日本方面的事。
　　日本公使说：英国虽参加，但日本出力最多，牺牲最大，如何商定，英国决无异议。
　　这样谈来谈去，中国方面始终不答应。彼此辩论很久，直到散会，没有解决。
　　此后再开谈判，双方仍是唇枪舌剑。中方严格按照袁世凯规定的“范围”和“口径”，与日本交涉，看不出有投降卖国的意思。过去看一些历史书，好像中国方面在谈判中只是一味让步，但似乎并非如此。
　　袁世凯要求，每天早晨，曹汝霖必须前来总统府，向袁世凯回报，并接受指示。曹汝霖说，他每天早晨七时到府，都会看到袁世凯已在公事厅等候他，二人同进早膳，曹汝霖先报告昨日谈判情形，再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在早餐时谈完了，曹汝霖还要再人总统府向袁世凯请示。因此，每次谈判，都是“殚精竭力，谋定后动”。
　　例如针对日本提出的“福建不能让租与他国”问题，陆徵祥严格按照袁世凯的指示，义正辞严地对日方说：“福建为我国行省，何能与他国有让与行为？贵国提出此案，深为遗憾。”日本公使笑着说：“这是因为贵国有例在先，故请注意。”陆徵祥说：“前政府（指清朝）有此糊涂行为，本政府决无此事。”（后中国自行发表声明：中国领土，永远自保完整，无论何省，决不与他国有让与行为，福建亦不例外。将此声明抄送日本。）每当谈判进行不下去的时候，袁世凯便命曹汝霖去与日使或小幡交换意见，意在从侧面打听消息，探听对方真意所在。我们已经知道，这只是袁世凯幕后运作的一个方面，其它运作我们已经通过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得知。总之。袁世凯力图中方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但谈判终于陷入了僵局。那是在“二十一条”的前四项共“十四条”谈判得差不多的时候，一天，陆徵祥在谈判后起立致词。
　　陆徵祥说：“此次贵国所提条件，我方始终努力尊重贵方意见，均已议定解决，这也是贵公使开诚布公，得以有此结果，实为两国前途之幸，谨代表政府向贵公使深致谢意。”
　　日本公使答言：“贵总长深知两国关系之切，前途非和平亲善不足以增加友谊，顾全大局，至为感佩。但还有第五项的七条，亦希望开诚商议，则两国亲善友谊益臻巩固，不但为两国前途庆，实为维持东亚和平庆，务请贵总长谅解此意。”
　　陆徵祥说：“此次会议，本席已尽最大之努力以酬贵国之愿望。至于第五项，本国政府认为，贵国提出此项条件，有损两国友谊，本席绝对不能应命商议，务请原谅。”
　　日本公使请求：这第五项内容，不作为条约，只是交换一下意见。陆微祥坚辞不允。日使再三要求，陆微祥义正辞严他说道：“此等条件不应对于对等友邦提出，本席无论如何，不能商议，应请贵公使撤回。”言颇激烈。
　　日本公使说：“为两国谋永久和平合作，本国政府才提出第五项条件，贵总长说这有碍两国友谊，实深遗憾。”
　　于是双方不欢而散，此后一周之内，双方谁也不理谁，彼此僵持，濒于决裂。
　　此后的一天，日本公使将最后通牒送到中国外交部，交给陆微祥总长时，态度严重，不发一言。但陆总长只说了“可惜”两个字。日方于是一面调动关外军队，一面命其军舰游戈于渤海湾，并训令日侨预备撤退，下戒严令，尽其恫吓之能事。
　　但中方终不为所动。通过袁世凯的幕后运作，日本所提“二十一条”，最后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在中方的严正拒绝下被迫撤回。对此，曹汝霖说：日本这次提出“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好像我们在谈判中全部承认了，不知“二十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当然，“二十一条”最后的文本，在中国方面，自是袁世凯批准的。
　　那天，袁世凯召集各机关首长、参议院议长、府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外交次长等开全体大会，讨论日本最后通碟，应否接受。会议开始后，外交总长陆徵祥仍然未到，以电话催请，说他正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会晤。等候三十分钟后，陆徵祥到了。于是先由陆徵祥报告与朱尔典会晤情形。
　　朱尔典说：“今天贵国所召开的大会，关系重大，我国很是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碟，意在挑衅、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听说陆军总长段祺瑞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问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之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我这次与贵总长会晤，不比寻常会晤，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说着，英国公使朱尔典声泪俱下。
　　陆徵祥对朱尔典说：“今日的会议，由总统亲自主持，必能慎重从事。”
　　朱尔典把他刚才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陆徵祥见朱尔典坚定诚恳，便说：“我一定把贵使的忠告，报告给总统与大会，如果他们无视贵使忠告，我一定以辞职而力争。”
　　听陆徵祥这样一说，朱尔典才告辞而去。
　　袁世凯听了陆徵祥的上述报告，很慎重地发言。他说：“朱尔典公使的话，也是为中国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二十一条’，尤其第五项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交部历时四月，开会三十余次，尽了最大之力，避重就轻，最后，‘二十一条’中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项，外交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蝶中，已将第五项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蝶之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诸君之意见。”
　　陆军总长段祺瑞第一个发言，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这样迁就日本，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至此，我们必须插入一段史实，因为历史分明记载着：在袁世凯死前逝后的好一段时间内，真正投靠日本、出卖国权，甚至把袁世凯拒绝的“二十一条”中的许多条款公然“卖”给日本换钱花的，不是别人，正是段祺瑞！而在此时，在讨论日本的最后通碟时，竟然也是段祺瑞主张以最强硬态度对待，这究竟是段祺瑞的真心，还是他邀买人心的假意？此时的袁世凯并不知道段祺瑞安的是什么心。他说：“段总长之说自是正办，然亦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倘若日本不撤回第五项内容，我的意见肯定与段总长一致。但现在日本既已撤回，剩下的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碟，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正如朱尔典公使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
　　段祺瑞仍然持有异议。他说，民国肇兴，即承认此案，倘各国效尤，如何应付？

　　袁世凯于是就世界大势，剖析说明：“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耳，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
　　段祺瑞于是无言。遂宣告散会。
　　散会后，曹汝霖回到外交部，与同仁商拟复日使照会稿。大家以为，虽然接受通牒，但中方应驳之处，仍应声明。于是仔细斟酌，三易草稿，脱稿时已逾深夜四时。

　　黎明后，曹汝霖携稿人府，袁世凯已经在办公厅等候，看上去，好像一夜未眠。

　　遂定稿缮正，最后由陆徵祥、曹汝霖将稿件送至日使馆，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其时已在午夜，具体时间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十一时。曹汝霖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4．评价：日本得到了什么？
　　今天，我们的脑海中虽然已经形成袁世凯“卖国”的“定论”，但实际上，我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看到过“二十一条”的原文本和经过谈判签订的最后修订本。通俗而广泛传播的历史教科书似乎认为读者不需要看到这些，只要接受它们的“定论”就够了。但读者真的不需要吗？重述历史不仅要忠于历史，而且要尊重读者，这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尤其在涉及到给历史人物扣上“卖国”帽子一类重大指控的时候。
　　第一，所谓“二十一条”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幕后的“阴谋运作”，最后签定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第二，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共七条，根本没有签订。
　　第三，原“二十一条”中的第四号全部删除。
　　第四，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三号共有两条，删除一条。
　　第五，剩下关于山东和满洲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件与原先提出的条件大为不同，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的条件。
　　应该说，这次谈判后签定的文本，基本实现了袁世凯的愿望，这就是他同曾叔度所说的：“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这个“回马枪”是：“二十一条”中完全签订的几条，在条约签订后，也被袁世凯大多“破坏”掉了。
　　据曾叔度提供的史料，条约签定后，袁世凯让他草拟一个“破坏”办法，曾叔度还真搞出了一个，内容大致有，（一）破坏中日国民杂居，应该制定一个外侨内地杂居条例；（二）破坏日本人的租地、购地，应该制定一个外侨永租地权条例；（三）破坏日本人可以担任中国警察顾问的约定，应该制定一个聘雇外人的条例。曾叔度的意思很清楚，在法律手段中寓以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
　　但袁世凯认为这种办法太笨。他说：“我已筹画好了：（一）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三）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
　　袁世凯有个老秘书，听说了袁世凯要破坏“二十一条”的话，大不以为然，，他说：“既然签订了条约，就应该重视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与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日本明言不能应允的原因。如果对方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我的意思本应坚持不允。今既允矣，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客所为。白山黑水，暂同弃地，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亦一策。”
　　袁世凯一听，斥为书生之见，说：“推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并鼓励他在东北“抗日”，就在此时。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我父亲搬进中南海后，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按看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的小人，样子极其精致。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老是瞅着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家人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我父亲自己其实不好古玩，他常说：“古玩有什么希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抗日获得成功。有史料载：针对“二十一条”中“日本人可在南满买地”的条款，袁世凯秘密制定了一个“惩治国贼条例”：凡未经政府许可，私卖田土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这条例未见颁布，惟闻东北军界及民间皆传言：确有此不成文法。当时，在东北的张作霖不过只有兵千人，有枪千余支而已。但“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密派段芝贵仆仆风尘，密赴奉天数次。此后张作霖势力陡增，以巨金向德国洋行购买枪械，公开扬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我们都知道：后来张作霖因抗日而被日本人暗杀。而在张学良时代，他子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日本总领事以张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张学良置之不理。
　　袁世凯死后数年，曾叔度去东北。有日本人告诉他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到。日本人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对曾叔度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中日“二十一条”之签订评价说：以帝国主义开创的先例来衡量，“二十一条”包含的新内容很少；除了满洲租借期的延长以外，它对于日本在华地位也无太大的意义。“二十一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的外交感觉迟钝和笨拙。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所看到的是：当西方列强专注于其它地方事务时，狡猾的日本在占中国的便宜。日本外交家们要求保密，结果中国政治家们却以人所不知的内容为手段，加强世人对日本的警觉和不信任感。一九一五年五月，向袁世凯发出的最后通牒，给日本人感觉迟钝的画像填上了最后一笔。它并未使日本得到中国人不愿应允的东西，反倒成了后来每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国耻日”的象征。日本为保障自身地位而阻止中国共和民族主义的企图，反而使这种民族主义发扬光大并指向自己。“二十一条”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以及美国公众，乃是由于它不合时宜。它是本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精神制定的，可惜晚了二十年，在中华民国的崛起和美国进步运动兴起之后才能出笼。对日本来说，它显然是取得了一个代价过于高昂的胜利。

　5．国耻与黑枪该怎样评价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的关系呢？《剑桥中华民国史》说：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中“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但要耗尽对方的耐心，自己一方首先要有耐心，而且这种耐心不是消极的受难，而是积极主动，坚忍不拔，也要使点手段，耍点滑头。对此，日本人肯定很难受。
　　就在谈判刚刚进行一个月的时候，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接到一个关心他的外国人给他发来的一封匿名信：阁下：我得到很确实的消息，一项针对你本人的阴谋正在日本公使馆方面策划准备之中。已向使馆运入卫队，所有事情均已准备妥当。请将宫廷戒严，各处城墙上应设置驻军，城门设置护卫并架设机抢，各处门户设栅栏，准备沙包以防从主要门户冲入。拖延会招致危险。一个衷心关怀您个人安全和国家幸福的人所写。
　　经“确认”，信的笔迹没有经过“故意伪装”。这说明，在谈判中，日本至少有过这样的刺杀袁世凯之预谋。倘若日本人确信袁世凯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动，这样的“黑枪”还有什么必要呢？
　　民国流传的许多史料，言之凿凿，说袁世凯所以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是因为他与日本人另有密约。说的确切些：袁世凯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条”，而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这纯属胡言乱语，其以讹传讹，没有任何史实上的根据。但这指控太过严重。对此，就是写了洋洋数十万言《袁世凯传》并以之痛骂袁世凯的陶菊隐先生，也不得不挺身而出，为袁世凯辩诬。他说（译文）：袁世凯心狠手辣，才足以济其恶，关于这一点，就是受到袁世凯厚待的人，也不能为之置辨。然有一事可为袁世凯呼冤，就是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的事情。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啊！
　　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袁世凯还聘请了许多学者和军事专家，组成“东三省研究会”，搜集国防材料。这是因为，从朝鲜事件发生时，袁世凯已经洞见日本的野心。
　　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日皇加冕，他仅命驻日大使就近前去致贺，经外交部反复陈说，说这是日本的非常重典，各国都派专使，我国与日本近在唇齿间，尤其不可忽视，他这才派周自齐前往日本。但日本人得知袁世凯的态度，竟然“婉谢之”，以示报复。
　　所有这些都能证明，袁世凯与日本没什么密谋。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
　　但“二十一条”的签定，无论如何，是中国的国耻。对此，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痛心疾首。“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向国民公开发表了许多相当于“社论”的文章，要求全国官民不忘国耻，痛定思痛，把国家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让这样的国耻在中国永远不再发生。
　　所有这些，都不如他在一次。“干部（百僚）大会”上的秘密讲话中说的透彻和痛心。他说：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者甚大。日本利欧战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披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
　　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
　　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
　　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
　　曰军械定数向日本来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权利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戈。因之举国恐惶，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所在。
　　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疑；对内则抚缉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兔，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痈心，愤渐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
　　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力图振作……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