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争鸣）简评近代中国的两次君主立宪制 [复制链接]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敲开了腐朽的大清帝国的大门。割地赔款、丧失主权这一严酷的现实让往日的天朝帝国颜面无存。一批思想开明、头脑敏锐的爱国士大夫被隆隆的枪炮声所震醒，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他们自觉承担了开眼看世界的历史重任。开始探讨起了强国之路，这个时代的中国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也是强人辈出，风起云涌的时代。经过长期不懈地探索和艰辛的思辨，人们已顺着坚船利炮、科学技艺之藤，摸到了君主立宪之瓜。


　　 君主立宪制最早出现在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后梁启超、康有为对君主立宪制推崇至及，他们积极游说当时的光绪皇帝,希望当时的清廷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中国尽快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当时的光绪皇帝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他接受了建议。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当时推行新政的主要内容是：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满族自谋生计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这无疑触动了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利益。最后变法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维新运动失败。史称“百日维新”。


　　 当时的维新运动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当时的光绪皇帝他的威望和手中的权力无法顺利推行当时的新政。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康有为对政治现实无知，以及他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粗糙了解，也注定了运动的失败。首先他们推行的君主立宪制，立的是以强盗角色进入中国的满族政权。在这个保守的国度，历来排斥这种政权。虽然这些满洲贵族已统治多年，但人们心底的大汉族主义却依然存在。很多文人士大夫是很排斥一个外族人中国的皇帝的。而且当时满族保守派也不会放弃手中既得的利益。他们深深知道如果君主立宪制如果实现，若干年后汉人势力重新掌握大局之后，他们的灭族之日恐怕也就到了，所以说当时的百日维新是很可笑的，问题不在于制度，而在于谁是君主。即使当时可以左右局势的袁世凯按照康有为所说的那样杀荣禄围攻颐和园，逼迫慈禧太后交出政权，使变法成功，那也不会让这样的君主立宪制存在多长时间的。


　　 百日维新过后，原来旧制度下的爱国士大夫被杀被贬，代而起之的是以主张通过革命手段重建新秩序的孙文出现，并开始粉墨登场。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开始了，当时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审时度势，以和平的手段推翻了清朝政府。从此中国三千年的帝制划上了一个句号。袁世凯并篡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继李鸿章、张之洞后的又一位北洋精英。


　　 虽说历史上对他一直是褒贬不一。但是他无疑是当时拯救中国的无二人选。他推行的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等政策，可以说 是当时拯救中国最实际的行动。当袁世凯做上大总统后，他不满足于现状，开始又了做皇帝的野心。当时的杨度极力鼓动袁世凯推行君主立宪制。当时美国学者古德诺时任中国的宪法顾问，他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称“如果不引起中国人民与外国的反对，继统法圆满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发展俱备，君主制较共和制于中国为宜。”更为袁世凯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实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君主立宪制依然适用于中国。.


　　中国经历了三千年的封建统治，儒家思想早已深入人心，百姓的教育和文化水准，更需要一个开明的皇帝。这引起了当时日本的恐慌，他们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已经领略了袁世凯的精明。他们也深知君主立宪制更适用于中国。他们害怕一个强大的国家崛起。开始支持孙中山反袁.当时的袁世凯非常精明，当时孙中山让他搞内阁制以限制权力，国民党控制了大部分的内阁席位。如果不用一些必要的手段，自己很可能下野失去所有的利益。这是他的私心。但是从客观上讲，袁世凯搞君主立宪制并没有错。当时如果袁世凯成功的推行君主立宪制，以他的英明，中国很可能早就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了。而且当时相当一部分人还支持君主立宪制。当时的孙中山可能非常的弱智。他看不清未来和现在中国发展的方向。他后来让位于蒋介石，而蒋介石却不民主，把位置传于他的儿子。可以说孙中山相当的失败。当时首先起义的蔡锷也非常不解，蔡锷日本留学多年已经看到了日本君主立宪制的强大，却口口声声说“为国民争人格”这个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只有民主才更适合于中国？1915年袁世凯用了种种手段大做舆论，在12月终于如愿以常当上了皇帝。蔡锷孙中山紧接着开始了倒袁行动。袁世凯当了83天皇帝后终于下台。


　　 袁世凯在退位后接受了一位美国记者的访问，其中有一段话非常发人深思，他说“在中国谁不想当皇帝呢？过去的人想当皇帝，现在的人想当皇帝，未来的人还想当皇帝。你还年轻，可以观察中国的未来，不信就等着瞧吧/”袁世凯于1916年去世，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对他有这么的描述“虽然不是清国的改革之父，但是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袁世凯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李鸿章德最佳传人，一直负责推行整个大清国的现代化过程。时少数可以左右李鸿章之后的大变局、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人物。他素质全面，具有异常才智且野心勃勃，善于利用政治时机并有能力吧自己推向最高权利的宝座。他吸取了中日战争和义和团反西方的教训，主张尽量寻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谅解，以便推动改革”。可以说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制被无知的孙中山和蔡锷所推翻，直接导致了中国继续走弯路。他们才应该是真正的罪人，是历史的倒退，他们过早的扼杀了中国走向富强的火苗。他们真的该给袁世凯一个机会。

有人说：袁世凯称帝，是搞君主立宪制，是民主体制。

我不清楚，谁能回答我。

转帖一观点：

君主立宪其实最适合中国，君主立宪制度中的君主可以平衡党争，是中国的精神代表、文化代表。可以全民公投决定谁能够超蹈各种政治力量之上去做君主，目前看孔子后人才能有这个超蹈身份去做君主。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没有充分的去思考中国应该采用什么国体才能最适合中国，而是一味抱着从西方来的民主共和去匆忙成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带着众人拜谒明陵时候，其实最应该思考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他和周围的人如果能够根据中国情况采用君主立宪的话，此后中国不会是那样分崩离析。一个几千年有皇帝的国家突然失去皇帝，这不仅仅是权利真空也是道统学统的真空，而新的任何改头换面的也无法代替皇帝这个中国符号的文化力量与平衡制约力量，故而失去皇帝的中国就不得不成为一个失去重心而各自都不服气的中国。日本在清帝退位后所极力阻扰的一个事情是：决不能让中国有一个皇帝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因为日本知道，只要中国无皇帝这个符号存在，那么中国起码混乱而散沙一盘几十年，而它就可以趁这个空档把中国赚到手。还有，日本它有天皇，它的目的是让中国和日本版图里面只能有一个皇帝，如果中国土地上有一个皇帝那么显然不符合日本的政治目的与战略意图。故而当深知日本心思的袁世凯要称帝的时候，反对最厉害的就是日本，日本借助它在中国的代理人把袁世凯搞下去。袁世凯死前说的那些话是很真实的：为日本除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意思是你们这群人反对我是为日本除了一大敌而已，我死后也要笑看你们能够造出什么共和来。
　　
实际上，那个时候真正的知日派也就袁世凯了，从朝鲜开始袁世凯和日本一直过招，满清逊位后真正知道日本对中国的真实意图的也就袁世凯一人而已。可惜那个时候孙中山的幼稚害了中国。孙中山久在国外不懂国情，也不能深知袁世凯的心思与心态。当然袁世凯称帝有个人的利益考虑，但是也不得不说他也是为中国利益计而去称这个帝的，关键时刻中国人不能团结一致才是中国近代不断败给日本的关键原因。此一时刻孙中山不拆袁世凯的台才是爱国而使日本的战略意图失败。


想想为什么日本战败后随便怎么都要保留天皇体制就明白了，一个有几百年上千年有皇帝存在的地方不能没有皇帝存在的，即使它是虚位的存在也必须存在去象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的存在，国民才不会一盘散沙而失去凝聚的中心。而反观中国在近代的思维和做法刚好和日本相反，这也充分说明很多问题。

再转一观点：袁世凯为什么要试行君主立宪？


民初试点君主立宪的袁世凯，是善人、好人、大人和大圣人，并非孙文蒋介石革命党徒所污蔑的那样，是为了“想当皇帝”、“迷信”和“为了儿子继位”等等。革命党与革命人民“以小人之心杜君子之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者，属‘燕雀安知鸿鹏之志’！

袁世凯试点君主立宪，六大理由如下：

首先，追求和平，反对革命和预防战乱。袁世凯的洪宪称帝是一亿多中华儿女的冤魂在尸山血海里发出的对孙中山蒋介石暴力革命罪恶的血泪控诉的预兆，是预防和反制孙蒋暴力革命党“举兵夺权当总统”的战争灾难的必然产物和最有效的武器。袁世凯、杨度和康有为等有识之士深感不安地认识到孙中山的暴力革命党必定是一个尸山血海党，是洪水猛兽恶党，其革命必定引发兵祸战乱和民不聊生，其革命必定走向专制独裁，其革命成功必定是尸山血海般的生灵涂碳。民国的立宪之权，操于国民党之手；而国民党的所谓立宪，并非真立宪，而是要借立宪的手法，达到革命的目的，而且孙文及其革命党坚持要用专制独裁的暴力手段去统一中国。对孙文的暴力革命及战争防患于未然，是袁世凯、杨度和康有为等君主立宪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世凯、杨度和康有为等的君主立宪是被孙中山革命党的频繁暴乱给逼出来的。

北伐战争及后来无数次的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以及革命党搞的无数次的伤天害理的政治运动（土改/斗地主、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反精神污染等），就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坚持暴力革命统一中国和“武力夺权”的无数个子程序的组成部分，结果造成的一亿多中国人的生命损失和超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财产损失（请参阅笔者《为什么要赞颂袁世凯》一文中的“坏人坏事表”），正好验正了民初“拥袁称帝”事业的必要性、必然性、重要性、英明、正确、光荣与伟大。

孙文的革命党徒与革命人民对此悔之晚矣，却从不敢提及，剩下的能做只有尽力歪曲历史事实。

第二，科学理论。中国最应先实行君主立宪制，过渡一下之后再搞民主立宪的共和制，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理论。中国数千年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独裁制，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意识与知识不多，根本就没有民主立宪共和的政治能力。有识之士看到辛亥革命使中国由原来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共和国，很容易产生问题；如果能保存帝王君位，慢慢地把国家引向立宪政治，有条有理地有步骤地推行起来，中国就会很容易象日本那样通过宪政改革将一个传统的封建专制独裁国家也在20~30年间迅速转变为现代民主国家，就能从一个“唯我独赢，唯我独裁，唯我独尊，唯我独霸”的专制型的社会结构转变成为一个“共和、共赢、多元”的和谐的民主型的社会结构。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共识，也是梁启超的理论、主张与诉求。

梁启超终生追求的/最想要的就是君主立宪，而且还可以是清朝皇帝的君主立宪；梁启超一生有陷入“六大自我矛盾”的困境，之所以煽动蔡谔起兵反对袁的君主立宪，完全是由于其个人恩怨与情绪，因为袁世凯等人在晚清没有采纳他的君主立宪建议而使梁感情用事，走向与自己的终生理想君主立宪为敌，自己否定自己。

第三，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国情。民初之中国国情的特别决定了中国国体的定位、方向与路线，只能与日本的君主立宪大同小异。从晚清明初的国情来看，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比共和制更为适宜，因为中国要想保存独立，一定要实行立宪政治，而从国民的历史、习惯与文化、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朝野政党心态、与日英美等列强的关系等角度看，实行君主立宪更容易成功；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则是困难重重，很容易翻车而导致社会动乱。例如，杨度认为是“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康有为则经常对共和大加指责：“今自共和以来，举国骚乱，民不聊生，农工商贾失业，群盗满山，暴民满野，各城邑变乱频仍，各省割据日争，……”

康有为与杨度反复阐述民主共和政体不适合于中国，并痛斥煽动破坏袁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为“枭獍”和“梁贼启超”。其实，康杨袁三人根本就没有想到梁启超因多年流浪早已由一个毫无私心的君主立宪的保皇派堕落成为一个迷恋权力的损人不利己的暴力革命派，与孙中山的暴力革命党眉来眼去很多年了。

第四，今不如昔和弊端百出的民国现实。民国的社会大倒退，“今不如昔”怨声载道。民初的民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民生，各方面均远不如清朝，特别是孙中山暴力革命党所搞的二次革命战争更是造成国家虚弱、民众贫苦、内忧外患，受害的老百姓抱怨今不如昔，民国远不如清朝。筹安会“六君子”里有不少曾是为孙中山的暴力革命冲锋陷阵的干将（例如，孙梳筠、李變和、胡瑛），如今也摇身一变与康有为一样成为拥袁称帝派。全国上下要求君主立宪并拥袁称帝，可能就是“六君子”和全国人们对共和政体极其失望，穷则思变的结果。民国搞得很糟，民国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袁世凯造成的，而是因为民国初年中国虽然建立了共和，但还没有建立“宪政制度”；皇帝倒了，民主共和可以在一夜之内建立，但是，“宪制制度”则需要一个过程。

第五，袁世凯的北洋军头。这帮军阀混战的主角早就成为革命党的穷追猛打的靶子，笔者在此不多说了

第六，巩固国基和振兴国势的需要。这是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的责任所在，袁对自己的责任看得非常清楚，也非常重视，有一种“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神色使命感与压力。革命党对此并不否认。

在英国/日本君主立宪环境里幸福成长的香港人/台湾人一直对袁世凯是心怀有敬意的。港台朋友认为因推行“君主立宪”而蒙受百年之冤的袁世凯是一个积有阴德的家伙，袁总统第一是善人，第二是圣人，第三是好人，第四不是伟人，第五是大人，第六是死后一定会转世变成李嘉诚的人。如果民初的君主立宪搞成功，袁世凯一定是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伟人。

　转帖又一观点：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最多的是他称帝问题。其实袁的年号就是“洪宪”就是弘扬宪法的意思。当时倡导袁世凯君主立宪的许多都是知识精英、民主斗士，如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天演论》的翻译者。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相比而言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而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并不矛盾，没有皇帝的国家未必就能实行民主。

英日等国皆属君宪政体，是事实上的民主政体，君主立宪是完全值得选择的一种政体。当时国会的议题非常明确，就是更改国体，推行君主立宪，在给袁世凯的推戴书中说：“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固请袁世凯称帝，赞成中国改制为君主立宪国体。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还有十九将军，纷纷表态支持实行君主立宪。美国也支持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制。

在洪宪前，美国相关部门经过反复物色，终于在1913年2月以“卡内基基金会”的名义，向袁世凯委派了宪法顾问古德诺。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家，曾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袁世凯让古德诺在立法院工作，兼任内阁宪法顾问。他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明确表示，“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共和回到君主，只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就行了。”

当时还拟定了《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这些是典型的君主立宪法律条文。 但称帝后遭遇了蔡锷护国军的声讨，也被后人屡屡指责和批评。这是他晚年留下来的最大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