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争议）日知会领袖刘静庵 [复制链接]

日知会领袖刘静庵

内容提要：以革命暴力推翻腐朽没落的满清皇朝，结束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而著称于世、彪炳千秋的辛亥革命距今百年。辛亥百年来，因一些正统史书、教科书一直沿袭民国时政治斗争需要，而形成的有关刘静庵和日知会革命活动的不实之说，谈及辛亥革命，世人仅知兴中会、同盟会及领袖孙中山、黄兴之功，极少人知晓日知会及领袖刘静庵之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辛亥百年，应重新考证那段历史，客观公正定论刘静庵及日知会对辛亥革命之功：改造长江流域会党、湖北新军为推翻满清皇朝的革命武装、创建中国早期最大民主革命团体日知会（前身为武昌科学补习所）、组织策应湖南长沙起义；策划组织湘赣萍浏醴起义、领导 “中华铁血军’’成为革命运动之中坚。刘静庵及他创建和领导的日知会的革命活动，实为辛亥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辛亥革命 刘静庵 日知会 革命活动

被历史长河湮没极深的辛亥革命元勋、日知会领袖刘静庵，原名刘世文，外出革命后，以乳名贞一代之，字静安（敬安），别字家运，1875年出生于湖北潜江梅嘴一世代书香家庭。他幼承父教，饱学诗书，早年接受新思想，投身革命，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宣统三年（1911）五月十六瘐死狱中，卒年36岁。民国初，被民国政府追赠“大勋位”。○1

改造长江流域会党、湖北新军

“会党”是孙中山等领导人对鸦片战争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革命团体的总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反清革命由公开转为秘密，火种未曾熄灭，尤其长江汉水流域、东南沿海等地革命活动此消彼长，持续不断。但因山堂林立、派系复杂、各自为阵，一直未成气候。早期民主革命，革命党领导人从当时实情出发，视会党为可争取的重要革命力量，许多人加入会党，领导会党，如孙中山、陈少白、黄兴、陶成章、秋瑾等。○2作为早期民主革命领袖，刘静庵也是如此。他早年参加革命后，凭着渊博的学识，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经多年努力，逐渐将长江流域会党联合统一起来，改造成为以“推翻满清皇朝，建立人人各尽天职的共和国家”为宗旨的革命武装。
据刘静庵嗣子刘应松之妻金氏○3等人文革十年动乱后回忆，刘应松在世时，曾用较长时间整理过刘静庵的遗言遗物，并嘱咐金氏精心保存，防腐防蛀。1951年，土改复查抄家时，这些珍贵的文物全被烧毁。刘应松任武汉某师范校长时，与金氏谈的最多的话题是有关养父静庵与日知会之事，刘静庵弟媳(刘应松之母)魏氏○4在世时，也与后人常常谈起刘静庵。家乡梅嘴地处汉江支流东荆河东岸，距潜江县城十余华里。清末民初，依托便利的水上交通，商贾云集，每天停靠梅嘴码头的商船络绎不绝，集镇规模比当时潜江县城要大，有“小汉口”之称，一些江湖隐士常游历于此。刘静庵，早年耳闻目睹满清之残暴，国势之衰弱，民众之苦难，立下大志，以“挽救民族于危难，拯救民众出火海”为终身抱负。15岁离家外出，传播种族革命思想，走上职业革命之路。以武昌圣公会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起先主要活动于长江汉水流域，之后涉足东南沿海等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25岁，他在武昌，曾参与组织策划庚子起义。
庚子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让刘静庵深感“欲掀翻帝制，建立共和，则必经动员民众，而动员民众者，则首推运动新军，以掌握武装，故极思‘亲身入伍，求达其志’。”○5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刘静庵精心准备，亲入虎穴，钻入敌之心脏。经范腾霄介绍，加入湖北新军，在黎元洪任管带的护军马队第一营当兵。入新军后，他遵守军规，操练刻苦，进步很快，令战友们很是佩服。大家见他更是谈吐非凡，有学问，明事理，待人和善，都乐于与他相交。他便常常利用休息之隙，向战友们宣讲革命道理，在军中发展革命同志。《清史•革命党人列传•刘敬安、朱子龙》对刘静庵在新军时革命经历有所记载：“敬安知民族大义，而又识敏，烛几先，偕施南人余庆云投湖北护军马队第一营充士兵。逾岁以正勇随黎元洪改隶前锋营，旋升护弁，襄办纪室，乘间与营中兵弁交接，灌输革命学说，并与范腾霄、濮以正、李亚东、黄公征、钱保青等组织武库所，研究学术，及黎元洪迁混成协统领，刘亦随之。”○6在湖北新军，刘静庵不仅注重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同志，更是抓住在黎部任书记，负责招募新兵之便，将大批会党骨干招入新军。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自叙》记载：“倘张之洞有招兵事，刘敬安必先知，因刘在南湖马队营黎元洪营部充书记，胡宗琬即用秘电招会党来入伍。”“入伍之先，必受科学补习所之秘约。约中大意，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其时，张之洞所募新军，大半科学补习所介绍之新货也。”○7
刘静庵任黎元洪协统领书记的一天，黄兴用隐语给他的内容涉及密谋长沙起义的信，被混成协主文案刘雅亭拆开，刘雅亭看信后，大为惊骇，将信呈交黎元洪，黎元洪觉得刘静庵在新军帮助自己不少，是一位难得的救世之才，不忍加害，找范腾霄商量，将来信烧毁，不予深究，让刘静庵称病离开新军。刘静庵离开新军后，回到圣公会任司理。利用日知会，重聚新军中革命党人，以武科所（日知会）为阵地，开展革命活动。组织集会演讲，宣传种族大义，发展革命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为提高宣传效果，他组织人员谱写军歌，在军学界传唱，联系吴贡三、殷子衡将日知会骨干撰写的《猛回头》、《警世钟》、《德占辽东》、《破梦雷》、《训兵谈》、《作新民》、《孔孟心肝》等编印成册，连同同盟会《民报》等进步书刊，由朱子龙负责，安排军中同志带回军营，等夜间或士兵出勤之时，将这些小册子塞到士兵床上。士兵们看到这些书刊后，都偷偷阅读，有的退伍老兵还乡时，又将这些小册子和革命歌曲带回老家，进一步传播。○8一些经革命思想熏陶和严格军事训练的退伍士兵，离开新军后，许多人回到会党，领导会党、改造会党。在日知会（武科所）领导下，新军与会党相互渗透，关系日益密切，血浓于水，成为推翻满清腐朽皇朝的革命武装。《清史•革命党人列传•刘敬安、朱子龙》载：“武汉党人大多出自新军，以日知会总其成，主之者则刘敬安也。”○

1911年10月10日， 蒋翊武、熊秉坤等人领导发动的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并引起了南方各省的响应。此后，在南京成立了临时国民政府。因为这一年是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
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

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

1921年10月梁启超以《 武昌起义油画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

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

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