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的力量
教化的目的在于摆脱荒蛮,使民知礼懂仪,如此社会才会走向文明,不断发展。司马光说:“教化,是国家的紧要任务,而俗吏却不加重视,风俗,是天下的大事,而庸君却对此疏忽。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才知道他们的益处之大,功效之深远。汉光武帝时,汉朝已经衰落,群雄蜂起,天下大乱。他以一介平民,奋发起兵,继承恢复祖先的事业,征伐四方,终日忙碌,没有空闲,仍能够推崇儒家经典,以宾客之礼延聘儒家学者,大力兴办学校,昌明礼乐,武功既完成,教育和感化的德政也普遍推行开了。接着是明帝,章帝,遵循先辈的遗志,亲临辟雍(国家的文化机构)拜见国家奉养的三老五吏,手拿经典向老师请教。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郡县官吏,全都选用熟悉儒家经典,品行端正的人,就是虎喷卫士也都学习《孝经》,匈奴贵族的子弟们也要到国家设立的学校学习。因此,教化建立于上,风俗形成于下。忠诚厚道,重视道德修养的人,不仅受到高官的尊重,也为百姓所仰慕;卑鄙邪恶,下流之徒,不仅不被朝廷所容纳,也被乡里鄙弃。自从夏、商、周三代灭亡之后,教化风俗之好,还没有像东汉那样兴盛过。可是,到汉和帝之后,皇帝国戚独擅大权,奸佞小人得势妄行,赏罚没有标准,贿赂公行,贤良愚劣不分,是非颠倒,可以说是大乱了。然而东汉朝廷仍然能够继续,不至于灭亡,原因在于上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等人,这些品德高洁名重一时的大臣,不惜冒犯龙颜,在朝廷上据理力争,运用公义挽救危乱,下有身为平民的符融、郭泰、范滂、许邵这些名满天下的饱学之士,以民间舆论矫正已经败坏的社会风气。所以,政治虽然污浊,而风俗却不衰败,甚至有人甘愿冒斧钺诛的危险,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忠义之心更加激奋,紧紧跟随,虽接踵被杀,仍视死如归。这难道只是他们几个人的忠正、贤德吗?这也是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遗留的教化使他们如此。在那时,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发奋振作,则汉朝皇帝的统治力量仍不可估量。不幸的是,经过伤害、衰败之后,又加上了昏愦暴虐的恒帝和灵帝,保护奸佞,胜过骨肉至亲;屠杀忠良,胜过对待仇敌;百官的愤怒积压在一起,天下的不满汇合在一起。于是何进从外地招来了军队,董卓乘机夺权,袁绍等人以此为借口向朝廷发难,使得皇帝流亡,宗庙荒废,王室倾覆,百姓流离,汉朝的生命已经结束,无法挽救。然而各州郡掌握军队,占据地盘的人,虽然你争我夺,互相吞并,却没有不以尊崇汉室为号召的。以魏武帝曹操的粗暴强横,加上对天下建立的大功,他蓄意取代君王的野心已经很久了。但是,直至去世,他都不敢废掉汉朝皇帝,自己取而代之,难道他没有做皇帝的欲望?还是畏惧名义不顺而克制自己罢了。由此看来,教化怎么可以轻视,风俗又怎么可以忽略?
司马光对东汉王朝的衰败以至于灭亡的原因分析得还是恰当的。国家没有了德高望重的硕儒,失去了仁厚有道的长者,失去了操行高尚的君子,这个国家大概就要灭亡了。教化是无形的,但它形成的力量是强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些对后人能说没有启发吗?岂止是启发,这些言论现在听来,简直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当今世风日下,风气败坏,缘于教化的不行,正气不存,则浊气就会上升,忠诚、厚道、仁义被视为异类,傻瓜,这个社会还会有什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