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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大概就是这一次的见面，让梁实秋潜意识里筑起了和创造社成员的界限。此后，郁达夫北上到了北京，找到梁实秋，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更使梁实秋不胜骇然。
本文节选自《民国名人奇闻逸事：往事》 作者：陈斌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梁实秋记载过自己与徐志摩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1930年夏，有一天志摩打电话给梁实秋，说：“你干的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梁实秋不明就里。原来，徐志摩接到商务印书馆黄警顽一封信，说自己的妹妹喜欢上了梁实秋，委托徐志摩问问梁实秋的意见。梁实秋回忆了一下才想起，自己在大学兼课时，是有这么一个女学生，但从没说过话，更不可能发生来往，于是梁实秋对徐志摩说，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
此事告一段落，随后谁也没再提起过。事不大，但梁实秋总能记得。跟徐志摩有关的每一件事，他都历历在目。
徐志摩干净、稳健、不偏激，既有文人名士的超然洒脱，又有左右逢源、深刻入世的绅士风度。他也有浪漫的一面，颓废的一面，但都适可而止。相比之下，浪漫和颓废到极致的郁达夫几乎从来就没得到过梁实秋的好感。
在和郁达夫见面之前，梁实秋与创造社成员有着不错的关系。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梁实秋与闻一多合著了一本小书——《〈冬夜〉、〈草儿〉评论》，得到郭沫若的来信赞美，自此和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建立联系。但没想到的是，第一次见面就让梁实秋感觉不爽。
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一文中记载，“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大概就是这一次的见面，让梁实秋潜意识里筑起了和创造社成员的界限。此后，郁达夫北上到了北京，找到梁实秋，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更使梁实秋不胜骇然。他说：“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产生很大影响。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这期间，他与梁实秋的距离越拉越大。
有一次胡适做东，请大家喝花酒，梁实秋请示了妻子，征得她的同意方才前往。但在陪酒女郎面前，大家都游刃自如，唯独梁实秋惴惴始终，浑身不得劲。自此可见梁实秋和郁达夫的理念是如何之不同，不管他是伪装，还是真心如此，但他对放纵颓废的行为一定是戒备的，反感的。
1926年初，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人称代名词——我——的，几成惯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
读过《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的人，一定明白这里指得是谁。此时，梁实秋和创造社至少还保留着表面上的友谊，此后，他多次在文章中批评郁达夫，话里话外透着鄙夷。1928年在《文人有行》一文中，梁实秋批评当下一些文人的不良行为：“纵酒”“狎妓”“不事边幅”“夸大狂”“色情狂”“被迫害狂”等。
在1933年的《悼朱湘先生》一文中更是直接点出郁达夫的名字：“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做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朱湘先生，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人品是清高的。他一方面不同流合污的攫取社会的荣利，他另一方面也不嚷穷叫苦取媚读者。当今的文人，最擅长的是‘以贫骄人’好像他的穷即是他的过人的长处，此真无赖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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