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受二千多年来儒家正统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有别于儒家思想的道家留给人的却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远离喧嚣人群、宣扬清心寡欲、主张复古倒退、注重避世修行的神仙形象。支撑这一形象的主要依据，一是在世上流传的一本标名为老子所作的《道德经》，二是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庄周所著的《逍遥游》，三是视《道德经》为经典、奉号称“老子”的李耳为祖师爷，原产于我国的宗教组织——道教。当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要算是道教了。在道教里，老子已被神化为生活在天宫里的太上老君，整天守着八卦炉，不停地炼造着对长生不老的神仙们来讲已经是多余之物的所谓“金丹”。流传于民间的古老神话告诉人们，这个太上老君虽然拥有金刚套、红葫芦、玉净瓶、晃金绳等无人破解的制胜法宝，但从来不会主动去为民除害，整天埋头炼丹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偶尔接受糊涂的玉皇大帝差遣，充当一会和平使者的角色，可是经常闹出些人妖不分的笑话来，还曾经把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视为大逆不道抓去装进八卦炉里，企图将他熔化。
1973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甲、乙两册帛书手抄本《老子》，把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与当时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真实思想活生生地再现于世人面前，使我们能够拨开笼罩在老子身上的重重迷雾，看到了真实的面目。汉帛书《老子》的出土，印证了老子所说的一句话：“浴神不死，是谓玄牝”。《老子》这本书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浴”，它所装载的老子思想没有死，依然鲜活，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它所蕴涵的生命意义和科学价值并不亚于同时从1号汉墓出土而且依然保持完整的“辛追”遗体。二者都让我们看到了二千多年前的实物，一个只是已经死去的遗体，一个却是仍然活着的精神。正如老子所说，这活着的精神就像一个大的看不见的女性生殖系统，仍然具有强大的繁殖能力。
汉帛书《老子》保存了老聃这位道家创始人的真实思想，它的出土，揭穿了《道德经》冒充《老子》的真相；告诉人，《道德经》是一本伪作；从而澄清了历史尘埃，意义十分重大。无论是李耳还是庄周，其实都未得到道家创始人老聃的真传，他们只不过是不满社会现实，打着老子的旗号而已。因为他们都缺乏与老子同样的时代背景和亲身经历，无法真正理解“道”的本义。他们的思想统统背离了老聃在《老子》中所阐述的原作精神。《老子》指出：“天象无刑，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译成白话就是：天象所以变化万端而不会发生无序的冲撞，因为“道”是隐藏在这些运动过程中发挥了没有名份的作用。只有掌握了“道”的基本规律，就能了解它们从开始到结束的变化原因。事物所以产生反复的循环运动，这是“道”的规律性发挥了主动的作用；事物变化所以发生得比较缓慢微弱，这是“道”的规律性所发挥的被动作用。老子是说，尽管事物所表现的是周期性的反复循环，而且前后变化也十分微弱，但运动始终在进行。这就是“道”的基本精神。《老子》中指出：“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繍呵，缪呵！独立而不垓，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筮，筮曰远，远曰反。”译成白话就是：有一个物体浑然而成，比天地还早就产生了。丰富多彩啊！绵延不绝啊！它独立而永恒不衰地存在，可以作为孕育天地的母亲。我还不知道它的名，就给它取个字叫做“道”，如果要勉强给它取名就叫做“大”，就是统领的意思。“大”的运作叫做“筮”就是变化的意思，“筮”的运作叫做“远”就是运动的意思，“远”的运作叫做“反”就是周而复始的意思。《老子》还对一个生长周期中的运动变化进行如下描述：“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寺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译成白话就是：“道”包涵着万物生命循环的过程：出生由它、培养由它、成长由它、发育由它、生殖由它、消亡由它、孕育由它、再生由它。万物的寿命是可以获得而不可能永久；成长各阶段的生命状态也有限度不可能一直保留；即使能达到最强盛的境界，也不可能从此成为永久的主宰。这就是自然界所以能繁荣昌盛永葆青春的道理。这些就是老子对“道”的认识。所以说，运动、变化、进步，是“道”的本义，动与静，变与不变，前进与后退，是真道学与假道学的衡量标准。可以说，老聃在他的著作《老子》里所阐明的“道”学说，传递给人的是一个不断改革创新的思想理念。如果要用简单的四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叫做“新陈代谢”。《老子》问世二千五百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老子》的真义未被世人所认识，更未被统治者所接受。不仅如此，充满生命活力的道家学说还被偷梁换柱，成为冒牌货鼓吹不动、不变、倒退，宣扬“形而上学”的理论。汉帛书《老子》的出土，为还原《老子》真实面目，研究老子真实思想，重新评价道家学说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集中地体现了老子的宇宙观、世界观、与人生观。“道”的核心理念是“生”，“生”的意义在于与环境相适应的和谐运动，要做到与环境相适应就必须具有矛盾统一的应变能力和周而复始的再生功能。从“生”到“动”、到“变”、到“再生”，这就是老子所揭示的“道”的奥秘。能够揭示这一奥秘，除了必须具备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外，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强烈的从实际出发的创新意识。老子就是一个具有强烈创新意识主张社会制度改革的先行者。他不但有渊博的文化修养，对古往今来的礼仪制度十分精通；而且在朝为官，有着优越的政治地位。照理说他是个既得利益者，本应安于现状、因循守旧，这才是他的最好选择。然而面对社会现实他所考虑的不是家族与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前途命运。他所创立的“道”学说，就是要对社会制度进行大胆创新改革的产物。
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今天已经难以了解到从远古以来社会统治制度的准确衍化过程，但从成书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所“引述”的文字中，还是能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例如《老子》里提到：“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葆也，不善人之所葆也。美言，可以市；奠行，可以贺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善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与？故为天下贵。” 意思是说，“道”这个东西，是给万物注入能量的；使善人能坚持美德，也使不善人努力学会美德。美好的语言，可以吸引大众从善；典范的行为可以激励人进步。人有不善的行为，有什么理由要将他放弃呢？所以在拥立天子、置设三卿时，虽然都有用拱璧来表示对他们品质与身份的赞美，还得用四匹高头大马在前面拉车开路。不善的人见此情景，应当会产生震撼心灵的效果，从而增强上进心。古代所以看重以这种方式来宣示“道”的作用是什么缘故呢？对不善的人来说，不说要求他能得到什么，不就是为了他能改恶从善有罪过得以免除吗？因此这种办法为天下所贵重。从《老子》的这段文字中知道，这里的“立天子、置三卿”所指的应当是周朝以前封建社会初始阶段的情形。按照有案可查的周朝礼制，国家中央机关的设置是“着六官”，即“天子垂拱于上，六卿分职于下”；由此可见“置三卿”并非周礼。而且知道“天子”作为国家元首的称号其权威地位并非由上天所赐予的，而是靠制度“立”起来的；“共之璧以先四马”就是在“立天子、置三卿”时所使用的重要宣传造势手段之一，起到了使民众“不善坐而进此”的震撼作用。对此老子还感慨地称赞说：“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与？故为天下贵。”从中还可以了解到，古代人如何以“拱璧”彰显人的高贵品质，用“四马”突出人的权势威严；“共之璧以先四马”则是我国古代礼制中的最高礼节，体现出“玉”与“马”在古代礼制和人心目中所占有的崇高位置。这说明老子对国家礼制是持肯定态度的，他绝对不是反对一切礼制的虚无主义者。他是坚持以发展变化的眼光，反对那些不计民生、不体恤民情，已经有损于稳固统治地位却要强迫百姓顺从的那些不合时宜的礼制内容。
可能由于古代书写工具的关系文献资料本身备份极少加上年代久远难以保管等原因，周朝以前的礼制典籍如今已经无从查考，《周礼》是我们今天尚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性的封建统治制度。它为武王之弟周公旦所作，从成王继位开始实行，到老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程，对稳固周王室的前期政权发挥过重大作用。可是进入春秋时期后，王室衰微、群雄蜂起，战乱不已、民不聊生，《周礼》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老子身为“守藏室之史”，国家所珍藏的文献资料归他掌管，他不但能看到古代礼制典籍，而且对《周礼》的研究也是十分透彻的。孔子就曾经向他问过礼，此事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有如下记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从《史记》的记述里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老子对《周礼》的态度。他是坚决反对以值得注意的是，这事情是发生在孔子34岁刚刚开始学习《周礼》，并立志要为恢复《周礼》整治社会秩序而付出一生努力的时候。为什么同一时代的两位学术大家对《周礼》的认识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它说明了什么问题？一方面说明了《周礼》作为系统、完备的封建统治制度，对稳定社会秩序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对向往过安定生活的人依然具有魅力。另一方面说明了时空是不停地变化的，人的制度也必须随着时空的变化不断地创新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制订于几百年前的《周礼》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社会状况，对稳定社会秩序无济于事，新的社会状况正在呼唤新礼制的诞生。老子的“道”正是为促成新礼制的诞生制订新的纲领。老子的思想所以要比孔子的思想高明得多，就在于他对事物的运动发展具有变化创新的意识。老子的“道”所重视的就是创新意识；因为它所关注的是万物“生”的意义，没有创新万物就不可能永远生存。他用辩证的眼光来分析生与死的关系，从中寻找出一条人类健康的“养生”之路来。
在《老子》里，老子所表达的创新意识是十分明确的。他用“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来形容当日社会上出现的继承与创新两大势力的矛盾关系。指出：“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意思是说， 坚持改革创新的人是不会动摇的，愿意墨守成规的人也是十分固执的。他们的子孙也都遵守祖训，通过祭祀形式世代相传绵绵不绝。都要从实际出发进行自身修养，这样修出的德行才会是真切的。如果全家人都这样做了，这样修出的德行就自用有余了；如果全乡人都这样做了，这样的德行就可以得到大家拥护；如果全邦人都这样做了这样的德行就丰满厚实了；如果全天下的人都这样做了，这样的德行就显得广博无垠了。在有了自身修养的基础上再进行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思想交流，这样就能够相互了解统一看法。我所以能够知道天下大事的变化原因，就是采取这种办法。由此可见老子没有把统治者的更替看成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而是把统治制度的变革看成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他把改造人的思想意识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就是老子所以强调“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于天下”或“取天下”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取天下”必须做到“恒无事”，“及其有事也，不足以取天下”。所谓“恒无事”也就是要达到天下太平无事。他认为不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不改变人的思想意识，是达不到天下太平这一安定社会的最终目的的。所以他主张，“以正之邦，以畸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对那些不求“无事”惟知“取天下”的人，他警告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天下，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意思是说， 准备取得天下统治权而且已经在这样做了，我看他们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江山社稷，这是国家民族精神所依托的地方，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左右的.。有的人想取得统治权结果遭到失败，也有的人统治权已经拿到手了最后又丧失掉。因此他特别强调，要做到“无事”就必须抛开束缚人的宗族观念，从客观实际出发，提高思想认识，逐步做到“修之身”、“修之家”、“修之乡”、“修之邦”、“修之天下”，同时进行对照式的思想交流，才能达到统一认识推动改革的目的。这充分说明老子的思想是积极进取的，他所创立的“道”学说，与孔子的因袭守旧思想完全不同，是志在惠及于民，努力推动创新改革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
汉朝以后，由于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思想的影响，加上历代帝王的推波助澜，“尊孔”逐渐形成了社会的时尚潮流。“儒”是我国古代对知识分子的通称，秦始皇“焚书坑儒”所坑的并非是孔子的门生，大部分是那些崇尚神仙术、以长生不老自欺欺人的方士。所以汉朝虽然提出“独尊儒术”，但是原先被尊称“先圣”奉祀在太学里的儒家教主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只称“先师”，这个称谓与《老子》里的“声人”意思差不多，就是传播圣人思想的教师，因而排位只能在周公的旁侧。唐太宗杀兄逼父登上皇位后，将周公庙从太学里迁出，孔子方升格为“先圣”，“先师”之位最先是由其大弟子颜回接替，儒家才成了孔学的专称。此后的各朝皇帝出于政治需要，频频为孔子加封，唐武则天封道隆公，唐玄宗封文宣王，宋真宗封元圣又改封至圣，元武宗封大成至圣文宣王，明嘉靖更号曰至圣先师孔子，使其身价百倍。身为孔子老师的老子，反而很少有人提及。他的学术随着文章被任意篡改，思想遭到严重歪曲。结果真正的《老子》被深深地埋入地下，假冒的《老子》被冠名《道德经》成为公认的经典著作。体现道家思想的“动”变成了“静”， “前进”变成了“倒退”，“创新”也变成了“守旧”。反映道家敢于创新理念的“大器免成”四个字，也以半字之差，被改为“大器晚成”，变成宣扬儒家循规蹈矩理念的典型成语。《老子》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大方无禺，大器免成，大音希声。”意思是说，特别大的方形是看不见边角的；特别大的器物是不靠锤炼而成功的；特别大的音响是摸不清发声部位的。在这里老子发挥逻辑推理的想象力，阐述如果把原来由感官可以觉察的方形、器物、音响，与超乎寻常而又无法估量的“大”这个量词概念联在一起时，人的感官就会失去了原有能够识别的作用。目的在于告诉大家超乎寻常的东西是不可能用寻常的办法来造就的。所以他用了“无”、“免”、“希”这样三个意思近似于“似有若无”的形容词来分别说明这个问题。“大器免成”在这里本来是很好理解的。只有用“免成”二字才能突显“大器”本身非同寻常的特性，这才是作者的本意，也体现了道家的创新意识。如果改成“晚”字，那只是时间早晚的概念，所谓的“大器”也就失去了本身的特性与价值。
以人为例，“大器”指的就是天才；天才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靠被动的力量是造就不了“大器”也称不上天才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天资聪颖的少年“神童”被送入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名校进行特质培训，结果却成不了天才的道理。因为这等于把他们送入了思想的桎梏，折断了他们自由的翅膀，限制了他们翱翔的天空。天才结果变成了奴才。回头再看看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世界上任何一位能改变世界命运的伟大人物，可能接受过某种教育，但他的成就都不是这些教育内容的直接成果；教育只是起到引导与辅助作用，成就还必须自己努力创造。“大器免成”与“大器晚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成功观念。在中国佛教史上就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故事，反映了这样的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以禅宗六祖慧能为代表的“顿悟成佛”法，另一种就是以神秀为代表的“渐悟成佛”法。慧能原本是一个没有文化基础靠打柴为生的人，凭着对“金刚经”的敏锐悟性，皈依佛门拜禅宗五祖弘忍为师，被管事分派在碓房做劈柴、踏碓等粗活；八个月后，以口述由别人代笔题写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语，超越了五祖第一大弟子神秀所作的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境界，意外得到了五祖传给的木棉袈裟，当上六祖，成为中国汉传佛教禅宗的创始人。有趣的是，他做了佛教禅宗第六代祖师后，由于不识字，为人开示佛经，还需要别人先念出经文，他再来作内涵解释。慧能是中国佛教史上开创性的著名和尚，也是“大器免成”的典型人物。他的“顿悟成佛”学说，在中国佛教界是一门影响巨大对佛教发展发挥重大作用的创新学说。再看科学界，牛顿从对苹果落地的思索到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瓦特从对水烧开后壶盖发生跳动的联想到蒸气机的发明。电灯的发明人爱迪生更是奇绝。他只在学校里读过三个月的书，一生却有一千多件发明。从小就喜欢思考的他为了实验能否用人的体温孵出小鸡，竟然怀揣鸡蛋躲进柴房里几天不出来。这个曾经在小学课文中出现过的故事，原来只是作为逸闻趣事来谈论的，现在看来其中不无科学的道理。无论是牛顿、瓦特、爱迪生还是其它科学巨匠，他们的成才之路，无一不是自己刻苦钻研、努力探索的结果。再说政治人物，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个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成就都不是哪位老师刻意造就的功劳，他们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思想和实践都能从本国实际出发，把个人的关切与普通老百姓的命运紧密相连，才成就了开天劈地的辉煌事业，为时代创新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所谓创新，就是不能墨守成规，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走出自己的路来。老子就是二千五百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敢于创新的杰出人物。面对延用了五六百年已经失去规范作用的“周礼”，他不去赞美，也不沉默，而是不由地发出“唯与诃，其相去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的感叹。当孔子一片诚心特地跑来向他问“礼”时，他更是激愤万分地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表示了对继续使用“周礼”作为恢复社会秩序工具的不屑态度。否定归否定，要治国安民还得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来才行。他的办法就是深入社会了解民情，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认识事物规律，找出症结所在，寻求解决办法，最后终于形成了“道”的学说。这也是创新所必须遵循的道路。创新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一项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艰苦探索工程。老子创立的“道”学说，就是他对“天下万物”进行了科学系统探索的产物，也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研究事物运动规律的结晶。《老子》五千余字，字字都在诉说着这种艰辛的探索历程。它不是宣扬“形而上”的玄学，更不是什么宗教典籍，而是一部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文。令人赞叹的是，这样一篇以唯物辩证法观点写成的科学论文，竟然是出自一位二千五百多年前的道家创始人之手。文章作者老聃以创新的意识，综合分析万物的运动规律，为人类打开了一扇通向美好世界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