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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均选自：光中的哲学博客
关于墨家的历史，《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均有记载。当吕不韦、韩非生活的时代，墨学还处在盛时：“（孔墨）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当染》。《韩非子》一书中亦有同样的说法。到了秦、汉之际，墨学日渐衰落，但并未绝迹。《淮南子》对于墨子尚推崇备至，可见墨子后学者仍能参与该书的编纂。司马迁不为墨子列传，仅于《孟子荀卿列传》后附24字记之。不过也有学者考证，认为司马迁《史记》中原本是有墨子传的，只是在后代失传的。像墨子这样的思想巨人，在《史记》中竟然没有专门立传，应非司马迁的本意。此种做法是否透出某种不同寻常的历史信息，也未可知。汉武帝之后的王朝实行儒家思想专制，学者们再也不敢公开提倡墨学了。为《墨子》作注的，只有晋朝的鲁胜、唐朝的乐台。到了民国以后才有学者敢于公开提倡研究墨子了。
一颗参天大树如何迅速枯萎乃至死亡，却不留下任何衰亡的印迹？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墨学的衰微呢？
墨学不能真正地改造当时的中国社会 墨学不能影响乃至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这是导致墨学衰微的重要原因。墨学作为一种平民文化的代表者，以平民的视角观察、思考中国社会，提出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办法，如果得到广大平民阶层的支持，从而形成影响中国社会的强大力量，使中国主流文化被迫作出重大改变，那么，墨学在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就有可能成为任何其他力量无法改变的主要流派。印度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宗教文化彻底地影响了当时的印度人民，那些拿着刀枪的印度“王公大人”们根本无力改变印度人民的宗教信仰——权贵们可以杀掉他们，但却不能改变他们。结果反倒是“王公大人”们被迫改变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纷纷把财产奉献给了寺庙，无休止的争霸战争归于平息。印度的宗教虽有不同派系之分，但却并不妨碍各种不同宗教文化都能成为印度人的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定区域内各自民族的共同信仰，都是因为文化理念彻底征服了人民，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人们的宗教信仰，最终导致既有的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的合流，平民文化主导各自民族的社会历史进程。
相比之下，中国的墨学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中国的贵族文化——王权文化过于强大。墨学产生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发达的王权文化，“圣王”的形象被美化到了极致，所有的思想家不得不对历史上的“圣王”歌功颂德。孔子如此，老子如此，墨子亦不得不如此。显而易见地，“圣王”思想是贵族文化的代表者，如果以“圣王”的世界观为世界观，只能产生贵族文化或是被改造了的贵族文化。墨子把“圣王”的思想与事迹作为考察一切事物的一个重要标准，自觉与不自觉地美化了历史上的王权政治，因而，墨子式的平民文化只能是不彻底的平民文化。墨子曾师从儒家，虽然他竭力反对儒家思想，但儒墨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逃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基本语境。如“仁义”之类的思想，虽然意义大不相同，但对广大平民来说却难以真正地区分开来。墨子虽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但在“圣王”历史观的影响下，却不能完全脱离“王公大人”的语境，往往致平民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墨学作为一种先天不足的平民文化，它原本却是与贵族文化同胎而出，因而并不是完全形态的平民文化。这是墨学不能真正获得广大平民支持的根本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墨学并没有十分具体的“办法”，如印度式的宗教观念来帮助广大平民脱离贵族文化的既有运行轨迹，一切只能停留在空洞的理论说教上。墨子式的兼爱、非攻、尚同、天志、明鬼均属于空泛的议论而无实际的可行性。一种文化潮流只有通过制度文明的方式确定下来，只有上升为制度文明才有可能永久性存在下去。制度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最高形式。嵌入到制度文明之中的文化形式，仿佛是在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筑起高耸而坚固的堤坝，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轻易地被其他文化的潮流所冲垮。那些牢固的堤防，即使被冲垮了，还会留下宝贵的历史遗迹，还会被后世重新构筑而得以“复兴”。如古希腊人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尤其是民主制的伟大实践，如同在西方人心目中筑起了一道高墙，终究会有一天重现在现实社会中。
墨学作为一种不完全形态的平民文化，在实现平民意志方面没有一种真正制度化的设计，其中大多只是一些来自平民阶层的主观愿景，而无实际存在的可能性。比如，墨子主张打破血缘关系主导下的“私爱”，这一点已有革命性的意义，但却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不能形成希腊式的民主制度；墨子“非攻”思想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和平意愿，不能像印度的佛教一样，能够让进攻者放下屠刀。等等。
其次，墨学思想本身存在矛盾之处。墨子无差等的兼爱思想，并不能真正超越血缘关系下的等差之爱，从而建立一种超越宗法文明的新文明形式。墨子主张平等，从理论上说，就应该打破现有的不平等社会秩序，但他的思想中严重缺乏文化革命的自觉性，不能给旧的社会秩序以致命性的打击。墨子学说中虽然包含着反权贵的思想意识成分，但他并没有彻底摆脱王权思想的影响，甚至寄希望于王公大人自发地改变。墨子时常将自己的弟子推荐“出仕”，教育弟子时，也常常以推荐“出仕”来勉励他们。墨子主张按照民主的方式选贤任能，但他摆脱不了民主与专制的悖论。按照墨子的思想来推行民主，结果却导致更加专制的“集中”。其自身的组织就是如此，墨家领袖“巨子”拥有绝对的权威，墨家子弟绝对不能反对。墨子主张“非攻”，却不能摆脱杀与不杀的悖论。战争依然会发生，墨家只能去用他们的思想劝止它；劝阻不能成功，就只能用他们立足防御的军事知识帮助弱者去守御。他们并不是完全主张非战，将那些对于非正义行为的攻伐称之为“诛”，对于犯罪的个体之杀则有“杀盗非杀人”之论。此种矛盾之处，在墨学理论中并非少处。
再次，墨学理论过于理想化。墨子以平民—“贱人”的生活方式为衡量标准，主张损已以利人，控制人欲的泛滥，对其弟子的要求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几乎达到了一种宗教般的境界。即使是广大平民，实际生活中完全做到墨家学说的全部要求，也是很难的。而少数权贵更是不可能达到墨家要求的标准。尤其是那些先入为主的诸如血缘关系下的宗法文明，更是不可能克服的文化障碍。如果墨学作为一种准宗教，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中国人，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信仰墨学，否则就不可能有全民化实践墨家学说的可能性。
墨学组织机构的内部分裂 墨家“以钜子为圣人”（《庄子·天下》），建立严密的组织机构。因而，墨家作为一个团体组织，推行的是人治而非“神治”。众所周知，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人，人是有私心的，存在着多重可选择性的。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冲突，必然导致组织机构的分化瓦解。史料记载，“墨离为三”，由于各派取舍不同，各自认为自己一派才是“真墨”，相反却指责别的派别为“别墨”。作为一个原本有着严密组织的团体，一经分裂，就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因而，靠一代一代的“巨子”来流传墨学，这便成了一个大大的问题。世界上三大宗教都是通过至上神来代表信仰者的共同意志，仿佛天空中只有一个太阳，人们只要仰望天空，便能得到神的庇护。只有神在人们精神世界里才是完美的，而现实世界里一个个“巨子”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统一全民意志的。
皇权专制制度的打压
由于不能主导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墨家学说最终难以摆脱受到大一统皇权政治制度打压的命运。代表平民文化的墨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这就与大一统皇权专制主义政治所代表的少数权贵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这一点在历来强化思想专制的中国皇权时代是丝毫不奇怪的。从秦朝开始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以及发生在各个王朝的文字狱，都是皇权政治实行思想专制的集中表现。连主张民贵君轻的大儒——孟子的思想在一些王朝也受到抑制，更何况主张兼爱、平等、民主的墨子学说了。在皇权专制主义时代宣扬墨子思想，无异于宣扬异端邪说，显然是性命不保的事。这才是伟大的墨学无以为继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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