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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华文明如何之古老，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但是，要是说到古老的中华文明如何之辉煌，人们只要去殷墟走一走就知道了。
殷墟，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都城。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273年。殷墟也称殷虚——古人称高丘为“虚”，建都之地多为丘虚之处。自公元前1046年，商纣王兵败登鹿台自焚而死，从此，繁华的殷都成了一片废墟。
古老而厚重的文明展现在我们面前。
站在殷墟上，了望中原大地，一种无法遮掩的忧伤袭上心头。
这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代表吗？
是的。3000年中华文明一脉相传。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出当年商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文化基因透过历史的屏障遗传到了我们身上。在这里，我们每呼吸一口来自殷墟的空气，便能感知他们的存在。
殷墟中究竟埋藏了什么？
殷墟不仅有丰富的遗迹可考，地下还埋藏着无与伦比的中华文化珍品，堪称一座藏品旷世的“地下博物馆”。
独具风格、规模巨大、规划严饬的宫殿建筑。殷墟总面积36平方公里以上，总体布局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形放射状分布，是一座开放形制的古代都城。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
气势恢弘的商王陵墓。殷墟考古发掘70多年来，发现墓葬计8000余座，其中商代大墓14座。妇好墓是商王武丁之妻墓，随葬品极为丰富。
造字方法成熟、表现内容丰富、传承有序的甲骨文。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释读。殷墟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我国最早有系统的文字。
制作精美、纹饰细腻、应用广泛的青铜器。殷墟共出土青铜器万件以上。不少青铜器造型独特，或大气磅礴，或小巧玲珑。纹饰或诡谲神秘，或瑰丽精细，是极有价值的艺术珍品。著名的司母戊大鼎,重达832.84公斤，是世界青铜时代之最。
琳琅满目的玉器。殷墟出土玉器2600余件，按其用途可分为礼器、工具、兵器、装饰品、杂器等。商代玉器用料考究，琢磨精细，造型优美，纹饰绚丽，极富艺术价值。
青铜冶铸、玉器制作、制车、制骨、陶器、原始瓷器烧造等手工业高度发达。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已经使用了大量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谢上苍能够为中国人，也为人类保存了如此完美的东方废墟文化，让今天的人们能够领略到3000年前古代中国人的智慧结晶。
殷墟向今天的人们展示了什么？
王权至上的社会组织结构。司母戊鼎只是殷墟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可能并不是殷墟最大的青铜器物。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钢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过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厂”里有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内范，表明它比司母戊要大得多。这种规模、体型的青铜器要进行铸造必须有一批熔化青铜器的炉同时工作，而且要有大量的铸造工人，因为浇铸的过程是不能间断的。
殷商的青铜加工业如此发达，但安阳周围并没有高品位的铜矿以及冶炼青铜所必需的锡铅矿石。当时的铜矿很可能采自江西、安徽等长江流域一带，而锡、铅的矿藏则主要在江西一带。商代频繁的战争，可能也与争夺矿产资源有关。
殷墟出土的玉器，其原料大都为新疆的和田玉、辽宁岫玉！人们可以这样设想，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有通往新疆的“金石之路”了。这可要比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早1200多年！
没有超强组织能力和残酷的管理方式，商代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够组织人民办成如此众多“大事”的非王权莫属。
天人相通的思维方式。商朝人相信，在天上存在着一个最高的主宰者——“帝”或“上帝”，商人的祖先就是“帝”的儿子。实际上就是宣称商朝的统治者是上帝的子孙，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上帝统治人民。谁违背了商人的命令，谁就违背了上帝和商王祖先的意志，谁就会大难临头。商王不仅垄断了祭天的权利，还垄断了上帝与人间进行联络的权力。这种“君权神授”——天人合一于人间的王权的存在，足以说明中国式早熟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商代就已经十分完备。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从对出土的甲骨文解读中看出，他们常常通过占卜的方式来决定行动。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
极其残忍的丧葬文化。在陵墓中发现有很多的殉葬人群，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在王陵区编号1001的大墓中，殉葬了墓主生前一支不少于68人的田猎队、18匹马。殉葬的领队是贵族出身，因此这个领队自己还拥有两个殉葬者。殉葬者最多的是王室宗庙祭祀坑，有近600人殉葬。大多都是被斩首、腰斩、断肢甚至肢解后扔进来的，其中还发现有1周岁左右的婴儿也被殉葬。这些墓葬等级森严，随葬礼器的大小、形制、组合、数量更是代表墓主人的不同等级和身份。殷墟的王陵大墓，规模宏大，杀殉众多，礼器精美。
……
殷墟是如何成为历史废墟的？
商纣王统治下，政治腐败，刑罚残酷，连年用兵，贵族矛盾尖锐化，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军伐商。由于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商纣王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开赴牧野迎战周师。战斗中，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纷纷掉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中国历史上存在了600余年的商朝从此灭亡了。
等待一个朝代的最后命运为什么一定会是废墟与死亡？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是中华文化处于从儿童期向青年期转化的过程中。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最终完成了国家从“公有”到“私有”的转化。从此，“天下为公”的尧、舜、禹时代完全为“天下为私”王权时代所取代。
中国式的江山是不能共享的，只能是家族私有化的江山。夏、商、周时代的国家“民营化”过程让历代中国人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废墟与死亡的黑色怪圈之中。
我们所看到的殷墟就是这样的一座由中国古代高科技所支撑的废墟文化。
我从来不认为文化的路径是唯一的，中华文化未必一定是今天她所是的这种样子，文化的历史是由许多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因素共同形成的。从尧、舜、禹到夏、商、周的近2000年历史进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国人痛苦的心路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国家被越来越少的少数人——到了秦朝大一统之后，国家最终是被完全意义下的一个人所占有。
殷人是借用“帝”或“上帝”的“权力”来实现对人民统治的——这种“君权神授”的方式足以说明，殷人还没有敢于宣布国家就是他们私有的，他们占有国家的方式是羞羞答答的。直到1000多年后，秦王赢政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秦王嬴政自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在他之前的三皇五帝，给自己起名“皇帝”，而且是“始皇帝”。
国家在从“公有化”向“私有化”转化过程中，中华文化同时呈现出不可逆转的“私有化”趋势。
在殷墟，我们似乎看到了那样的“极少数人”，以及他们对于国家无限膨胀的占有欲。
这就是中国人书写历史的方式——极少数人如何更多更久地占有全民的利益。
享受国家核心利益的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其规模自占有国家之日起就在不断扩大之中。他们往往从开国时的3、5000人最终发展到灭亡时的3、5万人甚至更多（这当然不包括全国的官员）。我们可以把这部分人视为君权（皇权）直接供给的人口规模。与此同时，在中国世俗社会，地主对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又导致更多的人民失去了土地。在人民拥有土地越来越少、所供养人口的规模却在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人民生活可谓苦不堪言，生不如死。
被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盘剥后，财富的剩余部分才是人民所有的，而剩余部分的财富总是越来越少。当社会之中大部分人都到了生存的临界点时，人民就会起义不止。这就是中国式朝代更替的“历史周期律”。
吃不饱、穿不暖，还要面对各种险恶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中国人的生存景况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其国家的私有性质，“国家”的价值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无法激起人们对于国家深切的“大爱”。
国家权力的私有化最终导致系统内部成员之间冲突不断，国家财富不断毁灭于系统内部成员之间无休止的消耗之中。
“爱”与“大爱”缘何而来？
同样在3000年前，一座建立于古希腊的雅典卫城，是祭祀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圣地。卫城，原意是奴隶主统治者的圣地，古代在此建有神庙，同时又是城市防卫要塞。公元前5世纪，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时期，雅典卫城遂成为国家的宗教活动中心，自希腊联合各城邦战胜波斯入侵后，更被视为国家的象征。每逢宗教节日或国家庆典，公民列队上山进行祭神活动。
中国的殷墟与古希腊的雅典卫城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王权的私有物，后者所代表的却是国家与人民公有的神殿。殷墟所代表的是家族统治的历史，其朝代结束时自然会被付之一炬。
没有人民广泛参与的国家政治，没有人民公共意志作为基础的王权，是注定要进入历史废墟的。如果没有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废墟文化还会继续恶性循环下去很多年。
历代王权与皇权，他们所建筑的宫殿绝大部分都成了历史的废墟，只有那些隐藏在地下的文物得以幸免。
一切“私有化”的政权注定要“死”，而且会“死得很难看”。每一个朝代，都有可能有一座空空的王陵永远也等不到它的主人来入住。
极少数人甚至只是一个人占有国家，是人的占有欲恶性膨胀的结果。历史承载着人民的血泪。在一次次瓜分利益的革命中，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极少数人占有着国家，留给人民的只有仇恨的火种。
于是我想，中华文化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关于仇恨的文化，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写满仇恨的历史。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直到秦始皇的大一统，中国完成了国家意义上完全形态的“私有化”过程，这个过程大约用了2000年的时间。在此之后，中国人挣扎在皇权大一统社会形态底下痛不欲生而又不能改变，又延续了2000年之久。
历史往何处去？
改革还是革命？
改革者常常没有好下场，中国式的改革绝大多数都归于失败。历代保守派代表着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国家即使到了病入膏盲的地步，他们也不思改革，其力量又极为强大，他们绝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直到国家破灭、血流漂杵，等待他们的只能是革命的熊熊烈火了！
历史上的中国式改革，为什么总是归于失败？
改革只是在系统内部进行，只是系统成员间进行的利益调整。通俗地说，改革只是从一些人的口袋里掏出东西，放到另外一些人的口袋里。掏别人腰包里的东西总是很难的，非要闹出大乱不可。结果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改革改不下去，自然就会有人来革命。革命有来自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内部（如宫廷政变和武装叛乱等）“狗咬狗”，也有来自衣食不保的人民起义。
改革难以成功，那么，革命能够成功吗？
革命像狂风暴雨一样席卷而来，让无数人身首异处。每一次革命都是对系统内部资源的大破坏，人民创造出来的大量物质财富化为齑粉。历史上中国革命的结局，总是导致新权贵攫取国家权力，国家又会沦为一场新的私有化进程中。
一切都将从头再来，重新开始。革命因为争夺利益而开始，最终又将失败于利益的分配不均。革命的结束仍然是新的一场革命的前兆。历史上的中国式革命总是毫无意义地从“开始——结束——重新开始”轮回着。
3000年究竟改变了什么？
3000年究竟改变了多少？
中华文化极为古老。在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尚处于混沌未开的不开化状态时，中国早就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说到古老的中国文明究竟有多少年的历史，5000年也许只是一个估算而已。
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韧性。无论何时何地，中国人总是在顽强在坚守着，无论在哪里，无论生存环境多么恶劣，中国人只要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就能坚强地生存下去。
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张力。从商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发展到今天的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中国仍然是高度同一化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影响甚至达到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当今世界更是形成了影响巨大的“大中华文化圈”。
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像海一样包容一切，四方文化都能为她所包容：此所谓“文而化之，化而文之”。任何外来文明都难以改变中华文明的特质，即使到了今天的世界文化大融合时代，我们仍然难以看出中华文明会被外来文明所取代的迹象。
中华文明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至今——从今天的中国人身上仍然可以发现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能不说是一种保存完好的化石文明。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似乎只是把龟甲、兽骨变成书写用的绢、纸与计算机；把写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演变成了大篆、小篆、隶书、楷书以及计算机文档中的“比特”而已。
中国人的思维可曾有过本质上的改变？
中国人能否真正地走出废墟文化的阴影？
古老与现代的对话，让我们明白了许多、许多……
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在一路慌乱中走来，直到1978年。
1978年，中国人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改革不是革命，但改革高于革命。没有人因为这场改革而死去，相反，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从此获得了新生。
1978年以来的改革与历史上的改革有什么不同？
30年的中国究竟改变了什么？
30年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值远远大于社会发展所消耗的增加值部分。我们知道，社会每向前迈进一天，社会所消耗的财富也要相应增加一定的量。通俗地说，如果昨天消耗的是1000元，今天就要消耗1001元，明天就有可能消耗1002元。增量价值供给于增加部分的社会消耗，这就是中国GDP增长不能低于百分之多少之类说法的来源。在国内财富实现增长的同时，中国坚持向世界开放市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社会进步的速度更为迅速。30年来，人们看到了社会财富的总量在增加，每一个人的个人财富在增长，人民的幸福感在增强。套用财政术语，可以说是每一年年末，中国人的钱袋子总能实现“供求平衡，略有节余。”遥想已经有了600年历史的商朝，那时一定存在着的巨大的“财政供给”人群。这些“财政负担”最终必然要摊到人民头上，人民生活必然会十分艰难，“天命”自然“糜常”，革命的客观条件也就成熟了。
30年改变了中国社会大系统内部利益调整的方式——即不再像中国历史上的诸次改革那样，通过社会成员间你死我活的利益消长来调整，而是不断创造新增的社会财富。这就是30年来中国社会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虽然腐败等种种社会丑恶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但社会的“基本面”仍然是健康的。
30年来，市场经济孕育了规模巨大的资本经济。经济上逐步放权于民，让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地获得了财富。人民通过创业，实现了人身自由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资本的力量来到了中国社会，资本分享了权力的话语权。中国社会有了有了新的代言人——资本，显然，权力与资本共享话语权总是比单一的强权话语权要好得多。一大批资本新贵势必要走到中国政治的前台，这将是历史的必然。
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政治对于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宏观调控”，避免了社会变动的剧烈化程度，使社会发展得以有秩序地进行。全民分享知识、财富与权力的政治气候逐渐形成，社会动乱的可能性逐步降低，社会改革成本相应地也在逐渐减小。社会大系统内的多种力量博奕，从而使系统不断达到新的平衡状态。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虽然十分缓慢，远远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但改革的方向无疑是进步的。
30年来，中国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交相辉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已经转向，知识、财富、权力的全民化正在使传统文化大厦的根基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数以千年计的缓慢发展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最大特点，其根源在于中国人的思维水平失去了螺旋式的上升性，中国文化缺少上升态的螺旋式结构——文化的内核的主要功能只剩下谁去占有如何占有之类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30年中国的变化超过中国历史上3000年的变化！
30年最大的改变在于，人们享有了政治的适度自由、经济的适度自由与个体社会生活的适度自由，每一个中国人看到了进步，感受到了进步，分享了进步带来的全民化利益。
知识、财富与权力代表着社会发展的三驾马车，是现代中国社会走向前进的三个螺旋，从此，中国社会真正有了进步的可能性。
全民共同拥有知识、财富、权力的清明社会，不正是中国人的共同意志和历代中国人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吗？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明天的路怎么走？
有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谁来保卫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果？
谁能让30年开足马力的战车阔步向前？
谁能让中华民族的废墟文化永远地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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