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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之学是如何“催熟”中华文明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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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1-08-09

稷下之学自前4世纪中叶至前3世纪后期,共持续了一百多年。稷下学宫的出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那么,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呢?我们认为,稷下学宫的建立,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它虽然从表面上看上去有着较为偶然的历史因素促成,比如说,如果齐国的政权仍然掌握在姜氏手中,齐国的统治者还有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呢?这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如何为稷下学宫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作出一个合理的历史定位呢?

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来说,稷下学宫正处于西周以来官学——官学下移、私学盛行——官学与私学合流的历史发展路径上。如果不是稷下学宫的出现,或许也会有其他类似形式的官私合流的机构产生出来。正因为如此,稷下学宫自建立以来,就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各诸侯国竞相效仿,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

稷下学宫的历史渊源是西周以前的“王官之学”。夏、商和西周对文化教育实行垄断,学校设在宫廷、官府之中,官师合一。礼器、乐器、图书等教学设备都由官府掌控,教育对象限于贵族子弟和极少数经过选拔的平民子弟。学制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有相应的入学年龄的规定。在教学内容方面,实行文武兼备,包括宗教、政治、军事及基础知识等,主要为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

]随着周朝权力的下移,西周官学走向衰落,私学开始兴起。尤其在孔子之后,平民也能像贵族一样接受教育,教学内容也相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稷下学宫的出现,将“王官之学”与民间教育及学者的自由学术活动结合起来,其功能融咨政、议政、参政与讲学、著述、育才活动为一体,这不仅极大地扩大了大学教育的社会面,也使大学教育的内涵有了本质上的改变。因此,稷下学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战国时代所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化教育领域之外,是中国传统文化趋于早熟的“催化剂”。
 
稷下学宫的内在本质:以齐国的政治利益为核心
 
稷下学宫由国家创办。齐国执政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稷下学宫,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智慧才能,为其完成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因此,稷下学宫的创办是一种纯粹的政治行为,它的兴衰与君主的好恶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于以政治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为核心,稷下学宫从政治的层面上说,具有以下几种基本功能:
咨政功能。稷下学者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利主义思想,他们高谈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齐王向稷下学者咨询国事、天下事,使得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因此而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

议政功能。稷下学宫是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史载淳于髡用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从而亲理国政,奋发图强;他又以“微言”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篇中这样写道:“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参政功能。齐威王不以珠玉为宝,而以人才为宝。他在用人方面不受宗室血缘关系的限制,对于真正的人才往往破格提拔。戍守边防的田忌、檀子、黔夫等都能独当一面。邹忌出身为布衣之士,孙膑是从魏国逃来的“刑余之人”,淳于髠本是髠钳家奴,为赘婿,也被委以重任,位在上大夫之列。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战国策·齐策四》)。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参与国政的功能。稷下学者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
 
稷下学宫的运行机制:在政界与知识界搭建了体制化的互动平台
 

稷下之学促进了政治与学术的联姻,推动了政治与学术在各自领域的技术化、制度化建设。同时,出身士阶层的知识精英与王公贵族之间通过稷下学宫的创办获得了极为便利的交易平台,双方动机一目了然,仿佛进入交易市场一样,彼此各取所需、相得益彰。



]齐王求术,其术可以统称为治国之术和称霸之术,亦可称为政治技术。在国内矛盾多发,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形势下,齐王要想达到国内长治久安、国际上称霸天下的目的,仅凭本国少数几个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依靠来自广大士人的系统性的政治技术,并且还须将这些分散的、零乱的、经验的政治技术逐渐上升为集中的、体系性的、理论化的政治制度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由诸侯国君意志主导下的政治功利主义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士阶层(有闲阶层)的形成。稷下学宫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大学,它不仅是知识精英的讲学之所,也是士阶层(有闲阶层)知识创新的孵化器和思想舆论的传播中心。
战国时期,出身中下层和失去贵族地位的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知识才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人生理想,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作为新兴的士阶层的代表,他们不遵祖制,不守成法,思想新颖,成为社会变革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传播思想,引导舆论,是民情民风的“传感器”。《论衡·效力》篇中说,这些可以朝秦暮楚的士人,“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各国君主因此而普遍尊崇尚贤、贵士的社会风气,从而通过招揽人才获得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优势。齐国稷下学宫的举办,正是这种社会潮流的集中表现。

根据钱穆先生的《稷下通考》可知,齐威王时已有稷下先生的称谓(钱穆《先秦诸子系年》,232页,中华书局,1985年)。稷下先生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专门从事教学,无显著的学术号召力与政治影响力;另一类则是杰出人物,他们大多是学派领头人,其名闻于诸国。“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在各国都受到优待。“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因此,邹衍在齐国受到尊重。到魏国,梁惠王远接高迎,同他行宾主的礼节。到赵国,平原君侧身陪行,亲自为他拂试席位。到燕国,燕昭王拿着扫帚清除道路为他作先导,并请求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向他学习,还曾为他修建碣石宫,亲自去拜他为老师。

王权专制主义文化是以贵族文化为主体的,因而,贵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也深刻地影响了稷下学宫的发展方向。

所谓稷下之学,从实质上说,是中国式贵族文化的技术化、体系化、模式化、制度化。稷下诸学派中,除了墨家学派仍在平民利益作最后的呐喊之外,无论是黄老学派、阴阳五行学派、纵横家学派等,都是贵族文化思想价值观的典型代表。从某种程度上说,稷下学宫是一种对于政界与知识界互动平台的制度化探索。它所探索出来的制度化模式一旦形成,就成为皇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稷下学宫百余年的存在,其所形成的模式对秦汉的博士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史记·秦始皇本记》载:“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秦博士淳于越曾要求恢复分封旧制,遭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由此引发了“焚书坑儒”。当时遗存的战国之士好议之风受到了打击,但博士制度是建立在稳定的皇权专制政体之上的,不会因为君主一时好恶而能随意更改的。

后世对于这种制度一般只有形式上的变化,其本质都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如何将更能适应皇权政治体制需要的人才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拔出来,比如从隋朝开始沿袭1300余年的举国科举制度就是这种制度的更加规模化的实现形式。
 
稷下学宫的活力之源: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学风造就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百家争鸣极大地启发了中国人的心智。一大批知识分子从自发走向自觉,共同为中华文明谱写出新的篇章。

在稷下学宫,学者人身自由是能够得到保证的。学者们可以自由来去。两次到稷下学宫游学的孟子在《公孙丑下》篇中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我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在稷下,人们可以从事于教学活动,也可以成为学习者。如果学有所成,思想和行为符合君主意志的还可以入朝为官。这种完全自由的学宫模式为各派学术平等共存创造了良好条件。由于无言责,学者们就能充分的交流。在稷下,各派思想都试图一统天下,于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互相驳难。中国的各派学术通过争鸣、辩论,相互吸取对方的学术精华,彼此都试图影响别的学派,如同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一样,从而不断形成体系化的新成果,最终导致几种思想学派成为受众面最为广泛的主流文化形式,形成学术领域的大一统格局。

稷下学宫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平等传播提供了一种模式。然而,这种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仿佛只是战国时代特殊土壤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副产品而已。齐王囿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这种氛围的存在。学风并不是他们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为了充分地挖掘人才的智力资源,从而好中选优。当然,也是可能为了标榜尊贤、贵士的从政风格而不得已为之。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来说,稷下学宫如同齐王建立的人才大市场,在真正可用的人才出现之前,谁也不知道谁才是真正难得的人才,于是刻意造成了众学驳辩的学术环境。学者们在完善自身学术思想的同时,真正的最大受益者却是齐国统治者。

如果将稷下学宫与古希腊的雅典学园进行一番对比,大概就能明显地看出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的学术交流活动了?

柏拉图(Platon,约前427—前347年)不仅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柏拉图出生在雅典一个大贵族家庭,父母和近亲都是名门望族,母亲据说是梭伦的后裔。他很早就接触到毕达哥拉斯派与爱利亚派的哲学,据说和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有过交往,同智者们也有交流。20岁起,柏拉图求学于苏格拉底门下,成为老师的得意弟子。苏格拉底被处死后,柏拉图逃出雅典,流亡埃及、波斯以及南意大利等地,4年后返回雅典。约前388年,柏拉图应邀去西西里岛为叙拉古王朝的国王狄奥尼修一世讲学。柏拉图因与狄奥尼修一世意见不和而悻然离去。据说在返回雅典的途中被海盗所劫,卖身为奴。幸好遇上一位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朋友花重金将其赎回。经历一系列变故之后,他的理想就只剩下建构一种真正的哲学了。于是,柏拉图在雅典附近的古希腊英雄阿卡德穆斯(Academus)的圣殿附近买了一块地,开办了一所学校。因此这个学园就被称作阿卡德米(Academy)。这是西欧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所正规学校,也是西欧最早的学术研究机构。后来,Academy就成了一般学院或研究院的通称。阿卡德米学院开设4门课程:数学、天文、音乐、哲学。柏拉图很重视数学,因此在他的学园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不懂几何学者免入。”柏拉图还深知学以致用的道理,在他的学园里按照他的政治哲学培养了各方面的从政人士。当时有很多著名的政治家都是柏拉图的学生,因此他的学园又被形象地称为“政治训练班”。在此,柏拉图一边教书,一边著书(柏拉图和他老师不同,写了许多对话体哲学著作),前后达41年之久,开创了一个理性主义的哲学系统。   柏拉图死后,他所创立的学园由门徒主持,形成了柏拉图学园派。这个学派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继续存在了9个多世纪之久。一直到529年,由于它推崇怀疑精神而被罗马帝国封了门。可以说,柏拉图的学园没有“国立”的背景,它在西方开创了学术自由的传统,是希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库和人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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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的设立,是战国时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发生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直至200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度审视稷下学宫这一重大文化事件时,仍然会惊叹不已。

这就如同一个人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过程中,接受了某种系统性的教育,其性格、思想的形成以至于今后的人生命运均与这一时期的教育与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稷”是齐都临淄一处城门名,“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学宫因处稷下而称为“稷下学宫”。战国时代,儒、道、墨等诸子百家具有体系性的思想正在形成之中,而稷下学宫一百余年的存在恰恰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中华文明从此由自发、孤立、分散式的文化创作走向自觉、普遍、集中式的文化创造。这一脱胎换骨的变革过程仿佛是将中国文化从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带入到机械化的工厂化大生产的时代。从此,中国政治与知识实现联姻,官僚阶层与士阶层融为一体。

在很大程度上说,稷下学宫正是中华文明早熟的催化剂,它代表着中国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智慧性文化创造,并且将知识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演化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强大势能。

今天的我们如何认识稷下学宫及其产生的巨大作用?

让我们走进战国初年的齐国。

田氏代齐,是春秋末期大夫专政夺权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据史料记载,田和取代姜氏而为诸侯,仅二年而卒,其子田午继位,是为桓公(前374年—前357年在位)。桓公深知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效仿春秋时期姜齐之桓公的“啧室之议”,为招揽人才而设立稷下学宫(学术界对于稷下学宫是否由桓公设立存有争议)。东汉徐干《中论·亡国》篇中说:“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至桓公之子齐威王在位时,稷下学宫有了进一步发展。史载齐威王初即位时,喜好声色,饮酒作乐,常常通宵达旦而不理朝政。“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淳于髠以大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为隐喻劝谏齐威王,终于激发起他的雄心壮志。邹忌弹琴论政,使齐威王由弹琴的道理悟出了治国的方法,齐威王赏识邹忌的才能而授予相印。在邹忌的辅佐下,齐威王开始了改革。首先是整顿吏治。威王将政绩不好而善于钻营的阿大夫以及接受其贿赂的大臣一并烹杀,而厚赏政绩显著的即墨大夫。其次是广开言路,悬赏纳谏。第三是以贤人为宝,唯才是举。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当时齐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壮大。齐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士而尊宠之,大办稷下学宫,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与政治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政治上授以“上大夫”之号,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勉其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鼓励他们参政、议政,吸纳他们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因此,吸引了天下众多贤士汇集于稷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即是说,继齐威王时稷下学兴起之后,齐宣王时再度兴盛起来,从而达到鼎盛。直至齐襄王(前283年—265年在位)时,稷下学宫犹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叙述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正值“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此中所谓“列大夫”、“祭酒”等,都是稷下学宫中的职位或尊称。前265年,齐襄王卒,其子建即位。齐王建年幼,权力由其母执掌。这个时期齐国政治黑暗,所养宾客多被秦国收买,不再效忠齐国。君王后等人对于稷下先生的忠言直谏,要么不以为然,要么大动肝火。荀子可能就是因为进谏齐相“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荀子·强国》)而致使“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国最终为强秦所灭,稷下学宫也随之衰亡。

稷下学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为什么首先会出现在齐国呢?

稷下学宫的设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建立在深厚的齐文化土壤之上。齐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齐文化从其渊源来看,融合了东夷文化、姜炎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多元复合体。齐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吸收历史文化遗产,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在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吸收他国文化的同时,也将齐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

东夷文化产生于以今山东为中心的东部地区。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岳石文化(距今约3900年),都是东夷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阶段的文化。据《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夷有九种。“九”实际上是“数量很多”的意思。也就是说,东夷族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部落,而是由大大小小很多个部落组成的庞大部族和部落联盟。其中,最主要的部落有:风姓部落、姜姓部落、嬴姓部落、姚姓部落等。东夷族各部落主要以龙、蛇、凤、鸟、太阳为图腾,以鸟类图腾居多。在东夷族的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部落首领有太昊、蚩尤、少昊、大舜等。到了少昊氏时代,设官分职已经精细化,这也说明东夷部族初具早期国家的形态了。齐文化正是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孕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姜太公受封之后仍尊重东夷人原有的生活习俗——“因其俗,简其礼”,很好地保留了旧有的文化传统,促进了齐文化的繁荣。

姜炎文化是姜炎族创造的文化,其主要发祥地位于关中平原西部的渭水流域。其部落首领炎帝,又称神农氏,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传说人物。姜炎族是一个崇拜火与太阳,初以羊后以牛为图腾的古老部族。在上古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其足迹遍布中华大地。根据郭沫若的研究,炎帝后裔有四个重要的分支:一是烈山氏,二是共工氏,三是四岳,四是有邰氏。在炎帝的后裔中,四岳被认为是最有头绪的一支。四岳源于伯夷,其后代在先秦时期历历可考者,有申、吕、许、齐。齐就是从吕分化出来的一支。对此,《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

殷商文化。商族起源于东方,原为东夷族的一支,直接证明这一点的是其图腾标志。《诗·商颂·玄鸟》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中也有相关传说的记载。玄鸟氏是少昊部落的24个鸟氏族之一,可知殷商源于东夷族无疑。殷商西进入主中原以后,与中原华夏人民创造了一道创造了以青铜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即商文化。殷商文化是一支开发很早、发展程度很高的文化。齐地在殷商之时,或为商之属国,或为商之势力范围,因而,商文化对齐地土著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周文化。周部族本来是殷商统治下的一个方国,是从一个古老的部族发展而来的。这个部族传说是帝喾的后裔,姬姓,属于黄帝系统。周族逐渐强大后,最终灭亡了商朝。周朝分封诸侯,“以潘屏周”。姜太公吕尚因辅周灭商有功,受封建立齐国。齐为周之封国,齐国和周王室及周之宗国有累世联姻的关系。周文化在齐文化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巨大而明显的影响。

齐文化中有一种尊贤尚功的传统。姜太公受封时,只得到了齐地的封土和齐地的百姓,随同他一起来到齐国的大概只有高、国二卿。姜太公没有遵从周朝的宗法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法制的局限性,广泛吸收有才能的人,特别是团结齐地的人才共同治国。“尊贤尚功”由姜太公首倡,齐国国君代代遵从执行。齐桓公任用射杀自己未成的管仲为相,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用一系列的改革,使齐国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一百余年后,被齐景公任用为相的晏婴,注重将礼的作用与治理国家的举措联系在一起,使齐国在思想文化上有了新的发展。

稷下学宫的设立适应了文明价值体系重建的需要。春秋末年,出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乱象,周朝礼乐文明的基本精神趋于崩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在春秋战国乱象纷呈的时代,人们生存于困惑不安之中苦苦思索着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及其蕴含的变化逻辑,而这正是稷下学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出现的历史根源。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写道:“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横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后,家臣执掌国政,大夫世代保持政位,六卿独揽晋国大权,无论征伐还是会盟,威势都在诸侯之上。到田常杀掉齐简公而自任齐相,诸侯却无动于衷不予讨伐,这标志着海内已经围绕怎样保持本国的军事实力来争斗了。韩、赵、魏三国最后终于瓜分了晋国,田和也吞灭姜齐而据为己有,六国并立的局面由此开始了。(这些国家)首要之务在于壮大军事力量,兼并对方,因而权谋诈术得到普遍应用,合纵连横的学说也相继兴起。各种谎言骗局蜂涌而出,誓词盟约毫无诚意,即使互派人质,剖符为凭,也不能相互约束。

稷下学宫的设立满足了“田齐”统治者为寻找其政权存在合法性内在根据的需要。齐国在诸侯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齐桓公姜小白曾成为公认的霸主,盛极一时。到春秋后期,霸政局面近于尾声,而且,姜氏之国大权旁落,渐为卿大夫田氏所控。齐国的田氏原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子完在齐桓公时,因避陈之内争,奔齐国,姓田氏,任齐“工正”,即掌百工之官。昏庸的齐景公执政时期,田桓子之子田乞,即田僖子,采取了一些争取民心的有效措施。他用“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于是“齐之民归之如流水”,田氏以厚施于民的方式,得到了齐民的支持,然后又开始以计谋翦灭齐国的大族。前490年,齐景公死,田氏乘机发动武装政变,打败了国氏、高氏,立景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阳生为国君(齐悼公),田乞为相,掌握齐国政权。田乞死后,其子田常(田成子)继续为相。田成子仍然采用田僖子所制定的政策,用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大力争取民众。田氏行德于民,取得了极好的效果。齐悼公即位四年之后被弑,其子壬即位,是为齐简公。齐简公对陈乞怀着极大的戒心,依靠监止执政,疏远田氏。前481年,田常又发动武装政变,把几家强大的贵族如鲍氏、晏氏等全部消灭,并杀死了齐简公,另立简公之弟骜为国君(齐平公),政权完全控制在田氏手中。齐平公不敢有任何反抗,在位25年而卒。其子积立,是为齐宣公。田常的儿子田襄子、孙子田庄子相继为齐宣公相。齐宣公在位51 年而卒。齐宣公死后,其子贷立,是为齐康公。到田常的曾孙田和时,于前391年废掉齐康公,自立为国君,完成了田氏代姜氏之齐的过程。田氏乃自立为齐君,仍定国号为齐,史称田太公和,前386年,齐太公与魏文侯会于浊泽(今河南临颍县西北)。这时,韩、赵、魏三家已经分晋,并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太公和乃求魏文侯向周天子说情,请承认田和为诸侯国君,周天子许之。从此,田和正式成为诸侯国君。田氏贵族代替了姜姓贵族的统治,完成了田氏代齐的大业。齐国的江山从此改姓。战国时代的齐国往往被称为“田齐”。田齐统治者之所以创建稷下学宫,除了受魏文侯尊贤礼士、广开言路以及受到子夏建立西河之学的影响之外,更是为了巩固田氏政权统治的需要。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田常(田成子)杀齐简公后,害怕诸侯们群起而攻之,于是“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赵、魏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从中可以看出,田齐统治者害怕在历史上落下篡弑的恶名,他们总不忘为“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制造舆论,寻找理论根据。

稷下学宫的设立,满足了田齐统治者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战略需要。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当时齐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壮大。《战国策·齐策》载苏秦说齐宣王说:“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齐国领地方圆两千里,战士有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军队战车精良,士兵训练有素,调动迅速,快如飞箭,作战威猛势如雷电,分散变动疾如风雨。即使发生战事,敌人也从未越过泰山,渡过清河,到达渤海。齐都临淄有七万户,依我推算,根据最低标准估计,每户至少有三个男子,三七就二十一万人,不必调遣远地的兵力,就凭临淄的士卒就已经有二十一万了。临淄的百姓十分富裕殷实,人们无不会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赛狗、下棋、踢球。临淄的街道上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连起衣襟可成帷幔,接起衣袖可搭幕帐,挥洒汗水就成大雨,家庭殷实,百姓富足,人人志气高扬。以大王的贤能与齐国的强大,堪称天下无敌。

齐宣王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士而尊宠之,大办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在齐宣王时期达到鼎盛,既是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产物,也是当权者重贤用士、思想开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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