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兵学文化的地域特征 [复制链接]

齐鲁兵学文化的地域特征

齐鲁兵学文化的突出地域特征，概括起来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形成最早，地位最尊。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是，齐鲁文化的最早源头为东夷文化，东夷文化的重大特色之一，是骁勇善战，“尚武”之风盛行张扬。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蚩尤作兵，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战神——兵主。《史记·封禅书》载：“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秦始皇东巡封禅时必祠包括兵主蚩尤在内的八神；汉高祖刘邦起兵反秦，也祭祀兵主蚩尤，以壮军威，“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击灭项羽，夺取天下后，复“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这些有关战神蚩尤的传说与祀祭活动，正好从一个侧面透露了齐鲁兵学文化源远流长、植根深厚的曲折消息。

如果说兵主蚩尤现象还属于神话传说的范畴，那么齐国的开创者姜太公和鲁国的建立者周公旦则可以称得上是先秦兵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实实在在的奠基者。《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周西伯昌之脱  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言兵及周之阴权者皆宗太公为本谋。”至于周公旦同样为卓越的军事家，当武庚叛周、三监作乱，周王室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果断率师东征，平定叛乱，征服淮夷，维护了周王室大一统的格局，即所谓“依之违之，周公绥之”（《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与姜太公共同成为中国兵学文化的创立人。

而作为先秦兵学源头之一的“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发明和总结，也与姜太公、周公旦和齐鲁兵家有直接的关系。司马迁称姜太公、王子成甫等人对《司马法》“能绍而明之”，这当然是正确的评价，但是尚不够全面。实际上姜太公等人对于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诞生，乃是关键性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创始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对此曾有明确的阐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之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可见没有姜太公等人，就不会有以“古代王者司马法”为代表的“军法”（“军礼”）的面世，也就不会有中国古典兵学的肇始。

第二，薪火相传，代有承继。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可见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文化上出现断层现象在古代社会中是十分普遍的，兵学文化的承继问题同样有这类情况，三晋兵学、南方兵学都存在着时断时续的现象。但齐鲁兵学文化却避免了这一点，它始终以勃勃的生机逐代传授下来，并不断地得以发扬和光大。这在春秋早期是鲁庄公“鹫羽金仆姑”的赫赫武功；是齐桓公、管仲“复修太公法”：“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皆服。”（《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质诸史实，信而有征。齐桓公任用管仲，高擎“尊王攘夷”的大旗，“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霸诸侯，一匡天下”，其指导方针就是《周礼》及《司马法》所宣称的“会之以发禁者九”的“九伐之法”。在春秋晚期，是齐景公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申明”，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自己的兵学思想体系——《司马穰直兵法》，是“一代兵圣”孙子的诞生，并以“兵者诡道”为基本特色的崭新兵学理论取代旧“军礼”，在军事思想领域完成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在战国前中期，是《吴子兵法》、《孙膑兵法》等杰出兵学著作先后登场亮相，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军事斗争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是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使“自古王者司马法”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基本原貌，确保其书的最主要内容和核心精神未致被历史的风尘所湮灭，并使它在汲取战国时代的军事文化内容后，变得更为充实和富赡。在战国晚期，是《六韬》、《管子》等重要典籍的面世，使齐鲁兵学乃至整个先秦兵学进入综合融汇、全面总结的崭新阶段，为先秦军事思想的发展繁荣画下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第三，兼融博采，注重实用。齐鲁兵学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能够因时变化发展，善于博采兼容，集众之长。应该说，齐文化与鲁文化是有其不同的特色的，齐文化重在开创和发展，鲁文化则偏重于继承和吸收，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非高明无以有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不中庸无以能长期稳定而守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鲁文化才以浑然一体的形态著称于世。因此，从“古代王者司马兵法”到《孙子兵法》，再到《六韬》、《吴子》，齐鲁兵学文化一直能根据军事实践的需要而不断地丰富发展，及时转型，即从提倡“军礼”，到崇尚“诡诈”，最终进入总结综合、兵儒兼容，使兵学与时俱进，呈现新的风貌。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地风俗民情对兵学发展的制约与规范意义。齐国的社会环境铸就了齐地民众资性，而这种资性也对齐鲁兵学文化发展导向的确立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司马法·严位》指出：“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齐地社会环境的制约，使得齐地之人形成了独特的资性，这就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齐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汉书·地理志》也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从而使得当地民众易于“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正世》）。我们知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大传统，齐人“足智”尚谋的地域文化，对于兵学理论的构建，自然是一种文化上的内在推动。另外，齐人“阔达”“舒缓”的资性，也即国民心理，反映到学术生活中，就是具有一定的宽容精神，在与外界的接触中，齐人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新观点，并择善而从，加以必要的改造后为己所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主体文化。换言之，齐地学者善于将各家各派的思想融汇而兼取，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形态。战国时期稷下学术中心的出现，百家争鸣的全面展开，就是标志。然而这一趋势早在西周春秋时期即已开始，管仲、晏婴等人的思想学说就包含有一体多元的复杂倾向。这种文化氛围为齐鲁兵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了适宜的温床。

《孙子兵法》、《六韬》的思想建构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通观《孙子》，我们可以发现，它在注重实用理性的同时，也大量吸取兼汇了其他学说的思想内容，如强调从政治的高度考虑军事问题，这显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渗透；提倡“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观，这显然是对早期法家思想萌芽的一种汲取；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也显然与老子的思维方法论不无瓜葛。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再看《六韬》，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对它的广泛渗透和高度规范亦清晰可见。这首先是黄老之学清静无为、执一统众的指导性质，“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文韬·盈虚》）；其次是儒家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文韬·文师》）；其三是法家思想的渗透，“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龙韬·将威》）。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齐鲁的学术文化氛围对于其兵学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

同时，齐地讲求功利，礼法并用的社会环境，也使得齐地兵学（需特别强调的是，在齐鲁兵学文化中，齐兵学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注重实用，善于自我丰富，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产物。齐国顺应民俗，注重发展经济，推动工商贸易，讲求功利得失，提倡礼法并用的大环境，使得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地学术文化具有注重实用的显著特点。齐国的实用之学相当发达，在数学、工艺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矿物学等学科领域内都有蔚为可观的建树。这种实用之学的发展，对于兵学的进步影响非常重大。因为兵学本是实用之学，它不尚空谈，而完全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十分重视实际经验。所以齐鲁兵学的繁荣，实与齐国注重实用的学术传统相一致。

第四，体大思精，影响深远。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指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不仅是关于《孙子兵法》历史地位的正确定位，而且也完全可以视作是对先秦齐鲁兵学文化价值与影响的惬当评估。齐鲁兵学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可逾越的，它对于后世兵学理论的健全与嬗变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臣案《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今世所传兵家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这充分显示出齐鲁兵学在中国古典兵学发展上所占据的绝对统治地位。换言之，没有齐鲁兵学，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中国古典兵学文化。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引起深思，这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齐鲁兵学甲天下”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我们认为，这中间的因素十分复杂，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分析清楚的，但是，有两点却几乎可以肯定是“齐鲁兵学文化”繁荣的重要动力。

第一，齐鲁地区的军队战斗力相对疲弱，在当时诸侯列国争霸兼并战争中处于被动的状态，促使兵学研究得到更多的重视。

由于种种原因，齐国军队的战斗力在先秦诸侯列国之中似乎不属上乘，有关文献的记载，诸如“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吴子·料敌》）云云，就比较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至于鲁国，国势更远较齐国为弱，除了春秋初年“庄僖”短期强盛外，在先秦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弱小被动的境地，成为诸侯大国欺凌、打击的对象，正如顾祖禹所总结的那样，“然自春秋以来，不能抗衡于齐、楚。而纷纷之际，豪杰竞起，未见能以兖州集事者，何欤？盖必悬权而动，所向无前，然后可以拊敌之项背，绝敌之咽喉；若坐拥数城，欲以俟敌之衰敝，未有得免于覆亡者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态势，齐鲁两国终先秦之世尤其注重于对兵学的研究，提倡运用谋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后发制人，乘敌衰竭”的战术运用；孙膑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批亢捣虚”、“减灶诱敌”的作战指导，就突出地反映了齐鲁诸国借重谋略兵学的优势以弥补军队战斗力不够强大这一弱点。应该说，这种军事实力与军事理论创建之间所存在的成反比的现象，在中外军事史上是相当普遍的，具有一定的共性。如宋代，军事积弱，边患迭至，在与西夏、辽、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结果导致宋代兵学的高度发达，形成中国兵学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又如，近代欧洲国家中，意大利在军事上乏善可陈，败多胜少，结果“制空权”理论首先发明于杜黑之手，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以此探究观照齐鲁兵学文化繁荣的缘由，亦可思过半矣。

第二，齐鲁等国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对悠久兵学文化传统的尊重和弘扬，既重实用操作性，又重基础理论创新性，保证了兵学文化的健康发展趋势不受干扰，长期保持。

齐国统治者对本国优秀军事文化传统一直致力于保持和弘扬。据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载录，齐威王时铸造的铜器《陈侯因  敦》上铸有“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尔嗣桓文，朝问诸侯”一段铭文，表明了他对黄帝、姜太公、齐桓公等先贤的敬仰。这种敬仰之情，无疑要在弘扬兵学文化上反映出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齐国统治者长期实行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尊重和网罗人才，既重应用之术，又重基础之学，致力于繁荣学术，从而造就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发达局面。齐国从齐桓公时起，就在国都临淄的稷下设置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学者（见《中论·亡国篇》）。这一做法在战国中晚期得到了延续和发扬光大。齐威王、齐宣王时，稷下学宫人才济济，发展到一千多人，著名的有淳于  、田骈、接子、环渊、宋  、慎到、邹  等数十人，被称为“稷下先生”，“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以尊宠之”（《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这些学者在享受到优厚待遇的同时，“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同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治而议论”，并展开学术辩驳和交融，整理典籍，弘扬文化。这种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是当时其他诸侯国家所不具备的。

至于鲁国，其文化政策虽较齐国为保守，但是似应承认其文化环境也是比较宽松的，故吴起能够一度在鲁国为将；孔子可以设帐授徒，开创儒家学派；孟子等人可以继承和发扬儒家要义，批评时政，提出自己系统的政治、伦理主张；以致使“邹鲁之学”、“缙绅之士”成为中国文化的专有代名词。

由此可见，齐、鲁等国优良有利的文化环境，统治者推行的较开明宽松的文化政策，是齐鲁兵学文化之所以成熟与繁荣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今天回顾齐鲁兵学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