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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天落石造像（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龙泉天落石题记（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成都近郊龙泉驿龙泉山中，有一座名为大佛村的小山村，山村有一寺当然叫大佛寺，寺里有一块当地人叫做“天落石”的巨大青石，青石上有文史、书法界都十分出名的“北周文王碑”。有专家认为，这座刻于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的碑刻，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南北朝碑刻。而除此之外，这块长14米、高8米、宽4.4米的偌大石头上，尚有自唐以来的题刻、诗碑及摩崖造像50余龛160多尊。
“汉时石阙魏晋碑”，或许山村人并不能完全明了这些已逾千载的碑刻、造像在今天具有的文史、艺术价值，然而，作为一个村庄自古便与之相依相存的风物，村民们都将其视为护佑一方的神圣与吉祥，也就一直如一件传家古董般地精心地维护着它的存在。所以，当无意间走进龙泉山中，荣幸地一睹它的真容时，它浩然袭来的古风和令人惊讶的美便在瞬间震撼了我的视觉和神经。
佛从大道来
探究起“天落石”上众多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的来历，应该与那条曾经联系起川渝地区贸易与文化往来的“汉唐巴蜀古驿道”不无关系。
正如龙泉驿这个地名所传达的信息，历史上的龙泉驿其实就是历代王朝设置的一个驿站，所谓“汉置邮亭，唐设驿传”，元代为站赤，明朝才叫驿站，始称“龙泉驿”。既为驿站，那驿道自然就该早于驿站的设置而途经此地、通达四方了。史料证实，最早联系巴渝两地的巴蜀古道起于汉时，而就在半个多世纪前，虽经两千多年的演变，这条道路呈现在人们眼前的，依然是一条宽仅五尺的石板路，它因出成都东门，加之是连接成都与重庆之间最为近便的交通干道，又称为“东大道”。东大道五里一店，十里一铺，三十里一驿站，所以成都以东的五里店、黉门铺、大面铺、界牌铺、龙泉驿、山泉铺、茶店子等，都是因古道而遗留下来的古老地名。
成都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而在道教初步形成的东汉，佛教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就在佛、道为争取信众的激烈竞争中，成都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宗教文化相争且传播的沃土。以始建于魏晋、鼎盛于唐宋的成都大慈寺为例，曾有过地占千亩，梵宇96院，楼、阁、殿、堂等8524间，僧侣5万人的盛况。而自20世纪初以来，成都万佛寺、商业街陆续出土了诸多南朝造像，无不暗示着佛教造像与这座城市的渊源。
二探大佛寺
沿着古东大道的方向，走在青石残存的山道上，在和煦的阳光和山风中，翻越过一道山岭，一座偌大青瓦房子便闪现眼前，这就是大佛寺。
由于古道早已经废弃，阳光、山风，还有那座青瓦的房子。山风轻掠过来，似乎听得见落英的声音，那场景，一时间还以为走进了古代某位高士隐逸的地方了呢。
四合院式样的寺院内，荒草丛生，一侧厢房的两个房间，大雨冲塌了墙壁，阴暗潮湿，杂乱无章；寺院大殿内有一座高大佛像，蛛网密布，从佛像大殿的右侧一扇小门出去，矗立面前的是一巨大的石头，石头上凿满了碑刻和造像。多年后，才陡然认识到这看似不起眼的大佛寺及其摩崖石刻的文化意义。
进得庙中，仔细打量我当年忽略了的佛，各种儒、释、道造像及碑刻文字。佛称“丈六弥勒佛”，高及名为“天中天”大殿的屋顶，达4.24米，唐大历六年造（公元771年）。在没有这尊佛像之前，大佛寺古称周文王神祠或周文王庙，也就是寺庙大殿背后天落石上北周文王碑中所说的“为王敬造佛二尊宝堂”中的“宝堂”。
为避风雨，北周文王碑及其周围众多造像所在的那块石头，是被后来树起的一卷青瓦棚子盖住的。由于那块石头既不与周边的山岩相连，色泽也有所不同，是为突兀，仿佛天落，所以当地人也就称其为“天落石”了。当温暖而柔和的阳光斜斜地照射来的时候，天落石上那些碑文的笔画，造像的面容和衣衫的线条便清晰明了起来，让人不自觉地就陷于对遥远岁月的怀想之中：南北朝的古朴大方，唐宋的雍容繁华，明清的典雅，一一而来。
大佛与三教道场
同为弥勒佛像，但比之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公元713年）的乐山大佛而言，丈六弥勒佛无论从规模、神态、雕刻技艺等，都实在显得单薄。
与大佛同时代建造的，还有天落石上再现唐时三教调和的儒释道“三教道场”龛刻。“三教道场”的龛刻，多不来自民间，而是出于朝廷授意。唐时采取三教并行，在一些佛、道相争严重的地区，朝廷便会出资建立“三教场”，以倡导“三教并行”。这类石窟在四川邛崃、仁寿、安岳、资中、泸县已屡有发现，成为四川石窟艺术一个饶有趣味的代表作。
大佛寺这处“三教场”的建立，也应该与唐时此地的社会现状有关。翻阅《龙泉驿区志》，隋末唐初，官至国子监祭酒的当地人朱桃椎弃官归隐于山林，修炼得道，道教文化一度在这方地域拥有广泛的影响，连后来的北宋徽宗皇帝也赐其“妙通真人”号。而成都东面长松山上的长松寺，则是这一地域上的第一座佛教寺庙，以至唐德元年玄宗幸蜀时，还特为寺院钦赐了“长松衍庆寺”的匾额，并建御香亭。
北周文王碑的古风与神韵
天落石众多石刻中，以北周文王碑最为珍贵。
因为历代慕名拓印，这块位于天落石下部、刻于北周孝闵帝元年(公元557年)的碑刻与周边所有石刻的色泽有所不同，呈黝黑色。碑通体高2．24米，宽1．25米，碑首是朱鹊和浮雕小佛组成的二方连续的图案，碑额为楷书阳刻，楷书阴刻的1348字碑文主要叙述了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宇文泰的生平业绩，所谓“大功烈当时而显扬千载者，非竹帛无以褒其训，非金石无以铭其德，是以汉颂……”
鲜卑人宇文泰是西魏、北周的实际统治者，西魏禅周后追尊为文王。作为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中杰出的军事家和统帅，宇文泰的一生，正处在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点，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宇文泰观时而变，最终南清江汉，西克巴蜀，北控沙漠，奠定了北周王朝的基础。他在位时所颁行的兵制、选官法等开隋唐政治制度的渊源。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泰北巡，至宁夏、甘肃一带时，不幸染疾身亡，数月后，当时驻防武康郡（今简阳）的车骑大将军强独乐等11位将帅，为歌颂他们统帅的功德，便“于分东之岭，显益之岩，天落石旁，为王敬造佛二尊宝堂”，同时在天落石上还刻凿了碑像一体的“周文王庙碑”。按照碑额所署“强独乐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严格意义上的北周文王碑，似乎还应该包括天落石上34号龛内的佛道二尊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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