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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孙中山的形象并非总是那样的高大！日本以“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袁世凯政府正虚与委蛇，拼命外交。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都顾全大局，力主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孙中山却秘密与日本人暗中联系，甘心接受比“二十一条”更为苛刻之条款，以换取日本的支持。事实上在此前一年，孙中山已提出若干出让主权的条件，意欲换取日本的支持，日本的“二十一条”多少以孙之条件为底本。
本文摘自《非常道Ⅱ：1840-2004的中国话语》，作者：夏双刃，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袁世凯以签订“二十一条”被唾骂为卖国贼，但事实上“签订二十一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日本抛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即令外长陆征祥等竭力拖延，以待国际社会调停；尤其是在日本威胁不得泄漏条约之事的情况下，他却旋即将此事知会英、美等国，并斥诸媒体，从而使日本陷入舆论被动。在具体谈判中，对原则性的“第五号”坚持不让步，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的爱莫能助，最终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下，签订了这个已远不足21条的条约。当时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若不签城下之盟，势必兵戎相见，那么请问怎么打？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且是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早在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就在朝鲜两次击退日本人，被日本人衔恨不已。如今条约既成，袁世凯为之痛苦失声，要求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成王败寇，历史上越王勾践，先辱后荣，也不失为一英雄。倘若袁世凯真能发愤图强，一雪前耻，未始不可为一勾践，可惜他自食其言，帝制自为，终于身败名裂，为天下笑。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蔡锷的反袁“护国运动”，多少都得到了来自日本的支持。因此，袁世凯临终遗言“为日本去一大敌”确非虚言。
孙中山的形象并非总是那样的高大！日本以“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袁世凯政府正虚与委蛇，拼命外交。流亡海外的黄兴等人都顾全大局，力主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孙中山却秘密与日本人暗中联系，甘心接受比“二十一条”更为苛刻之条款，以换取日本的支持。事实上在此前一年，孙中山已提出若干出让主权的条件，意欲换取日本的支持，日本的“二十一条”多少以孙之条件为底本。
袁世凯称帝之说甚嚣尘上，冯国璋乃亲自进京询问。袁世凯推心置腹地说：“我绝对没有做皇帝的思想，我们袁家没有活过60岁的人，我今年58岁，要做皇帝能做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是个跛子，二儿子是个浪子，三儿子是个土匪，哪个能继承大统？所以你尽管放心！”冯国璋满意地回了南京，结果不到半年，袁世凯就称帝了。
蔡锷是护国反袁的首功之臣，然而在当年敦请袁世凯称帝的劝进表中，他的名字署在第一个。
孙中山提倡三民主义，左右离不开一个“民”字。但在1918年，当广东督军莫荣新与孙翻脸时，孙竟登上军舰，下令对督署开炮。舰长表示不愿伤及平民，孙竟然亲自操炮轰之。
20世纪的弥天大谎，莫逾1919年7月25日苏联外交委员加拉罕的《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书》。在这份史称“加拉罕宣言”的文件中，苏联提议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定的所有秘密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无偿放弃一切在华特权和权益。历史已经证明，这根本就不符合苏联和俄罗斯民族的禀性，之后苏联对它在华利益的维护，比沙皇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加拉罕宣言的推出，不过是苏维埃政权在新生阶段，不遗余力地争取国际盟友的一个权宜之计。不过，苏俄虽然虚伪，北洋政府的表现也令人不可理解。北京方面拒绝与苏联谈判，无论安福系还是吴佩孚都是如此，这样恰巧给苏联台阶可下。当时，中国人民对对北洋政府更添厌恶，对苏联则充满感激之情，这为布尔什维克输入中国提供了一些感情因素。
罗家伦后来回忆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们：陈独秀好作惊人之语，聪明远过于学问，只宜做社会批评，不宜做学术研究；胡适小心翼翼，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白话诗，失之浅薄，却适合一般人的口味；钱玄同主张白话却满口文言，新知识很少却满口说新知识，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和汉姓，被人们视为神经病；沈尹默喜治红、老之学，手摇羽扇，貌似谋士，实则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仅仅因为白话诗受到胡适的赏识，便得以成为《新青年》的六编辑之一；陶孟和外国书读得不少，但中文水平很低，做出来的文章很笨；刘半农则一直不甚受重视，后来被北大选派到法国学习音韵学算是帮了他一个大忙；如李大钊、周作人、周树人等，倒还颇有一技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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