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和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孔子是一个道德主义者。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孔子并不认为单一的道德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他更不认为对人做严格的道德要求就可以改变人的品行，更为可贵的是，他坚决拒绝了绝对道德主义，从而为我们民族杜绝了陷入原教旨主义泥沼的危险。
孔子固然痛恨不道德的人，破坏礼制的人，或者面对邪恶无动于衷的人，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中可以找出无数的言语和行动的例子。这是一个人的基本品性的体现，也是一个人道德水准的体现——面对不道德的人和事，面对邪恶，面对这个世界上天天都在发生的众暴寡，强凌弱，有着基本的善恶判断和良知的正常人会在心理上发生“道德的痛苦”，并自然地表达出道德的义愤。孔子也不例外，但他并不特别突出——他只是比一般人更加敏感。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论语》中还有这样的一些话。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
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也是祸乱。如果说，能够痛恨不仁的人和事，是一般人的可贵的道德良知的话；那么，认识到这种痛恨如果不加节制，可能走向不道德，并因此对我们提出警告，则是圣人的道德判断力。
我们把道德绝对化，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绝对化的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就如同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
举一个例子。53岁的山东省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歹徒入室抢劫，她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歹徒斗智斗勇最终占得上风，面对精神崩溃、瘫倒在地的19岁的歹徒，李建华拨打120急救电话，让歹徒得到及时救治。
这本来是很感人的事件。李建华老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美好。但是，在媒体报道这件事后，却出现了争论，有不少人认为，对这样的歹徒，根本不需要同情和帮助。
一个网友在网上的留言是：“假如我碰到这样的歹徒，我要拔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吃了他的肉，砸了他的骨，吸了他的髓！”
这种极其残暴的心态，我看得毛骨悚然，从来不在网上留言的我，忍不住留了一句话：“你更是歹徒啊！”
是的，对不仁人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会把我们自己的道德拖下水，让我们变得更加不仁。
实际上，孔子是发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天下的很多祸乱，是由绝对道德主义者惹出来的。
所以，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不仁的人。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公伯寮，他可能是孔子学生里面最糟糕的一个，被后人称之为“圣门蟊螣”。他竟然在孔子堕三都的关键时刻，在季氏的身边说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职务，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的离鲁出走都有相当的责任。
鲁国有一个大夫叫子服景伯，对孔子说：“你的这个学生实在太坏了，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有力量杀了他，让他暴尸大街。”
孔子说：“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那是命，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也是命。跟公伯寮没关系。”
孔子嘉许子服景伯的忠心，但断然不能听他的杀人的建议。这就是是非判断力。
公伯寮坏，但是假如我们用杀人的方法来对待这样的人，那我们就更坏。用极端的手段，用杀人的手法来清除异己，是恐怖主义行为。
为什么孔子不赞成人们用极端方式来履行道德？为什么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
因为一切极端手段必隐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破坏。
而且，极端手段所蕴含的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
恐怖主义就是极端道德主义的产物。恐怖主义、恐怖行为，可能有自以为是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目标，但是比起一般的不道德行为危害更大，结果更不道德。所以，人类有识之士永远都会反对一切形式、一切借口的恐怖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不是一个极端道德主义者，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民族也因此非常非常幸福和幸运。
我们来看他评价一个人。
此人也是一个名人。但是，就是太极端了，极端地想对人好，极端地坚持一些东西，极端地坚持小节，结果呢？送了命，还被孔子批评。
这个人叫尾生高，《论语》里叫微生高。
尾生高，鲁国人，以直爽、守信著称。传说他与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女子没按时来，尾生高一直在约会处等候。后来，河水暴涨，尾生高不愿离开桥下，抱住桥柱子死守，终被淹死。（《庄子·盗跖》，《史记·苏秦列传》）
守信当然好。但是，拘泥就不好。尾生高的毛病就是拘泥。
即以此事为例，事实情况会变化，女孩子约会没来肯定有情况，即使来了，桥下都是水了，那女孩子难道会潜水到下面去约会吗？
我们看看孔子在《论语》里对微生高的批评。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爽呀？有人向他讨点醋，他不直言自己没有，却到他的邻居家去要了点醋给人。”
乍一看，微生高这个人还真不错，自己没有，转向邻居家讨来给人。但细一想，就不对了：有就说有，没就说没，何必如此曲意讨好别人？如此拖泥带水，小心翼翼，是有意识地去做好人，让人家感谢他吧？所以，孔子说他不直爽。
做人做事，不能太刻意，刻意会显得太有心机。
也不能太曲意，曲意会变得很烦琐。
做人干净利索一点，洒脱一点，直率一点，是近乎君子的。
而刻意去实行道德，曲意去体现善意，结果是让道德变味，使自己变态。
实行道德的结果，应该是让我们更加舒展，而不是扭曲啊。
再看他如何教导自己的儿子。
孔鲤的母亲去世了，孔鲤守丧。丧期过了，他还在那儿哭。
有一天孔子听到他在哭，就问，谁在哭啊？
有人告诉他，是伯鱼在哭他的母亲。
孔子把儿子叫来，告诉他：丧期已经过了，你应该回归正常生活了，你天天这么哭哭啼啼的怎么回事啊？表达孝情不能太过啊。
伯鱼听到父亲这样的话，也就不再哭了。（《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
即使对于母亲的哀悼之情也要适可而止。
子路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姐姐去世了，丧期已过，子路还把丧服穿在身上。孔子告诉他：“你可以把丧服脱下来了，回归正常生活了。”
子路说：“我兄弟姐妹少，我不忍心啊。”
孔子说：“谁会忍心呢？人人都不忍心。但任何事都要有分寸，感情也要节制。”
接着，孔子告诉子路：
“先王制礼，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
子路闻之，遂除之。（《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
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非常精彩！它说出了道德标准确立的原则。
道德标准太高，一般人做不到，道德失效。
道德标准太低，很差的人都像道德模范，道德可笑。
先王的礼，不是按最高标准制定的，也不是按最低标准制定的，而是按中间的标准。境界高的人，俯就一些，境界低的人，努力一点。
这就是中庸之道。
《吕氏春秋·察微》上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鲁国有一条规定，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如果有人碰见了，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
这是一条很好的政策，很人道，并且具备可行性。
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在国外赎回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却拒绝去国库报销他花费的赎金。他认为，这样才显得道德，这样才像孔子的学生，才不辱没孔子学生的名声。
可是孔子不这么看。他对子贡说：
“赐呀，你这样做，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替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身了。你如果收下国家的报销金，并不会损害你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报销你付出的赎金，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个人，子贡愿意放弃赎金，这是他的自由，无可厚非，更何况你还以此显示了你的高尚。但你的这个做法使得其他准备救赎鲁国奴隶的人陷入尴尬的境地：
向子贡学习，就意味着自己要作出经济上的牺牲。
不向他学习，又显得没有人家境界高。
我们知道，子贡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可以不在乎这些赎金。但其他人未必就不在乎。
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索性不救赎奴隶，才可以避开这种尴尬局面。
这么一来，不仅鲁国的赎人法成了一纸空文，那些在外国成为奴隶的人也失去了被救赎的机会。
可见，极端的道德如同悬崖峭壁，只有攀崖高手才能攀登，一般人只好绕道而行。
另一件事恰巧和它相反。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被救的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坦然收下了。孔子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明白了子贡的做法失在哪里，就自然明白子路的做法得在哪里了。
我们乐于做好事，尤其乐于做惠而不费的好事；
我们乐于做好事，并且不求报答，但对做好事的人给予适当报答，或金钱和财物，或精神上的表彰，可以促成更多的人做好事。
孔子，确实是明察秋毫，《吕氏春秋·察微》在这两个故事之后，评论道：
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孔子在细微之处，见出了大问题。
在我们认为正确的地方，看出了潜在的巨大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