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说：“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方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本文摘自《民国档案》1995年02期 作者：肖桦 原题为：1927-1937年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蒋介石有无抗日思想，这个问题已没有争论的必要，但他的抗日思想形成于保时？有何特点，仍有值得探讨之处。在抗战胜利50年的今天，在两岸关系和解的时代，讨论这一问题，有其一定积极的意义。
（一）
众所周知，日本自近代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国力日强。明治天皇定“开国进取”为其“国是”，实行积极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自1874年开始并吞琉球，夺取朝鲜半岛，以为“渡达满洲的桥梁”。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割占了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因与德、俄、法在华利益发生冲突，不得不退还辽东半岛。八国联军战争以后，日本取得在天津等地的驻兵权，日俄战争后，又攫取了南满铁路等特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魔爪伸入山东半岛；1915年，日本复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公然要求灭亡中国。
迨至1927年，日本乘中国北伐战争之际，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中国统一，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次年，欲霸占东北，导演了“皇姑屯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肆无忌惮地对中国步步侵略，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意识到国难临头；尤其是民国以来，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提高了人民的觉悟，炎黄子孙都看清了这样一个趋势：整个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势力的生死搏斗势必爆发。何况华夏民族自古的“夷夏之辨”思想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也鼓舞国人抗日思想的萌生。
以上说的是全中国人产生抗日思想的大氛围，作为蒋介石来说，概莫能外。
1928年5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兵锋所向，北洋余孽无不土崩瓦解，正当第一集团军所部进入山东之际，日本横加干涉，出兵青岛、济南，恣意挑衅，酿成济南“五三惨案”。当蒋介石利用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时，日军却惨杀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凌辱、软禁外交部长黄郛，种种劣行，令人发指。当是时，中国军民抗日情绪犹如大海狂涛，而身临其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他却令国人大失所望地采取了忍侮避让的态度，指挥全军绕路北上，迅速占领北京，完成南北统一的大业。
“济南事件”是国民革命军最早与日军接触，并遭到重大损失而不还手的一次屈辱的历史，作为当事人，蒋介石表面上退避三舍，息事宁人，但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斗争，为日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也是蒋介石最初萌生复仇抗日思想的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1）］。不久，复仇之誓又出现在其日记中：“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也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为人所不能忍耳。”
从此后，蒋介石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决心，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毅力，“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后为止”［（2）］。
同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南北划一，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感慨万千，他痛心疾首地说：“今年五月，济南事件，全国皆认为空前之国耻。然余等在前线亲历之耻辱，更非国人所能想象于万一。明知种种挑衅举动，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相容之确证，却又不能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我国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天下事，间接感受者，总不如亲历其境者为刺心骨。果使任何同志亲历余之境遇，余知必与余怀有同一之感想”［（3）］。
随着时光的推移，日本对中国日益加剧的压迫和一次次重大的事件的发生，蒋介石抗日御侮的决心和意志不断加强。
张作霖死后，日本对东北觊觎之心更甚于前，张学良毅然决然宣布东北易帜，改隶青天白日国旗之下，希望杜绝日本侵夺之心。而日本军阀终于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闻变，在日记中写道：“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但蒋介石的态度是“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国民政府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态度。至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然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4）］。
蒋介石决定采取诉诸国联，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他当时正坐镇南昌，指挥30万大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围剿。蒋介石认为：日军在关外的动作与红军在江西腹地的割据相比，前者为肢体之患，而后者则为心腹大患。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武装。他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所以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法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5）］。换句话说即：如果不消灭红军，国内不统一，是无法与日本进行抵抗或谈和的。这时，蒋介石的抗日思想即表现在要抗日，必先消灭共产党，即灭共即等于抗日，这就是他多次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
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当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离南京咫尺之遥，已经严重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之时，第十九路军当即奋勇还击，全国人民抗日决心又一次掀起高潮，与红军的存在相比，一则尚在湘赣鄂边区，一则就在眼前，蒋介石立即通电：“‘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之人，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体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6）］！
“一·二八”事件是蒋介石抗日思想化为行动的一次实践。他除了紧急调派精锐的第五军增援淞沪外，又制订了《全国防御计划》，将全国划为五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第三防卫区为江苏南部及浙闽；第四防卫区为广东广西；第五防卫区即四川。很明显，防卫区的划分是针对抵抗日本的进攻而制定的，已有日后抗战战区划分之雏型。此外，他还将国民政府立即迁往洛阳，他认为：“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7）］。然而，他只是拉出了一个“拼命三郎”的架式，雷声大而雨点却小。
与此同时，蒋介石仍将调停的希望放在国际联盟处。3月17日，国联大会决定：1、凡违反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所取得之地位、条约及协定，国联会员国均不承认；2、任何一方使用武力压迫，觅取中日争执之解决，均与国联精神相违背；3、设置十九国委员会，代表大会处理本案，并向大会报告。
在国联积极斡旋下，5月5日，中日签定《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在外交上又作了一次屈辱的让步。他随即施行对江西苏区的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并重申：“我们这次剿匪戡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8）］。他反复告诫部下：“希望大家共同一致，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9）］。
从“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对中日最终不免一战的前景，已确信无疑。他说：“倭寇攻热（指进攻热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独立，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10）］。从国民政府迁都的教训，亦使他清楚认识到，如果抗战开始，南京是无法保得住的，但抗日的基地将建在何方，他未有明确的目标。他设想或巩固中原，或退到边区，但必须有根据地，“以为将来恢复之基。”
果然，1932年7月，日关东军从锦州向热河进攻。至次年3月，热河全境失陷。国民政府虽然制定了《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调兵遣将，但蒋介石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对红军的围剿上面，动用的兵力越来越大，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5月17日，日军前锋抵北平市郊，向中国提出停战条件：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5月31日，中国代表屈辱地在《塘沽协定》上签了字。日军兵临华北，一边是耀武扬威，剑拔弩张；一边是忍气吞声，处处退让；在此背后，便是蒋介石的咬牙切齿，他说：“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雪此耻乎［（11）］！”
他的所谓建设计划，即暗中准备的抗日部署，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目的将重工业向内地转移，避免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全国大工厂、铁路的建设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相结合，由政府审定其建设地点。
第二、完成铁路向西向内地之干线，例如完成陇海铁路西段、沪杭甬铁路、钱塘江大桥、整理浙赣铁路都是进行战备的建设。此外，计划中的京赣铁路、湘黔铁路等都是为抗战后向大后方转移而准备的。
第三，在经济区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主要针对日本）威胁的地区设立“国防中心区”，当时被确认的中心区城市主要有五处：即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
第四，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着重进行国防经济资源的调查，筹划战时军事、经济动员和国防重工业设计计划，开发国防资源，以求战时国防需要。
第五，施行法币政策，进行币制改革，不但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境，并奠定了长期抗战的财政经济基础。因此，日本人评论说：“如无1935年之法币，则无1937年之抗战。”
第六，整军肃武，大力发展海、空军建设，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并大力发展军事教育，暗中构筑国防工事。
第七，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精神总动员方法，唤起国人现代觉悟与意识，提高人民的觉悟。
第八，加紧第五次围剿，力图早日安内以进行攘外。
是年10月，瑞金的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惨重的损失，向湘、黔、滇、川等省边界实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蒋介石的中央军以追剿红军为名，一石二鸟，进入被地方军阀控制多年的贵州、云南、四川等省，打破了大西南军阀割据的封建局面。蒋介石到了天府之国后，立即被山川地势的险峻、复杂所折服，决心以四川为抗日战争持久战之根据地。后来他以炫耀的口气说：“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什么时候才定下来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象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为止，那时候是决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一切诽谤，只好暂时忍受，决不能漫无计划的将国家牺牲。真正为国家负责者，断不应该如此。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12）］。
是年夏，华北事件发生，日军要求中央军撤出华北，撤走河北省、市党部；调走军委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及宪兵第三团；禁止全国排日行动。日本的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要求完全控制华北。蒋介石虽电何应钦，“言牺牲尤当知委曲求全之必要。此时之委曲忍让，决非苟求幸全，盖未至最后关头耳”［（13）］。
可以认为：1935年，是蒋介石奠定持久抗日思想关键的一年。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
第一，他的“安内”行动已基本完成，红军已从江西根据地退出，在长征中主力从8万人损失至3万人，偏陕北一隅，蒋的心腹之患已变成肘腋之患。
第二，蒋介石的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云贵等地，中央整理川事，亦见成效，蒋介石已选中四川为持久抗战之根据地。
第三，日本的侵略步步加剧，从东北落入其势力范围后，日军在华北频繁挑衅，妄图造成华北独立的事实日益显现，如再任其发展，华中亦将不保，最终威胁蒋介石政权的统治。即使日本不对其构成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权亦将失去民心而垮台，为了生存，蒋介石决心抗战。
第四，大力加强海空军建设，并加紧陆军整顿，此举并不完全针对败走湘桂黔滇川陕边界的3万红军，针对日本的备战已很明显。尤其是修筑以南京为中心的国防工事，至抗战爆发前，已完成江浙区及鲁南、鲁东、鲁北阵地，江防海防要塞亦次第完成。
第五，新生活运动的提倡和法币改革，从思想上与财政上为抗战奠定了最后心理与经济的基础。因此，日本首相阿部信行指出：“中国有三个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整理财政、整理军备和新生活运动。”将此三事列为抗日战争的必要准备。
这一年底，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作了对外关系的报告，他说：“……苟国际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最大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民族复兴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14）］。这就是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说。
自1935年底，蒋介石复职上台以后，进行二次北伐，以翦除北洋军阀势力，统一中国为目标，向北进军，并统一南北，最后实现东北易帜的统一全国的愿望。而日本以其“大陆政策”为不易之国策，向朝鲜及中国东北、南下侵略，势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利益碰撞，以至产生激烈的，不可调合的冲突与对抗。从大趋势上说：中日两国最终拼死一战不可避免。蒋介石政府为何对日本再忍让，以拖延战争，原因只有二点：
一，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的存在，对蒋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一日不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寝食难安，这就是他说的“攘外必先安内”。换句话说，是共产党牵制了他的对日行动。当时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割据，目的是推翻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国共斗争，你死我活，不可调合。
二，中国是弱国，国力军力经济各方面皆不如人，只有做好准备，方能有计划地进行战争。这便是以屈求伸的办法。
在二国三方大角逐中，任何一方，只能以另一方为主要对手，利用第三方牵制对手。而三方的利益都是互相对立的。因此，要战胜对手，只能将其主要打击矛头对准主要的对手，而对另一方实行必要的妥协。日本的矛头很明确，它要重点打击掌握全国政权的蒋介石政府，取而代之。而蒋介石当务之急是打击红军，他不能陷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只能对日本妥协求全，其政策亦是“攘外必先安内”。而红军的目标也很明确，对抗蒋介石的军队为主。日本则乘蒋介石“安内”之机，屡屡发动侵略，先夺东北，后越长城，进一步吞并华北，蒋介石只能依靠国联，不敢有所积极行动。当他的第五次围剿胜利后，红军作战略转移，一路上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后只剩下3万人，已对蒋介石政权暂时形不成大威胁，蒋介石尚不罢手，调背负“不抵抗”罪名的东北军继续进剿，共产党人在陕北前线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收复失地”，“北上抗日”的口号，瓦解了东北军的斗志，张学良联合西北军杨虎城部，发动了“西安事变”，以兵谏的形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导致国共第二次合作局面的到来，加速了抗日战争到来的步伐。此时大三角对抗中，二方已合而为一，中日矛盾急剧转为主要矛盾，而日军尤不知自忌，变本加厉地在华北肆行，终于酿成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
蒋介石即已意识到此非局部问题，是涉及全国性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了宣布“最后关头”的讲话。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数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还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北平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的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是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
蒋介石的抗日准备，尚未最后就绪，然日本已等不得他准备完全了，蒋介石发了十年的雪耻之誓，也到了一个该了断的时刻了。
（二）
纵观蒋介石抗战思想的形成，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隐蔽性。蒋介石自1928年“济南惨案”后产生抗日雪耻的思想，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领导全国抗日战争，其间共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日本屡屡挑衅，自东北到华北、到上海，其间侵略事件不断，而任何一件小事都足以引起一场全面大战，但蒋介石始终抱妥协主义，其抗日思想甚为隐蔽。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耳。”“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爱国学生要求抗日的呼声风起云涌，但蒋介石认为：“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15）］。
所谓“不可战而战”，是说中国是弱国，而且又没有实力，没有准备好，是无法与日本作战的。蒋介石早存抗日之心，但又未做好准备，表面上便一味妥协。他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说：“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方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16）］！”正基于此种认识，蒋介石在与日交涉时，显得处处退让，以待时机，蒋介石的学生陈诚对他的思想领悟最透，他在1936年11月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讲演说：抗日战争发动的“越迟越有利，这样才可以争取准备的时间。”“假使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的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的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因此，蒋介石的抗日思想表现出的隐蔽性就特别强。
第二，反共性。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特别强调反共，即“攘外必先安内”。1932年，蒋介石在《五省剿匪会议》上说：“我们这次剿匪戡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抗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与明末的情形一样。明末之时，陕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只是在山海关以全力抗战，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土匪李闯猖獗，打到了北京，结果只有亡国。
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零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要对外御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只好将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17）］。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反共，在他眼里，共产党与日本都是致他死命的仇敌，因此，他的抗日思想上表现出来的反共性就尤明显。
第三，持久性。蒋介石的抗日思想具有持久性。持久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的抗日思想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性，从模糊到坚定，从局部到整体，从无准备，到有准备，酝酿、形成的时间很长；二是鉴于对中日两国国情的认识，日本是小国、资源少，但又是武器先进的强国；中国是大国，人力物力资源丰富，又是落后的弱国。中日之战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是一场持久的抵抗，其间要放弃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利用我国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力资源，逐次实行抵抗，以空间换时间，在大西南建立复兴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战略，最后取得胜利。正如蒋介石所说的，多年来一直苦苦寻找可靠的后方根据地，自1935年入川以后，才觉得抗日之战有了办法，“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18）］。
不战则一再妥协、退让，一旦下决心，便无回头的余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时，蒋介石便将他持久战略计划表述的很清楚。他说：“这一次战斗，决不是半载一年可了。一经开战，最后必分胜败。如就兵力及国力比较，我国殊少胜利把握。但毅然与之作战，且有最后胜利的自信者，系基于以下三项根据：
（1）自二十四年以四川为后方根据地后，即以四川为国民政府之基础。敌如入川，至少须三年时间。此为敌人的时间所不许可。我军节节抵抗，诱其深入。愈深入内地，于我抗战愈有利。
（2）只要国民政府不被消灭，我之国际地位就能确立。敌人骄横暴戾。到处树敌，在二、三年以内即难维持下去。我一时一地之得失，无害于根本大计。唯一方针，就是持久。
（3）阿比西尼亚之亡国，虽因国际正义之不张；但中国在地理上与军事上，与阿国不同。我国不仅幅员广大，且有极坚强的抗敌意识。故日本决不能亡我”［（19）］。
第四，国际性。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自始至终依靠国际联盟，以争取外援，共同制裁日本的侵略行径。“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即主张“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一面团结国内军民，共赴国难”［（20）］。他把国际正义的力量看得高于和先于国内军民的力量。他在向国人解释说：“国际联盟之设立，本为防止战争，且谋各国致力以防止侵略。此次事变起后，政府已立即将日人之暴行报告国联；并要求第一步先使日军立即撤退。二十二日，国联行政委员会开会，对于停止军事行动及撤退军队，已有决议。政府已电请国联行政院一俟日军撤退，应立即设法对此蛮横事件，谋一极正当之解决。深信此次事件，苟给一公平之调查，国联本其应有之职责，必能与我以充分之公道及合理之援救”［（21）］。”日本的侵略行径遭到大多数会员国的愤慨，在要求日军撤退的决议案中，日本以1票对13票败北。依靠国际的力量调停，不能说没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以此为基点，作为方针，不做最终自力更生，只能降低自己的国际地位。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代表即向国联报告事变经过，要求停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联会员国各国代表一致声援中国，要求坚持盟约。后国联设置“十九国委员会”积极斡旋，终于达成中日两国《淞沪停战协定》。
国联为了调解中日矛盾，1932年曾派出调查团到中日两国调查事实真相，并发表调查团报告书，国联会员国西班牙、捷克、爱尔兰、瑞典等国提案；否认“九·一八”事变日军的行动为自卫；判定“满洲国”是日本军人的产物，并不承认“满洲国”。由于国民政府依靠国联，依靠国际正义舆论不断地对日本的侵略行动进行谴责，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陷于被动与孤立，日本终于退出了国联。
蒋介石在外交上依靠国际正义的力量，有理有利地对日本进行抵抗，应该说是一种有效抗日的思想与途径。而且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直至结束，他始终都有依赖外援的思想与主张。
（三）
以上分析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与特点，只是1927—1937年的抗战思想。他的抗日思想也有鲜明的阶段性，比如“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抗日思想中出现联共抗日的因素，尽管在他内心深处，对“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可竟全功者，几全堕于一旦”［（22）］，但毕竟承认了中共及其武装的存在，接纳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共赴国难的合理的主张。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迁延不断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传统思想，亦是血浓于水的最好注脚。因此，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发表后，蒋介石发表谈话：“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23）］。尽管事态的发展，并不象蒋介石讲的那样，但蒋当时的态度还是积极与诚恳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逝者如斯，星移物换，但古老的长城还在，大好的河山依旧，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还要生衍繁息，这就是历史。一旦龙的传人再度面临外来势力侵略时，中国人会重新携手，共同抗敌，取得胜利。从中华民族整个民族的利益上说，这才是高于一切的。因此，重温历史，对蒋介石的抗日思想，亦应从积极的意义上去评价认识，但对其抗日思想中不依靠广大民众及反共诸主张，则是应予否定的。（注释按惯例隐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