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蒋介石对无罪释放冈村宁次还是存有一些顾虑的，国民党内部对此也颇多争议，但经过汤恩伯的一番劝说，蒋介石终于下了放冈村宁次一马的决心。在这件事上，我们很难判断蒋介石是头脑发热还是太重感情。本文摘自：《中外书摘》2006年第2期，作者：李臻，原题：《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无罪释放之谜》他的整个军旅生涯就是日本侵华史的缩写版，当他的同僚一一受到法律严惩的时候，他却活着回到了日本。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点，伴着起航的汽笛，美国轮船维克斯号驶离了上海黄浦江。经过数日的颠簸，维克斯号抵达日本横滨港。船上那位65岁的老头儿在上岸之前，请同船的理发师替自己梳理了一番，还换上干净的衬衣和西装，然后他强打精神登上了码头。等待他的是手持鲜花的小学生，以及他在中国作战时的旧部下。老头儿向迎接者们致以亲切的微笑，心里却比哭还难受，毕竟他刚从战俘监狱出来没多久，并鬼使神差地捡回了一条性命。此人正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七年前在码头欢送冈村宁次去中国干坏事的东条英机一干人等，随着二战结束，已大多化成灰土，而犯下了累累战争罪行的冈村宁次，如何能在二战结束后的第四年活着回到日本呢？
原因要追述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即。由于此前一直避免与日军主力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大多集结于四川、贵州一带的大后方，不可能迅速赶到
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接受日军的投降。另一方面，八路军、新四军等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在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以后，已经发起了战略性的大反攻。新四军迅速收复了大江南北的十几个县城，主力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地。蒋介石望着进攻到大城市边上的新四军、八路军，感到国民党中央军是如此鞭长莫及。
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一样微妙。德国已经投降，美国的海陆空军从太平洋上攻到了日本的家门口。为了敦促日本投降，美国于8月6日向日本广岛投下了刚刚研制成功的原子弹，死伤数十万人，日本仍然没有投降的表示。美国不得已在8月9日再次向日本长崎投下一枚原子弹。同一日，苏联红军三个方面军共计160万人跨越中苏国境，强渡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迅速突破日本关东军的防守工事，向满洲腹地挺进，关东军第一梯队30万人被击溃，其余部队向纵深地带溃逃。至此，“大日本皇军”已经万劫不复，如果坚持抵抗，只会被盟军攻入日本本土，招来像德国那般的毁灭性打击。日本裕仁天皇这才在激烈的内阁争吵中，出面规劝主战派们接受《波茨坦宣言》，接受无条件投降。
鉴于当时美苏积极争抢胜利果实的形势，东京大本营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来密电：“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本土，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也就是说，东京暗示冈村宁次应该放手让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接收，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往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最终导致美苏反目，甚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倒是符合作为战败者的日本统治集团当时的报复心态：事态于己不利索性先把水搅浑，日后伺机而动。
但是，东京指示并不符合“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个人愿望。他认为：一则共产党人的反日情绪明显高于国民党人；二则国民党在国际上直接和美国打交道，代表中国政府，顺从国民党的旨意或许能使自己在战后的审判中捞些好处。
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命其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必须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决不可擅自移交给其他军队。
冈村宁次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同时命令所属部队：在原地等待重庆政府军队来接收，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可采取武力自卫。两天后，冈村宁次亲自给在华日军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纲要指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懈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气魄和斗志，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曾经在中国战场上不可一世的冈村宁次，如今为了个人考虑，已经成了蒋介石委员长的马前卒。换作一年前，他每天做梦都在琢磨着怎样把国民党中央军一举围歼，怎样把蒋介石的重庆陪都炸个稀巴烂……
8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曾派冯少白等到
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村宁次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主任桥岛等到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等地也遇到同样的拒绝。
冈村宁次对共产党非常不合作，对国民党却是另一副嘴脸。8月27日，国民党“陆总”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中将抵达南京时，冈村宁次派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率领百余名高级军官前往机场迎接。当晚，小林浅三郎代表总司令在新街口福昌饭店宴请冷欣。席间，小林对冷欣说：“我们盼望着由你们来接收。这几天，我军在前线仍在与八路军、新四军对峙。他们要受降，我们命令部队抵抗。上海中共地下党准备组织10万工人大起义，与新四军苏浙军区里应外合攻占上海，这一行动被我们制止了。”冷欣对此表示感谢，称：“如果没有贵军的大力协助，许多大小城市早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接着，双方相互敬酒，场面十分亲热。更有甚者，冈村宁次一改“上将按例不拜中将”的骄狂态度，主动以自己的上将身份拜会了中将冷欣。
二战结束初期，200多万日军、日侨很快就顺利地返回国内，几乎未受到人身伤害。这在人类战争史上恐怕都堪称奇迹。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到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身为阶下囚的日本人进行肉体报复或是流放关押，但是中国人没有这样做。一是因为我中华民族之宽厚仁义的本性，二是当时国民党内部掀起了一股所谓的“中日合作亲善”的潮流。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为了“不刺激对方”，对投降日军，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
当然，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个人的处置，就不完全是宽宏大量的因素，而是带有强烈的反共色彩。
9月9日举行过投降仪式后，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宁次举行了“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了密谈。何应钦等人声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此时的所谓“中日合作”，无非就是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果然，何应钦提出：“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蒋主席说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
中秋节那一天，何应钦派人给冈村宁次送去了月饼和茅台酒，像招待自己的亲戚。
1945年12月23日晨，冈村宁次“突蒙蒋介石委员长召见，遂去总司令部作短时间面谈”。一见面，蒋即对他在接收过程中给予的合作表示感谢，并躬身问安：“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便利。”冈村宁次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蒋介石和蔼之情溢于言表。……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战争全面爆发。在何应钦、汤恩伯等人的建议下，冈村宁次被秘密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以发挥他所谓的“军事天才”。此前，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根据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而编纂的《剿共指南》，也被译成中文后大量印发给国民党军各级
指挥官。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在东京正式开庭。1946年8月和10月，远东军事法庭两次发出传票，敦促中国政府把冈村宁次送到东京审判。中国八路军延安总部公布的日本侵华战犯的名单中，冈村宁次同样被列为一号战犯。
面对国际军事法庭的敦促，面对全国人民和共产党方面的责难，国民党方面完全弃之不顾。1946年年底，为了藏匿冈村的行踪，国民党当局把他从
南京萨家湾原日军总部大院迁居到鼓楼以西金银街四号——一座非常隐蔽的别墅。冈村宁次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多。当然，他并没有闲着。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受了国民党如此大的恩惠，他更应当努力地工作。隐居期间，冈村宁次著述颇丰，它们是《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等一系列协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作战的文章。同时，国民党军事当局每策划一次新的作战计划，其作战厅总会有人来造访冈村宁次，拐弯抹角地向他打探一下关于战事的看法，甚至后来冈村宁次被内定“无罪释放”临回国之前，负责死守大上海的汤恩伯还去追问他对长江防御的“高见”。
此时的冈村宁次已经是年过六十的老人，当他的同伙们已经一一受到惩罚的时候，他却在积极参与着中国的内战。其原因，就是他对中国有着丰富的侵略经验。这些经验让国民党军官们对冈村宁次产生了迷信，以为凭借冈村宁次一席点拨，可以扭转国共战场上的颓势。冈村宁次自己曾写道：“我自少佐时代经常来中国，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国军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既受（国民党）嘱托，又愿为改善中国军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
1948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派人来到南京政府国防部，声称要把冈村宁次带走，因为整个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即将结束，再不送人过去，国际军事法庭都要解散了。国民党在左右为难中作出这样的决定：对外称冈村宁次因肺病被监视居住，待病好送回国。然后出具了冈村的病历证明，把来人打发回东京。6月，国民党当局以“冈村并未参加日本侵华的中央系统组织，其行为仅与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事实有关，因此不须送往东京处理”为由，决定在中国国内审判冈村宁次。7月7日上午，冈村接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于12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接受中国政府的审判。冈村宁次再次变得惶恐不安。
8月9日，负责审判冈村宁次的石美瑜庭长向国防部提出“冈村宁次应扣押于战犯监狱，于该处就医”的申请，终获得批准，冈村宁次才被送进上海高境庙战犯监狱。也就是说，抗战胜利结束已整整三年了，冈村宁次才真正成为中国政府的囚犯。
冈村宁次被送回监狱后，典狱长孙介君前来监室“慰问”，点拨道：“先生前在塘沽协定时和在停战投降时，均未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措施，中国有识之士均甚嘉许。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并点拨他“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冈村宁次心领神会，表示理解国民党政府的苦衷。
审判还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突然接到南京政府的来电，说冈村宁次案子暂缓判决。这个案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拖了下去。期间，汤恩伯面见蒋介石，力陈冈村宁次在停战时有功，应对其判无罪，蒋大致同意。原本，蒋介石对无罪释放冈村宁次还是存有一些顾虑的，国民党内部对此也颇多争议，但经过汤恩伯的一番劝说，蒋介石终于下了放冈村宁次一马的决心。在这件事上，我们很难判断蒋介石是头脑发热还是太重感情。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在搁置六个月后，对冈村宁次的案子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因事前石美瑜已接到由蒋介石署名的电令：“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石美瑜不敢违抗，所以开庭前就写好了判决书，审判只是走个形式。
对冈村宁次的判决书如下：
“被告冈村宁次无罪。理由为：本案被告于民国33年11月26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港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就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涉……近日本政府正式宣告投降，该被告乃息戈就范，率百万大军听命纳降……综上论述，被告既无触犯战规或其他违反国际公法之行为。应予谕知无罪，以期平允。”
审判结束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有的民间武术团体甚至声称要“手刃战犯冈村”。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对冈村宁次的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并以此作为与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的一项先决条件。中共中央的声明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但是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扣压不发。就在新华社广播这项声明的同一天，汤恩伯当晚即派副官来到冈村宁次在上海临时借住的寓所内，通知他于次日晨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同乘美国轮船回国。就这样，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在中国人民愤怒的声讨中，踏上了驶向日本的轮船维克斯号。
回国以后，冈村宁次于1955年担任了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盟”副会长，后改任“乡友联盟”会长、名誉会长，从事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1966年死于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