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新华网
4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教授发表了一条微博，称“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截止今天，该条微博转发数量已经超过两万，引发了网络和媒体热议。
古人云：有教无类。可董教授却以4000万身家作为见学生的标准，这说明董教授对学生不能一视同仁，缺少师德，是个钻进钱眼儿的老师。现在，大学里媚富、想发财的教师不少见，但向董教授这样公开宣称“富的见、穷的不见”的，还是很稀罕，有必要认真剖析，以透视其背后复杂的社会现象。
董教授只见身家4000万以上的学生，并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是以金钱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在董教授眼里，高学历者只分富翁和失败者两种人，千千万万未发财的高学历者都被一棒子打入失败者的行列。但人们疑惑的是，董教授自己是不是具有高学历、有没有4000万？如果按照你的标准，你自己本身就是失败者，那你只见4000万身家以上的学生，不成了赤裸裸地傍大款、讨赏钱、嫌贫爱富吗？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的主要职责是传授知识，关心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至于学生毕业以后，行业不同、能力不同、机遇不同，在收入水平上会自然产生差异，这既不是老师能左右的，也不是老师该管的事。董教授无病呻吟，无非是想以悖逆常理的言论来吸引关注。至于学生见与不见，倒不是董教授自己说了算，我就看到，有董教授的学生留言：即使有了4000万，也不见你这种眼里只有钱的老师。
“只见4000万身家学生”并不是董教授的第一次惊人之语。他在微博的自我介绍是：一个被称为“人民公敌”，又被称为“学术界的彭德怀”，被誉为“国策高参”，又被斥为“开发商走狗”的学者。此前几年，他就曾以“未婚同居推高房价”（被业界戏称为二奶推高房价论）、反对房地产复兴就是反人类、房地产正在救中国等“脍炙人口”的名言而走红媒体，今天的名言不过是董教授某种套路的延续。从董教授对制造“名言警句”乐此不疲的态度看，在别人看来荒谬悖理的名言，在董教授自身却是存在着某种合理性。而事实上，每次董教授发表名言，都会受到媒体追捧，其知名度也水涨船高。
没有观众，也就没有表演的激情；正因为有了媒体的热捧，才有了董藩屡屡出位的演出。现在，许多媒体为了经济效益，不顾社会责任，一味满足受众猎奇、寻求刺激的心理，大肆报道各种八卦、丑星、谬论以吸引眼球。一些人则吃准了媒体的脾气，投其所好，故意发布刺激性信息，以赢得曝光率。在娱乐圈，常用手段是炒作各种走光、绯闻；在学术和房地产圈，则是看谁说得极端，看谁说得更悖逆常理。这几年，茅于轼、任志强、董藩等在这方面都有超卓表现。
媒体捧红了董藩们，也吸引了眼球，但是，这种只注眼球经济的媒体生态，却对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其直接恶果有三：一是误导舆论，使有限的公共舆论资源长时间耗费在一些毫无营养的争论之中；二是捧红了一批小丑，刺激了广大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学者，使学术风气日益浮躁，愿意安坐象牙塔扎扎实实搞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三是降低民智，将受众整日泡在低俗八卦和各类极端言论的酱缸之中，走向了启民风、牖民智的反面。
董教授“4000万见学生”的言论也从个案折射出一些人的畸形价值观。今天，以金钱作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的不只董藩一个，许多人都是这样，只不过董藩表达得太极端，更加引人注目而已。这样的价值观直接衍生出各类社会问题，像三聚氰胺、瘦肉精这类危害公众的事件之所以发生，都与此有关。
那么，究竟该如何面对媒体的恶劣生态和价值观的扭曲呢？我以为，要转变媒体生态、医治价值观的错位需要社会各层面的集体努力，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但是，董藩这次极端言论所引发的舆论关注，倒是能够成为舆论和公众反思师德、传媒生态的一次契机。如果能够改变逆向激励机制，使该受谴责的，受到谴责，而不是让该受谴责的得到奖赏，那么将会对舆论生态的改善和师道尊严的维护产生好效果。
北师大也应有个态度，默许和纵容只会损害学校形象，稍施警戒，对匡正校风相信会有正面作用。许多人也许会认为这是因言获罪，但是，一个社会应有一个基本的善恶是非价值判断，对与社会基本价值相抵触的言论进行批评，维护社会公序良俗，不仅正常，而且必要。作为大学，理应有更高的标准，对言行违背基本教育伦理的教师进行处罚是正当的，这在世界其它国家并不鲜见，与学术自由也并不矛盾，因为自由不是没有边界的，对种族歧视、悖逆教育伦理、煽动社会动乱的言论，在任何国家的大学都会受到责罚，否则就会鼓励此种言论发展和传播。如果大学和社会都对教授以金钱来衡量学生的言论无动于衷，那将是教育之耻、社会之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