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故居（大夫第官邸）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城区北正街，“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成长地之一。故居南北朝向，全木结构的明清建筑，典型江南庭院式民宅建筑风格。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被公布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浏阳会馆即谭嗣同故居，位于北半截胡同41号。谭嗣同是戊戌变法殉难的六君子之一，清末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住在这里。谭嗣同(1865-1898)，字更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戊戌变法时任四品衔军机章京，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一起从事变法和参与新政。他的屋子在五间西房的北套间，自题为"莽苍苍斋"。他的许多诗文、信札都在这里写成。莽苍苍斋原有一幅谭同同自书的门联：上联是"家无儋石"，下联是"气雄万夫"。后改上联为"视尔梦梦，天胡此醉"，改下联为"于时处处，人亦有言"。这里也是过去的浏阳同乡会馆。浏阳会馆现已有较大的改建，但当时的建筑格局大多尚存。
千秋不死的魂魄---谭嗣同 湘东北万山丛中的名城浏阳，我去朝拜已经不知多少回了，这不是因为那里有大围山与浏阳河等山水。以自然景观而言，中国超出它们的名山胜水不知还有多少；也不是因为那里有名闻遐迩的烟花爆竹，烟花亮丽，爆竹喧阗，但毕竟只是光耀刹那或响亮一时。我去朝拜浏阳，或二三友人结伴偕行，或一人孤身独往，除了那里是胡耀邦同志的故里，还因为在一百多年前那风雨如晦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在新旧世纪交接的时刻，那里的群山峻岭推出了“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梁启超语）谭嗣同。
谭嗣同，中国近代史上的奇男子，中华民族的伟丈夫。烈火狂飙，是他的名字；松魂桂魄，是他的名字；银汉星斗，是他的名字；不废江河，是他的名字。浏阳北正街他的故居，才常路他的纪念馆，城外牛石乡山上他的墓地，我多次徘徊凭吊，多少回高歌低咏他的诗章，顶礼伟大的英烈，扼腕造化的弄人，感喟人世的多艰与沧桑。
一
早生于谭嗣同一百余载，而享年和谭嗣同竟然相同的黄仲则，是清王朝所谓“乾嘉盛世”诗国天空的一颗彗星。他的好友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称他的诗如“咽露秋虫，舞凤病鹤”，在《黄君行状》中又说他“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独恨其诗无幽并豪士气，尝蓄意欲游京师”。1756年，黄仲则时年二十七岁，启程北上远去京城。这固然是穷困潦倒的诗人寻找出路，也是希望自己的创作得到雄浑壮丽的江山之助。他在《将之京师杂别》中写道：“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在这一方面，百年后的谭嗣同比他幸运多了。
1877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询由京官外放甘肃巩秦阶道。他先携十三岁的谭嗣同由北京返回浏阳故里——这是谭嗣同第一次回到家乡，次年再带其赴甘肃上任。万水千山，当时交通不便，通讯落后，加之中原与西北连年干旱，瘟疫流行，他们的长途跋涉可谓甘苦备尝，幕客与仆人死去十余人。谭继询也中途卧病，数月后的初秋才到达兰州。少年谭嗣同在这一征途中的历练与观感如何，我现在已不得其详了，但却仍然有幸读到他存留到今的最早的作品，就是他此行之作也是十四岁时之诗作《潼关》：
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
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
潼关，在陕西省潼关县之北。这座雄关险隘，是东来西往的交通要道，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古来多少英雄志士在此出出入入，多少才子奇人在此挥毫赋诗。谭嗣同这位未来的英雄，一出手便不同凡响。关隘风屯云集，气象雄浑，踏破崇山峻岭的马蹄声被秋风吹散，不仅可见时令与行程，而且颇有振衣千仞的风神与气概。后两句分写山河，浩浩荡荡的黄河在原野上奔流还嫌局促与拘束，而潼关境内尽是崇峰险岫，不知平坦为何物。这是写景，也是谭嗣同自抒怀抱，他以冲决网罗要求自由的豪情，以勇往直前争取解放的气魂，向千古雄关交上了一份出色的少年答卷。这份答卷，和杜甫的《潼关吏》等名篇一起珍藏在潼关的心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这一次初征之后的十年间，谭嗣同在兰州与浏阳之间五度往返，足迹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并远去西北之新疆与东南之台湾，行程合计八万余里，如他自己所说：“堪绕地球一周。”谭嗣同的壮游并非为了创作，在跋山涉水之中，他了解风土民情，体察民间疾苦，物色英雄豪杰，同时也磨炼了自己不屈不挠的意志与坚韧顽强的性格，张扬了凌厉无前的任侠精神，在社会现实与时代思潮交相激荡之下，他的思想也由偏于保守而趋于激进。在一个大雪纷下的冬天，他曾单人独骑，“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裈裆。此同辈之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从他给友人沈小沂的信中，可见少年谭嗣同的英雄气概，也可见这位后来的非常之人，当年所做的非常之事。他同时代众多的平庸之辈，只能遥望他一骑绝尘所扬起的尘土！
谭嗣同曾在丁丑年（1877）除夕撰写两幅联语：“谁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除夕月无光，点一盏灯替乾坤生色；今朝雷未动，击三通鼓替天地扬威”。他当时年仅十三岁，真是所谓“少年心事当拏云”了。在此之后的1889年，谭嗣同由兰州去京师途中，经过山西省广阳县东北之井陉关，曾赋《井陉关》一诗以抒自己的侠气狂情：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
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井陉关。
战国时的燕赵之地，在今河北、山西及河南省北部。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曾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燕赵之地与豪杰之士的关系，由他作了流传后世的界定。谭嗣同虽是南人，却生长于北京，在那里度过童年与少年，而且他娴于技击，任侠使气，一介布衣，心忧天下。他自撰的书房联语即是“家无儋石，气雄万夫”。当驱车燕赵实地来游而赋诗时，一开篇既是对历史上慷慨悲歌之士的遥远怀想，也是当仁不让的当下自许。九年后，他以鲜血呐喊以生命高唱的，不就是一首令今日热血未冷的读者仍怆然神伤凛然气壮的慷慨悲歌吗？独立苍茫，廓然怀古，他在此诗之前作的五律《出潼关渡河》，结句就是“为趁斜阳渡，高吟击楫歌”。中流击楫，是晋代祖逖的故事，后世作为有志澄清天下的同义语。谭嗣同那无限的怀古抚今之意，他当时不可能在有限的文字中为我们一一说明。我们今天不是可以根据他的思想去寻索，回溯他的行踪去想象，参照他的生平行事去证明吗？
井陉关我至今无缘一访，但青年时代远谪西北，在西去东回的列车上，却多次与潼关擦肩而过。车过潼关，我耳边轰响的，是火车的千轮飞转；我心中敲响的，却是谭嗣同诗中被秋风吹散的马蹄声。
二
一条浩荡的长河，有它最早的源头；一株苍郁的大树，有它最深的根系。湖湘文化的源头与根系，当是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和他的作品。谭嗣同是近代湖湘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也曾从屈原和他的作品中吸收养分，曾吮吸湖湘文化那源远流长的乳汁。
远古的《诗经》是北方文学，或者说中原文学，“汉之广矣，不可方思，江之永矣，不可泳思”（《周南•汉广》），湖北的汉水是《诗经》的最后的边疆。湖南当时荒凉边远，在它的歌声之外；数百年后勃然而兴的楚辞是南方文学，或者说边缘文学。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其政治活动与文学生涯都在湖北与湖南，他对美政理想的执着追求，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顽强意志，为自己的信念而敢于任事勇于献身的精神，作为湖湘文化积极的内核与本质，像一炷永恒的心香，为一代又一代真正的志士文人所传承。谭嗣同出身于书香之门，簪缨之族，少年时代即饱读诗书，并开始写诗，对于屈原及其作品，当然曾馨香顶礼，去他所缔造的诗国作不止一次的神游。“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南国之桔的坚贞品格，既是客观物的写实，也是人格美的象征，该如同红宝石一样照亮了谭嗣同年轻的眼晴，像火焰一般燃烧在他的心房吧？《谭嗣同全集》的编者蔡尚思与方行先生曾说，有位李鸿球先生告诉他们，谭嗣同早年对于《史记》与《王勃集》都有很精彩的眉批，数十年前曾见此二书“藏于大岸周家”，后来周宅被毁，两书不知流落何处。珍贵的遗墨不可复见，令人永怀遗憾。谭嗣同对屈赋应该也有许多心得。他虽没有读屈原的诗文传世，但其诗作却不止一次提到屈原。1888年，二十三岁的谭嗣同从兰州返回湖南途中，写有五律《洞庭夜泊》：“船向镜中泊，水于天上浮。湖光千顷同，雁影一绳秋。帝子遗清泪，湘累赋《远游》。汀洲芳草歇，何处寄离忧。”无罪而致死曰“累”。此诗前四句写景，后四句触景生情，抒发对含冤负屈而死的屈原的追怀。谭嗣同兄姐各二人，均享年不永。1890年谭嗣同在浏阳故里，怀念他早逝的母亲与兄姐而作悼诗《湘痕词八篇并叙》，诗题中的“湘痕”也是取湘夫人泪洒斑竹成痕而为屈原所歌咏过的人事。
早在1885年冬天，时当弱冠之年的谭嗣同从浏阳再赴甘肃兰州，途经陕西省商洛县之武关。战国时秦楚以武关为界，当年楚怀王被秦昭王诓骗而客死于秦，就是在武关被绑架勒索的。谭嗣同过此作有《武关七绝》一首：
横空绝磴晓青苍，楚水秦山古战场。
我亦湘中旧词客，忍听文老说怀王。
此诗的关键句是“我亦湘中旧词客”一语。“湘中旧词客”当然是指屈原，谭嗣同加之的“我亦”一词，分明是以屈原自励自况。不过，虽自云“旧词客”，但他毕竟是新时代的“新人”，而且时隔数年后即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人物，激进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联系到已近尾声的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从诗中我们也可隐约听到作者反对封建帝制和反清的革命思想的消息。这消息，当然要到他后来的皇皇专著《仁学》中，才变为“冲决君主之网罗”的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声，但如同满天霞彩，它的前身却是黎明前第一缕曙光。
时隔两年之后的1887年，谭嗣同又写了一首《画兰》。“画兰”即是“兰画”，这是一首题画诗，也许是见到南宋遗民郑思肖的画兰之作而写。生于宋之末世元之初期的郑思肖，痛感国土沦丧，他画兰而不画土，自云“土已被番人夺去”。元人倪瓒《题郑所南》诗说：“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谭嗣同此诗，大约是从郑所南的画与倪瓒的诗化出的吧：
雁声吹梦下江皋，楚竹湘皗起暮涛。
帝子不来山鬼哭，一天风雨写《离骚》！
“帝子不来山鬼哭”，是反写，是反《九歌•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与《九歌•山鬼》中的“既含睇兮又宜笑”而用之。是暗喻屈原斯人已逝，渺矣难寻？是寄托国势衰危，世事苍茫？“一天风雨写《离骚》”，这风雨是自然界的风雨，也是时代的凄风苦雨，更是谭嗣同内心的烈风豪雨。谭嗣同生逢末世，亲历时艰，眼见满清腐败透顶而列强侵略日亟，他后来曾在《仁学》中表达了强烈的反清意识与民权思想，而此时赋诗追怀屈原，他的境界也早已超越了郑所南和倪瓒的遗民之思。非常之人方有非常之作，他是非常之人，别有怀抱啊！
三
一个高度集权的黑暗时代，可以令人畏惧，可以叫人消沉，可以命人屈服，也可以使人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但是，它也可以磨炼和促使真正的人愈发坚强与伟岸。即使风雨如磐，也有雷鸣与电闪，谭嗣同，就是撕破黑暗王国的一道雪亮的电闪，就是报道破晓的一声惊世的雷鸣。
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这一年清朝与日本的战争称为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尽，但是它当时却以失败与屈辱烙印在满清王朝的额头，事后也铭刻在中国近代史上。公元1886年以后，日本以“富国强兵”为根本国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改革，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所美称的“明治维新”。不到十年，日本的国力和野心一起强盛，它所制定的“大陆政策”，就是先取台湾和中国的藩属朝鲜，继而占领东北与蒙古，进而征服中国，最后称霸世界。当满清帝国与中华民族均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腐败的满清政府与慈禧太后仍然不知大难之将至，仍然只知搜刮民脂民膏寻欢作乐。1894年7月下旬，日本海陆两军入侵朝鲜，废去原来的朝鲜王而成立傀儡政府，中日战争已如箭在弦。然而，慈禧却一门心思张罗她的“六十大寿”，挪用一千万两左右的巨额海军经费，重修西郊的废园清漪园，后来改名为颐和园，并且把持朝政，培植腐朽保守的“后党”，压制主张变法与抗日的光绪皇帝和他的“帝党”。日本帝国如一支刚锻冶出炉的精钢利剑，政治腐败、科技落后的满清王朝，则像一张百孔千疮不堪一击的劣质盾牌，于是，在黄海之战中，中国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日军继而水陆并进，攻陷辽宁的旅顺口和山东的威海卫等军事要塞，北洋水师至此已片甲不留，完全付诸东洋。
1895年，卖国而妄图苟安的满清政府，派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宗奥谈判，于4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内容为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两亿两白银（当时全国税收总额仅四五千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并允许日本开厂而产品免税。“马关条约”签订之日，正是全国举子聚集京师会试之时。这些当年的知识精英大都血气方刚，只消几粒火种，烈火就会熊熊燃烧；只消一阵疾风，海洋就会波涛澎湃。于其时在正在北京而名震士林的康有为、梁启超的鼓动带领之下，四月三十日，全国十八个行省的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在北京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康有为随后写了长达万言的《上清帝书》，内容主要是拒绝和约，抵抗到底，变通新法，实行政治改革，经一千三百多举人签名，送交清廷。“公车”，是应试举人的代称，这一上书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它是清朝统治时期也是整个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一场士人联合大请愿，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参政意识和人格独立的初步觉醒。
谭嗣同此时正在长沙。以前他曾去岳阳，设计打击倒运粮谷的奸商，组织船户运粮回乡，救济因湘东大旱而缺粮断炊的穷苦农民。这时，《马关条约》签订和公车上书的消息传来，谭嗣同也不禁悲愤填膺，他仰天长啸而壮怀激烈，《有感一首》从胸臆中奔迸而出：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旧时代文人喜欢吟咏春愁秋恨，但大都是个人的小我的抒情，如山间的小溪，庭院的池塘，而谭嗣同的“春愁”则是大我之民族情怀的抒发，它是春日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愁，如大江的呜咽，如怒海的澎湃。他当时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就说“及睹和议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近来所见，无一不可骇可怕，直不胜言，悲愤至于无可如何”。哭当长歌，长歌当哭，神州陆沉之痛，国土沦丧之忧，对当局卖国苟安之愤，于自己救国无门之悲，在谭嗣同博大的胸怀中，搅起了漫天风雨。“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曾说：“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见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十年后，我们这位湖湘英杰的呐喊呼号，在江浙英雄秋瑾的诗作中，得到了频率共振的激越回声。
四
在大自然中，暴风雨之后也有清明的晴霁，万山磅礴之中也有潺潺流泻的清溪，大海上不仅有奔腾的九级浪，也有波平如镜的风光。在人类生活中，有烈火狂飙的英雄人物，有铁马金戈的战斗生涯，有灿如朝日的崇高理想，同时，也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柔情，登山临水的闲情逸致，友朋之间的把袂谈心。谭嗣同不也是如此吗？他愤世嫉俗，也笃于友谊；他忧国忧民，也友于兄弟；他感时伤世而常常金刚怒目，但也情深一往而不时菩萨低眉。
光绪皇帝载湉在他的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扶助下，决心维新变法。其时谭嗣同在湖南协办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举办《湘报》，发展工矿与交通事业，使封闭保守的湖南成为了“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其品格与声望已经随风远扬。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都得到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上书保举。他在保举谭嗣同的奏章中说：“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畏艰难，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1898年6月12日，光绪皇帝下诏“速饬黄遵宪、谭嗣同二员来京，送部引见”，谭嗣同其时患病已从长沙回浏阳休养，光绪帝又急急电催“迅速来京，毋稍迟延”，地方督抚大员也亲函督请，谭嗣同只好抱病应召。在几年来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谭嗣同迭遭保守腐朽势力的刁难攻击，北京更是风云险恶的漩涡中心，高处不胜寒，此去前景如何，殊难逆料。赴京之前，于佛学造诣颇深的谭嗣同写有《戊戌北上留别内子》，诗前有一小序：“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游，忆与内子李君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颂述嘉德，亦复欣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此迦陵毗迦同命鸟，可以互贺矣。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全诗如下：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与此诗同时，他还有一副联语赠给夫人：
为人竖起脊梁铁，把卷撑开眼海银。
谭嗣同的夫人李闰，是长沙市望城县李篁仙之女。李篁仙为咸丰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工于乐府诗词。李闰生长于诗书家庭，知书达礼，而谭嗣同冰雪情操，著文反对纳妾，而且严以律己。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兰生早年夭折，但他和李闰仍然相敬如宾，伉俪情深。赴京前夜，据说他们夫妇俩灯前夜话，对弹谭嗣同亲制的“雷残琴”与“崩霆琴”。江湖多风波，道路恐不测，谭嗣同北上后，牵肠挂肚的李闰曾对月焚香，祈求远行的丈夫顺利平安。“如有厄运，信女子李闰情愿身代。”真是弱女子的真情，烈女子的至性！而谭嗣同在长沙写给李闰的信，称谓是亲切的“夫人如见”，以“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相劝勉，似乎有某种预感，而意欲让李闰有思想准备。以上所引的留别诗更有珍重与托付之意。果然，不久噩耗传来，李闰痛失良人，终日以泪洗面。她年年在谭嗣同的忌日悼亡赋诗，有悼亡诗一卷留于浏阳天井坡谭家祖屋，惜“文革”中被抄家而下落不明。流传至今的一首七律《悼亡》，今日读来仍然令人一洒同情之泪，而想见作者当年之痛断肝肠：“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谭嗣同牺牲后，李闰自号“臾生”，表示自己含悲忍辱暂且苟活之意。为了尊重和纪念先烈，她从他们原来的卧室中搬出，住到与谭继洵卧室隔天井而相对的房间里。李闰养亲抚侄，含辛茹苦，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了浏阳前所未有的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逝世于大夫第，享年六十。大夫第厅堂之上原悬有“巾帼完人”的匾额，那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祝贺她六十寿辰合赠的，也于“千载难逢”的“文革”中被抄毁。李闰还悉心将谭嗣同的多种遗物，封存保管在阁楼之上，后来也不知所终，令人扼腕叹息。我多次去昔日的大夫第、而今的谭嗣同故居，每次总要在李闰的居室参拜，向她致以隔代的慰问与敬意。她安葬在谭嗣同墓地之侧的山冈上，黄土一?，冷落荒凉。几年前李闰之墓已略加修葺并重新立了一块石碑，以后我每次去瞻拜谭嗣同墓，总要去其侧的山冈向李闰敬献一炷心香。这是出自我的至心，冥冥之中仿佛也是受了谭嗣同的嘱托，因为他们虽然近在咫尺，呼吸可闻，但谭嗣同却不可能起来，走到山坡那边去探望她了，如同当年李闰已经睡熟，而深宵秉笔不寐的谭嗣同走到床边去探望一样。
五
1898年农历七月初五，谭嗣同由浏阳而长沙而武汉而南京，经过大半个月的舟车劳顿，长途辗转，终于在这一天到达他三十四年前的出生地北京。这是他短促生命的最后一个驿站，也是他生命的起点与终点。半个月后的农历七月二十日（9月5日），载湉在勤政殿接见了谭嗣同，第二天就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并给四人一道密谕：“命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凡有奏本，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如果变法维新成功，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又当另是一番面目。
谭嗣同到京后，曾于七月十一日在北京崇文门外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给李闰一信，这大约是他给夫人的最后一函了。信的第一段是：“夫人如见：在鄂连寄数信，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日到京，事之忙迫，殆不胜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信的最后还说：“我十七八可引见。”然而，仅仅在光绪接见谭嗣同并俾以重任十余天之后，在谭嗣同力图建立一支亲兵劲旅并计划将来实行新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之时，慈禧太后及保守势力早已磨刀霍霍，于八月初九即9月24日发动宫廷政变，下令逮捕谭嗣同等人，星星之火尚来不及成为燎原之焰，就被那一帮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扑灭了。
慈禧发动政变到逮捕谭嗣同之前，谭嗣同仍有时间并有好几次机会走避，但他先后力劝康、梁保全性命，而自己则决心以身殉道。他和梁启超诀别时的誓言，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了：“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壮声英概，于百年后仍可令懦夫立志而壮士起舞。他的致康有为的狱中绝笔，至今仍不广为人知，其实读来同样使人热血如沸：“受衣带诏者六人，我四人必受戮，彼首鼠两端不足与语；千钧一发，惟先生一人而已。天若未绝中国，先生必不死。呜呼，其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也。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康有为以后的种种表现，却大有负于谭嗣同的厚望，但谭嗣同则确实是千秋垂范的英雄人物，百代罕见的铁血男儿。他临刑前所书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以及以血写成的《狱中题壁》，就是最好的证明：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历来对“两昆仑”多有歧解，我则认为一是自知必死的谭嗣同的自指，一是指他的好友唐才常。理由有三：唐才常与谭嗣同是同乡，少同学，长同志，而终生为生死之交，时人号为“浏阳双杰”。他们曾联名“受业门人唐才常谭嗣同仝禀”他们的老师，即后来的戏剧家欧阳予倩的祖父欧阳中鹄。有道是：“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虫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一纵一横，交触共机括。”可见他们既生死相许，自当前仆后继。谭嗣同奉诏北上，即请唐才常去广州了解孙中山和他创办的兴中会的情况。在为唐才常饯行的宴席上，谭嗣同口占一绝，全诗不存，尚有一联传于今日：“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犂扫两昆仑。”（《戊戌北上才常饯行，酒酣口占》）此处之“两昆仑”，自许而兼他（唐才常）许，这见于绝命诗“去留肝胆两昆仑”之前仅仅两月，是谭嗣同自喻并以喻唐才常的铁证；谭嗣同牺牲后，亡命日本的唐才常的挽联是：“与我君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其感情之深沉悲壮，远在康有为的挽联之上。当年，梁启超问及谭嗣同的友人，谭的回答是“二十年刎颈交，绂丞（指唐才常）一人而已”。谭嗣同在给他人的信中，也说唐才常乃“嗣同学，刎颈交也。其品学才气，一时无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唐才常给父亲的信中也说：“恒两个对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唐才常后来在武汉起义失败，有人劝他逃走。他和谭嗣同一样坚守以待，并说“予早已誓为国死”。他的《感事》诗有“剩好头颅惭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之句，临难时则高歌“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荒丘”之辞，这种生死以之的肝胆，真是人间罕有了。
人生的痛苦，最莫过于一死而且是杀身的了，人生最大的考验，最莫过于舍生而取义的了。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把生路让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人中之英，人中之雄，莫过于谭嗣同这种英雄中的英雄了。数十年前，陈叔通就说过“嗣同天才轶荡，为六君子中魁杰，未留身以待，惜哉”。时至今日，也仍有人认为百年来社会进程缓慢，谭嗣同的鲜血几乎等于白流。但不管如何，谭嗣同是人世间的奇男子，天地间的伟丈夫，永远为中华民族所纪念与尊崇，这是不待多言的。西哲叔本华说过：“如果以书籍来比喻人生，那么前四十年是本文，后四十年是注解。”享年只有三十四岁的谭嗣同，他的“本文”远远没有写完，却令一代一代的有心人有志者去注释与拜读。
风萧萧兮湘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庄严肃穆的谭嗣同墓前，背倚邑人宋渐元所作“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联语的墓前石阡，我不止一次地高吟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我深信，尽管红尘滚滚，
道德沉沦，物欲横流，但在浩浩长天与沉沉大地之间，在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心上，仍然高翔着他千秋不死的魂魄！
北京法源寺散章（一） 谭嗣同
先生真大丈夫也，对他所有的敬佩与感叹，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了。
谭嗣同，不仅有旧式知识分子的桀骜不驯，更具有中国式的武士道的侠气。三教九流，黑白两道，都有他的朋友。虽然身为官宦子弟，他却没有沦为社会寄生虫，而是以游历大江南北，交结江湖豪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磨练自己。他不仅做到了博闻强识，还练就了一身武功，可谓文武双全。他既是个旧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个忠肝义胆的侠士。就冲这一点，便不能不佩服。
变法失败后，他本可以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逃离清政府的抓捕可是他不逃。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他主动地选择了死，选择了牺牲。他说变法就注定要有人牺牲没有牺牲就不能激起大众的觉醒。同时他也要用牺牲来提醒人们，和腐朽的顽固派谈改革是不行的，自己的死就是明证。他的牺牲更是在告诉大家，改良的路是行不通的，要就中国，只有革命。
为了证明自己的死能将这场心理革命推向高峰，同时为自己的牺牲寻找“理由”，他举了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例子。他想用自己的死，来唤醒沉睡的中国人，以变法来宣传变法。所以，于生死之间，他选择了死，不仅要死，而且要从容不迫，让自己的死成为名垂青史的佳话，为他一生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如今的中国人都太过浮躁，难有谭嗣同那般大义大我大气，在这个以理想失落为主题的年代，回想起先驱们澎湃的热血，无畏的精神，不禁令我辈汗颜！
谭嗣同被捕前留下了几封绝笔，其中，给他夫人李闰和老同学唐才常的两封尤为震撼人心。“惟念此身虽去，此情虽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此迦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面对死亡，放得下一切的谭嗣同却放不下对糟糠之妻的一片深情，小我即肉体虽然已死，但大我即灵魂永远厮守，恋之切，情之深，足以感黄天，动后土。为了妻子谭嗣同不能死，但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又下定决心去死，信中满怀对妻子的愧疚，但更多的还是无言的大爱。
在给老同学唐才常的信中，他如是写到：“前致书我兄，勉以‘吾党其努力为亡后之图’，意谓‘国亡’，而人犹在也。今转而思之，我亡，而国犹在也。我亡则中国不亡，嗣同死矣”。凛然正气，毫不畏死，与其为存我而待亡国，不如以我之死而存国。如此浩然正气，谁能不为之折服！
中国不缺少值得人们世代称颂的人，不少人堪称英雄。虽然他们只是华夏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谭嗣同的时代离开我们也有了一个世纪之久。他只有一张照片留世，让后人还可以一睹这位“圣雄”的英姿。微挽衣摆，昂首挺胸，双目炯炯有神，凝视远方。他在瞭望什么？瞭望中国光明的未来吗？一定是的。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首《狱中题壁》，为谭嗣同的侠气，为他的无畏，为他的大义大我，圈点上了最绚丽的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