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年）出生于山东聊成。少年时代接受了严格的国学教育，13岁天津接受新式教育，18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开始了长达7年的英德留学生涯。1926年回国，1927年，创办史语所。曾任北大教授和北大代理校长。1949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病逝。
从傅斯年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傅斯年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期的学人中间的一个典型。他们既受到传统的国学教育，也接受了近代西方先进的文化。他们借西方的文化理论来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做出反思和批判，对中国文化做出新的阐释，因此开始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历程，在各方面奠定了中国近代社科的基础。傅斯年与近代的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铬等一起奠定了中国近代的新史学。
今天的学术界一般认为，傅斯年的史学理论既受当时国内的新史学的影响，也受到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当时的梁启超、王国维和胡适所建立的新史学，在传统的考据学的基础上，借助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奠定了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方向。尤其是胡适对傅斯年的影响最大。胡适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的研究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处理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整理和解释。可以说胡适是傅斯年的启蒙老师。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期间，接受兰克学派的历史语言学派的观点，兰克学派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靠不住的，要明白历史真相，主张从语言文字入手，去寻找原始材料，鉴别史料的真伪。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历史成为科学。傅斯年在两者的基础上，寻找其结合点，建设中国新的史料考据学，形成了他自己的史学观。
傅斯年对中国传统历史学进行了评判。批判了把中国古代史作为一部帝王年谱的观念，他认为“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古代是很发达的，司马迁传信存疑以别史料、做八书排比列国纪年等观念比19世纪的史学名家还要近代。欧阳修的《五代史》不是客观史学，但他做《集古录》下手直接材料，是近代文字的真工夫。司马光的《通鉴》和《通鉴考异》旁采史料，说明史料的异同，宋代晚年的一切史料的应用及考定辩异的精审很让人惊异。而明代史学浮夸后退了，浙东学派有了好的开端，但到康熙年间就衰落了。顾炎武搜集直接史料订史文，严若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辨证伪孔，不注经而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它，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辨证史料法。他们的方法是最近代的。”因此，他主张对历史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扩大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丰富的史学的内容，为此他提出，扩充新材料，采用新工具，发现新问题，通过对基本问题的单个研究逐渐解决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弄清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一步步走向纯粹客观史学的目标。
因此在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史学和吸收西方近代史学观的基础上，傅斯年提出了他自己的史学观。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他提出进步的史学观念：“一、史的观念的进步，在于有主观的哲学及论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事业的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植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关于历史，傅斯年认为，“人类之精神动作，现于时间，出于记载，为历史。”即人类活动的一切事实的遗迹，都是历史。关于历史学，傅斯年认为：一方面是客观历史进程的研究记述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即“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为历史之学。”另一方面是历史的观念，全部是史料学，史料的考订，即“所谓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在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阐述该观点：1，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他把史学、著史、史的观念作了区分，“强调历史学不是著史”，“史学便是史料学。”因此，他主张凡能直接研究史料就是进步。2扩张研究的材料。他主张搜集各种各样的材料，特别是搜集新材料，提出“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凡”。因此，他认为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是进步。3扩张研究的工具，主张把自然科学和考古学语言学引进史学研究。因此提出，能扩张研究的工具便是进步。4：史学的工作就是整理史料，要“照着材料出货，”“客观地处理实在的问题”反对疏通，提出“证而不疏。”这样，傅斯年力图从重视史料学入手，建立客观的历史学，使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成为科学的一部分。
关于历史学的内容，傅斯年认为凡是人类的活动被记载下来的包括政治变迁、社会递进、种族升降、风俗更易、历史人物的遗事等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但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中种族的变化决定历史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所以尤其要重视种族变迁的历史。具体到中国历史而言，由于中国的汉族人口最多、文化程度最高、对历史影响最大，所以中国历史主要是对汉族历史的研究。而从地域上说，不仅要了解整个世界历史，而且要注意对中国历代四周邻国的研究。
关于历史学的作用，傅斯年认为在历史学的研究方面不能过高估计其作用，反对普及历史研究。他认为历史学的研究毕竟不是经国大业，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只要有十几个学院或研究所承担就可以了。但是在历史知识的传播方面，傅斯年认为有很大意义，历史具有“借喻于行事”的功效，历史可以增加对人性的了解，可以启发民族意识，培养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人们可以通过对文化演进阶段、民族形态的特征等的了解，从而引起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的重视。傅斯年是一个强烈的爱过主义者，他特别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
傅斯年否认历史有一定的规律性和逻辑性。追求只“只求证，不言疏”的办法。他认为一种科学的名称只是一些多多少少相关连的或者说多多少少不相关连的问题，是暂时合起来方便的名词。所以，他主张在一种科学刚刚起步时候，要根据实际主义的逻辑，去研究清楚一个一个的问题，而不必考虑去建立一个系统。具体到历史学，他认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历史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件事情，每一件历史事件都有自己一定的原因，但却不必有“理性的因”也既历史的规律性。因此，他主张用实证的方法先弄清楚中国古代历史的每一件事情，而不必用一种某种观点去描写历史以揭示历史的某种规律。
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傅斯年虽然认为历史是纷繁复杂的，根本没有一个体系，但是在具体修史书的时候，为了研究方便，还是应该分期。他提出的分期的原则有两个：一：划分历史分期的标准只能有一个，反对有多个标准，为此他主张重新划分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二：划分历史的标准，在他看来，在一切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中，种族的影响无疑是最大，随着种族的升迁历史因而发生改观。因此他反对传统的把朝代做为历史分期的标准。依据这样的原则，他把中国古代分为四个时期：上世：公元前770---公元589：在他看来：在这个时期，虽然中国政治变革频繁，风俗迥异，但种族没有改变，只有变夷，没有变夏。但是陈朝的灭亡却具有重大的影响，继之而起的隋唐并非汉族，而是“外国”，因此汉族和中国文化尽失。这是“第一中国时期”。中世：公元589---1279年：是“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系统”，在近800年的历史中，胡气由盛而消，到宋代“尽是汉风”，所以，近世：1279年—1911年，他认为期间虽有蒙古人之风，但时间不长，总的来说仍是汉民族统治。现世：1911年以来。但是傅斯年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又进行了“枝分”，而枝分可以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采用不同的标准。
在史学方法论上，傅斯年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的研究方法。
作为史料学派的创立人，傅斯年自然对史料是很重视的，他认为研究历史，首先是占有充分的史料。尤其是注重新史料的发现和应用，运用一切材料来研究历史。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对各种史料进行了仔细的区分，并对其每种史料的价值和考订方法做了论证。
然而，傅斯年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史学方法是历史比较法，自然科学法和由语言学观点治思想史的新方法。
傅斯年继承了中国历史比较研究的传统，借鉴西方比较史学、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科学的比较方法，对用比较方法治史料学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系统说明。他认为，比较方法是处理史料的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方法。“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方法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史料学就是比较方法的应用。”他将史料学的比较方法归纳为八对性质不同的史料的对勘互证：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官家史料与民间记载、本国的记载与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与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史料对著文的史料。并将上述理论应用到他的史学研究中去，他将金文甲骨文与历史文献的记载互相勘证，用来说明先秦史、中国古代史用私家记载与官书正史结合研究明朝历史，得出很多成果。
傅斯年继承中国古代学者“以辞通理”的传统，借鉴西方语言考据学的方法，输入发展演变的观点，辅之以历史比较的方法，创立了由历史语言学入手治思想史的方法。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道：“本来语言就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总是一个大题目。”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他说，“总而言之，文学是根据语言学的，不是根据思想的，至多是牵涉于思想的。”在《性命古训辨证》中，他说“思想不能离开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思想之来源与演变，故受甚多人文事件的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显。性命之谈，古代之抽象思想也，吾故以此一题为此方法之试验也。”他在该书中充分地表现了这一治学方法，涉及到了古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问题。他通过对史料的比较，说明原训及字义的演变，从而对先秦时期的哲学论理观念进行疏理，进而讨论其发展演变过程。认为“思想非静止之物，故研究思想史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持历史演进之观点；思想乃由语言所支配，故治思想史须由语言入手。用语言学的观点观察其本质，用历史的观点求其变化，两者参互并用，不可或缺，不可偏废。”这样傅斯年用语言学去研究思想史，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傅斯年提倡“利用自然科学的工具”去研究历史，他说“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材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的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现代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在他看来，一方面，可以将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运用于史学研究，解决历史问题。另一方面，将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引入史学领域，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史学方法。
总之，傅斯年的史学观一方面来源于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他对中国两千年来历史学的大胆剖析与评判。他的史学观与历史研究方法显示出他敏锐的判断力和杰出的开拓性，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把他的史学观和方法贯彻到他的史学实践中去，提出了许多很有开创性的观点。他提出最早提出史前文明多元说，“中国史前文化本不是一面，而是多面互相混合反映以成立在这个文化的富土上的。海边及其邻近区域地有一种固有文化，这文化正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之一大分子。”他提出夷夏东西说，“中国历史上东汉以后，常因国家分裂异族入侵而发生南北之间的政治对立。在东汉以前，长江流域经济不发达，我们的先民们的政治组织能力大约以河淮济流域为囿。就此区域之地理形势来看，反有东西之分，而无南北之隔。所以三代以前，经常发生东西抗争。具体而言，则就东系之夷商与西系之夏周的抗争，而抗争的结果则“是夷夏交胜”。他提出商起源于东北说，论证了商起源于东北地区。论证了周族起源和商周关系，认为姬姓和姜姓都源于戎族，灭商的周人起初并不比商先进，周灭商并不是文明代替野蛮，而是野蛮取代文明。他对东北地区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说明古代东北人和中原人同出一个种族。他对秦汉史和明史都有很深的研究。他的好多观点已经为史学界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