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礼部主事龚自珍极力提倡更法，指斥清王朝已病入膏肓，“京师如粪壤”，“山中之民”将揭竿而起；又抨击科举制度，提出打破限制人才的条条框框，不拘一格用人才。这些放胆的言论，让保守派气急败坏，并对龚自珍进行种种政治迫害。即使龚氏死后，仍时不时地遭人“鞭尸”。晚清重臣张之洞，在龚自珍去世40余年后，还写诗谩骂道：“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自注云：“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
这张之洞，也算是个饱学之士，只是由于仇视龚自珍，对龚的文章从来不屑一顾。于是有人钻了这个空子，一件使他大出其丑的事发生了。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初三是张之洞的55岁寿辰，前来贺寿的人络绎不绝，不少人还当场撰文写诗，对这位湖广总督肉麻吹捧。张之洞一手提拔的得意门生周锡恩，以湖北各界人士名义写了篇贺文。他用的是难度颇大的骈文，写得典丽堂皇且一气呵成。文章将张之洞的官职、事业、文章、学问、政事逐一赞颂，无不妥帖得体，乖巧地搔到了张之洞的痒处。张之洞说，收到如此多的祝寿贺文，惟独周锡恩这篇堪称第一。于是他将此文裱褙在屏风，放置于厅堂，每有宾客到访，便兴致勃勃地予以介绍。客人自然赞不绝口，张之洞更是喜形于色。
就在所有人一致称颂周锡恩的贺文时，张之洞的机要秘书赵凤昌悄声对他说：“这篇文章我越看越眼熟，好像在龚定庵(自珍)的文集中看到过。”张闻之色变，当晚让人找来《定庵文集》，果然从中找到一篇《阮尚书年谱第一序》，此文与他激赏的周锡恩所写贺文，“两两对比，则全抄龚文者三分之二，改易龚文者三分之一，而格调句法，与龚文无以异也”。也难怪，阮元的“生平官阶、事业、学术、政治，设海陆军，皆与之洞相似”，周锡恩抄袭起来自然很是省事了。合上龚书，张之洞知道已被自己的得意门生大大忽悠了一把，不禁仰天长叹：“周伯晋(锡恩)欺我不读书，我广为延誉，同观此文者，皆讥我不读书，伯晋负我矣，文人无行奈何，非赵竹君(凤昌)，尚在云里雾中。”从此将周锡恩视同仇人。
事情很快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说张之洞只会做官，没啥学问，连大名鼎鼎的文学家龚定庵的文章都没见过！此事成为张之洞一生的耻辱。
张之洞被文抄公所忽悠，已是一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但周锡恩式的人物，数量却呈几何级增长。这些年随着诚信的大面积失守，五花八门的抄袭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不到院士这样的级别已难以吸引大众眼球，新闻媒体也已懒得曝光。那一场场“抄袭门”闹剧，越是名角登场，围观的人也就越多，但大多是读书不多又缺乏专业素养的看客。不去搭建公正的制度平台，不去制定严谨的学术规范，一味指望由看客们的网络投票、发表意见之类“指”上谈兵，来评判出是非曲折，让真相浮出水面，恐怕无异于痴人说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