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美国《纽约时报》网络版今天撰文称，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高科技的普及，中小学生也逐渐开始融入这一风潮。但是由于这些科技使得学生很难将精力集中于学业，也令老师和家长们产生了许多忧虑。
以下为文章全文：
在即将迈入关键学年的前夕，维沙尔·辛格(Vishal Singh)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卧室的书桌上究竟应该放书还是电脑？
维沙尔今年17岁，人很聪明。按照计划，他应该已经读完了暑假阅读作业——库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的《猫的摇篮》(Cat’s Cradle)。但是两个月过去了，他却只读了43页。
他更喜欢Facebook、YouTube以及制作数字视频。八月的这天下午，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把冯尼格特的书放到一边，他便开始浏览YouTube。从明天起，维沙尔将迈入高三，并希望成绩能够有所提升。但直到现在，他连仅有的一份暑假作业都没做完。
在YouTube上，“只用6分钟就能了解到全貌，”他解释道，“但一本书却要花很长时间。我更倾向于这种即时的满足感。”
学生总是要面临一些分散精力和浪费时间的东西，但是电脑和手机及其提供的持续性刺激，却成为了专注和学习的全新挑战，而且影响非常深远。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这些科技的吸引力也会对成年人产生影响，但是对青少年的作用却格外强大。他们认为，由此产生的风险是，正在发育的大脑可能会比成年人的大脑更容易习惯不断地切换任务，并降低聚精会神的能力。
“令他们的大脑满足的不是关注一项任务，而是跳到下一个任务。”哈佛医学院副教授兼波士顿媒体和儿童健康中心执行理事迈克尔·瑞奇(Michael Rich)说。这种效应会慢慢消失：“令人担忧的在于，我们正在培养在屏幕前成长的一代，他们大脑的连接方式会有所不同。”
尽管部分家长和教育家对学生依赖数字产品的趋势感到不安，但他们却都鼓励在课堂上使用科技，而且将此视为与学生联系并向他们传授基本功的一种渠道。在全美范围内，学校都自行配备了电脑、互联网连接和移动设备，以便在学生熟悉的技术范围内展开教学活动。
这一点在维沙尔就读的林边高中(Woodside High School)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校校园广阔，背靠硅谷植被茂密的群山而建。与其他地方一样，每天发送数百条短信或者玩好几个小时视频游戏的学生并不罕见，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上Facebook。
这所学校的校长名叫大卫·赖利(David Reilly)，现年37岁，以前曾经是一位音乐家。当年轻人感觉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时，他会颇感同情，而他本人也致力于与这帮21世纪的学生打成一片。他曾经要求老师创建网站与学生交流，还推出一些使用数字工具录制音乐的热门课程，并确保了购买iPad所用的资金，用来教授汉语。他甚至申请了300万美元资金，建设了一个多媒体中心。
他还将第一节课的上课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定在上午9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学生早晨起来都睡眼朦胧，这至少要部分归咎于学生因为用电脑而睡得太晚。他认为，不加限制地使用数字设备可能会营造一种文化，使得学生沉迷于虚拟世界并迷失自我。
“我正在试图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黑莓和视频游戏那里拉回来。”他说，“在一定程度上，我要使用科技来实现这一目标。”
维沙尔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虽然精通电脑，但同时也会被电脑分散精力。高一那年，他对电影制作产生了兴趣，并用数码相机和编辑软件制作了许多故事片，还因此在好友和老师那里出了名。
维沙尔在家中当起了技术支持专家，帮助担任实验室主管的父亲萨滕德拉(Satendra)恢复了电脑中丢失的文件，还帮助在旧金山机场担任安全经理的母亲因德拉(Indra)建起了个人网站。
但他每周都会玩10小时视频游戏。即使第二天要上学也是如此，他通常在会凌晨2点发布Facebook状态更新。由于经常给好友发视频链接，也让他得到了“YouTube狂人”的称号。
有的老师将维沙尔称作他们最聪明的学生之一，但他们自己也对一些现实问题颇感困惑。上个学期，维沙尔的GPA(平均分，满分为4)仅为2.3，英语得了D-，代数II为F，但影评课却得到了A。
“他是一个纠结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孩子。”赖利说。他所谓的两个世界分别指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
跟他母亲一样，维沙尔说他缺乏自我控制力，而且与学业相比，他更喜欢电脑。在开学前几周，母亲训了他一顿，并告诉他，尽管她尊重他对电影的爱好和技术能力，但必须要把这些爱好和能力用到点子上。
母亲对他说：“今年是高三，你绝不能再分心。”
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作为一个孩子，维沙尔的确容易拖拖拉拉，但是却不致如此。之所以变成如今这样，是因为一些事情改变了他。
伴着电子产品成长
3岁时，维沙尔与父母和哥哥一起搬到了现在的家——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这里位于红木城(Redwood City)的工薪阶层聚集地。红木城地处硅谷市郊，与精英聚集的邻近城镇相比，这里的居民更为多样化。
维沙尔体格消瘦，为人很安静，笑起来也很腼腆。他通过考试进入了当地颇具声望的公立小学和中学。直到6年级，他都一直专注于学业，还经常到一个好朋友家里一起学习。
但是维沙尔和他的家人说，在他读7年级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他的母亲又重新回去工作，而他则得到了一台电脑。维沙尔越来越沉迷于游戏和上网，而且为他所谓的“拖拉倾向”找到了简单的发泄途径。
“我意识到还有其他选择，”维沙尔回忆道，“家庭作业并非唯一的选择。”
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青少年倾向于将家用电脑用于娱乐，而非学习，并且会因此影响学业，低收入家庭尤其如此。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教授雅各布·维格多 (Jacob L. Vigdor)负责了其中的部分研究，他表示，当成年人不对电脑的使用加以监督时，青少年“便会沉迷于自己的设备，但背后的刺激因素并非做作业，而是玩游戏。”
研究还显示，学生经常会一边做作业一边娱乐。凯泽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今年早些时候发现，8至18岁的学生中，有半数会在做作业的同时看电视或使用其他媒体。具体而言有31%的受访学生“多数情况下” 都会边做作业边看电视(或其他媒体)，而选择“有时”的受访学生为25%。
与其他地方相同，林边高中的学生对技术的使用状况并不相同。赖利校长说，学生的选择通常会反映他们的个性。喜欢社交的学生通常是短信和Facebook的重度使用者，不太喜欢社交的人则会选择游戏，而像维沙尔那样喜欢拖拉的学生则有可能在网上冲浪或是观看视频。
技术使得校园里的学生被划分成了完全不同的社交类别，以往通常都是按照戏剧、体育等兴趣来划分，如今，则被分成了短信狂、游戏狂、Facebook迷和YouTube迷。
“无论你是谁，技术都会将你放大。”赖利说。
对于某些人而言，这种放大效应尤其明显。14岁的艾利森·米勒(Allison Miller)每月收发的短信高达2.7万条，她的手指飞快地按动着键盘，最多可以同时展开7段短信对话。她会在课间，在足球赛结束时，在上下学途中，甚至经常在学习时发短信。
多数的短信只不过是简短的问候而已，但是有些也会更为深入。“如果有人告诉你别人的轶事，我可以一边给一个人发短信，一边跟另外一个人打电话。”艾利森说。
但是这种熟练的技能也需要付出代价：她抱怨称，正是因为这种一心多用，导致她最近的进度报告得了3个B。
“在做家庭阅读时，我会被短信打断，然后放下书，拿起手机回短信。20分钟后，我才意识到，‘噢，我忘了做家庭作业了。’”她说。
一些较为腼腆的学生不会通过科技来进行社交——他们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14岁的拉蒙·奥乔亚-洛佩兹(Ramon Ochoa-Lopez)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每个工作日都要玩6小时视频游戏，周末还会更多，而家庭作业则要等到上学前在洗手间里完成。
逃脱进游戏之中可以对青少年有所帮助，满足他们掌控混乱生活的欲望。“这是我隔离自己的方式，”拉蒙说，“如果我妈妈跟我兄弟争吵，我就直接回房间玩游戏，逃脱这种现实。”
借助功能强大的新型手机，互动体验可以无处不在。在林边高中的课间或午饭时间，当可以使用个人设备时，学生们就会三五成群，有时会面对面聊天，有时则一边聊天一边给其他人发短信。还有人会独自坐着看视频、听音乐或是更新Facebook。
学生们表示，因为担心他们分神，父母会控制他们使用电脑的时间，但是要控制手机的使用却很难。父母或许也希望能够随时给孩子打电话，所以很少没收手机。
还有一些家长则完全不对电脑的使用加以控制，即使孩子显然没有从中获得教育益处。
56岁的约翰·麦克姆伦(John McMullen)是一名退休刑警，他的儿子肖恩(Sean)每天中午都会跟维沙尔及其他四人一起吃午饭。
肖恩最喜欢的媒介是视频游戏：他每天放学后都会玩4个小时的游戏，周末则会翻番。他玩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多，但却发现这种习惯让他的GPA降到了3.2以下。3.2是他认为可以接受的成绩。他说，有时希望父母能来强迫他别玩游戏，赶紧去学习。因为他发现，一旦有了这个选择，就很难自拔。不过，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分散精力并非因为视频游戏。他肯定地说，即使没有游戏，他也会被电视或其他东西分心。
“视频游戏并没有挖洞，而是补洞。”说这话时，肖恩正坐在一个野餐桌旁，他周围的山上绿荫环抱，山下临近的城镇中则驻扎着众多坐拥数百万美元身家的互联网大亨。已经上高三的肖恩承认，视频游戏会造成一些损失，他说：“从高二开始，我就再也没有锻炼过。但是这没有多大关系，我看起来还是一样。”
作为维沙尔最亲密的朋友，山姆·克罗克(Sam Croker)的成绩一直以来都是A，但SAT考试的成绩却不够理想。他认为，之所以没能在暑假期间读完两本书，是因为互联网分散了他的精力。
他说：“我知道我可以读书，但我随后却开始上Facebook。Facebook很吸引人，因为你感觉像是在做些事情，但你并没有做任何事情。这其中缺乏实质性的事情，但是你仍然感觉很满足。”
他总结道：“我集中精力的能力正在减弱。”
分神的吸引力
部分神经学家一直都在研究山姆和维沙尔这样的人。他们已经开始理解，这些持续上网并保持联系的青少年的大脑发生了什么。
在德国体育大学2007年进行的一项试验中，12至14岁的男孩每晚都会在完成作业后玩1个小时的视频游戏。
每隔一天晚上，他们则会看一小时振奋人心的电影，例如《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或《星际迷航》(Star Trek)，而不玩游戏。从而让研究人员对视频游戏和电视的影响进行对比。
研究人员对这些媒体如何影响男孩们睡觉时的脑电波形态，以及他们在随后几天对家庭作业的记忆状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与看电视相比，玩视频游戏会显著降低睡眠质量，并且会“大幅降低”这些男孩的词汇记忆力。该研究已经发表在《儿科学》(Pediatrics)杂志上。
负责领导这项研究的哈佛大学神经学家马库斯·德拉克(Markus Dworak)表示，至于这些男孩的学习能力受损究竟是因为睡眠被扰乱，还是如他所怀疑的，是因为游戏体验盖过了词汇在大脑中的记录，目前尚不清楚。
“当你学习了词汇，并且受到了此后的强大刺激后，大脑就必须要决定储存哪种信息。”他说，“相比于词汇而言，你的大脑或许更喜欢那些感性的刺激信息。”
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科学家已经发现，当老鼠拥有了新的体验，例如探索一个不熟悉的区域后，它们的大脑就会呈现出全新的活动形态。但是只有当老鼠中断探索过程时，大脑才会呈现出创建长久记忆的形态。
顺着这条思路，最近对人的成像研究发现，在空闲时期(downtime)，大脑的主要剖面会变得意外活跃。研究人员认为，这些研究表明，空闲时期对大脑合成信息至关重要，可以让想法之间彼此联系起来，甚至产生自我意识。
研究人员表示，这些研究对青少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的大脑更难集中精力，也更难制定主次顺序。
“大脑的空闲时期就好比人体的睡眠。”哈佛医学院的瑞奇博士说，“但是孩子却在持续接受刺激。”
“关键在于：恢复一些无聊时光。”瑞奇说。他上周在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举办的“寻找哈克·费恩：从电子屏幕的河流中找回童年”(Finding Huck Finn: Reclaiming Childhood from the River of Electronic Screens)活动中发表了演讲。
瑞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并不是要青少年抛弃电子设备，但他认为，需要采取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式来获取有利的工具，以便在现代社会中竞争并获得成功。
青少年对电子设备的过度使用也令麻省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的丹尼尔·安德森(Daniel Anderson)颇感担忧。他此前的研究表明，看电视给儿童带来的伤害并不像部分专家所认为的那么严重。
安德森表示，一心多用已经非常普遍，互动和高刺激的电脑和手机似乎比电视的影响更大。
与瑞奇类似，他也认为处于发育中的年轻大脑正在变得习惯于分神，并在不同的任务间切换，而不是专注于某一任务。
“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处理多个媒介，在那种环境中，便会陷入那种模式——你为那种刺激开发了一种需求。”他说。
维沙尔恰好可以证实这一点。
“我会上Facebook和YouTube，并且跟一两个好友聊天，同时还会听音乐。跟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会同时做很多事情。”他说，“有时，我会说：我不能这样，应该去做作业，但是我却停不下来。”
“如果不是互联网，我会更专心地学习，成绩也会更好。”他说。但是他也表示，多亏了互联网，他找到并追求了自己的兴趣：电影制作。没有互联网，“我也无法知道我究竟想要什么。”
点向未来
黄昏时分，一个女人坐在墓地中哭泣。在她身后，一个半透明的男人轮廓跪在地上，然后消失了。那是一个鬼。
这段引人入胜的图像出现在维沙尔的电脑屏幕上。9月末的一个周四下午，他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上的图像。这是他上周末为他跟表兄一起制作的音乐视频拍摄的。
这段视频是根据一首由“枪炮与玫瑰”(Guns'N'Roses)乐队演奏的歌曲制作的。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女人，她的男友刚刚死去。维沙尔希望将这段视频作为作品集的一部分提交看重电影研究的大学。除此之外，他还将提交一部有关在家接受教育的学生的纪录片。
现在到了编辑阶段。维沙尔自学了一些高端编辑软件，其中部分内容就是从YouTube上学到的。他已经在椅子上坐了两个小时，不时喝两口百事可乐。在修改“墓地”片段时，他的脸经常会紧贴屏幕。哭泣的女人和下跪的男人是分别拍摄的，他正在试图将他们融合到一起。
“我花了两个小时，就是为了完善几秒钟的内容。”他说。
虽然偶尔也会发短信或查看Facebook，但是他此时的集中度很难在做家庭作业时看到。他表示，主要的差异在于，电影制作感觉更符合他选择的未来，他希望南加州大学或加州艺术学院洛杉矶分校这样的大学能够被他的作品打动，而忽略他的学习成绩。
“这将弥补学习成绩的不足。”他说。那一天，他的家庭作业包括一份拉丁文的练习题、一些英文阅读以及一篇经济学短评，但是这些都可以稍后再做。
对于维沙尔而言，电影制作与家庭作业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互动。当他编辑视频时，视频就活了起来。每过几秒，他都会点击鼠标，对画面中的光线和气流进行调整，而软件则会持续给予他反馈。
“我点击后，便会有变化。”他说。相比而言，读书或是做家庭作业则要无趣得多。“我猜这还是要回到即时的满足感上。”
维沙尔使用的这台电脑价值2000美元，是一周前刚买的最新产品。这是父母的一次妥协，尽管他们仍然很担心，但还是允许他买了这台电脑，因为他们希望支持维沙尔的电影梦。“如果我们给他设置障碍，他肯定会沮丧。”他母亲说。但她也补充道：“他已经开始努力完成家庭作业了。”
在这个学期的当口上，她似乎是对的。首次全校进度报告的成绩于9月末公布，维沙尔几乎都得了A和B。他表示，他已经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学习，但是还是要削减一定的工作量。与去年不同，他不再上预习班，并且选择通过网上课程来重修代数II，而不是在教室里学习，这样便可以顺应自己的节奏。
林边高中的高校顾问佐丽娜·马塔乌里(Zorina Matavulj)认为，维沙尔转向低难度课程的做法可能无法取悦大学录取官。实际上，即使维沙尔大幅提升了学习成绩，想要凭这样的成绩申请到他中意的大学，还是很难。
不过，维沙尔对电影制作的兴趣却坚定了赖利校长的信念：要与这些学生打成一片，就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在他们的地盘上与他们相遇
每张课桌上都摆着巨大的Macintosh屏幕，一个带着黑框眼镜的男人悠闲地站在全班同学面前。他叫吉奥夫·迪泽尔(Geoff diesel)，今年40岁，在林边高中教英语和电影，而且颇受学生爱戴。如今，他在教授赖利创建的一门新课——音频制作。教室里的20名学生专心致志地看他播放的涅槃乐队(Nirvana)的混音视频。之后，他将音乐键盘举了起来。
“谁知道怎么用Pro Tools？你们已经了解到，这是全球最优秀的音乐工作室使用的程序。”他说。
赖利正在看着，而在教室后面则骚动起来。迪泽尔去年推出了音频制作课，当时选课的学生人数足足达到了4个班。但当初教汉语时，却连一个班都凑不起来，尽管他使用iPad来辅助教学。
“这些学生中，有些是最危险的孩子。”他说。他所谓的危险，指的是最有可能与学校格格不入、逃课或者不做作业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家里可能也吃不到健康的饭菜。最吸引他们的写作或许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短信和Facebook中。“他们就在这儿，在课堂上，他们在听课。”迪泽尔说。
尽管林边高中地处富裕地区，但是在该校的1800名学生中，约有40%来自低收入家庭。学校为他们减免了学费，或者提供免费午餐。林边高中的学生中，有56%是拉美裔，38%是白人，还有5%是黑人。该校每年的毕业生中，有93%进入4年制大学或社区学院。
赖利表示，音频制作课提供了非常可靠的职业训练，并且能够激发学生对其他学科的兴趣。
他说：“今天有混音，明天就有声学和物理学。”而且，他认为关键不仅在于让学生们喜爱音乐，还可以通过技术与他们打成一片。“我们在他们的地盘上与他们相遇了。”他说。
但他也并未因此将科技视为万灵药。“我一直都认为，一名优秀的老师要胜过一打智能黑板。”他所说的智能黑板指的是很多学校采用的高科技教学显示器。
林边高中的老师通常都抱怨，科技让学生无法集中精力，但是对于部署电脑是否是一种正确的解决方案上，他们则意见不一。
林边高中的拉美裔老师阿兰·伊顿(Alan Eaton)说：“这是一场大灾难。”他认为，科技导致学生“注意力和耐性的分裂”，当学校也采纳科技时，便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
“当摇滚出现时，我们并没有像使用科技这样，在教室里使用它。”他个人感到非常不满，因为他教的高级班中，学生人数只有10年前的三分之一。
维沙尔被伊顿认为是非常聪明的拉美裔学生。但是伊顿认为，维沙尔之所以一离开课堂就对学业失去兴趣，或许正是因为科技的原因。
与之相对的是，迪泽尔认为，维沙尔和他同学的问题并非源于科技。事实上，他认为，科技是与学生联系的重要工具。“盯着屏幕是他们的基因使然。”他肯定地说道。他还打了一个比方：“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译注：源于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的小说，是一种人形怪物，这里指脱离创造者的控制并最终毁灭其创造者的媒介)就在房间里，我不想被他撕成碎片。如果我不使用科技，就会彻底失去他们。”
迪泽尔曾经在电影艺术课上教过维沙尔，并将他称作是具备电影制作天赋的“一口新鲜空气”。迪泽尔认为，维沙尔或许有些像伍迪·艾伦(Woody Allen)——很有天赋，但却不想成为系统中的一员。
但迪泽尔补充道：“如果维沙尔想要成为一名独立电影制片人，就要读冯尼格特的书。如果想写剧本，就必须要阅读。”
重回大声朗读时代
维沙尔坐在英语IV课堂的后面。老教师玛西亚·布伦德尔(Marcia Blondel)让学生们打开他们正在学习的书本《负荷》(The Things They Carried)，这是一本有关越南战争的书。
“有谁愿意从137页中间开始读？”她问道。一名学生开始大声朗读，其他学生跟着读。
对布伦德尔而言，这种集体朗读的方式表明美国教育的退步，同时也是对科技的控诉。她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现在的学生缺乏注意力，无法独立完成阅读作业。
“你怎么在课堂上展开讨论？”她抱怨道，并表示，最近几年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有些课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家庭阅读作业只读了30页。
她还补充道：“光看YouTube，并使用大量的缩略词来发短信和电子邮件，是成不了好作家的。”
当集体朗读结束后，她温和地说：“我希望这可以激励你们自己阅读。”
这也让我们想起了学生们这个学期所面临的抉择：是电脑还是作业？是关注当下，还是展望未来？
赖利希望这两个方面可以相互融合——将电脑与教育整合，从而更好地与学生互动，既传授科技技能，又不必放弃深入的分析能力。
但在维沙尔的案例中，电脑和作业似乎越来越互斥。布伦德尔表示，在经历了这一学年的良好开局后，维沙尔又染上了坏习惯。例如，今年10月，有关《负荷》前几章的短评作业，他晚交了好几周。她说，维沙尔的分数现在大概是D。
维沙尔自己则表示，他将更多精力放到了电影制作上，加快了与他表兄一起制作的音乐视频项目。但他还是会在深夜使用Facebook，并浏览YouTube视频。下面这一串Facebook状态更新就是这种转变的证据：
星期六，11:55 p.m.：“编辑、编辑、编辑。”
星期日，3:55 p.m.：“拍了8个多小时，编辑了8个多小时，却只为了3分钟的场景。精神=死亡。”
星期日，11:00 p.m.：“今天很高兴，终于可以放松一天了……现在该做家庭作业了……”(思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