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
帝国主义的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毛泽东
总是说“五四”的好话，因为他自以为是“五四”精神的守护神；蒋介石老要嘟囔“五四”的坏话，因为在他看来,“五四”
教坏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就是这青年之一。自延安时期以来，我们每年都要发扬一下“五四”精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虽
然多数时候“赛先生”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 有把“德先生”丢下不管。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觉得“五
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在其他一些学术研究中，“五四”的份量同样足
得吓人。好像后面的历史都是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什么“救亡与启蒙”，什么全盘
西化，什么唯科学主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
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地是一
种精神象征。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
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
“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
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
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
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的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
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铁石，就是不理
会。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上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
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
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
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
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
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
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数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
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做秀，
一边作“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
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让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诵他的
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一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作“精神讲话”，但
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首，所带的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上还有
一张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
效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
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体官兵受戒，官兵受戒后，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
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
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是用水龙头洗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
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自己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
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
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
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权
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的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
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
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回农村
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
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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