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朋党之争，最大的问题是认奴不认才。晚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亦与党争有关。
晚清最突出的朋党之争，是湘淮党争。分别以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淮湘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乃至衍生出丁汝昌、叶志超这等无能之辈去前敌挑大梁，毁人又毁国。
湘淮党争不仅耗去了左宗党与李鸿章的有限才华，还使得他们在对人才的选拔上赌起气来。非我族类，不管你才高几斗，一律不用。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重用的两个将帅——海军统帅丁汝昌和陆军统帅叶志超皆属无能之辈。丁汝昌在提督这个位置上，只确保了一项原则：唯李鸿章马首是瞻。把北洋水师打造成李家军，这个丁汝昌确实做到了，却差千里之外。
丁汝昌虽为李鸿章器重的干将，但并非与世界接轨的新一代将官，只是旧式封建一吏。他早年参加太平军，看到太平军大势已去，被迫随队叛摊投湘军，不久改隶淮军，参加对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官至记名提督。清光绪五年（1879年），丁汝昌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
不是海军科班出身，没有受过正规的海上训练，只因为是李鸿章的人，所以，淮系丁汝昌从陆军转行直接来领导海军。丁汝昌对李鸿章言听计从，其依赖之重，达到了没有主见的程度，哪里还有海军统帅的半点自信，俨如李鸿章家丁一般。海军统帅不求战功，走的是人身依附的升迁之路，北洋海军在丁汝昌的领导下，其实已经嬗变为一支家丁部队。
在被李鸿章调北洋海防差用之前的近二十年里，丁汝昌虽有长江水师的背景，对于新式海军的训练却是懵然无知。
家奴哲学驾驭下的北洋水师，主要目的是对内自重而非对外防御。故此，丁汝昌平时训练，完全是在取悦上司眼球，走形式做样子，一点实战性没有，上操场可能，一上战场就不灵了。
比如北洋水师的射击的时候，靶船不动，结果军舰量好了距离，按照这个浮标发炮，当然是百发百中。可是战场能这么打吗？再如阵形问题，战场上千变万化，平时都事先说，今天演练什么阵形，大家做好准备。可是战场上，可能就给你发出一个旗语，就一个命令，马上就变阵了，变成什么样的阵形根据战场上怎么能得心应手？丁汝昌主持下的北洋水师，平时训练就缺乏严肃性，缺乏实战性。
这样的海军司令官，不仅毁了海军，还毁了自己，最终为自己不擅长的工作搭上性命。
庸才与气节无关。虽然丁汝昌在甲午海战最后时刻吞毒自杀，仍无法掩盖他无能的庸才本质，海军需要的是挽狂澜二既倒的统帅，而不是一死了之的无用之才。
李鸿章选择丁汝昌，导致中日甲午海战之败；而选择叶志超则葬送了朝鲜与东北全境。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在选择陆军统帅上，也颇费思量。那时的陆军将领中，不乏能征善战的老将，李鸿章最终选择的是叶志超。
靠口才赢得胜利、扯谎与对主子绝对服从，这就是叶志超的“大才”。叶志超是官场中的典型人物，胆小如鼠，视钱如命，又无声望，但同样因为出身淮系，被李鸿章视为嫡系，不断地委“小才”以“大用”。
鼠辈叶志超竟坐上了陆军统帅的宝座，但是，官职可以直线提升，才能却无法瞬间上升。叶志超带领的手下，个个都是官僚坯子，除了吸食鸦片外，战时每天都摆酒欢宴，既不体恤士兵，也不理会逼面而来的大敌，他们笃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官场哲学。
平壤之战前，叶志超的小妾写给他一封信，劝他多为家里的妻妾想想，于是本非从杰的他，在平壤之战的紧急关头弃城逃走。
丁汝昌、叶志超乃庸才，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早就看在眼里并提醒他，李鸿章思来想去还是重用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自己的人。丁汝昌本人不谙海军事务，可他属下各舰管带，大多出身二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部分靠人身依附上来的海军将领，虽然很听丁军门的话，但亦步亦趋的他们，盘算的是站队而非打仗，哪里有能力对抗日本虎狼之师？
党争，内斗，掣肘，腐败。可惜了重金买来的战舰，可叹那么一群海陆军官兵。
选自《逆淘汰》
